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2月2日周日（第32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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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读分享   

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研究

  导读  

1 研究背景

战略创业的重点在于识别、把握创业机会,通过工艺流程、产品设计、市场定位的及时优化与更新来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家族企业应对变化、实施转型、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家族企业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考验,家族企业必须通过战略创业在动荡的市场中抢占先机、赢得市场份额,维持家族繁荣。然而,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大量创一代即将步入花甲之年而产生的交接班问题,家族导向与创业导向的冲突、去家族化与代理问题对企业的转型、传承和战略创业提出了重大挑战。中国家族企业如何在转型经济下顺利完成代际传承,选择正确合适的战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中取得优势的问题有待解决。

学者们基于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等展开代际涉入对战略创业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二代不具备一代的权威,其将加大企业中其他员工、团队的配合难度,不利于家族企业的战略变革[2]。亦有部分学者认为,代际涉入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思想,二代更具有冒险精神,倾向于使用新方法、新产品,通过战略改革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3]。未能达成一致结论的原因在于:①战略创业有别于普通创业,其创业行为涉及策略再造、组织再造、业务模型再造等多个方面,是“多面开花”的创业行为,代际涉入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影响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证实。②SHEPHERD等[4]指出,家族企业能否通过代际涉入提升企业的战略创业绩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企业的高管团队。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团队的战略选择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而其在决策过程中并非完全理性,受到自身认知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限制。中国存在“圈子文化”,代际涉入过程中高管成员间基于能力、身份属性分裂为组内相对一致、组间相对异质的群体,由此分别产生由能力、身份属性引起的高管断裂带[5],其将影响高管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决策被采纳的比例,从而影响战略创业行为。现有研究一方面未考虑到高管断裂带在代际涉入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影响中具有的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未对高管断裂带分类考察,导致研究结论并未统一,认为高管断裂带对于创业存在正向、负向或非线性的影响。③代际涉入对于战略创业的作用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借助西方的研究范式,讨论性别、长幼及教育背景等二代个人特质对家族企业的差异化作用,然而中国的家族企业更需要考虑基于“家”与“商”两大体系运作基础上的情感差异。“任人唯亲”思想在中国家族企业中较为普遍,可能导致二代直接“空降”并在企业中任职高位。研究表明,若一代选择直系亲属激进式继任企业,容易导致“少主难服众”的尴尬境地[6]。同时,中国家族企业当前面临“危”与“机”并存的经营环境,二代社会资本反映对外部资源信息的获取与利用能力,从各个方面对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产生影响[7]。现有研究未考虑到中国家族企业代际涉入过程中的亲缘关系、父辈帮扶、社会资本等特殊表现,二代亲缘关系、二代继任方式和二代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中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基于高阶理论、信息决策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选取2011～2022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探究中国情境下代际涉入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影响,并试图厘清高管断裂带、二代继承方式、二代亲缘关系及二代社会资本在该影响路径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逻辑框架,修正了高管断裂带、二代继任方式、二代亲缘关系与二代社会资本视角下代际涉入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亦可为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及战略创业提供决策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

战略创业是企业通过寻求优势与机遇以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代际涉入为家族企业实施战略创业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其一,代际涉入为家族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为其创新发展和战略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较年轻的接班人通常会更具冒险精神、革新精神以及崭新的经营观念。在接班后,二代更倾向于利用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推动企业的业务再造,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二,代际涉入影响家族企业经营环境,推动家族企业的组织再造。随着代际涉入的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到二代继承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家族企业原有组织惯例[8]。二代继承人通过改变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和管理方式,提升家族企业内部活跃度和管理科学性,加大企业内部战略改革力度[3],以获取更高层次的战略创业绩效。其三,代际涉入推动家族企业经营策略变化,加快其策略再造进程。研究表明,为了避免企业绩效大幅变动,创一代往往会为二代会留存一部分利润空间,给予其更多信心[9]。二代继任后将更多地关注创新与投资,以传统企业为基础,探索多种多样化的发展途径。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 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2 高管断裂带的中介效应

代际涉入改变了家族企业中原有的高管成员结构,二代与原始高管成员之间可能由于任期、职业背景等原因形成能力断裂带,或由于家族亲缘关系等原因形成身份断裂带[10]。

基于信息决策理论,尽管二代与原有高管成员因其职业背景、从业时间不同产生能力上的断层,其之间存在的较大知识差异,将促进多元化思维的产生,实现在知识领域与专业技能上的增强与互补,为二代进行战略创业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亦为其获取复杂的解决方案提供基础[11]。高管能力断裂带引发家族企业的异质性与多样化,其所组成的子团体一般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力、更高的风险评价和更多的工作执行力,进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分配效率。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成员倾向于依据与自身具有相似性或共通性的群体特征来界定自我身份,对于自身所在的子团队产生高度认同,而对与自身属性不同的子团队产生排斥[11]。二代以“家族成员”的身份进入企业,加剧了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于高管中的非家族成员,二代可能对其产生排斥行为,对其决策产生更多的不信任与偏见。这将促进二代对于战略创业的进一步思考,以变革的形式证明自身的权威与价值,为其发现企业薄弱环节,推动企业战略变革提供条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 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在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正向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1c 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在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正向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2.3 调节效应

