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荐书：荒野上的大师

读好的书，是种什么感受？

与我，就是坐卧不安，想拍案叫好，想赶紧写读后感，想找人交流，想以此为线索找更多资料研究。

这本《荒野上的大师》就是这么一本书。

出差前抓了两本书带着，这本书轻型纸印刷，拿手里比较方便，于是坐在首班地铁上就开始看，机场候机时看，飞机上看，到了目的地，在大巴上继续看。

下车前把这本300多页的书读完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先生和赛先生进入中国，刚刚走出王朝统治的华夏文明，在科学和民主上有若初生婴儿，无力自行。

值此之际，一大批学人或者留学归来，或向专家学习请教，不同于前辈文人，他们走向荒野，开展地质调查，考古研究，测量建筑文物，“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建设出了中国的地质、考古、建筑等学科，达到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水准。

“风雨、天险、疾病、匪患、战争……任何一点变故，随时都可能将他们吞噬。近代中国的学人们，却在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甚至被视为民族最后一丝尊严所在……”

中央研究院旧址

在云南昭通，三十岁的赵亚曾为了保护化石，被土匪枪杀。

在殷墟，地方官员带着一帮人，自称是“中央夜晚发掘团”，明火执仗来盗墓，甚至和考古队开枪。

在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古建调查，出版营造学社学刊。

“他们并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时代，没有因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托举起这些高峰的人，就是这些大师们。

我们对梁思成、林徽因、胡适都比较熟悉了，王国维、陈寅恪，也算是有所了解。

但读完本书发现，有两个人的历史评价和他们做出的贡献比，还是低了。

一位是丁文江。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

他白手起家，建起了地质调查所，开展矿产普查；重新发现了徐霞客，绘制了徐霞客的游记地图；提携了李四光、李济，为国家培育了北大地质科学生；陪同梁启超到欧洲为国内大学搜罗人才。

可以说他是凭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地质学科，更重要的是，他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地质学奠定了根基，树立了规范。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感叹：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另一位是傅斯年，他开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辉煌，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均在其列，梁启超、王国维给予巨大支持。

没有他，殷墟考古无法启动，而且会被河南军阀破坏；没有他，明清宫廷档案将会流失海外；没有他，中央研究院建设不起来；没有他，陈寅恪、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这些学者就无法维持生活。

从一位五四闯将，成长为历史学家，再到推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动机”，傅斯年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1958年，胡适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特地用自己的版税在“中研院”里为胡适造了一座房子。

后来，胡适非要搬走，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

“固然，是天才、勤奋和机遇塑造了这一代人的学术地位，但是，却正是对这些“传统”的尊重与坚守，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梁思达（右一）、李福曼（右二）、梁思成（右四）、梁思永（右五）、李济（右七）等人在蓟县独乐寺考察，摄于1932年4月

开始读书时，还在北方，看黄叶飘落，读完本书掩卷抬头，窗外南国郁郁葱葱。

荒野间，那些学者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畏艰险，追求科学，如同屈原一般，虽九死其犹无悔。

“作为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以科学的方法求索、实证，探寻地球的隐秘或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们保持着开放、理性的态度，愿意跨领域协同，跨国界合作，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汇，终于建构起新的格局。他们缔造的时代固然传奇，但归根结底，无他，其实就是尊重常识，相信科学，保存开放的心态。

无论怎样的时代都有落幕的一日，星河终将消逝，人们各奔前程乃至生死陌路，过往种种都被时间稀释。

街市永是流驶，世事不断轮回，他们经历的困惑，未来的世代仍要面对并做出抉择——是信仰科学还是迎合权力，是融入世界还是闭门自守，是努力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甘做附庸，究竟该如何选择，似乎不言而喻，但在现实中，所望与所求常常相悖。

许多事情听来都是常识，可惜，当人们真的需要做出选择时，最先舍弃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准则与常识。”

每个人都在登自己的山，丁文江、傅斯年如是，你我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