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代文超
远川研究院创始人
在中国，1984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邓小平在之前的一年讲道：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未来这句话还将被无数次提及。这一年，党的决议里第一次出现“商品经济”。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在1984年迎来快速反弹， 中国的商业周期到达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巅峰。
1984年也被称为“企业家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人投身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万科、海尔、联想的前身接连成立，史玉柱、段永平等人即将前往珠三角创业，任正非也在这一年离开了部队，复员转业南下深圳这片热土。
但庞大的中国经济，从来不是由100个任正非或者100个马云组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八大王”式的小人物构建出坚实的底座。
谁是“八大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威风凛凛，其实就是来自温州乐清柳市镇的8位农民出身的个体户，属于先富起来的底层老百姓。
“八大王”们特殊的群体属性在80年代初期集中爆发，他们热火奋进，在一片迷雾中找出前路， 同样也曾跌落至谷底，在黎明不知何时能到来前咬牙坚持。他们代表着更广泛的中小企业家群体，时代的钟摆在他们身上划出了无数道伤痕，但每一次在底部，企业家精神又总能重新破土发芽，葱郁茁壮。
#1
敢为天下先
“八大王”所在柳市镇的“先富起来”，是一群一无所有之人的绝处逢生。
温州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但山地多耕地少，自然资源也有限，而且作为对台前线，国企和集体企业也不多，改革开放前温州市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刚超过1亿元，都不够发工资。
直到1978年，柳市人迎来命运的转折点——5月，《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掀起改革大幕的一角，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为之改变，人们终于有了高考、烫发、穿喇叭裤和听邓丽君的选择。
柳市人却从中看见另一幅图景。“东方犹太人” 的天赋一夜觉醒，偷鸡摸狗的学会了扎花圈，沉迷赌博的也开始摆摊，那是1949年以来柳市镇治安最好的三年；购销员们跑遍全国各地，还有人把温州产的带鱼倒腾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去卖。
而柳市镇之所以日后成为“低压电器之都”，也跟他们的灵敏嗅觉有关。
当时国家正在缓停基建投资，转向重点支持民生相关的轻纺工业，各地国营企业的机电设备库存大量积压。听到消息的供销员们便冲向全国各地， 如蚂蚁搬家一样，将成千上万吨废弃机电产品运往柳市，再拆成零件销往各地。
很快，整个柳市镇就成了一座巨大的加工处理场，先后出现了300多家“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 从业人员过万。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一个叫“柳市通用电器厂”的，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 就诞生在这家名字霸气的社队企业里。
厂长石锦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毕业生，文革期间回柳市当起了居委会主任。为了解决返乡知青的就业问题，石锦宽找人凑钱办厂，起初叫“反修工艺社”，意为“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效仿美国通用汽车，改名“通用电器厂”。
石锦宽采用的是一种“挂靠制”模式，下面设置独立经营的门市部（车间），各门市部自负盈亏， 每月只需缴纳30元管理费和纳税，通用电器厂对内就只负责管账报税，能极大地调动积极性，很快门市部的数量就拓展到了32个。
1979年通用电器厂的产值已经近1亿元人民币，而乐清县所有县属企业生产总值加起来也才800万元。
卖螺丝的刘大源就挂靠在通用电器厂名下。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情愿倒腾螺丝也不要国营厂的招工指标，生意从柳市一路做到上海。那时候， 上海的国营标准件厂也只有2万多种螺丝，刘大源的店里却有4万种之多。
同样冒尖的还有卖线圈的郑祥青、做矿灯的程步青、倒腾旧货的王迈仟、捣鼓五金元件的胡金林等人。其中，叶建华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懂五金电器， 是个开照相馆的。
柳市人都离不开叶建华，因为他跑遍全镇后整理出一本带样品插图和售价的产品目录，那是购销员外出跑业务必不可少的工具。十多年后，一个叫马云的人和他的阿里巴巴做了同一件事，蝴蝶振翅般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
