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 张鸿钊
杨志誓、姬竞俊、李定是我高中时的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他们都是外省人，来自江苏、河北、湖南，大学毕业后为支援山西的教育事业离别故土、辞别亲人，不远千里客居相对贫穷、落后的汾阳任教。他们能够顾全大局、服从分配，体现了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公而忘私”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敬佩！
我上高中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20多斤，蔬菜、副食供应很少，肉蛋就根本见不到，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三位老师的处境就更差了。姬、李两位老师当时尚未成家，过着单身生活，在教工食堂用餐，几乎天天都是啃窝头、吃红面擦尖、白水煮菜，还填不饱肚子。业余时间还得自己动手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生活的艰苦、乏味和单调是可想而知的。杨老师虽有家属在身边，但大人、小孩五六口人，仅靠他每月四五十元的微薄工资为生，粮食不够吃，蔬菜、副食又买不起，清贫的让人难以置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们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们做到了：备课认真，讲课精辟透彻、生动有趣，易于理解、记忆深刻；批改作业不怕费时、劳身，非常详细、全面；课外辅导重点突出、针对性强、耐心细致、有问必答；复习总结提纲挈领、系统简捷、“由厚变薄”、便于记忆。正是有了这些高水平、尽心竭力恩师的辛勤培养教育，我的数理化成绩显著提高，高考时才能被全国重点院校——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录取。
◆左起张鸿钊、成宝田老师、成师母
成宝田老师是我高中时的政治教师，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是被日寇杀害的抗日烈士，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他政治方向坚定、思想活跃、学识渊博、观察事物敏锐、直爽、果敢、热情、健谈、平易近人，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我很喜欢听他的课，从他的讲授中，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唯物论、辨证法、矛盾论、实践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高中时，我担任学校团委会委员，当时成老师兼管团委工作，自然我们的接触和交流就多，他对我的教导和影响就更大。
大概是1960年夏，在罗马尼亚的布加洛斯特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会上苏共赫鲁晓夫带头攻击、指责主持正义的阿尔巴尼亚，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发表了“不能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的讲话，予以回击。当时，对中国的一般民众而言，“中苏分歧”尚属“机密”，不得而知，看到报纸对这一讲话的报道，都感到不解和愕然。没隔几天，我和成老师聊天，他问到我对这一报道的看法，当我模糊地回答说：“是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吧！”他首先肯定了我的观点，接着详细论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苏争论的事实，并指出：“事情总是在变化的，要以发展的眼光看事物。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堂生动的唯物辨证法教育课，提高了我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受益终身。
◆1957年4月汾中数学教研组合影。
前排：李建庭、王绶廷、王雅堂、洛鉴铭、孙介梅、温兆达
后排：李镜然、石永厚、梁永吉、杜森、解海州、杨志誓、张宝良、高海耀。
1967年秋，正值“文革”期间，我在汾阳城街上碰到成老师，就到他家坐了一会儿，两人聊起了当时的大红人、文革顾问康生鼓吹的“以后要不要党还不一定”的谬论，成老师问我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我没有想好，就没有明确回答。成老师却以反问方式亮明了他的观点：“毛主席语录中不是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吗?坚持党的领导不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吗?若以后不要共产党了，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又有哪个政党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呢?”他的几句话，使我顿开茅塞，明白了是非，也打破了对所谓“权威”的迷信。
◆三道川归来。左起1、2分别为姬竞峻、李定老师。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以忘怀：大概是在1961年冬,学校党支部开会讨论一些人的入党问题,我应邀列席。当讨论到有人的家庭成分时，成老师说：“对一个人的家庭出身问题，我党的政策：一是有成分论，二是不唯成分论，三是重在表现。要全面贯彻，结合实际，具体分析，不可有缺失或偏废。”他这样全面的看问题使我深受教育，铭刻在心。所以，当“文革”初期，极左分子打出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的旗号，搞唯成分论时，我从内心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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