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元月30日周四（第3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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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读分享   

中国体育保险实践中的困境、国外借鉴与优化路径

  导读  

一、引言

体育是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必由之路，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2022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33008亿元，增加值为13092亿元。与2021相比，体育产业总产出增长5.9%，增加值增长6.9%，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并将“体育强国建设”纳入中国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随着建设体育强国进程的加快，如何为这种具有一定健康风险的体育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是体育产业得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作为体育领域唯一的专项性法律，首次将“体育保险”写入体育法，更加关注体育活动的风险转移和人身健康保障，并通过立法的方式将保险作为体育事业风险管理的重要金融工具，标志着体育强国建设由“事业化”向“产业化”深度转型（张凌霜等，2022）。

回归中国现实语境，依靠政府力量对体育事业进行支持和管理的“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特征，这种模式为中国体育事业长足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体育保险领域，这种特征也一并继承沿袭下来，通过政府计划配置来保障运动员在运动、伤残维护等方面的需求，由此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但其代价是体育风险保障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化程度在“低水平区间”中徘徊（张春萍等，2021）：一是体育事业的传统“举国体制”设计更加关注竞技体育，而作为这类体育活动的基础（如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等）则处于边缘状态；二是过往的“举国体制”体育事业治理模式（如政府负责运动员的培养、教育等），决定了政府部门需要代替行使保障机构的职能来覆盖运动员训练、比赛过程中的风险损失，这加重了政府支出负担的同时也没有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满足运动员乃至人民群众的体育保障需求，导致了人民群众对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参与意愿低迷（张平和孟令忠，2009）。应当说，当前的体育保险体制还无法有效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努力开创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对此，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逐渐进入深度转型改革期，体育治理体系也由“举国体制”向“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相结合”进行尝试，这也为中国体育保险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机遇在于，“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相结合”既能有效地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能充分通过市场手段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对于体育保险的参与力度。挑战在于，中国体育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于市场条件下的金融保险产品供给，如何在新时代下脱离对“举国体制”的路径依赖性，成为横亘在体育事业发展面前的重要难题。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体育保险这一金融学与体育学交叉的重要议题，系统梳理当前体育保险发展在“国内—国际”上的典型事实以及经验教训，分析体育保险产业的“供给—需求”状况，解读中国体育保险发展过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从而提出新的体育保险设计框架。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脉络，详细梳理了实践进程中的困境和问题，并创新性地基于“供给—需求”错配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其次，基于国外（美国、日本、英国）在体育保险领域中的创新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出典型国家的核心模式和重要经验借鉴；最后，以中国国情为依据，从“政府介入—市场主导”逐渐演替的分析逻辑出发，为中国体育保险分阶段、分步骤的推进实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初步制度设计方案，从而为中国体育保险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二、中国体育保险的发展轨迹与现实困境

（一）中国体育保险的发展轨迹

1.起步阶段：1990—2000年。中国体育保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1996年中华体育保险基金会的成立。在此之前，中国的体育保险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运动员和体育从业者的风险保障主要依赖于政府和体育机构的内部支持。这些支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保险机制，往往显得不够专业和全面。中华体育保险基金会的成立填补了这一空白，也表明了国家对体育保险的重视和投入，使得中国的体育保险从无到有，为体育事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初步探索阶段：2000—2004年。进入21世纪初期，中国体育保险进入了初步探索阶段。2000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开始推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项目，并于2002年正式面向全国优秀运动员开展。这表明，中国体育保险开始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操作，尝试为优秀运动员提供具体的保险保障，使得运动员在面对职业风险时有了更明确的保障机制。2004年，《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规范了保险项目，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南，体育保险的实施更加有章可循，体育保险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与此同时，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体育保险市场开始出现专业化机构，涉及运动员保险、赛事保险、体育保险咨询等多项业务（张春萍等，2021）。

3.加速发展阶段：2004—2008年。2004年之后，中国体育保险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该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保险机构全程参与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北京奥运会作为一项国际盛事，对体育保险的需求极为迫切，中国的保险机构在这一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保险公司的全面参与使得体育保险覆盖了赛事期间的各类风险，包括运动员的伤害保险、赛事取消险、场馆责任险等，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体育保险在中国的应用逐渐从大型赛事扩展到各级各类体育活动。

4.稳健发展阶段：2008—2023年。经过2008年奥运会的催化，中国体育保险市场开始向更加稳健和健康的方向发展。体育保险的产品种类和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市场上涌现出一批专业的体育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体育保险的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也在不断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引入保险机制，运动员和参与者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支持和市场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规和政策，规范了体育保险市场的运作，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和诚信度。

5.政策完善与迈向成熟阶段：2023年至今。202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正式实施，首次将体育保险明确写入体育法，鼓励建立健全运动员伤残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制度，为体育保险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标志着中国体育保险进入了政策完善与迈向成熟的阶段。里程碑式的法律实施不仅强调了体育保险在国家体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各类体育保险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Luo，2023）。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对体育保险行业的影响深远且多方面。它明确了体育保险在保障运动员和体育参与者权益方面的重要角色，推动了运动员伤残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的风险管理提供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保障。此外，在新法律的框架下，保险公司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品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市场上涌现出更多针对不同体育项目和人群的定制化保险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覆盖了传统的运动员伤害和赛事风险，还扩展到了场馆责任、赛事取消等各类风险，为体育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二）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现实困境

