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元月26日周日（第32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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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读分享   

经济学视域下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从理性到超越理性

  导读  

一、引 言

2022年，教育部正式将区域国别学以交叉学科形式纳入一级学科目录，授予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学位。区域国别学开始成为“显学”，引起了国际政治、语言文化、外交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研究的热潮。区域国别学源自欧洲以语言文化为主的“东方学”，拥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传统，通过在对象国以调查考察形式开展研究，服务殖民地管理，最大程度获取利益。中国长期以来都处于被研究地位，清末区域国别研究萌芽更多是为了“睁眼看世界”，救亡图存[1]，随着中国发展，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及价值不断凸显。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法则与方法三原则，现有研究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区域国别学科本体特征开展了广泛研究。

在内容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目标任务与内容体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从目标任务看，裘援平(2023)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基础理论，主要揭示特殊规律，以服务和适应实践需要为主要目的[2]。钱乘旦(2024)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是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帮助国人了解世界，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开展各类涉外工作提供学术和智识支撑[3]。从内容体系看，赵可金和尹一凡(2023)指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基于共同视角和标准对某一国别和地区开展研究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活动的总和，涵盖了语言研究、地方化的深度领域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以及多学科的跨界研究等[4]。罗林和邵玉琢(2018)从区域国别学的地域性、整体性等学科特征出发，认为该学科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全方位研究，本质上是对域外世界进行包罗万象的整体性研究[5]。

从方法论角度，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作为交叉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也应该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标志，是其自身基础理论体系的创建，世界史、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成熟理论资源，可以作为建设自主域外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原料[6]。钱乘旦和尹如玉(2024)强调，“交叉学科”的本质就是突破边界而形成学科间的互通，“边界”则是自我设限，导致学科边界下的“领地”保护意识。学术界还没有深刻认识和实现学科交叉的目标，且文科学者对学科交叉的认识远不如理科[7]。更特别的是，区域国别研究政治性强，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在方法论的借鉴与融合上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融合的方法论有时候未必仅仅是不同，而是针锋相对，如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分别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找到注脚，但现代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与社会学的规范概念则从方法论角度分别走向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极端。尽管由于学科壁垒或偏见，方法论的融合存在困难，但研究结果导向带来的方法论的竞争及其选择效应，仍会促进不同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相互借鉴。王志(2023)主张具有科学化取向的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以提升后者的理论化程度[8]。叶成城(2023)发现，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人文学科方法到人文学科方法与社科方法逐渐结合的过程[9]。

现有研究中，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外来户”，经济学界的话语很少出现，即使有也是经济学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应用的衍生品。经济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作用？经济学方法论以及数百年的思想和成果，究竟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构建带来何种启示？本文将着重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根据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定位，先讨论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及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作用，然后从批判理性视角，探讨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质疑、拓展与超越，最后就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体系建设提出几点思考。

二、区域国别研究：经济学理性主义及其应用

(一)经济学理性主义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配置的学科，更是一门关注个体如何决策的学问。个体无时无刻不面临决策，比如个人在储蓄和消费中决策，企业在产量和定价中决策。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理性主义方法论，包含两个核心：一是人的自利性。人的自利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承认人有利他性，他的另一部鸿篇巨著《道德情操论》专门关注人的同情心与社会性的一面，但归根结底，斯密认为最能贯穿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10]。自利原则下，“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增进其他人的福利，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找到了国家财富增长的秘密。二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定行为人能充分利用信息进行精确计算，最大化个人效用或企业利润。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始于19世纪以边沁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提出效用概念，强调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就是最大化行为原则。理性原则要求个体不断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即个体增进一单位幸福等于付出相应努力带来的痛苦。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将理性工具演绎贯穿于整个经济学体系，构建了完整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萨缪尔森作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理性主义工具的形式化分析发展，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理性主义方法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区域国别研究中，对象国的社会结构与治理、宗教习俗与文化、政治与外交战略选择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基于人文学科解释主义传统的田野调查、个案追踪，对于解释对象国国情具有价值，但也容易流于从现象到现象，成为“游记式”资料。而只有对现象背后本质原因进行探究，从心理与精神层面、物质与利益层面、集体与个体层面寻找研究区域人类个体或集体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才能让研究从具体对象的“特殊性”解释上升到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性”，为一定条件下的精准预测提供可能，不至于陷入理智虚无主义者认为的经济学无法进行任何预测的困境。国外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了科学主义运动，利用基于统计推断的参数估计法，用经典先验概率或贝叶斯后验概率等寻找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经济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潜在应用价值之一，是对对象国的经济政策、投资与产业发展、消费行为等大量经济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如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研究专家都是分散在各个学院，他们首先是该领域的专家，其次才是区域国别专家。其实很难想象，一个没学过经济学的学者会是某个区域的经济问题研究专家。经济学除了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经济问题研究中发挥作用外，在对象国或区域的历史、社会及宗教的研究中也大有可为。

