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金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
2024年，总是听见有人说：“不出海？就出局！”
中国的高速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受益于全球化的主旋律。行至今日，有一大批中国企业已经驶入“改革深水区”，在暗流涌动的国际环境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一波新出海浪潮。
风高浪急，企业汲汲营营地寻找未来的生存之道，我们来不及去回顾与思考，甚至都快遗忘了：在此之前，经济全球化的原有逻辑是什么？
从图1可以看到，一家企业以产品范围与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来分，可以分成四种情况。大多数企业在发展之初，都是“锚定复制者”——产品相关多元且在有限范围；如果继续发展，向两个坐标轴延伸，既可以进行远距离扩张，成为“多国复制者”，如辉瑞、脸书，也可以以本国为中心小范围发展非相关多元，如中国的万达；最后在产品范围与地理范围都走得更远之后，发展成为“全球巨头”。不得不说，在效率与成本优先的全球化逻辑下，一些中国企业实现了从“锚定复制者”向“全球巨头”迁移，成为行业全球领先的企业集团，比如华为、腾讯。
🔺图1 产品范围与地理范围模型
但地缘政治的变化，加上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震动，使得经济全球化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美国主导的税收改革、关税壁垒、技术禁运等政策扰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在原本的全球供应链上筑起一道道关卡，一个新的以“与中国脱钩”为核心的去全球化逻辑开始在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
例如，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友岸外包”战略目的是将贸易和产业链，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链的构建限定在可信任的国家圈内。但实际上，新旧逻辑的迭代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短期内，保持现有体系的经济合理性抵消了要求“去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压力；中期来讲，全球化逻辑与非全球化逻辑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形成一个复杂多变的“新”制度格局。这是一场经济理性和政治分歧的拉扯，未来国际商业可能更加分散，不仅基于地理上接近，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趋同带来的多元地理分布格局将成为许多企业新的战略思考。
01
双螺旋战略
为应对去全球化的外部挑战，降低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经营风险，企业在国际化布局中提前做出的相应预判及战略准备行动的集合，我称之为“双螺旋战略”。
“安全性”是企业在外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企业需要在可能的冲突发生之前建立相对安全的策略。“双螺旋战略”以中美两极为核心，按照未来可能的大国博弈关系，企业梳理出两套既能保持动态连接，又能够独立运转的外部产业链与内部价值链协同的战略组合。“双螺旋战略”要求跨国企业对于能够在中美脱钩背景下扮演“第三方中立地带和跳板”功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试点，以尽可能延长两极世界之间的链接，减缓中美脱钩带来的打击和影响，如中亚、阿拉伯、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国家。
为什么现在总说企业“不出海，就出局”？正是因为双螺旋战略是企业应对全球政经格局从全球化走向二元有限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美博弈背景下提高企业韧性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2023、2024年，我先后去了越南和墨西哥——中国企业出海的两个热门目的地。在那里，我看到了海外市场的活力，但也领会到了出海的不易。如果要问我现在要不要去这两个国家投资，我会说：“再想想。”
02
越南：发展空间有限
过去两千多年来，越南的发展就一直在不同的大国博弈中寻求空间。从与宋、元、明、清各朝的朝贡关系和互相牵制，到后来法国、日本、美国相继在越南领土上的角力，都参与构成了当代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底色。
按照双螺旋战略的基本原则，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政局相对稳定，有劳动力成本优势，政府与民众也有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意愿，与中国在地理、文化上接近。因此，东南亚是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梯度转移、开展国际化的务实选择。
越南和中国在制度和政策制定上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发展脉络也出奇地一致。最显著的就是越南提出的“革新开放”，大范围地学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把越南看作跳板前来建厂，而只有越南本地附加值超过35%的产品才能获得“原产地认证”的政策，也促使越来越多的配套企业前往越南投资。在各大工业园区参访过程中，立讯精密、歌尔声学、比亚迪电子和京东方等“果链”或“星链”企业被多次提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越南的标杆。
在跨国投资中，我们当然需要了解一些显性的投资优惠政策，比如水费、电费、税收、人均工资等，也需要考察产业链配套措施、腐败程度、政治稳定性、金融系统安全等隐性条件。在和企业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国民待遇一般般”成为大家比较一致的感受。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这儿既没有被优待，也没有被亏待，和我们国家鼓励外资进入时期的政策有较大的差距。
但对于企业来说，最核心的是要判断越南的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从经济构成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贸易、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用于判断当下。贸易方面，越南自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主动融入多个贸易协定，让自己处于贸易优势的地位，其中包括《越南欧盟自贸协定》、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和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但越南在国际贸易链条中更多扮演着“中转国”的角色。我在越南行中观察到，越南自主品牌或大型本土企业几乎没有。越南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正日益收紧其原产地证的核发与监管，由此鼓励更多外资企业投资建厂。
从投资角度来说，外资可能更看重切实的回报，政府投资才更能站在长远角度“补缺”。然而在政府最应该扮演投资角色的基建方面，越南做得并不够。在旅途中，即便在最大的两个城市河内和胡志明市，我们见到的也是相对落后的基建设施。较低的税率、地方政府的“财权”不足，以及土地私有化政策对政府在基础设施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限制，制约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导致连接越南南北两大城市的高铁项目, 从2005年提出设想至今仍落不了地。
最后一驾马车是消费。一个国家消费水平的提升主要来自两个因素的叠加：一是老百姓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他们花钱都买了什么（消费结构）。越南尚未形成“消费金字塔”，高企的房价也可能抑制消费。
总的来说，越南要实现长期高速增长是有挑战的，在投资决策上需要谨慎乐观，不要被当下的高增长冲昏了头脑。这一点可以从国家竞争优势来源的视角加以分析。
一开始，越南的国家竞争优势来自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由于自然资源禀赋是客观条件，我更想着重讨论一下越南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也伴随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其缺点就是用得越多，消失得越快。大量企业在争抢越南土地、空置厂房、成熟员工的同时，成本也在加速上涨。目前，越南生产线工人的平均工资已达3000-4000元人民币/月，比起15年前提高了三倍多。