1.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保障对市场体育保险形成挤出。政府的全方位保障机制在运动员和体育参与者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机制涵盖了食宿、训练条件、伤病治疗等各个方面，使得运动员和体育从业者普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而忽视了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必要的支持。依赖性使得运动员缺乏主动寻求市场化保险产品的动力，长期以来培养了对市场化体育保险的低需求预期，运动员和体育参与者普遍缺乏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抑制了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在产品设计上与政府保障相比找到优势，还必须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然而，由于政府保障的免费或低成本特性，商业保险公司很难在价格方面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基于市场体育保险产品的需求受到了抑制，保险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难以提升。

2.中国体育保险法律支撑存在制度性缺位。在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出台之前，中国的体育保险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空白状态（Luo，2023）：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几乎没有针对体育保险领域进行阐述。在政策规章制度层面，如国家体育总局于2011年发布的《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仅仅聚焦于经由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各级别优秀运动队的重大伤残医疗补助，但对于非认定的运动队伍并没有专项的保障资金支持；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办法（试行）》，也将保障体系覆盖范围限定在“从事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正式在编”“享受体育津贴奖金制”的高水平运动员之中。即便如此，这种保障体制还存在赔付率和赔付费用低、运动员退役后保障力度差等诸多问题（郑建福，2018；Ross，2022）。运动员的伤残保障问题大多依靠国家财政力量的支撑（孙娟和陈志凌，2014），但其服务运动员的深度与边界十分有限①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跨栏运动员刘翔发生跟腱断裂事件，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统一安排的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最终核定的赔偿金额仅为6000元，当前的体育保障制度对于知名运动员的保障力度尚且如此，对于绝大部分运动员（乃至业余体育）而言，更无法谈及有效的体育风险保障。。

直至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才正式纳入了有关保险领域的法律条款，但即便如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仅有两处涉及体育保险，一是在第七十五条中提及可以为高风险运动项目参与者设置责任保险；二是第九十六条提出运动员可以自愿参加保险。显然，这些条文过于笼统和简泛，无法形成针对体育保险的规范性约束。从行政监管看，目前国家层面还未建立统筹的体育保险监管机制，保险监管部门也未设立专职的体育保险监管机构，供给主体因此无法受到有效激励。

3.社会以及运动员对体育保险的认知存在滞后问题。社会对体育保险重要性认知不足导致了当前体育保险领域面临着社会基础薄弱的问题，进而影响了中国体育保险发展。体育活动虽然在中国社会受到广泛关注和参与，但对于在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公众往往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警觉性，对体育保险的需求感知相对淡漠，很多体育从业者、爱好者或参与者可能并未充分考虑到在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财产损失等风险，因此对体育保险的购买意愿处在一个低水平均衡区间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领域的发展与运动员的培养常常与政府的全方位支持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就在举国体制下成长的优秀运动员，政府承担了各方面的责任，提供了食宿、训练条件，甚至包括伤病时的公费医疗，使得他们大多未曾培养起个人体育保险意识。在学校层面，有关体育保险的宣传和理念引导更是匮乏（连小刚和石岩，2020）。长期以来的政府包干思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优秀运动员提供了稳定的培养环境，但同时也造成了保险意识的淡漠。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资源有限，无法为每位运动员提供充足的保障，特别是在众多非职业领域的运动员中，政府部门的覆盖触角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随着体育活动的多样化和竞争的加剧，运动员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例如训练意外、财产损失等，仅仅依靠于政府部门财力提供的体育保障已经无法覆盖运动员职业生涯乃至退役后的风险。

4.中国体育保险的“供给—需求”存在“双冷”情形。从中国体育保险的供给侧角度来看（图1），第一，体育保险的保障范围和发展深度有限。中国的体育保险市场尚未涌现出真正致力于体育保险领域的专业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设计领域存在巨大空缺。就当前中国体育保险领域的机构来看，大多集中在民营和外资保险公司两类，且对中国体育保险市场的涉入不深，在考虑体育行业独特风险时显得较为笼统和表面化，适配体育活动特点的多元化产品设计和定价较为的滞后，已有的具备高度“通用性质”“单一化特征”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很难实现有效的体育个性化风险管理和转移（任辉，2019）。第二，中国保险公司从事体育保险研发设计、产品营销等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相对薄弱。大多数公司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保险团队，内部员工对体育保险了解也不够全面和深入。相比之下，体育保险的费率厘定和条款制定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考量多重风险因素（如运动项目、运动员年龄、身体状况等），具有较高的挑战性，这导致公司在产品设计上无法满足现代体育复杂的风险特征。第三，体育保险中介机构发展严重滞后。中介机构不仅能够帮助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也能协助保险公司进行市场开拓。目前，连接体育保险供需双方的中介服务机构，如保险代理公司、经纪公司等在中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规模和数量都有限，使得保险公司面临更大的业务开拓压力。