1.经济学理性主义与社会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分析工具，深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Becker(1976)首先将理性主义分析工具用于婚姻、生育等家庭行为分析，引发了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帝国主义”[11]。Arrow(1974)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信任，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的机制，是含蓄的契约[12]。不少学者基于博弈论开展分析，从重复博弈的计算中，解释了社会信任发生机制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价值。社会学家也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信任是委托代理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基于有意识团结的信任也能制约搭便车[13]。尽管社会学家涂尔干强调的社会秩序与规范、格兰诺维特“嵌入型”概念下的社会网络都不认同经济理性主义指称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行为，但社会学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却是经济学教授。事实上，国内大量经济学者在研究产业集群时，广泛吸收社会网络、嵌入的概念，反之亦然。因此，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不断地交叉与融合，为区域国别研究分析对象国族群及阶层社会行为等提供了强有力工具。

2.经济学理性主义与历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看似关联不大，其实不然。历史是大尺度的经济，经济是小尺度的历史。黄仁宇(1982)的《万历十五年》截取明朝看起来不起眼、没有大事发生的历史片段，将历史学中蛛丝马迹般的证据串联起来，运用经济学理性思维方法抽丝剥茧般分析了当时文官阶层与万历皇帝的博弈，让人看到历史演进过程中经济逻辑的重要作用[14]。而诺斯和托马斯(1999)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更是经济学理性分析考察区域历史的经典，他们运用经济学理性分析工具，分析了部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从黑死病、边疆运动等历史事件出发，发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导致了农奴制的瓦解，以及火器等新技术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庄园制度并导致民族国家的诞生[15]。他们运用经济学方法，以价格作为最重要的显性变量，在深入分析欧洲的制度变迁后发现，投资、技术等看起来很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西欧走向崛起之路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制度才是。他们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也显现出比较区域国别研究的素养。有人错误地认为，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就是形式化运用数学工具建模。其实不然。以上经典分析丝毫没有数学的成分，但作者的思维方法却无不充满了经济学科学的基因，让研究具备了雄辩的力量。

3.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研究。在西方国家的宗教研究领域，经济学理性主义悄然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开始成为宗教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理性选择，借用经济学方法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模型，包括微观层次的宗教行为模型、中观层次的宗教组织模型和宏观层次的宗教市场模型等，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16]。Iannaccone(1988)构建了宗教服务组织提供宗教产品的研究模型，用生产可能性边界刻画供给，用效用反映个人收益，开展个人理性主义的演绎，并得出类似“严格的宗教更强大”之类的推论[17]。Montgomery(2003)的市场宗教市场模型借用产业组织理论的豪泰林模型，研究了宗教活动的空间竞争[18]。这些研究遭到各种批评：宗教信仰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嵌入社会关系中；宗教不是经济，没有真正的价格、供需等市场要素；宗教理性选择模型是错误的隐喻，“市场竞争”解释扭曲了宗教的运行机制[19]。尽管宗教并无有形市场，也没有标明的价格，但从稀缺性与理性出发的研究，的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事实上，哈萨克斯坦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正是当年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政府对伊斯兰教信仰者给予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宗教行为及其活动本身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