1980年，通用电器厂开始评选先进车间。有人向石锦宽提议用“大王”做先进称号—这本是王迈仟的外号，当时为了区别，人们叫王迈仟“大王”， 他的父亲是“老王”，儿子则是“小王”。
这一年，十个“大王”横空出世，刘大源成了“螺丝大王”，叶建华成了“目录大王”。在表彰大会上，
“大王”们还收获了印有称号的热水壶。
“大王”也成了柳市最时髦的用语。有人开始以此称呼镇上的经济大户，做开关元件的郑元忠得了个“电器大王”的名号。他对此很受用，据说还爱读一首名为《给咱弄个大王来吧》的诗。
#2
道路是曲折的
1982年，改革开放进入第五年，巨大的矛盾却笼罩在国民经济上空。
一边是疯狂生长的民营经济萌芽。在刚刚建立的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高挂蛇口港。如“八大王”这样的经济能人不断涌现。在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 商标，不顾妻子劝阻，鸟枪换炮地办起工厂——早在1976年，他就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但在另一边，是过热的国民经济和意识形态之争。国企改革艰难推进、“倒爷”横行，势头正猛的民营经济成了背锅侠；在中央收到的文件中，乐清县俨然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
一场风暴终于在1982年到来。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紧急文件，要求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在这次经济整肃运动中，浙江的重点是温州，温州的重点是乐清，乐清的重点是柳市，柳市的重点自然是“大王”们。
需要说明的是，“八大王事件”实际要抓捕11人， 其中8个“大王”来自通用电器厂。郑元忠等3个“野生大王”，是工作组顺便一起抓的。至于抓人的标准， 其实就是谁最风光、最赚钱，就抓谁。
“五金大王”胡金林的反应最快。他先扛去六万元现钞补缴了17个月的税，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外出旅游避风头。两周后，他回到柳市，却发现风波愈演愈烈，“大王”们被挨个叫去工作组，进去就没再出来。
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关注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在《人民日报》读到河南一“汽车大王”倒卖几百辆车，每辆才赚几十块就被枪毙了（实为无期徒刑）。自己一年赚几十万，哪还有活路？
回家后，胡金林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东西—那是一个格子条纹的人造革包，内有五套工作证和对应介绍信，200斤全国粮票，2000块人民币和冬夏衣物。就这样，26岁的胡金林成了一名全国通缉犯。
郑元忠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被柳市镇工商所喊去写检查，一写就是28天。第29天，他终于忍不住砸了审讯室的墨水瓶。离开工商所时，他听见对方说“走着瞧”，于是回家见过妻儿，拿钱就跑。
叶建华被抓时，不少生意人都苦恼：没有他的产品目录，以后要怎么跑业务呢？这个老实人其实只赚了两三万，被判三年有期、缓刑三年。
这场经济大整肃中，“八大王”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
“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前一年还是《芜湖日报》上的家乡品牌代表，转眼就因为雇工人数过百而背上“资本家”骂名，一路被状告至北京。
截至1982年底，全国经济犯罪立案数量高达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合计追缴款3.2亿余元。一时间人人自危，“八大王”的惨景更是让柳市人噤若寒蝉，关店的关店，逃跑的逃跑，柳市的工业产值一年内暴跌57%。
经济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一架无比复杂的精密机器，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线性因果的简单函数——给什么样的输入，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输出。
#3
不破不立
短短两年时间，温州经济便经历了从热火朝天到坠入冰谷的快速切换。
1980年温州市工业增速曾高达31.5%，但到1982年竟骤降至-1.7%。地方经济是当时中央考核的重要指标，这对一个官员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感受在当时尤为深刻。
1982年底，当时温州正准备召开“两户”（重点户和专业户）代表大会，表彰那些勤劳致富的先进分子。然而令袁芳烈没想到的是，受到邀请的人根本不敢来。人们的抵触更让他意识到：“八大王事件”过后，温州人的信心被摧毁了。
于是一夜之间，街上的大喇叭和横幅换了一副面孔，开始高喊“热烈欢迎两户代表”。领导干部更是亲自上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为了进一步给群众做思想松绑，袁芳烈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冒险”的决定：邀请一个雇佣了50人的林业大户上台发言，并让《温州日报》配合报道。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七上八下”理论，敢雇50人那可是板上钉钉的资本主义剥削。