2.3.1 二代继任方式的调节效应

二代继任方式分为激进式继任与渐进式继任两种[12,13]。相对于渐进式继任,激进式继任导致企业内部更大的差异性。首先,战略创业是公司最主要的一种投入方式,其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偏好[14]。二代与原有的高管之间由于年龄、经历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风险偏好,二代更喜欢新鲜与冒险,激进式继任降低了思想同化的可能,二代更容易遵循本身的偏好进行战略创业。其次,激进式继任将加大高管断裂带的程度。一方面二代直接进入企业将造成更大的能力断层和知识异质性,不同知识之间的碰撞使得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现变得更为容易,企业内技术创新、业务再造、战略变革更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激进式继任加大二代与高管之间由于年龄差异、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可能造成二代与股东之间的矛盾,亦不利于提高二代对家族企业现有文化、发展方向的认同度[15],但其却容易引发更大的战略变革。激进式继任方式追求更高的经营权力,使得二代具有很强的“速胜动机”。在此背景下,二代更容易加大创造性投入以迅速取得优异表现,以此来证明自身能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 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采用渐进式继承方式的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相对较差。

假设2b 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渐进式接班削弱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假设2c 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渐进式接班削弱代际涉入对高管身份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2.3.2 二代亲缘关系的调节效应

直系亲属更注重对家族的掌控与影响力,通常不愿意改变企业原有的战略。相对于旁系亲属二代,直系亲属二代的涉入将减轻高管断裂带的程度。直系亲属二代与一代家庭成长环境相似,较为全面地继承一代的企业家精神及管理经验,同时形成了与一代相似的价值观与文化观[16],对于企业原有的文化与发展战略较为认同,与高管团队之间能力差异更小、信任程度更高。此外,直系亲属二代在执行决策时更加重视家族企业形象、声誉等社会情感财富,考虑到家族企业的社会声誉,家族成员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维护为第一要义,尽力在企业治理目标、决策上达成一致[17]。更有甚者,面对家族企业发展与家族成员关系的冲突,直系亲属二代可能落入“不惜代价规避冲突”的陷阱,维持原样而不是进行战略性地改变。相反,旁系亲属常将自身定位为家族企业员工,更多地关注其财务收益。当家族企业面临转型节点、需要引进新的管理人才时,旁系亲属二代将果断以家族企业长期发展而非社会情感财富的取得为主要目标,其将导致高管之间更大的能力、身份差距,从而促使企业进行战略性改变。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 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选用直系亲属继承的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相对较差。

假设3b 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直系亲属二代接班削弱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假设3c 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直系亲属二代接班削弱代际涉入对高管身份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2.3.3 二代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二代社会资本反映二代对外部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与利用的能力[7]。首先,社会资本提升二代的隐性知识存量,社会资本网络中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与累积有助于二代学习创业经验,拓展视野和思维方式,提高其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其次,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二代有助于家族企业引进具有多元背景的管理和技术人才。社会资本强化二代的权力合法性,使得二代倾向于承担更高的风险[18],在引入高管时更加激进与冒险,或将增加高管断裂带的程度。最后,社会资本能通过增强企业正面信息的影响力,提升企业声誉,从而有效增强二代的正向行为。二代通过主动披露信息等方式提升其信誉,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二代更易获得股东的信任和支持,推动商业合作与交易的顺利进行。声誉机制可以激励二代制定长远的公司发展战略,并为此更新高管团队知识结构,以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 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拥有更丰富社会资本的二代接班,使得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更佳。

假设4b 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二代社会资本增强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假设4c 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二代社会资本增强代际涉入对高管身份断裂带的正向影响。

综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探究代际涉入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影响,本研究选择2010～2022年公开上市的中国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借鉴YILMAZER等[19]研究,将满足以下标准作为家族企业筛选条件:①在CSMAR数据库中导出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为“自然人或家族”;②根据数据库提供的家族成员结构表中,选择至少两名家族成员在企业工作,至少一名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且实际控制人为家族成员的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股票代码中含有ST和*ST公司存在异常经营情况,因此删除股票代码含有ST和*ST以及信息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430家企业的2 036个观测值。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各变量的测量如下。

