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元月10日周五（第3241期）

今天是2025年元月10日，星期五，农历腊月十一，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241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何以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于协同创新视角

  导读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推动科技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为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科技力量，以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内各功能主体自我调适、共生共演[1]，形成拥有国际话语权的科技竞争力。近年来学界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内涵、模式构建及行动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阐释分析，其中大部分研究聚焦制度环境、政策变迁及科技进步的动态演进，鲜有将 “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制度供给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尝试，许多规律性、制度性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构建和布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功能主体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引领科技跨越赶超、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是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而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行动逻辑。

1 文献回顾

从世界范围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性科技资源，深刻体现国家意志，并从国家战略高度强化科技力量建设，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任务。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框架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表现为一种集合性的概念体系，在学科结构上更加强调整合与扩容，瞄准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活动，是一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专门设立的特定建制，即将局部科技力量汇聚为整体性的国家科技力量，以此推动知识共享和溢出。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结构与功能的生成层面来看，其聚焦国家核心利益战略目标，并寻求举国之力从现有科技力量母体中生成新的战略力量平衡模式[2]。

本文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种有组织、体系化的国家支柱性战略科技力量，其以服务国家发展与安全为首要目标和价值取向，依托前瞻性的科技创新愿景、使命和战略，从宏观上系统谋划科技创新资源供给与优化，通过聚焦一批紧迫性的重大、关键性科技攻关任务，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实现多层次、多节点、多模式的创新资源集聚[3]，不断重塑国家创新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致分为主体型和平台型两类，其中主体型力量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基础性、源头性、战略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平台型力量包括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创新平台，是体系布局、协同建设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保障[4]。作为国家科技体系的中坚力量，坚持强化使命驱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是形成多元主体相互联结嵌入、资源共享的关系结构，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等创新群网络互动协同、共生演化，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必由之路。

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根本举措，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客观需要，也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5]。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高水平科技自立和高水平科技自强的有机统一，强调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高标准高定位、对标世界科技前沿和先进水平的自立自强[6]，通过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引领作用，着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要创新指标全球领先、国际科技合作开放包容、体系化创新支撑能力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7]。目前我国各创新主体的功能还不够明晰，在吸纳局部科技力量时存在断裂、隔阂，尤其是缺乏高效协同、联合攻关等合作基础，构成了主体协同的执行困难与内在悖论，这些还无法确保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实现[8]。

从科技史的深层次来看，科技创新已成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间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集体行为，以往学界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现有研究起步较晚，脉络较为分散，大多浅尝辄止。二是已有研究趋向政策文本解读，很少涉及跨学科的理论机制比较研究，特别是针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微观过程等跟踪不够。三是现有研究范式较为单一，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构成要素、体系化建设等缺乏关联性考察，对其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系统分析亦不多见。为此，本文借鉴协同创新理论，提出 “目标-主体-资源-技术”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揭示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中面临的现实困阻，并由此探讨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举措建议。

2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整合性分析框架

协同理论用于描述复杂开放的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主要研究不同系统中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共性，各组成部分子系统之间自发运动达成相对平衡的过程[9]。协同创新是基于协同学的思想，以愿景协同、知识协同、组织协同为价值取向，通过机制性互动和非线性链式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达成创新要素整合重组并提升价值创造的过程[10]。通过建立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在内的大跨度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实现共同科技目标而整合互补性资源。例如，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等世界先进标杆不但财政经费充足且来源广泛，技术市场及研究的亮点鲜明，而且具有顶尖人力资本、大型科研装置及科研设施 (如国家同步加速器光源、高通量太阳炉等)[11]。本文聚焦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见图1)，以进一步明确其主体定位、协同功能、实践路径，加快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图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分析框架