三、区域国别研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一)经济学方法论本体的反思与超越

在现代经济学大厦不断添砖加瓦之际，对经济学理性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也在增加。这些批评涉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内核及相关假设，客观上反而促进了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最激烈的质疑针对理性主义最大化原则的内核假设，认为经济人现实中根本不会利用最大化原则去行事，很多人没有意图、也没有充分的信息按照最大化原则去决策。理性主义捍卫者阿尔奇安基于进化论提出了著名的争辩陈述：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赛车，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盲目选择路径，但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赛车。于是，“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的假设不一定符合现实，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尽管如批评者所言，经济人不一定有理性的动机，但从社会进化论角度看，不理性的参与者会被淘汰[10]。阿尔奇安的辩护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即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预测。直到今天，一些学者仍将理性主义的最大化原则作为批评对象，不排除是出于“山头主义”思维保护研究领地，而忽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拥有的基础性价值。

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理性主义方法的一大批评来自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否定完全理性假设，认为完全信息以及零交易成本都不成立，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只是“黑板经济学”，脱离了真实世界。科斯从交易费用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并开创了产权经济学[20]。科斯的产权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等经济转型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也可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有力分析工具。我国生态治理中，排污权交易、碳排放市场机制设计充分体现了科斯的研究成果在理性建构方面的贡献。同时，科斯关于财产权利配置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思想也在法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他和理查德·艾伦·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一样，是法和经济学领域的奠基者。但科斯并未颠覆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他的一系列分析方法遵循了理性主义方法论，只是他拒绝采用基于效用函数及其最大化的分析方法，他强调经济学应该关注真实世界的问题，从而避免了新古典经济学被批评为基于脱离现实的假设演绎出的无法证伪的套套逻辑。同样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人物，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建立了完整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框架，从交易费用角度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解释，而诺斯则将新制度经济学与史学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独特的经济史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分支，我国经济学者非常注重其应用，并有力促进了相应的机制设计与改革。在区域国别研究，尤其在中亚等一些转型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同样具有巨大的空间。进一步，深入观察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如中东等就会发现，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分配不合理、不信任导致的谈判交易费用过高。

针对完全理性假设，涌现了Simon的有限理性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批判。Simon(1955，1956)在研究企业组织决策行为时，指出决策者无法无所不知，也未能了解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与外部环境信息，从而无力计算其结果[21][22]。因此，人们只能在决策过程中寻求满意解而难以寻求最优解。有限理性思想抛弃了理性假设下完美的黑箱式决策机制，催生了一批不完全契约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形成对理性主义的扩展和超越。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预期理论等通过运用心理学理论观察人类经济行为发现，人们在决策时其实存在很多的“反常行为”以及典型的非理性选择[23][24]。近二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家为人类行为决策提供了丰富的实验观察，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余文全(2018)认为，外交政策研究中，理性分析工具应用面临行为主体单一性、理性预期与偏好给定等方面的困境，心理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的决策偏好，甚至可能改变决策偏好[25]。尹继武等(2017)、霍顿(2013)利用类似行为研究的方法，将个人偏好、信念等赋予国家外交决策，从决策者个体属性如人格、认知风格等角度研究主要政治人物在国际关系中的决策行为[26][27]。

(二)逆全球化下理性主义的迷思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理性建构主义影响下，现代西方经济学指导了全球经济发展改革，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功，反而败绩连连。俄罗斯、阿根廷、墨西哥等一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指导下，开启经济改革之路，然而收效甚微。同时，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全球正义。相反，全球分配非正义导致全球贫富分化加剧，全球生态空间非正义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恶化，而由于全球资本空间非正义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仍属于被资本支配地位，全球金融非正义的影响尤甚。当下，全球正义与非正义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双多边博弈更加艰难，脱钩断链加剧、地缘冲突不断。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增进双方福利、合作增加价值的理性自由主义全球价值观已经在被摈弃的边缘。部分国家的决策原则并非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在相同成本下，让对手损失最大化。在非合作博弈框架之下，“囚徒困境”式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理性主义在实践中遇到危机。如何破局？唯有弘扬人类合作精神、促进全球合作，才是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出路。正如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组织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驱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决定未来科学研究方向”的25个大问题，只有两个跟人文社科有关，其中之一就是“人类的合作行为如何演进”。如何激发利他的动机，构建人类从竞争到合作的主线，对于建立现代良性经济社会体系与国际秩序意义深远[28]。

