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 王曰凡 整理 王文青
大哥祁汝元，贾家庄村人，后迁居栗家庄村。2017年去世，享年85岁。
历任栗家庄村第二小队保管、第二小组组长、大队出纳，是历届栗家庄村社员代表、栗家庄乡人大代表，汾阳县第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汾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2010年，被栗家庄党总支评为“优秀村民代表”，2012—2016年连续五年被栗家庄党总支评为“五好和谐家庭”。2001年、2008年、2011年被汾阳市文明办授予“十佳文明家庭”“全国文明和谐创建百佳先进典型”“孝老爱亲模范”。2016年，被汾阳市妇联授予“汾阳最美家庭”。同年，在“传承好家风， 争当文明户”活动中，评为“乡级文明户”。
◆大哥祁汝元与栗家庄村前后两任党支部书记在一起合影留念（左一为现任党支部书记朱继尧、中间为大哥祁汝元、右一为前任党支部书记侯庆丰）
大哥5岁时，父亲祁广仁被阎锡山“抓壮丁”，音信皆无。在贾家庄村因穷困无法生活，26岁的母亲带他改嫁栗家庄村王锡义。第三年生下我，按王族谱序取名王毓藩。有了亲骨肉的父亲非常高兴，奔走相告，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可还没来得及过几天好日子，我刚出生半个月，父亲感染破伤风暴病身亡。哥年仅9岁，他和我又成了无父之子，娘仨的吃喝都没了保障。母亲和二伯父分家时，没有什么值钱家当，就分来距村5里的十亩薄地素地，孤儿寡母，何谈种地？靠舅父董庆福帮忙夏种秋收，却因地不好产不下多少粮食，三人吃不饱饭，每年缺粮3个月以上。
12岁的哥还是童年，本该上学，却在母亲的带领下，常年给庄稼大户打短工，干活实在、肯卖力气、又有一股不服输精神，时间不长，干的活儿庄稼大户基本认可，如此，工钱可换回一部分粮食，加上十亩薄地收入，母子三人农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勉强吃个多半饱，每年缺粮一个月以上。
“一个锅里省，两个锅里费。”每年收秋后，为节省点油灯柴火，一家三口便去米家庄和外祖母合灶，四五岁的我依稀记得，一路上哥用卜篮子一头担的我和被褥，一头锅和做饭用具，过去丘陵地区，浅沟就是路，遇到下大雪刮大风，雪从平地刮到路沟，哥深一脚浅一脚滑着走着。在外祖母家，哥帮舅父白菜地施肥、浇水，立冬起菜、打窖、储存。平时天不亮就起床，到通往城内的路上拾粪，白天拿上镢头地里刨高粱和玉米茬子，给外祖母备足全年的生火柴，加上母亲给舅父的7个孩子做过年的新衣服新鞋子（纳千层底），多多少少可以补偿舅父平日里帮种地的用工。
哥15岁后，干活能顶半个劳力，18岁能顶大半个劳力，能换回较多的粮食。1952年，哥已虚岁20，长大成人了，各项农活家事也熟悉了。正赶上党领导农民“互帮互助”的好政策，解决无牲畜户耕种困难的问题。村里成立了“互助组”，规划有牲畜的农户与无牲畜的农户合作。哥和母亲决定加入，从此土地耕种由“互助组”领导统一安排，再也不用连累舅父啦。
哥一年到头，听从组长安排农活，及时还清畜力户的务工，余下的务工对方还能给折成粮食换回。哥还替代无畜力无劳力户务工，双方各自结算，也能换回部分粮食。哥勤劳肯干，一年四季舍不得休息，换回的粮食加上自家产的粮食，母子三人能吃饱饭了。即便遇上年景不好也不太发愁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到1958年“人民公社”，党的好政策扶持穷人爬出了忍饥挨饿、衣不裹体的艰难岁月，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依稀记得，到了1956年，吃饭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我和媳妇玉香与兄长在一起合影
哥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家庭变化时深有感悟：“跟党走、靠集体，穷人才有活路。”他发自内心感谢政府感谢党，这一思想贯穿他的一生。
解放初期，哥每日劳动后，晚上参加村办扫盲识字班，勤奋好学，坚持学习一年多，认识了不少常用字，开始替组长记录每日考勤，后来当上了小组记工员。
人民公社化后，国家“兴修水利”，经常组织大兵团作战。1958年，“汾河水库”就是以民工为主修造的。主要靠人担卜篮子，也有少量小平车。哥被选送当民工，工地上住宿简陋、卫生条件差，工作环境污染严重，好多民工得了传染病，哥的病尤其严重，母亲知道后，每天牵挂在心，委托院邻王国帮把哥带回汾阳抓紧治疗，因救治及时，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满头黑发全掉干净，变成了“不毛之地”，年纪轻轻就只好围了个白毛巾，后来“农业学大寨”，人们戏笑他为“陈永贵装扮式农民”。家穷又没房子，再加上这装扮，哪有女人嫁给他，30岁还没结婚，联想起哥小时候受的苦和累，让人同情落泪。