2.1 目标协同维度：坚守国家安全与发展底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承担着艰巨的战略使命，其协同目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为首要任务。坚持 “四个面向”的部署要求方向指引，由党和政府牵头主导并长期投入政策资源实施，在支撑产供储销体系安全、战略性资源安全等基础上，推动解决医药、能源、制造、通信等领域关键技术问题，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引领性和支配性。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美国能源部 (DOE)所属国家实验室紧扣国家需求开展跨领域交叉科学研究，共同承担了一系列战略性基础研究的重要课题[12]。二是以发挥主导性基础作用为能力基石。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浪潮，以科技力量培育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依托国家实验室等创新主体实现螺旋式协同创新，增强跨组织协同、跨部门共享、跨边界共用创新资源的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网络[13]。三是以深化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支撑。全方位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束缚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科学和技术问题等，将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制设计、制度安排等环节，确保顶层谋划与协同发展同步推进，以新型举国体制破解科技力量碎片化的困局。

2.2 主体协同维度：构建多元主体高效组织体系

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保持战略定力，高质量承接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以科技赋能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规划，以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引领 “非对称”发展，有效激发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创新主体的微观活力。通过深化推进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走在前列，形成跨学科大纵深的顶尖研究高地，实现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SNL)等前沿机构以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为骨干，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和协同创新合作，催生了划时代的新一代光刻技术[14]。

围绕产业核心技术、重大工程项目及国家安全等领域重大需求，不断强化科技力量的组织化和集成度，推动知识创造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深入合作、资源整合，努力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支撑、前瞻引领、赋能使动作用。国家实验室要突出战略目标导向，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成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形成若干知识密集型的科技创新集群，专注于国家战略性、关键性的复杂科技问题；国家科研机构要发挥自身禀赋优势，聚焦主责主业，以任务目标为阵地，增强对战略科技任务的承接能力，并对国家实验室体系深耕原始性、前沿性创新，形成补位支撑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贴近市场产业需求，发挥人才智力密集优势，提升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等能力，为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供给；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现代产业链 “链长”和产业龙头，发挥承担重大战略科技问题的市场参与优势，有利于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等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等。

2.3 资源协同维度：全面推进创新要素集聚与流动

从资源依赖关系来看，协同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自身资源与多元主体进行联结互动的权力依赖关系[15]。“聚集”和 “流”是复杂生态系统具备的两大特性，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深刻影响主体的参与能力。面向科技强国与世界科学中心建设，更加强调创新主体间的快速对接与紧密联动，推动人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有序扩散，以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充分渗透来加速协同创新进程。一方面，以国家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为牵引，从顶层谋划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强化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力量的集合与协同，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战略支撑与源头供给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自下而上的前沿问题驱动路径，提升协同创新的社会动员与系统整合能力，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抢占产业分工格局的价值高地，不断增强全球市场体系话语权与博弈能力。

通过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等作用，促进源头供给原创型理论与普惠型技术。通过分阶段、分模块的方式确定战略任务，打造政产学研高效联结扩散的贯通体系，实现多元主体跨层级、跨系统协作运行。在明确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协同、优势互补，推动形成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一体化的新型激励体制，打造横向交叉研究链、纵向协同转化链。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等为主线，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在创新链中的功能定位，加快完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知识产权保护运营体系等，实现创新供给的需求匹配与动态均衡发展。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数据链、人才链全面融通，发挥多领域融合的建制化优势，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贯穿式、整体式发展。

2.4 技术协同维度：着力关键技术一体化攻关

为了顺应新科技革命和科研范式转型趋势，通过建立目标导向、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集中优势资源，强化制度政策供给的多元联动，以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为突破口，有效激发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明确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特别是极端对抗情形下，纾解信息通信、新材料、工业核心零部件等领域的技术霸权威胁。例如，2019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导致华为的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遭遇全面崩溃风险[16]。通过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以及价值共创，进一步推动开放兼容、完整的技术体系建立，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颈问题，形成不同科技力量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生态，力争实现整体科技水平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通过激发各类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活力，构建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体化体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科学与内脑研究、深空深地深海等前瞻性、先导性、交叉性基础研究，将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资源进行匹配、汇集与整合，以有组织的创新来弥补科技力量分散化的结构性矛盾。探索包容各方创新失败的评价与管理体系，建立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使行业、产业等需求转化为集中的 “国家需求”，利用市场和法律手段等分类靶向施策，搭建产业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涵盖多领域、全链条的开放式创新集群，确保知识共享、资源匹配，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服务战略目标需求，以实现复杂场景下创新主体间的良性互动、规则适应和协同配合。