(1)解释变量 代际涉入。首先,傅颖等[20]的研究中以“海归继承人进入家族企业任职”衡量“海归继承人涉入”变量,说明二代继承人进入企业任职即可视为“代际涉入”的开始,故本研究将二代进入企业任职的情况赋值为1,未进入企业则赋值为0。其次,许永斌等[21]将代际涉入的过程分为“接班准备”和“接班上位”两个阶段,并将其分别作为虚拟变量衡量“代际传承”,本研究依据此将代际涉入的阶段分为“进入企业但担任非核心职位(除董事长和总经理以外的职位)时取1”和“进入企业且担任核心职位(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取2”两个阶段,用以衡量管理权涉入的深度。最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参考上市公司年报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高管简历”的相关资料,确认二代是否进入企业担任职位以外,还从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媒体上手工搜集了有关样本企业二代继承人的相关新闻,在补充完善数据的同时与先前所得资料相互印证,进一步确认二代进入企业担任职位的时间节点。

(2)被解释变量 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借鉴黄海昕等[22]、吴非等[23]的研究,对家族企业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板块进行文本分析,以测量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具体构建方法如下:①本研究拟建立能够表征探索性和开发性战略创业行为特征的关键词集合,并通过手工检索30%的公司年报文本对初始选择的词语集合进行修改;②利用ROSTCM 6软件对已提取并整理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片段进行切分,剔除频率太低的无效样本,得出了具有探索性创业行为意义的突变、变革等16个词语,具有开发性战略创业表征的改进、改良等11个词汇;③以探索性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和开发性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乘积衡量战略创业行为平衡[24]。

(3)中介变量 高管断裂带:①借鉴RICHARD等[25]的研究,从任期、职能背景和教育水平3个维度测度高管能力断裂带;②借鉴VELTROP等[26]的研究,从年龄、性别、国籍3个维度测度高管身份断裂带。随后利用平均轮廓宽度(average silhouette width,ASW)算法,采用Python软件计算得出高管断裂带。

(4)调节变量 包括:①二代亲缘关系。结合王明琳等[27]研究,本研究认为直系亲属二代指家族企业一代创始人的亲生子女,赋值为1;旁系亲属二代为一代创始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及其配偶、亲生子女的配偶(儿媳、女婿)及其兄弟姐妹等,赋值为0。②二代继任方式。借鉴邹立凯等[13]的研究,以二代在高管团队任职的年度作为时间节点,若二代先进入公司其他管理岗位任职,通过晋升、调任等方式担任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管,则称为渐进式继任,赋值为1;反之,即被认为是激进式继任,赋值为0。③二代社会资本。借鉴祝振铎等[28]的研究,若第二代继承人在政府机关或在行业协会等重要组织任职,则赋值为1,否则为0。

(5)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成立年限和企业规模的差异可能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如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通常满足于现有状态,其管理者可能形成固化思维而不愿意识别利用新机会,规模越大的企业因变革行为将对企业造成更大的影响,故管理者对战略创业可能更加谨慎。企业经营情况的差异将会影响其实施战略创业行为的资本。此外,家族企业的第一大股东通常为家族企业创始人,其持股比例决定了家族在企业中的控制权大小,直接影响着企业战略决策。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各变量的定义及测量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测量

3.3 实证模型

为探究代际涉入对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影响,以及高管断裂带在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间的中介作用,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Ei,t=β0+β1INVi,t+∑β2Controli,t+

σi+λt+εi,t ;

(1)

FAT(FAR)i,t=β0+β1INVi,t+∑β2Controli,t+

σi+λt+εi,t;

(2)

SEi,t=β0+β1INVi,t+β2FAT(FAR)i,t+

∑β3Controli,t+σi+λt+εi,t ,

(3)

式中,i表示企业;t代表年份;β0表示常数项;β1～β3均表示系数;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σ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λ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

为验证二代继任方式、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在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间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SEi,t=β0+β1INVi,t+β2WAi,t+β3INVi,t×WAi,t+

∑β4Controli,t+σi+λt+εi,t;

(4)

SEi,t=β0+β1INVi,t+β2REi,t+β3INVi,t×REi,t+

∑β4Controli,t+σi+λt+εi,t;

(5)

SEi,t=β0+β1INVi,t+β2SCi,t+β3INVi,t×SCi,t+

∑β4Controli,t+σi+λt+εi,t,

(6)

式中,β4表示系数。此外,为检验二代继任方式、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在代际涉入、高管断裂带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FAT(FAR)i,t=β0+β1INVi,t+β2WAi,t+β3INVi,t×

WAi,t+∑β4Controli,t+σi+λt+εi,t ;

(7)

FAT(FAR)i,t=β0+β1INVi,t+β2REi,t+β3INVi,t×

REi,t+∑β4Controli,t+σi+λt+εi,t;

(8)