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普遍吃不饱，我村按政策把大队“一级核算”下放到小队“二级核算”，叫“足下队”。就是土地、牲畜及大型农具、厂房、办公室全套交给小队队长掌管。哪个队收入高，哪个队每个标准工（即10分）分红值就多。我村二队队长任学曾搞得好，每个标准工1元。哥、母亲加我3人一块儿劳动，1963年分红就达300余元。考虑到哥早到结婚年龄，全家商定把原本租赁北头街王毓龙的北厦房一间半买下当婚房。当年哥就娶了褚玉兰为妻，大嫂随带前夫一女儿还不到2岁，起名祁爱莲，我和母亲祝贺他双喜临门，这一年哥已31岁。他非常高兴，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常说的那句泄气话:“这就叫花回来也没个立棍棍的地方啦”。
1964年，生下二女祁爱香。1966年，生下儿子祁爱成。两女一男、五口之家，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其乐融融的的小家庭，加上大嫂老实肯干，两口子团结一致、劲头十足，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大嫂对母亲和我也很好，可惜好景不长，哥嫂仅过了6年幸福生活。有一天，大嫂突然病倒了，从送医院抢救到医院外科主任透露“已尽全力”仅几个小时，我们只能将已奄奄一息的大嫂抬回家。期间我始终陪伴在哥身边，生怕他经受不起如此打击。哥在回家途中，连续僵死过二次。回家后，嫂子被安顿在原住房，哥一身松软瘫在邻家炕上下不了炕，母亲在院子里由邻居陪护着。而我更是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阵势，吓也吓傻啦。我想哭，眼睁睁地看着就这样活生生一个人没了。我替哥鸣不平，这老天爷对哥太不公平了！
哥才36岁，留下三个孩子怎么办？三个年少的孩子，总得有人给吃喝穿戴、有人管，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已52岁的母亲身上。为了能让哥全身心挣钱养家，她承担起了整个家务。就这样，母亲含辛茹苦帮哥把三个孩子带大。
经过多年积累，哥终于在1980年左右批下建窑地基，准备修建新房。为了节约成本，他利用本院现有粘土自己脱砖。于是，哥带领家人脱下砖坯，装进大口窑，雇人烧砖。节约了一大笔费用，但自己和家人要比常人付出更大的力气，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行。我从小就身单力薄，上班之余尽量抽空到工地跟工搬砖，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1978年，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大队给我村南头批了三间窑。当时农户盖房还没有“大包干”，自己雇上泥土匠，再加上亲友帮忙，还时兴打“土大山”，我的孩儿们还小，又上班根本没有劳力，哥亲自上阵，还带来了他的哥们弟兄，又帮往拱型窑顶上土，为了我5口小家能住进新房，哥出了不少力。
◆兄弟两家大家庭全家福
时隔8年，大队又一次批建窑地址。大队干部考虑到我3个孩子，又在离哥和母亲住处200米地方批了五间地基，全院深都是1米7以上的圪洞、水洼，哥又把他的哥们弟兄叫上连同好几辆车，拉了好几天石头和土才填满圪洞并找平地面。弟兄们帮忙不要工钱，都是哥替我还了人情。每每想起，心存亏欠、感激不尽。
哥是农业大户，1984年土地下户后，买下牲畜和二圪辘车准备大干一番，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又承包了责任田。当时，我家总共5口人的口粮田3.8亩，除“坟墙”的2.5亩种了核桃树，其它两小块儿水地都让给了哥种。农忙耕种时节，不管再忙，哥也要挤出时间帮我及时耕种、收割、拉运、脱粒。
记得有一次，哥通知我第二天“长征地”耕我家的地，得提前撒粪。我应承了，但白天上班，下班后天已黑了，前半夜又没月亮，我想第二天凌晨撒吧，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往地里赶，刚出院门50米时，碰见哥和二侄女已替我撒完粪回来了。此时此刻谁能想到，我一个大男人生生感动得流出了泪。当时哥已年近50岁的人啦。多少年啊，哥就这样无时不刻关照我。这样的哥世间少有，我真幸运有这么一个哥。
哥的一生，虽命运多舛，但受恩于党，收获满满。是那种少年贫困、中年奋进、老年圆满的命途。他为整个大家庭竭尽全力，倾心相付，尤其对我的成长和思想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引领。我每一次人生转折点、每一个生活困难阶段，哥都给予我无限支持无私帮助。我我虽没得到父爱，但哥像父亲一般，我也感受到了如山般的“父爱”。
现在我也年届八旬，真切体悟到那句老话——长兄如父。
王曰凡，1945年6月生，中共党员，光荣在党五十余年。就读于栗家庄小学、三泉中学。曾任栗家庄乡政府企业办公室乡镇企业管理员，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和“优秀乡镇企业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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