3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的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技突破，创新体系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自主技术创新本身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应用 “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要求科技工作与国家战略需求实现有效耦合、充分适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从而塑造产业竞争的 “非对称”优势。然而，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创新体系结构的诸多限制，自主创新整体上大而不强，主要面临以下现实挑战。

3.1 目标悬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顶层设计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政策的核心目标偏向于 “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径依赖，而忽略了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消化吸收，导致整体技术水平与经济高速增长极不相称[17] 。知识经济时代，以航空发动机、光刻机等为显性代表，各类创新资源自由流动、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而当前我国的科技力量创新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与相对 “过剩”二者并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满足战略需求能力不匹配。科技活动满足战略需求的方式具有不对称性，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在很多领域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如行政管理僵化、被动应对任务、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如鲠在喉。随着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提出新需求，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各组成单元的关系结构和连接方式面临调适危机，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桥梁及 “共享理解”，协同低效、利益争夺、激励不相容等一些痛点逐步显现。在一些前沿领域甚至存在布局盲区，或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与国家战略需求背道而驰，对科技任务响应乏力限制了主体能力发挥，致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悬浮化。

二是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不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是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主要障碍。例如，2021年中国基础研究在R&D支出结构中的占比为6.09%，仅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5]。有些战略需求对应路径清晰的科技任务，能够通过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力量加以攻破，但有些需求如战略基础研究则完全不适用于短期目标，坚持投机主义可能会造成显著的沉没成本。因此，政府不仅要重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专业化科研机构，同时也要注重政产学研的贯通体系作用，扭转部分领域核心能力薄弱的硬伤。

三是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不充分。创新资源分配是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的重要制度因素，非均衡的资源配置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碎片化、责任转嫁的制度性根源，而利益分配规则与行政思维主导下的评价标准异化相关[18]，以往沿科层传导的目标考核压力很容易诱发科研群体内部目标分歧，最终促成理性选择效应下的短视行为。必须提升和强化以原始创新、前沿创新为主导的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形成梯次接续的体系化、集群式系统布局，实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战略组合，从而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和创新要素的培育、整合、配置等。

3.2 主体分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过程衔接不畅

从全球百年科技史来看，即使承担风险也要追求战略自主性，大国博弈的决胜关键正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长期比拼。我国目前的整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全而不优”的局限性仍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科技任务整体性把握不足。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代表国家对于重大挑战的非常规式回应，我国自下而上凝练提出重大科研任务并集思广益的方式，虽然在 “平时”能够运转发挥作用，但由于部门条块分割、行业差别、定位局限等，对于利益分配、风险承担等运行机制缺乏制度协同基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各自为政，形塑科研人员卷入排斥基础研究的申报竞赛，不利于组织风险大、周期长的重大课题攻关，成果难转化、重复研究现象较为严重[12]。地方政府在落实战略科技任务过程中，政策供给的落地容易陷入 “计划”模式的分配误区，甚至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投入的主导，难以替代长远布局的决策职能[19]。

二是重大科技攻关组织动员薄弱。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有 “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平台，以对人力资本信息的准确把握为基础，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科研机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等，通过不断 “做加法” “打补丁”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动员组织、调配科技创新资源。我国现有的宏观架构纵有协同之心，也难成创新之实，如大科学装置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较低等，分兵作战、创新链断裂、 “单打独斗”现象较为突出。相关部门统筹协调有限、适配机制缺失，在政策执行、任务推进中仍需进一步强化协同调试，对于胜任 “战时”科技重任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构建一体化的科技创新 “大兵团作战”能力。

