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荐书：他们为什么要逃亡香港

这几天看了本旧书，出版于2010年的《大逃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内地民众逃亡香港，作者陈秉安通过采访和查阅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还原，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推论，改革开放并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被逼出来的。

历史上，通过三次条约，英国人占领和强租了香港、九龙和新界。

香港和内地的陆地分界就是深圳河，一边是香港，一边主要是宝安县城，也就是现在的深圳。而在当时深圳还只是个镇。深圳的原意就是个深深的河沟。

1949年10月，解放军南下，很快解放了宝安，逼近深圳河。

由于当时美苏两大阵营逐渐形成，西方对新中国态度不明，对外通道较少，所以中央政府决定不再向南进军，保留香港作为对外交往的通道。

隔着深圳河，内地和香港分属不同管理者。

1950年代，罗湖桥头

建国前后，大批“大陆难民”通过“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总数达200万人之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财政拮据，粮食、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另外，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放火，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

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从罗湖桥放人。”

由于当时国际局势复杂，蒋介石方面妄图反攻大陆，经常派人潜入内地搞破坏，也有大陆被镇压的反革命和地主等逃往香港，很快大陆方面开始封锁边界。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

深圳河并不宽，两岸人民错居，土地交叉，之前并没有特别管理，连接两岸的罗湖桥上只要有证件，可以自由往来，部分地段农民划船随意进出。

但从这时起私自进入三道防线，企图从深圳河偷渡者，将被视为“叛国投敌”。

1950年代，罗湖桥

1957年，粤北水灾，加上当时国内反右运动影响，每月有几千人偷渡逃亡香港。因为大多数人是因为吃不上饭才逃亡的，宝安县比较为难，于是上报广东省委，建议放松管制，允许灾民前往香港。

6月29日，广东省委同意这个意见，放宽边境管理，允许群众过境。

值得说道的是当时主政广东的是陶铸。

很快广东各地群众蜂拥而至，有证的过口岸，没证的大批偷渡。

“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

“沙湾乡团支部26个团员中，除了6个表示不会逃以外，有20个团员在准备外逃。”

香港方面和中央都被惊动，到了10月份，边境管理重新严了起来，抓住就判刑，必要时可以开枪。

很多外地人不熟悉当地道路情况，为了躲避抓捕，爬上了陡峭的梧桐山，望见香港的灯光后，冒险下山，摔死在了山崖下。

深圳河、梧桐山成了伤心地。

偷渡路线

1960年代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铁，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

与此同时，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反右倾，整风整社，反瞒产，特别是最后一个反瞒产，把农民的粮食都征走，宝安县的群众只能吃野菜。

为了度过饥荒，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李福林经过调查，向省委提出放宽管制，实行“三个五政策”，即：放宽人员管理，……社员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省委领导陶铸当即同意。

宝安县很快就走出了困境，稻谷红薯丰收，百姓手里也有了钱。

“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

陶铸和夫人曾志

宝安的日子好过了，全国全省的困难更严重了。

“据不完全统计，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8县，已经出现严重饥荒。已经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甚至有一家男人因为无法养活孩子而自杀。”

吃不上饭，群众纷纷逃亡，全国既然一样苦难，能够吃上饭的香港就成了首选地。

李富林说，“内部材料的统计是（逃亡）总人数不下十万吧，当然主要还不是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脑儿都涌到宝安县来了。弄得我们宝安县怎么也撑不住，乱了。最后宝安县的人也跟着逃！”

边界管不住，县里压力很大，消息报到省里，陶铸拍板，撤掉岗哨，不管了。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李富林说，“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也就是出于人道而放人吧。”

1962年5月5日开始放宽，到5月22日收紧，有几万人逃港。

“六二”逃港潮

香港，是这些逃难者唯一的念头，为此他们经历了很多磨难。

从还没离家开始，他们被监视，被教育，被批斗，甚至被妻子背叛。

不能买票就走着去，不让出村就偷着跑，有的母亲为了坚定孩子逃难的念头甚至自杀。

还没到边境，进了宝安，没有证明会被遣返，他们就走小路。

时值汛期，很多逃港者被洪水冲走。

真正越境时，要提防巡逻的哨兵、民兵，被发现了会被放狗咬，会开枪……

据作者推算，从1950-1970年，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西坑二队的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举报丈夫偷渡升任大队副支书的李美容也离婚了，心不在一起，再崇高的理想也解决不了夫妻感情的事儿。

到了19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对内地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偷渡的浪潮一直无法遏制。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调研，在听主管经济的王全国汇报时，得知近年来，宝安县跑了19万多人后。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宝安县有30万人，而香港的宝安籍也有30万人，有的大队支书带头偷渡过去。这让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很焦虑。

1979年1月，方苞向省委建议，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习仲勋。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13条）。

“13条”比1961年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面积更广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金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的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立以后，大批香港企业到内地设厂，深圳人不用逃港就能有更多收入，深圳也成了之后四十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来内地设厂的香港老板，很多都是当年的逃港者。

从香港望向深圳

柏林墙、三八线、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三个五”“十三条”正是李富林、方苞、陶铸、习仲勋这样的共产党人基于现实，实事求是的在解决问题。

来自基层的经验，来自现实的迫切需求，催生了经济特区，并让巨大的中国有了一片试验田，由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开放，直到全国。

今日的罗湖口岸

2023年，深圳GDP为3.46万亿元，远超香港的2.5万亿元，深港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更多香港人选择在深圳居住、消费、子女上学。

那个曾经强烈吸引内地逃难者的香港，如今已经没有人去逃难了。

不是香港褪去了光环，而是大陆尊重经济规律，解开生产力束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富足了，不用逃港了，这才是解决逃港问题的根本。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

那些几十年前在逃港路上受难的人，那些死在枪下的人并没有白白死去，他们用自己的苦难提醒我们，以前的日子不能再来。

了解那段历史，看清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让那些在逃港路上的死难者瞑目，这本书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