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作者
徐光启是上海人。
明代上海是松江府的属县。我们知道，大明帝国有两个首都地区，分别称为南北直隶。南直隶十四府。松江府管辖三个县，其中青浦一度被废，万历元年才恢复。因此，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徐光启出生时，松江府只有华亭和上海。
上海县城南太卿坊一户普通人家生了个孩子，在松江府当然不算什么，更没人知道他将来会名垂千古。真正让人们感到兴奋的在两个月后——严嵩罢官，华庭人徐阶成为内阁首辅。徐阶与徐光启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交集，却体现出江南士大夫两种不同的聪明才智。前者老于世故，在官场中游刃有余；后者求真务实，远离党争，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显然，徐阶属于过去，光起属于未来。
这是性格所致，也是时代使然。
事实上，嘉靖四十一年政坛的变故，其实意味着世道正悄然发生变化。过去的朝廷虽然内讧不已，却好歹还有活力生机。张居正的革新遭到清算后，帝国便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死气沉沉，再也振作不起来。这当然不是徐阶的责任，但在他接任内阁首府的六年里，不是多少可以看出先兆吗？
也就在这时，葡萄牙人赖在了澳门。
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当然不知道这么多，身荷家族厚望的他按部就班地踏上科举考试之路，却直到三十六岁时才成为举人，四十三岁时才考中进士。很多年后，徐光启不无自嘲地这样感慨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这时，万历皇帝早就不上朝了。
然而徐光启又是幸运的，他在顺天府（北京）参加乡试时的主考官是焦竑。焦竑阅卷毕，恨于不得第一名，分考官张五典便从落选的试卷中找出了徐光启的，焦竑看完，击节称赏：此名世大儒无疑也！魁首（解元）就是他了。
唯其如此，徐光启终身都将焦竑视为恩人。更重要的是焦竑与李贽和利玛窦都是朋友。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来到南京看望恩师，混在人群里见了利玛窦，当时便认为对方是博学通达的君子。想来那是个高朋满座的场合，以至于四年后两人在北京重逢，徐光启还必须提醒对方曾经谋面。
当然，他们以后的交往就完全两样。进士及第的徐光启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留在北京。有此便利，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利玛窦那里学习几何学和逻辑学。终于，两年后的一个秋日，他们谈起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想法。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严谨美妙的《几何原本》并非一开始就赫赫有名。作为希腊文明的科学成果，它的原作者至少有三个：与苏格拉底同时的希波克拉底、与柏拉图同辈的泰阿泰德、柏拉图学生辈的尤多索。当欧几里得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当时是托勒密王国的首都）将其编成时，中国正处于战国后期。到中国的西汉成帝年间，托勒密的埃及被罗马吞并，这本书便差不多被忘了。跟古希腊其他经典一样，没有译为拉丁文。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继承希腊文明遗产的，是作为后起之秀的阿拉伯帝国。大约与中国的唐五代同时，迁都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时间持续两个半世纪之久。大量经典被直接从希腊文译出，成为阿拉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几何原本》。
拉丁文译本的出现，最早要到中国的北宋。一个世纪后才有了第三种，都是从阿拉伯文译出。直接从希腊文译出要到明的弘治十八年，也就是徐光启诞生的半个世纪前。如此看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此书，已是相当先进。
难度也不言而喻。事实上，利玛窦向徐光启坦率讲清了历来未能成功的情况。徐光启却慨然答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
工作进行了半年。每天下午，徐光启都要到利玛窦住处听其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撰写为文。经过反复推敲，三易其稿，最重要的前六卷在次年开春之际终于完成。
不妨看看徐译的定义部分：
点者无分。
线有长无广。
面者，止有长有广。
再看今译：
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
线是没有宽的长，
面是只有长和宽的东西。
徐译何其精准！
这很不简单。要知道，对于传统的士大夫来说，那不仅是陌生的领域，就连进入领域的路径也是陌生的。比如公理思想及其体系。所谓公理，就是不正自明的逻辑前提。缺乏这个前提，就会陷入没有止境的循环论证之中。这样的逻辑前提和论证方法，中国古代也有，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当然，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完全可以质疑恻隐之心是否人皆有之，或者说这个命题也需要证明。但在孟子那里，他就是公理，只不过没有“公理”这样的概念。
徐光启则将其译为“公论”，并定义说：
公论者，不可疑。
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徐光启译为“界说”。
这又是件新鲜事。如果说公理在中国古代，还算有其实无其名，那么，每提出或使用一个概念，必先下定义，可就十分罕见了。比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请问这是谁给谁定义？用“恻隐之心”定义仁，则不足以涵盖后者；反过来更麻烦，因为“仁”本身就需要定义，岂能定义其他？
结果是什么呢？辩论的时候，由于双方使用的概念没有公认的定义，往往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鸡同鸭讲。也不奇怪。儒家的学者，何曾受过数学训练。
因此《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于改变思想方法，其意义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也特别强调了这本书的特点：题论之首，先标界说，此设公论。以此为据，再层层印证，重重开发，则义如列眉，往往释然而失笑矣。
就连书名的翻译，也煞费苦心。几何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往往是“多少”的意思。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命名研究空间结构及性质的数学分科，已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对“原本”做了解释，明几何之所以然。那么，这书名是否隐含这样的意思：世界的所以然究竟有多少？
可惜，只能猜测。
但，这样的书，士大夫们看得懂吗？
看不懂。据荷兰学者安国风考证，利玛窦曾说，看得懂的只有徐光启和另一个中国人。因此，本书问世后，受到的称赞远远高于对它的理解。它甚至成为时尚，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不懂，但不能没听说，那就太丢人了。
这件事同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还有问题，如果翻译的目的在于改变思维方式和辩论规则，而士大夫们又是看不懂的，那么，千辛万苦地弄出来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