三是多元创新主体协同配合乏力。我国分散的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科技企业等科技力量，在体制归属、风险偏好、评价导向等方面存在较强的异质性[20]，不但资金来源单一，缺乏对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整体布局，而且协同攻关时容易相互掣肘，陷入 “以邻为壑”状态。例如，研究型大学以及科研院所呈现封闭循环的特点，在知识权利体系下积累了大量原理性模型、发明专利等成果，却无法匹配产业化愿景，知识生产未能及时转化为创新催化剂；科技企业的研发风险规避意识较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风向标，欠缺扎根基础理论的行动力，因而难以触发产业链颠覆性创新。由于知识生产的资源转换机制缺失，进一步阻碍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融合式发展，没有构成相对完整系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作图景。

3.3 资源乏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功能联动不足

科技活动总伴随着一定的能力特征，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过程中，必须具备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现实或潜在能力。相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一是原始创新能力偏弱，近年来我国取得了5G通信、北斗组网、嫦五登月等重大突破，2019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PCT框架下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美国[16]，但在攻克战略科技任务、集成优势科技力量方面源头创新供给明显不足，基础研究自主能力仍相对落后，在创新链前端高附加值环节对外依赖较多，突破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产出不足，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这些均阻碍了突破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全创新链过程；二是产出效益不够突出，纵观欧美等强国科研成果转化情况，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成熟度不高，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仍存在后发赶超压力，产业层次与技术水平发展不适应，亟需在高端芯片、农作物种子、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等方面全力攻坚，加快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谋求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发展体系；三是人才梯队有待优化，我国的科技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缺少具有宽广学科视野的领军科技人才，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不够健全，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加紧限制、层层加码科技合作交流，以 “国家安全” “价值观”等为名增强围堵力度，吸引高端人才、专业人才来华流动通道及机制等逐渐收窄。

3.4 技术短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技术供给滞后

当前我国处于 “技术需求旺盛”的经济转型期，能否有效推动技术供给与扩散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一环。在国际环境及经济发展中非稳定因素增多的复杂形势下，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如何规避技术供给 “非安全”状态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一是国内的关键核心技术自给不足。目前我国在新能源、装备制造、医药等领域的高端关键共性技术和科技通用装置方面，呈现出约70%以上的 “对外技术依存度”[21]。随着当期技术需求和前瞻性技术储备需求量质齐升，受制于过度分散的利益格局，如缺少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主体等问题，在部署产业战略及协调政策护航等方面缺乏顶层设计，一旦未来技术短缺与进口技术受限相互叠加，技术供给缺口很可能会加剧 “蝴蝶效应”。二是与发达国家技术代际差距明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望尘莫及”到与世界领先技术的差距快速收敛，现阶段我国仍在近40%的领域处于 “跟跑”的状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研究方面的原始创新屏障难以打破[22]。我国的内生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供应链始终面临断链脱钩风险，随着美国 “重构全球化规则”而掀起新一轮科技制衡，在政治和地缘冲突的加速诱导下，容易遭到信息阻碍和技术壁垒，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代际差距更加显现。三是技术供给与扩散受到封锁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助发达国家构建了技术轨道，但也促使不少行业形成长期技术依赖，自主研发、自我发展的能力有所欠缺，在技术供给和扩散过程中容易出现多重失灵[23]，造成科技创新的 “体系缺陷”。少数国家的技术出口管制以及对同行业的 “技术锁定”，在重要科技领域封锁、打压和排斥我国，这些都妨碍了世界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扩散与利用。

4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向选择

在当前科技竞争与合作跌宕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党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通过强化整体性战略统筹布局，以各创新主体的功能联动为自变量，以过程衔接为调节变量，以科技创新供给为因变量，促进各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依存共生、协同互动，进一步强化全球产业竞争体系中的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以增强科技工作战略意识为要，构建高效合作网络，广泛聚集各方优势资源。从制度化层面深入分析不同创新主体的独特优势，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主体建设，将创新能力转化为主体能力进行传播、扩散，推动各领域优势科技资源由碎片化走向整合。

