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案例：债权人连续主张权利，普通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未届满，债务人抗辩超过最长诉讼20年的，法院不予支持
文摘
2025-01-31 09:36
河北
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诉德惠市某原种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时不适用二十年最长全力保护 期间 在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债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997年10月至12月，德惠市某原种场与某银行德惠市支行等签订四份《抵 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德惠市某原种场向某银行德惠市支行以土地使用权抵 偿积欠并抵押贷款共计人民币538.1万元（币种下同）。 1998年6月30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德惠市某原种场未偿还贷 款本息，也未完成土地使用权抵押手续。某银行德惠市支行于2006年12月12日 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德惠市某原种场加盖公章并 签署“情况属实”字样。此后，某银行德惠市支行及某银行吉林省分行 （2010年案涉贷款划归某银行吉林省分行管理）分别于2008年10月22日、 2010年8月18日、2012年6月12日、2014年4月8日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发出《债务 逾期催收通知书》，德惠市某原种场加盖公章予以签收。2015年10月21日，某 银行吉林省分行就案涉债权进行公告催收。2016年8月，某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案 涉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并通知债务人德惠市某原种场；某 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同时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催收债权。2016年9月，某资产 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并通知债务人 德惠市某原种场。 2019年8月20日，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确认德惠市某原种场以土地使用权抵偿某银行德惠市支行的约定以及抵押担 保条款无效，德惠市某原种场偿还借款本金538.1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诉讼请求 略）。法院审理中，被告德惠市某原种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的请求超过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0）吉01民初118号 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长春某 泽投资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 （2022）吉民终4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长春某泽 投资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4年3月 11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再26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吉民终461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1民初 11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且普通诉讼时效因多 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是否适用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 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从上述规定看，我国 民事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为避免法律关系始终处 于不确定状态，该条同时规定了起算点采客观标准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即 “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法律规定 ，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主要是解决在权利人长时间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或者不 知道义务人、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如何确定保护期间的问题。对于是否适 用二十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时间节点并结合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等事实综 合认定。本案中，案涉借款于1998年6月30日履行期限届满后，债务人德惠市某原种 场已于2006年12月12日通过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并签署“情况属 实”字样对原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此后债权人通过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发出《 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以及刊发催收公告等方式多次主张权利，上述行为均构 成了普通诉讼时效的有效中断。在此情形下，尽管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 提起本案诉讼时，距案涉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已超过二十年，但不适用民事 法律关于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立法目的看，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 社会关系、交易秩序的稳定。本案中，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权 利，依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同时，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主要是解决权利人长时 间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不知道义务人、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如何确定 保护期间的问题，而本案不属于该种情形，不应适用民事法律关于二十年最长 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 第二，从价值导向看，法律制度及其理解适用应尽可能减少诉讼，而不是 相反。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在债权人持续主张 权利且债务人认可的情形下，如果仅因债权人未在二十年的期间内通过诉讼方 式主张权利而发生“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后果，无异于是鼓励债权人以 起诉方式保存权利，既损害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又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不 符合法律制度的目的和精神。同时，债务人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该行为 使债权人对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具有合理期待并可能基于此种信赖推迟诉讼。 在此情形下，债务人又提出时效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不应鼓励。故 对于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且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 ，不应以超过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为由，对债权人的权利不予保护。一审：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1民初118号民事判决 （2022年5月25日） 二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吉民终461号民事判决（2022年9月 3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262号民事裁定（2024年3月11日 ）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1月2日作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