时下，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瓦解与全球分配的非正义，需要世界体系变革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29]。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科学的空间实践观，直面全球空间发展的问题，致力于解决全球生态空间难题、化解全球生产空间矛盾、破解全球生存空间困境以及破除全球价值空间困局，从而促进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30]。在新型国际生产关系格局构建中，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理性主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性维度出发，在尊重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的前提下对工具理性主义进行补充，让国际关系不再是不同理性个体的博弈，而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共同信念与信任的互利共赢。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应该坚持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辩证统一，我们通过反思和超越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单一的理性主义车轮，可在价值维度打造出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车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理性和价值的整合方法，以重建当代全球发展范式[31][32]。

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方法论竞合对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已有一定基础。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竞争效应对区域国别研究是有利的。当然，经济学理性主义分析范式，尤其是经验实证主义方法中的计量经济学，因为不需要田野调查、成本较低，更容易被青年学生快速掌握，导致被滥用，不利于培育天然具有多维度复杂性特征的区域国别学成果。同时，需要承认，基于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经济学，虽然具有良好的理论建构性、拓展性以及较为普遍的解释力，但理论本身假设的“不现实性”，以及理论模型建构时不得不舍弃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变量，都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相较而言，基于人文学科传统的文明主义范式，更重视田野调查及综合性研究，具有良好的系统性与问题导向性。经济学方法与人文传统的有机融合，可能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准确的解释。因此，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也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即保留其核心假设，并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上始终坚持中国语境的问题导向，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目标，从研究内容体系、研究方法体系、研究评价体系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二)经济问题研究是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区域国别学作为大国之学，面向对象往往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涉及对象国的宗教与文化、政治与外交、制度与经济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显然，不能指望国内研究智库有限的资源能完成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任务，抓住逻辑链条的关键是最理性的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一国宏观的经济体系与政策，中观产业政策、内部结构与发展情况，以及微观生产者与消费者群体的准确分析与研判，都是解释一国国际关系决策与外交的关键。在经济研究中，也不能忽视一国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作用。宗教与文化往往深刻影响着从普通民众到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底色，具有非正式制度特点，规范着传统习俗等。将宗教与文化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纳入经济模型，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是国别研究的内在要求。而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经济问题研究，在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背景下，更是可以为行业企业出海投资提供务实的咨询建议。

(三)坚持共赢的“他者”视角是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

不可否认，中国也有“自利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是我国基本利益所在。但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也是我们战略目标的关键。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些都表明我们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者”视角，与美欧国家基于殖民主义传统、具有浓厚“西方中心论”视角特征的“他者”概念不同。坚持共荣的“他者”视角，有利于获得对象国研究力量的支持、共同开展高质量研究，也有利于我国在全球秩序重构、全球治理与推动实现全球正义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 论

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交叉学科，对本学科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更多机遇。如何构建有效的方法论体系、推动多学科方法论的交叉融合，是学科建设早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经济学理性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具有较为坚实的方法论根基。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将经济学理性主义应用于对象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研究，往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随着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的不断拓展，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法选择空间。而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局势面临大变局之下，全球正义面临危机，全球宏观层面的理性主义分析方法论也将面临困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南方国家，面临全球战略不断调整与优化的挑战。从区域国别学科来看，综合运用工具理性主义与价值理性主义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为国家全球战略咨政建言，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相信现代经济学可以为当下区域国别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也不回避方法论本身存在的不足。经济理性主义与人文学科传统的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要求下，能更好兼顾国家利益导向与全球共同发展，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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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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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王敬峰、韩俊莹、庞清月、王旭、张雅彤

审核审校：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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