一是强化科技工作战略意识。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聚焦量子计算、神经芯片、先进通信网络等重大创新领域，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决策机制，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长期规划。截至2022年9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等机构发布了24份科技战略计划/报告，涵盖第四次科技革命前沿技术、非传统安全领域技术及人才培养与引进等，彰显出拜登政府引导技术革新的坚定决心[24]。将提升科技创新战略性作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任务，采取定向性、系统性、有组织性的科学研究模式，深入推进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形成自主可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增强科技工作的前沿性、竞争力以及可预期性。

二是夯实科研攻关合作网络。以实施国家重大项目为支撑，推动建设高效、敏捷、创新的科研合作网络，如聚焦高端芯片、传感器、工业软件、模型算法等关键领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等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为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等方式拓宽科研资金来源，通过场景驱动、风险投资参与等加速成果转化，推动形成 “行业出卷、院所答卷、企业阅卷”的合作机制，赋予技术路线制定权、任务指标分配权等，引导各主体在联合攻关中形成积累效应，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三是汇聚战略科技力量资源。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制度、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符合社会需求，以市场化、激励相容的原则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 “揭榜攻关”，引导其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建设运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以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为主体，以 “选人不选题” “非共识项目”等新机制明确责任、实施进度，促进多元协同的开放式聚合与深度对接，细化落实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清单、路线图和时间表，长周期支持开展一批前沿性、原创性、高风险性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打造一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源。

(2)以一体化整合与重构国家科技体系为本，优化布局结构，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趋势，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精准分析现有国家科研机构功能的基础上，从泛化互动走向精准联结以破除 “合作困境”，逐步加强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资源整合。

一是推动形成中国特色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格局。对于早期布局不足、应用迭代滞后、系统集成薄弱等软肋问题，从计划的目标、关键科学问题凝练、立项机制等方面加快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延续性的顶层战略框架，以强有力方式合理调配资源，着力优化学科和研发布局。例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产省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 (VLSI)由政府主导、以企业为研发主体、研究协会组织与领导，确保实现关键技术研发的利益共生、成长进化和共享协同[25]。通过建立多样化、高质量的科技工作体系，特别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产业技术研发体系，不断攻破竞争技术壁垒。

二是引领发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桥头堡作用。对国家实验室主导的研究体系提炼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颠覆性技术需求[26]，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朝着迫切的技术需求、行业挑战以及世界级难题进军，强化 “吹哨人” “出题人”示范作用，建立起覆盖 “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的完整生态合作链条。推进定向性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自主研发，依托知识产权战略卡位国际产业价值链制高点，高水平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化与友好大国、关键小国的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

三是突出体系化、建制化优势以提升创新绩效。加快培育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建设关键核心技术安全可控的自主创新体系，形成完备高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确保各类创新资源进行动态适配与高效衔接。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导向，在事关国家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一批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高水平创新成果。进一步完善科技领军企业的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通过采取税收优惠、设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等措施，推动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搭建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应用场景等，发挥好创新要素集成的主导地位和使命担当。

(3)以提升社会动员和科技生产能力为根，完善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各类研究协调推进。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创新要素布局，推动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重构、系统化布局、整体性变革，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原始驱动与前瞻引领能力，进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技创新优势。

一是增强应对战略需求的社会动员能力。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明确、上下联动的运行机制，推动形成从分割走向协同的多元创新体系。探索 “单位主体负责制” “行政与技术双总师制”等模式，打造各环节相互融通的创新生态系统。例如，美国国家高磁场实验室 (NHMFL)的统筹规划以五年为周期向国家科学基金委提出下阶段目标，从而确保其前沿领导地位[27]。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任务组织、成果应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建立优势互补、资源集聚的研发创新生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相互促进。