牢狱里的“八大王”也没有就此被遗忘。当时《温州日报》副总编辑丁春霖一直在调查取证，为“八大王”们喊冤。同样为申冤奔走的还有“八大王”的家属和同僚，其中就包括原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
1983年元旦，石锦宽从广播里听到中央新发布的一号文件。这份以农村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文件提到：“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 石锦宽听了之后隐约感觉到，风向有变，机会来了。于是在当天下午，石锦宽就赶到温州市委，点名要找市委书记袁芳烈。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当时主政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空气里的风向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当时中央的政策不明朗， 官员们也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大错误”。于是袁芳烈做了一个保守的决定：低调复查，逐一改判。
1983年春节过后，袁芳烈先去柳市镇“重新” 了解了“八大王事件”的经过，随后牵头地方法院重新调查审理，最终结论是除有轻微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情况“基本符合中央精神”。袁芳烈也终于开口承认：“我们抓错了，我们认错。”
这一年，大王们陆续被改判无罪，查清一个放一个。然而一方面，针对郑元忠等外逃“大王”的追捕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法律上的低调改判，只为少数人所知晓，当时无数风声鹤唳、如履薄冰的民营企业家，依然在等待一场公开的“平反”。
1983年9月20日凌晨两点半，“电器大王” 郑元忠前脚刚到柳市镇，后脚就被抓进了看守所。在狱中，他用报纸裹着圆珠笔芯写了几十封申诉信， 但无一寄出。比起悔恨，他的心底更多的是不解和委屈。就在他近乎绝望之际，转机出现了——1984年3月27日，他被无罪释放。
郑元忠的绝处逢生与外面世界的变化密切相关。1984年初，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商品生产和流通，并强调：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
风向彻底转变，“八大王”也终于等来公开平反的机会。很快，温州市委召开一场全市干部会议， 公开宣布给这八个普通的个体户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以“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为主题作讲话。
在中央意志的干预下，那些闻名一时的“投机倒把”冤案也被逐一平反和正名。最幸运的莫过于“傻子瓜子”年广久。一来，虽遭到举报，但他并未因严打而入狱；二来，被状告至中央后，他反而得到邓小平的首肯。
当然，历史从来只会记住幸运的少数人。那一年被判刑的3万人里，有多少人是有家人奔走、媒体喊冤的？有多少人能遇上坚守改革意志的地方官员？又有多少人能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领导人所直接拯救？
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总算在“八大王”、年广久们身上重拾希望。 在温州，“八大王”彻底平反的消息伴随春风吹遍每个角落。1984年夏天，柳市迎来了久违的办厂热潮，整个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达到五、六千家之多，工商局平均每天要给74家低压电器企业办注册业务。
人人都说：“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归来。”
#4
1984，一个新的起点
1984年，一个土生土长于柳市镇的年轻人和朋友合伙开起“求精开关厂”。几年前，他还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照相馆门口摆摊补鞋。而他，就是日后缔造了中国低压电器龙头企业“正泰”的创始人—南存辉。
南存辉在许多年后才吐露出当时的心声：“‘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
“八大王事件”的妥善处置，意味着制度环境对尚处萌芽中的中小企业家群体们的肯定，而一个开放的制度环境，也催生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全新的中坚力量——“84派”。
站在1984年的起点上，不论是未来企业发展领头羊“84派”们，还是无数支撑着中国经济底座的“八大王”们，此后四十年时间里，一个个鼓舞人心的奋斗故事将被书写，他们的个人与企业成长， 也将与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新生进步紧密关联。MI·专题
编辑排版丨刘蕊绮
审校丨宋朝阳
都看到这儿啦，点个赞
转发给更多的人吧！
关注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转载｜请后台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