《易中天中华史》作者
对于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异人而言，朝见中华天子真是谈何容易。事实上，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就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带到了北京，却一事无成。
当时，日本霸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大明帝国正高度警惕。因此，太监们虽然对西洋礼物很感兴趣，却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带外国人进宫稳妥恰当，利玛窦只好带着对北京的恶劣印象回到南京。
但是现在好了。朝鲜战争结束，丰臣秀吉死亡，紫禁城内外喜气洋洋。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初六，利玛窦再次从南京启程。幸运的是，他坐在税务太监刘成的船上，而且有两个房间，北上也就一路畅通。不幸的是，他们在临清落入势焰熏天的太监马堂手中，连同供物和行李被扣押在天津。
刘成无奈马堂何，只好留下祝福，匆匆离去。
马堂这样做的动机不明，最大的可能是想要控制事情的进程。事实上，六月下旬他就向皇帝奏明此事，并且遵旨让利玛窦提供了礼物清单。在这时，捞点儿好处是顺便的，邀功的想法应该占了上风，利玛窦受到热情款待，便是证明。
清单呈上以后迟迟没有下文，却又让他紧张起来，马堂变得凶神恶煞，甚至准备指控西方人携带违禁物品试图用巫术谋杀圣上。利玛窦在官场的朋友则告诉他，不要想逃脱马堂的爪牙，他们的势力太大，没有人能够施以援手。
利玛窦一行只能在又脏又冷的破庙里熬过冬天。
命运的转机却说来就来。十二月某日，利玛窦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带着贡品到北京去。事后才知道，原因是这个月初五那天，万历皇帝突然想起马堂的奏折，并且问：那架钟在哪里？我说，那架自鸣钟在哪里？旁边宦官答：陛下还没给马堂回话。皇帝立即批复：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
此时，那些可怜人已经在寺庙里哆嗦了十个星期。
大明帝国的秘密却也展现无疑。原来，利玛窦是否继续哆嗦，甚至是否能够留在中国，仅仅取决于皇帝忘了以后还能不能再想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所有人都想多了。西方天主也确实不如中华天子，尽管洋术士们不这么认为。
署名“大西洋陪臣利玛窦”的奏折和贡品，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送达御前。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爱不释手，派出的四个宦官则在三天内学会了操作，保证圣上能够听见和谐悦耳的钟声。理所当然的，这些聪明伶俐的奴才受到了嘉奖。
陛下却纠结起来，他很想见见前来送礼的外国佬，却又不愿意破坏自己定的规矩，除了嫔妃和宦官，绝不在任何人的面前露脸。最后的办法是让皇家画师为利玛窦和他的同伴画像。看到画像，万历说：啊！他们是回回人。
这大约就是中华天子的全部认识。
然而，明代的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万历的喜爱反倒激起礼部官员的愤怒——这些洋鬼子居然绕过自己，通过太监向皇帝进贡。经过与马堂的争夺，他们将利玛窦及其同伴带到了四夷馆。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好在礼部的官员给利玛窦他们分配了装修过的房间。后来，两个洋鬼子又被安排进了太和殿，向空着的龙椅下跪磕头，行礼如仪。
磕头以后，他们被继续监视居住在四夷馆，代礼部尚书行使职权的官员则上奏皇帝，声称《大明会典》中只有西洋，没有大西洋，利玛窦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应责令其不得在两京潜住，与内监交往，以免节外生枝，妖言惑众。
万历皇帝置之不理，他讨厌礼部官员，也不想让利玛窦他们离开，哪怕只是为了维护他心爱的自鸣钟。高级官员和监察官员中，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和各方努力，利玛窦定居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一住就是九年多。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这位意大利客人在北京去世。半年后，他被安葬在西郊阜成门外。墓地为皇帝所赐，葬礼规格依照陪臣。如此待遇堪称殊荣，因为利玛窦既非持有国书的使节，也没有帝国的官衔。严格说来他就是一介草民，尽管未经批准就穿上了士人的服装。
毫无疑问，这相当不容易。众所周知，大明帝国的国门从来就是紧闭的，他们甚至重修了长城。去世三年前夏季的某日，利玛窦在官员和宦官的陪同下，巡游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巨大工程：城墙上可以让十匹马并列驰骋，每隔一箭之地便有岗哨，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瞭望台。对此，利玛窦表示大惑不解：为什么如此伟大的国家会害怕别的小邦？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肯定的是，经历了宋元之变的中华史，不会再有两汉唐宋的开放，这倒未必是恐惧，即便害怕也是怕麻烦，更希望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反正大中华应有尽有，少架自鸣钟又能如何？总之，帝国并不欢迎任何闯入者，除非得到特批，并且发誓不再回到故乡。
因此，利玛窦来华的动机和目的，必须说成是仰慕天朝德化，希望德闻声教。在“贡献土物”的奏折里，利玛窦还使用了“沾被其余”的说法。的确，中华天子的恩泽是那样的浩荡，分出些许用不完的给远夷，又有何不可呢？
这洋鬼子可真会说话。
当然，那些奏折都经过了中国官员的润饰，却并不等于利玛窦被哄骗或者糊弄。也许在他看来，大明帝国就像富丽堂皇又深不可测的大宅院。为了深入其中，入乡随俗的使用对方熟悉的方式表示致敬，也是对主人应有的尊重。
礼貌得到了回报，也赢得了友谊。
友谊是利玛窦极为看重的。在一封信中，他向对方这样表明心迹：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在这里，来华目的变成了交朋友，谈学问，却与仰慕天朝德化并不违和，因为朋友原本就是五伦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向为士大夫们由衷赞同。
利玛窦更是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刚直不阿的官员冯英京被捕后，他定期到狱中去探望这位无辜的人。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就将西方人的交友格言译为中文，编写成名叫《交友论》的小册子，为之作序的正是冯英京。冯序中的一句话也早就广为流传：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事实上，人类总会有共同语言。以共同语言为前提进行文化传播，远比自说自话行之有效。利玛窦甚至利用中国人普遍认同的观点来说明一神教的信仰：既然人无二君，那么天上岂非只有一个天主？这虽然只能算作比附，却并不妨碍推论，尊奉人主的是人臣，尊奉天主的岂非“天臣”？
如此说法，至少算得上聪明。
难怪利玛窦能够折服那么多士大夫。
有诗为证：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
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是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
行进松楸中国大，不叫奇骨任荒寒。
这是晚明诗人谭元春在利玛窦墓前所作。这里面，思将礼乐攻人短，是指利玛窦用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别有聪明用物残，则恐怕牵涉到他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其实，早在利玛窦下葬之时就有宦官质疑：从古至今，都没有给外国人如此礼遇的，为什么对他特别厚爱？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朗声回答：其他外国人的道德学问，有比得上利先生的吗？别的不说，单单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亲赐葬地矣！
答得好，只不过如此功绩，离不开徐光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