二是提升塑造竞争优势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构建跨单位、跨领域的核心攻关团队，提升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度与整合度。推动国家实验室等多元主体异质化协同发展，促进知识和人才流动，如组建创新联合体发力科技任务攻关，促使分散的科技力量形成系统整合。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中心节点推动作用，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内外部转化网络，在价值链各环节集聚技术和人才资源，开展突破性技术创新与应用，形成 “问题-团队” “技术-市场” “成果-产品”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三是持续提供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间的经费分配存在失衡，针对原创性强、周期性长的科技创新活动，政府应重点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采取稳定拨款或指向性项目模式等，提供自主创新的引导性和公益性投资，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展，为颠覆式技术创新提供更多源头支撑。探索更加重视周期、团队的考评体系，增强战略预见能力及研究生产力，保证长期性基础科研项目持续发展。

(4)以卓越科技人才培养为先，培育提升人才质量，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根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以一支强大的战略人才力量作支撑，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收益分配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促进知识集成、技术发明及产业升级的多元联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和示范。

一是完善全链条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对于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技术，政府应组织头部企业等梳理短板弱项清单及供应链风险，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主体，确保集中资源投向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和科研团队。通过专业知识网整合基础研究，并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承接国家重大任务、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和成长环境[28]。在开放合作中打造 “近悦远来”的全球创新人才高地，进行大规模、跨学科的科研协同与集成创新，为重大产业技术创新与扩散能力建设提供保障。

二是推进重点人才一体化配置模式。以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坐标，围绕空间天文、物质科学、能源环境与人类健康等基础研究与全球性问题，依托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创新载体和合作平台，拓展和深化中外联合科研，做大前瞻布局、做强合作平台、做优协同机制。通过 “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开放型创新机制，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建立战略协作关系，遴选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动员国家科研机构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制化深度参与，建立制度化、长期性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渠道，推动重点领域项目、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三是打造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战略支点。通过实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重大项目锤炼战略科技力量，整合知识、技术、人才等全球创新要素，着力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和拔尖创新人才。进一步完善人才培育政策措施体系，提升科研人员培养、聘用的灵活性，为各类人才营造包容性的创新环境。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支持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科研机构组建高规格联合研究中心等。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敢于担当、宽容失败和文化包容的学术风气，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保障科技人才的稳定供给、畅通流动以及潜能释放。

(5)以增强原创引领带动为魂，提升共性技术体系效能，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围绕服务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强国战略目标，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打造原创性、引领性的共性关键技术体系，填补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创新链空白，以战略性、定向性应用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研发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是建立各创新主体长效联动的体制机制。以原创性重大问题导向与战略性攻关任务牵引，发挥多学科团队协同作战、多类型资源一体配置优势，推动优势互补、成果共享以及风险共担。建立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等多元主体长效联动机制，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科学问题研究，争取在高端装备制造、复合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分类定位基础上推动政产学研优势科技力量、产业链上中下游关联企业打出融通创新 “组合拳”。

二是集聚优势科技力量支撑现代产业体系。聚焦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前瞻性领域，推进战略体系布局与跨学科深度协同，实施一批周期长、难度高的国家战略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重大专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模式，促进技术协同性突破、产业体系化培育、人才平台化集聚。围绕创新基础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市场化公共服务等环节，打造集约高效、开放共享的研发试验设施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现代产业体系的供需匹配度，聚集与连接网络内外创新资源以促进协同共享，为新品研发提供普惠性、基础性支撑。

三是推动数字化赋能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依托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数据资源的归集共享使用，以数字智能技术为杠杆带动产业数字化。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与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开展深度合作，基于数据驱动增强产业数字化研发能力，如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构建分布式科技人才资源池等。以数字孪生、产业大脑等技术融通战略机制、业务流程与组织管理[29]，加快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加强公共科研平台、中试转化平台等服务平台建设，以构建联盟等形式发挥全链条渗透与扩散赋能效应并迭代优化。