FAT(FAR)i,t=β0+β1INVi,t+β2SCi,t+β3INVi,t×

SCi,t+∑β4Controli,t+σi+λt+εi,t。

(9)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战略创业行为强度方面,平均值为5.576,说明家族企业已认识到探索性战略创业和开发性战略创业的重要性,并逐步实现战略创业行为。在代际涉入方面,平均值为1.699,表明所选年份内,大部分企业已完成二代涉入。从调节变量来看,74.5%的观测值所属企业为渐进式继任方式,说明大部分家族企业仍偏向于二代从基层进入家族企业再继任;95.4%的观测值所属企业由直系亲属(子女)继任,说明绝大部分家族企业更信任子女,将企业交给子女管理;74.6%的观测值所属企业的二代接班人无相关组织任职,说明大部分二代在继任时社会组织认可程度较低。从中介变量来看,高管能力断裂带方面,平均值为0.393,表明家族企业高管能力断裂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高管身份断裂带方面,平均值为0.608,表明家族企业高管身份断裂程度偏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对企业的经营决策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创业行为强度。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由于部分企业在早期年报中没有明确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单独列示,故未能抓取到词频数据,因此SE的观测值存在少量缺失。

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究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代际涉入正向影响家族企业的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初步验证了假设1a。此外,高管断裂带中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正向影响战略创业行为强度,而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与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并不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存在关系,表明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均影响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提升,具有控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表3 相关性分析(N=2 036)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下同。

4.2 回归分析

基于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将非平衡面板数据导入Stata软件中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代际涉入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影响。

首先,检验代际涉入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影响(见表4)。由表4可知,代际涉入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094,p<0.01)。据此,假设1a成立。

表4 代际涉入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影响(N=1 982)

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其次,检验高管断裂带的中介效应(见表5)。由表5模型(2)列(1)可知,代际涉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008,p<0.05);模型(3)中,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586,p<0.05)。因此,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代际涉入、战略创业行为强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1b成立。此外,由模型(2)列(2)可知,代际涉入的回归系数显著(β=0.004,p<0.1),但模型(3)中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代际涉入、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不存在中介作用,假设1c不成立。

表5 高管断裂带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注:由于回归模型中各变量均存在少量缺失值,且缺失值所在的观测数据条目不同,导致检测值小于总观测值。下同。

再次,检验调节效应(见表6)。表6模型(4)中,代际涉入与二代继任方式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β=-0.140,p<0.1)。因此,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关系,假设2a成立。模型(5)中,代际涉入与二代亲缘关系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β=-0.343,p<0.05)。因此,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关系,假设3a成立。模型(6)中,代际涉入与二代社会资本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β=0.203,p<0.1)。因此,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关系,假设4a成立。

表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最后,检验二代继任方式、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对代际涉入、能力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的影响(见表7)。表7模型(7)中,代际涉入与二代继任方式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15,p<0.05)。因此,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的关系,假设2b成立。模型(8)中,代际涉入与二代亲缘关系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25,p<0.1)。因此,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的关系,假设3b成立。模型(9)中,代际涉入与二代社会资本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19,p<0.1)。因此,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的关系,假设4b成立。此外,因中介作用检验发现,身份属性引发的高管断裂带对代际涉入、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并不能起到中介作用,因而假设2c、假设3c和假设4c均不成立(1)限于篇幅,相关检验结果未予列示,留存备索。。

表7 调节对中介的效应检验

4.3 稳健性检验

由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难以完全排除中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数据缓解内生性;同时,亦将因变量战略创业行为强度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和对所有变量进行了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检验结果见表8,其结果与原处理方式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8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检验结果

5 结语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①代际涉入通过高管能力断裂带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产生促进作用;②二代继任方式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之间的关系,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减弱了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以及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促进作用;③二代亲缘关系负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的关系,即直系亲属减弱了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以及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的促进作用;④二代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代际涉入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强度、代际涉入与高管能力断裂带之间的关系,即二代社会资本增强了代际涉入对高管能力断裂带以及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

综上分析,得到如下管理启示:对于一代创始人,首先要因材施教,善用差异继任方式;其次,选贤举能,破除任人唯亲思维;最后,简政放权,助力二代尽早立威。对于二代继承人,首先要执经叩问,传承父辈经营经验;其次,广结善缘,充实自身社会资本;再次,知人善任,搭建多元高管团队;最后,曲线救国,开辟新型业务赛道。唯有如此,才能利用父辈积累的资金和资源进行产品与服务的转型升级,从而适应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可能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包括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上市公司性质的多样性等,未来可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影响。同时,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对战略创业行为强度进行测量,在构建词集时可能带有主观判断,未来可采用其他测量方法使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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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3BGL085)

通讯作者： 彭华涛(1979～),男,湖北天门人。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市 430070)管理学院/创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管理。E-mail:penghuatao@w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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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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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审校：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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