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 郝彩凤
我的父亲赵用五，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太原国民师范，学业完成后，抱着一颗救国救民火热的心，肩负家人、老师的期望，参加工作，走向社会。从1931年开始，分别在汾阳图书馆、汾阳崇德女校、汾阳西门完小、栗家庄、大向善、二道川中庄等地任教。
1938年日寇入侵汾阳城，在汾阳城的鼓楼顶上，插上了“膏药”旗。汾阳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都分别站上手持武器的日本兵，他们真枪实弹、横眉竖眼，不时地驱赶着、谩骂着出出进进的老百姓。
当时我父亲在城内教学和居住，生活涉及方方面面，隔三差五得去城外购置。有一次，父亲从城外购买了一袋粮食，扛在肩膀上进城，日本兵拿枪顶住腰间，不让通过，吱哩哇啦地叫喊，逼迫出示良民证，将良民证掏出后还不让走。后来才知道必须给日本旗鞠躬，才能放行。父亲强忍怒火，点了一下头才算通过。父亲一边背着粮食往回走一边嘟囔：我又不是坏人，更不是贼，中国人的地盘，还需要给日本人掏什么证件？真是岂有此理！唉，亡国奴啦。
在一个数九寒天的早上，父亲正常去学校教学。突然被日本人通知要接受日语培训，要求是每天教学中必须有日语课，所有学生都得会说日语，日本人委培日文督导员开始进驻所有学校，而且不定时、随机抽查。学校也没办法，只好应付。父亲安排学生们每天把日文书本放在桌子上面，好应付日本人的随时检查。有几天督导员没有来，有一天，他正给学生上国文课，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字，日本督导员突然闯进教室要检查，后面还跟着几个士兵，学生们倒是机灵，看到日本人进教室立即拿起了日文书，可黑板上还是中文，根本来不及擦掉，日本兵对着父亲哇啦哇啦地吼叫一顿，父亲心中恼怒，但无能为力，只好无奈的站在那里，叹息着。日本兵骂了一顿还不满意，采取更加严厉的办法把全班学生赶出教室，站在校园中间，学生们衣服单薄，冻得瑟瑟发抖。并威胁老师看你们还敢不敢不学日文？后经校长出来求情，又拿出课程表，说下一节课就上日语，他们才狰狞地裂开大嘴，哈哈一声，摆摆手算是发慈悲，放学生们回到教室。父亲的尊严，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极大侮辱。
那天放学后回到家里，他一直在院子里转圈圈，还在院子里随意踢打放在院里的筐子、盆子、水桶等，院子里的物品被他踢的七零八落、乱七八糟，母亲见状惊异地问他怎么啦？他一言不发，继续乱踢，直至劳累才罢休。后来，大病一场以致不能去校正常教学，在家天天闷闷不乐、似睡非睡；有时梦中还惊叫，邻居听说后都劝说母亲，让神婆看看吧，是不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了？父亲听后当即回绝并叹息道：我这病呀，得我自己治。
一段时间后，父亲身体稍微恢复便去学校辞职了。他再也忍受不了日本鬼子强加给汾阳城的那种耻辱，毅然辞掉县城教学工作。当时许多进步人士也纷纷离城到边远地区工作。
辞职后轻松了一段时间，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出于生计便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原则是不在日本人眼皮下工作、不能给日本旗鞠躬；农村、山区都可以。几经周折，终于在距离县城5公里的栗家庄找了一份教学工作，后辗转大向善，二道川中庄等地进行教学工作。
在农村教学，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日本鬼子见的少，而且再也不用向日本国旗低头鞠躬了，心情大好！他认真地教学，诚恳地对待老百姓，赢得了村民的赞赏。那时，工资不是发钱，是学生家长凑够两月粮食，送到学校，老乡们再拉着自己家的毛驴，把粮送到城里的家里。时间长了，自己也想买点生活用品贴补家里，可一想起进出城门的那种耻辱，就只能另想办法了，往往是送到离城不远的大向善舅舅家村再让亲戚们转给家里，这样整整三年，忍受着对孩子们的思念，一次也没回过城中的家。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父亲格外兴奋，兴致勃勃地跑回家，进了自家小院还哼着小曲儿，他想，我终于可以体体面面地出入城门了，再不用看鬼子的狗脸了，全家人都住在城里，理所当然地，可以回城教学了。于是，开始准备进城工作了，自己找、朋友们也帮忙找工作，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无音讯，怎么回事？经多方打听方知，国民党执政后，不允许在八路军管辖过的地方工作过的人在县城参加工作。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亲在二道川工作过，那里正是八路军活跃的地区，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执政了，好比狼走虎来了，老百姓怎么生活？算了，我不给日本人低头，国民党执政也不为老百姓办事，我照样不低头,找工作的事也就此搁浅！
父亲看到街上做买卖的人也不少，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等着吃饭，咱也试试做买卖吧。父亲的想法得到母亲的大力支持，自己子女多，日常开销大，家中并无积蓄，做生意的本钱成了头等头疼大事。母亲得知难题后立即行动，赶着做鞋、袜子，还蒸包子、蒸馍头，让父亲拿出去卖！后来有少许资金后又买了些红薯、白菜等蔬菜，摆在街上卖。父亲多年在乡下教学，没有经商经验，又碍于书生面子不敢大声吆喝，也不好意思自卖自夸，所以，买卖惨淡难于应付全家人的生活开销，只好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日子虽然过得苦但比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好转，但心里仍不是滋味！
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陌生人，强行将父亲连拖带拉抓进街公所的一间小黑屋（鼓楼南庙后街老爷庙内），关押父亲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白纸和一支笔，据说，这是执行阎锡山的“三自传讯”政策即自白转生，需要人人过关。包括交待：自己的问题？你本人与八路军的关系？做了些什么事？还有特别强调要交代我的二叔的问题（当时二叔已加入八路军），现在干什么？在哪里？我父亲装傻充愣，假装不懂时政，只在纸上写了些教学方面的事，至于二叔，虽然参加了八路军，可他已将名字改为马骉，父亲一口咬定，二叔多年未回家已不在人世了，就这样应付了一天。
第二天，国民党见前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就开始改变策略，一进门严加训斥并威胁说：你家的事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证据确凿，你想蒙哄过关是办不到的，不能自白就不能再转生，随手扔下一把刀和一卷绳子，说你挑吧，哪个好享受呢？随后扬长而去。这时父亲已经拿定主意，重要大事绝对不说，特别是二叔的事绝对不能透露半点风声，只说些闲事和无聊之事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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