5 结语

本文着眼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尝试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以实现资源、技术、流程的集成和融合，形成高水平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大合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创新还可能面临扩散阶段的 “制度失灵”，其模式及选择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在于未能结合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进行追踪诠释，如选择某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历时性解读，分析框架及实践路径针对性稍有不足。在深入创新供给阶段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分析方面，以及将跨国别的经验借鉴纳入研究范畴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今后的研究可继续沿着以下方向进行：一是分析国内外既有历史经验，并长期跟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同主体的长周期探索过程，研究其创新成果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的机制问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支撑作用；二是围绕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内外动向”，包括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基本创新主体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攻坚方向，对其发挥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联性作用开展延续性研究，如加速技术推广与应用产业化的差异化路径等；三是以产学研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及行业协会等个案解析的方式，或以多案例比较研究方式，考察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协同和集成模式，进一步探讨如何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价值等问题，更为深入地检视提升自主创新绩效的联结与嵌入机制以及可操作性路径。

参考文献：

[1]陈曦,韩祺.新发展格局下的科技自立自强:理论内涵、主要标志与实现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21 (12):95-104,135.

[2]闫瑞峰,贾偲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哲学检审及实践方略[J].科学管理研究,2023,41 (2):27-34.

[3]CARAYANNIS E G,GRIGOROUDIS E,CAMPBELL D F J,et al.The ecosystem as helix:an exploratory theory-building study of regional co-opetitiv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s quadruple/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ls[J].R&D Management,2018,48 (1):148-162.

[4]白光祖,万劲波,彭现科,等.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J].科技导报,2022,40 (11):6-14.

[5]彭绪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逻辑、现实困境和政策路径[J].经济纵横,2022 (7):50-59,2.

[6]许先春.中国特色科技治理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7 (12):13-25,129.

[7]盛朝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特征、评价指标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4 (1):40-50.

[8]陈劲.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J].人民论坛,2022 (23):24-28.

[9]刘琦,张伟.技术与市场驱动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

[10]方维慰.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内涵与实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2 (7):41-49,102.

[11]鲁世林,李侠.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科学与社会,2022,12 (2):43-62.

[12]李晓轩,肖小溪,娄智勇,等.战略性基础研究:认识与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37 (3):269-277.

[13]杨凡.中国产学协同创新的空间演化及其经济效应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14]余江,刘佳丽,甘泉,等.以跨学科大纵深研究策源重大原始创新:新一代集成电路光刻系统突破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 (1):112-117.

[15]於流芳.产业协同创新联盟的关系风险管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6]张军,陈劲.破局 “卡脖子”技术突破的战略与路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17]彭纪生,孙文祥,仲为国.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变与绩效实证研究 (1978—2006)[J].科研管理,2008,29 (4):134-150.

[18]赵立雨,娄俊婷.科研经费管理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41 (7):108-116.

[19]张杰.构建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途径与对策[J].河北学刊,2021,41 (5):171-181.

[20]许蕾,丁荣贵.协同创新项目组织特征与知识扩散——网络嵌入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 (4):11-20.

[21]朱建民,金祖晨.国外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发展的做法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6 (7):113-117.

[22]肖曙光.技术 “无人区”的原始创新屏障与技术供给侧改革[J].社会科学,2018 (1):37-44.

[23]李纪珍,邓衢文.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多重失灵[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 (7):5-10.

[24]黄钊龙. “内外兼修”: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J].国际论坛,2022,24 (6):84-109,159.

[25]樊春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进:世界与中国[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 (5):533-543.

[26]尹西明,陈泰伦,陈劲,等.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 (2):51-60.

[27]冯伟波,周源,周羽.美国国家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建设对中国的启示——以国家高磁场实验室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 (16):37-41.

[28]冯粲,童杨,闫金定.美国国家实验室发展经验对中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启示[J].科技导报,2022,40 (16):6-13.

[29]李振东,张冬冬,朱子钦,等.数字化情境下的协同创新: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 (8):47-65.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3241

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王敬峰、韩俊莹、庞清月、王旭、张雅彤

审核审校：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长按以下二维码，关注《现代财经》公众微信号（modern-finance)

欣赏和阅读《现代财经》2024年第12期，敬请点击以下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