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下狱(《大航海时代》第二章 西学东渐5)

文摘   2024-11-21 07:04   上海  

《易中天中华史》作者


汤若望是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由澳门进入中国,康熙五年去世于北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了四十七年,他那入乡随俗的汉名,却与本名不无关系——若望即约翰音译,汤的读音则与亚当接近,这位约翰.亚当其实该叫若望汤。


本该叫“若望汤”的汤若望在中国待了十二年后,崇祯四年四月由西安到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他的贡献也许没有李天经大,运气却好得多。崇祯皇帝驾崩那年五月初二,睿亲王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城。紧接着,新当局下令,北城(内城)的汉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悉数迁出,搬到南边的外城,以便为那些外来户腾出地方。这时,李天经是自顾不暇的,也不可能去谈什么历法。存放在汤若望住处印刷历书的雕版和其他宝贝也面临不保之虞。


“洋鬼子”必须挺身而出。


于是,汤若望带着他的申请书来到武英殿,那张外国脸也很可能起了作用。乌泱乌泱跪了一地的汉族请愿者被皮鞭和棍棒驱逐,只有他得到接见。接见者可能是大清开国元勋范文程,甚至多尔衮本人。总之到第二天,士兵们就有序地退出了汤若望的寓所,雕版和圣物都得到保全。


这是李天经做不到的,后来也当然不再有他的故事。


其实对于多尔衮他们而言,汤若望来得正是时候。那位睿亲王很清楚,大清要替代大明,成为新的中华帝国,首先必须解决合法性问题。这就要反复声明,北京城甚至全天下是从李自成那里夺回的,并非抢劫了朱家人。这正是范文程提供的说法。至于为崇祯帝“报仇雪恨”之后,为什么不把江山还回去,范文程也有解释:秦失其鹿,楚汉逐之。


嘿嘿,按照这个说法,李自成倒成了项羽。


不过,逻辑虽然混乱,措施却也有力。出关后,范文程便向各地传檄: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进城后又发布安民告示,禁止清兵胡作非为,还隆重的重新礼葬了崇祯帝,并下令官民带孝三天,以示对亡明的尊敬。紫禁城当然也没有烧毁,而且像李自成那样自己住了进去。这样的鸠占鹊巢和改朝换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显然,新当局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


如此看来,汤若望受到礼遇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他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明旧臣,又是西洋远夷,这就让曾经贴过类似标签的人倍感亲切。因此,当他在奏折中向新当局俯首称臣,坦然承认“曾奉前朝故帝”时,多尔衮和范文程的心里应该是阵阵窃喜,而且很可能还有暗中考查。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新朝颁布新历时,多尔衮首先想到的是汤若望,而且知道他手里有历书。要知道,这不是小事儿。正如明初钦天博士元统所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历。值此江山易主之际,实际上的统治者多尔衮毅然抛弃老皇历,大胆选择“洋鬼子”的,岂非意味深长?


当年十二月初六,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的监正,成为这个重要部门历史上第一位洋长官,也开创了西方人执掌观象台之始。这同样是不计“华夷之辨”的清初才有可能。汤若望也投桃报李,将《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改写为《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在顺治二年自费出版。而且,这部新书虽然有汤若望增写的三卷,署名却仍然是“徐光启督修”。


徐光启如果得知,当含笑于九泉。


汤若望登上了观象台,也走进了紫禁城,并与成长中的顺治皇帝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尽管顺治帝明确表示,他推崇的是孔孟之道,却仍在努力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向汤若望讨教西学,还给了他一个极为亲切的称呼——玛法。


玛法是满语,意思是尊敬的长者,父辈或爷爷。


有个“洋爷爷”对顺治是幸运的事。在这位金发碧眼又和蔼可亲的外国老头面前,大清天子不必计较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少年。他甚至不满足于只在宫中召见,还会到“玛法”家里去,东张西望,问这问那,随便要吃要喝,完全是一副探亲访友的样子。


早就认识汤若望的孝庄皇太后,也没把他当外人。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英亲王阿济格蠢蠢欲动,很想由自己来做摄政王。鉴于无人胆敢出面从中斡旋,太后请出了汤若望,阿济格也听劝弃权。不过此事可疑。因为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这位王爷就因为谋乱而被拘禁,六天以后福临才得以亲政。阿济格的进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另一件事也有待证实。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病重,可以选择继位的只有两个皇子。顺治帝和皇太后派人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皇三子玄烨已经得过天花。此言一出,所有人也都不再纠结。


这些事的真伪无从得知,但汤若望备受尊崇是实。这就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愤恨。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六十八岁的徽州府歙县平民杨光先,以“谋判本国、妖言惑众、历法荒谬”三大罪名,将汤若望告到礼部。八月初五,密旨下部着礼部与吏部会审。初六,被告八人被押解到大堂。


此案审了七个月。期间,汤若望和他的三个外国同仁被正式逮捕,并移送刑部监狱,第二年做出判决。这时康熙皇帝才十二岁,决策者其实是辅政大臣。他们对刑部的判决并不满意,竟然要判汤若望凌迟——千刀万剐。


惨案眼看就要发生,转机却奇迹般出现。康熙四年三月初二,就在判决书送往宫中时,北京发生地震,此后又连震五次。再加上第三天金星昼见,去年十二月来的彗星还让人记忆犹新,都使朝野议论纷纷,京师人心惶惶。太皇太后便训斥辅政大臣说:先帝称汤先生为玛法,你们却要他死!


汤若望被无罪释放。


杨光先却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他说,因星变地震,皇上大赦天下,并非只赦免汤若望一人。辅政大臣当然也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将杨光先任命为钦天监的监正。


所以,这件事远远没有了结。


平心而论,杨光先并非恶人。相反,他倒是忠君爱国和忧国忧民的。他与汤若望也没有个人恩怨,发起攻击则仅仅因为那些人散布异端邪说,弄不好会动摇国本。比如,立法依照西方的,则何法不可依?地若不是方的,中华天子如何居中国而治天下?人类始祖是亚当,伏羲怎么说,大清朝又怎么从三皇五帝承接?信了他们的,岂非要亡国亡种?


难怪,杨光先要将其文集命名为《不得已》。


细读那些文章,不能说杨光先胡搅蛮缠,只能说与论敌完全处于互不兼容的文化体系和话语系统。至此,利玛窦的传播策略其实已经失败,接下来只能你死我活。杨光先也将科学问题和信仰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说地是圆的,是为了将华人踩在洋人脚下;制定《时宪历》只有二百年,则当然是不想让大清朝万寿无疆。他甚至怀疑,汤若望等人是国际间谍,使用望远镜也别有用心。总之,面对外来文化,此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并以高度的责任感公开摊牌。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那么,建国之初的大清该如何应对?要知道,他们自己也有难题,那就是与汉文化的关系。不融入汉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华帝国。如果融入,则意味着原来的制度和习俗都要改革。那可是伤筋动骨,何况背后还有利益和派系斗争。


历史默然不语,静悄悄地看着一个人。


他就是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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