越南还面临着提前到来的老龄化。越南卫生部预测，2038年，越南老年人口将超2100万，占总人口近20%，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从中国的经验看，人口红利之后是发展以“技术红利”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力，从而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以提高附加值，这当中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越南每年毕业的本科生仅有30万人左右，不足以支撑未来制造业升级。
如果知识技能没办法升级，工资又要涨，结果必然是简单加工制造业会再去寻找越南以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洼地国家。有调研显示，那些在越南投资的中国企业，大多数认为越南的经营成本正在提高，利润水平将会下降。
人口红利消耗过快，却缺乏下一步国家竞争优势提升的充分基础，越南经济难以再现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那些当下决定去越南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恐怕是来晚了！
03
墨西哥：无须盯着一个方向
在越南走访了一圈之后，我又跨越半个地球，去了与美国紧密相连的墨西哥。
和中越类似，地理上的接近使得墨西哥对美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依赖，其GDP增长曲线都与美国高度趋同。
大量中国资本涌入墨西哥，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看中了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本土市场未来庞大的发展机遇；二是借助《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为跳板，让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据我们观察，大部分在墨西哥投资的中国企业更看重后者。
通过《美墨加三国协议》和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美国正在减少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这样的贸易转移可能成为墨西哥填补美国供应链缺口的历史机会。不过，虽然在墨西哥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是零关税，但仍被要求以满足协议规定的原产地规则为条件，比如，汽车整车或零部件的75%须在北美三国完成制造。
与其说把墨西哥当作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一个跳板，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中美博弈的跷跷板。一旦美国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所有在墨西哥投资的中资企业都会受到新的影响。因此，这些企业都要被迫去思考，在墨西哥生产的产品如何去满足不断变化的原产地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到企业的成本控制，如何寻求企业跨国布局后的竞争优势，这对企业而言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难题。这就是“双螺旋战略”中的“动态跨极调整”。
回到竞争优势的逻辑，2023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9万亿美元，世界排名在过去三年间上升了三位；从2018年到2023年，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率。墨西哥还拥有比较完整且多样化的工业体系，轻重工业部门齐全，能源工业比较发达。由于背靠美国，墨西哥的制造业一直是其产业支柱，75%以上的出口收入和约1/4的GDP源自制造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包括汽车制造、电子产品、
家电制造、医疗器械、航空航天和石油化工。墨西哥同样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国民平均年龄29岁，2023年人口总数达1.28亿，是全球第10人口大国。
这些优势早就被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企业看见了。
江淮汽车在2012年就进入了墨西哥市场，2017年与墨西哥当地经销商巨人汽车达成合作，通过组装生产的模式投放产品。在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又在墨西哥自建生产线，目前已有5条产线投入运营。以离岸组装模式进入市场的江淮规避了20%的整车进口关税，成功贴上“HECHO EN MEXICO”（墨西哥制造）的标签。
无独有偶，坐落于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是较早布局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服务平台。其诞生于2015年，由中国的华立集团、富通集团和墨西哥当地具有丰富社会资源的桑托斯家族三方联合创立，目前已有海信、敏华、银轮、亚特等30多家中国企业入驻。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墨西哥也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们在旅途中感受到，墨西哥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将外资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有的连介绍PPT都是中英文的，还自带翻译人员。墨西哥大部分招商引资条件跟中国非常相似，但其中有一条让我们非常惊讶：他们规定将投资金额按一定比例返还，有的甚至高达50%，返还的资金专款专用，用于墨西哥员工的培训。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深层次理念：表面上引进的是资本，实际上更看重资本背后可增值的人员能力的提升，希望借此来提升墨西哥本国的人力资源水平，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但高昂的营商成本却是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盈利的阻碍。由于资源短缺，墨西哥的水电费都比国内高出不少。对于制造业来说，在墨西哥投产普遍面临着原材料成本高的问题。如果使用中国的原材料，需要增加长途运输的运费；而当地原材料价格相对昂贵，主要因为产业链配套还不够完整，更无法媲美中国的规模、产量，难以通过规模效应降本。
综合各方面信息，制造业在墨西哥的生产成本要比国内普遍高30%-60%。
中资企业在墨西哥还面临着管理流程上的“水土不服”。大量案例表明，美国、德国、日本企业在墨西哥投产适应得更快，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管理流程、SOP都是完善的一套标准流程，而大多数中国企业靠的是“人治”，往往缺乏明确细致的规章制度、指令完备的操作手册等。所以，中国企业出海还必须补上科学管理方法和与国际接轨这一课。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华为。华为从2001年起就以墨西哥为主要阵地，开始进军拉丁美洲市场，目前在墨西哥已有1000多名员工，墨西哥本地人占85%以上。作为最早出海拉美的中国企业之一，华为与当地的合作和融入都已相当充分。
我们在访问华为驻墨西哥办公室时了解到，虽然受到打压，但华为在墨西哥的业务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并未受到中美博弈的影响。这是因为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有着相当可观的本土市场机遇。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证明：中国企业出海到墨西哥，无须所有人都只盯着美国看。
总体来看，墨西哥的投资环境仍存在诸多挑战。当地华人企业家给出的普遍性结论是：中资企业出海到墨西哥以后，往往前两三年是不能盈利的。想要到墨西哥投资建厂的企业家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MI·专题
编辑排版丨刘蕊绮
审校丨宋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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