从中国体育保险的需求侧角度来看，第一，体育保险产品具有高度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体育保险所涵盖的风险范围异常广泛，不仅包括比赛中的意外伤害等直接风险，还可能涉及运动员的财产损失、赛事取消、体育场馆设施损坏等多种风险情景（白宇飞和臧文煜，2019），且不同类型的体育项目和赛事级别面临的风险类型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更为精准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然而，这种需求并未转化为实际的市场购买行为，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教育和推广的严重不足。消费者普遍缺乏对体育保险产品的了解，导致即使存在需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消费。第二，消费者对体育保险领域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渠道相对有限。由于中国在体育保障领域长期实施“举国体制”，人民群众乃至专业运动员对保险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群体对保险的价值没有明确判断，支付意愿有限。更为严重的是，专业体育保险机构较少，导致体育保险产品价格高昂，这种支付意愿与保险实际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许多消费者最终放弃购买保险，从而影响了需求的形成。特别地，一般性体育消费者大多参与的是低风险的体育活动，对体育保险的接纳度非常低。体育保险宣传和教育的缺乏导致这些消费者对体育保险的必要性和优势认识不足，无法理解其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在消费决策时不会优先考虑购买体育保险。

三、国际体育保险发展的演进路径和借鉴经验

（一）美国体育保险发展的路径和经验

1.从政府主办到商业保险主导的体育保险演变。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体育保险业务萌芽起步，标志性的第一家体育保险公司Sadler＆Company的成立，开启了美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历史篇章。最初，美国政府曾在体育保险领域扮演较为主导的角色，对体育保险进行高度管制。这种干预是基于对风险的关切和对运动员福祉的责任感。然而，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成熟，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市场力量的有效性，逐渐退出体育保险领域，将更多的发展空间留给商业保险公司。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体育保险逐渐从政府垄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迎来了众多商业保险公司的涌入，也促进了体育保险领域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从投保顾问、风险评估专家，到理赔处理员、再到保险公司，各司其职，构建起一个紧密相连的体系（焦长庚和席玉宝，2015；关晶和王国军，2018）。在高度市场化的体育保险体系中，美国政府并未像过去那样直接涉足具体的保险业务运营，而是通过制定监管法规和政策措施，对体育保险市场进行间接引导和规范（陈志凌等，2014）。

表1 美国体育保险发展的重要特征

2.体育保险产品在“深度—广度”上具有较高覆盖性。对于职业竞技体育，美国的体育保险公司精心设计的产品，如运动伤残保险和职业收入损失保险等，旨在全面覆盖职业运动员专业生涯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从而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学校体育领域，美国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习，还着眼于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为此，各类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校际比赛保险等产品得以发展，在保障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同时，确保了他们的安全与健康。群众体育领域也在美国体育保险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医疗费用赔付保险、训练营保险、场地设备保险等一系列保险产品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在体育设施和大型体育赛事领域，场地经营责任保险为体育场馆和设施提供了全面的责任保障，保障参与者和观众在活动中的权益。通过多样化的保险产品，美国在保障体育从业者、学生、爱好者以及赛事参与者的风险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持续的贡献。

（二）日本体育保险发展的路径和经验

1.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体育保险模式。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国会相继制定和修订了《体育基本法》《体育振兴法》《日本体育学校健康中心法》以及《新保险业法》《健康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老人保健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日本体育保险发展奠定了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制度基石。具体来看，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国家体育保险管理机构，实施对体育保险业务的垄断经营，对体育保险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同时，政府还通过立法手段，一方面，要求全民强制加入保险，实现全民覆盖；另一方面，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体育保险业务进行规范和引导。此外，政府还通过提供再保险支持和保费补贴等方式，分担商业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在这种政府高度主导的模式下，日本最终建立起全覆盖的体育保险体系，实现了社会保障的目标。

表2 日本体育保险发展的重要特征

2.面向不同人群的全民体育保险。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保险的全民覆盖，致力于实现不同人群都能获得体育保险保障的目标。在全民保险方面，日本通过实施强制性的国民健康保险和老人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覆盖全体国民的体育运动需求。在学校保险方面，日本政府针对学生这一特定群体，制定了学生教育研究伤害保险，以保障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同时还通过灾害互助支付制度，保障中小学生在参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时的人身安全。通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体育保险产品设计，日本基本实现了国民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体育保险需求全覆盖。

（三）英国体育保险发展的路径和经验

1.体育保险产品与资本市场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保险市场发源地，英国拥有悠久而成熟的体育保险发展历史。在制度设计上，英国采取商业化和市场化方针，使体育保险业与资本市场在资金调配、产品设计和监管规则等方面实现了高度对接。在监管方面，英国采用较为宽松的市场自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部门委托包括投资管理监管组织、人寿保险与单位信托监管组织在内的行业组织对体育保险进行监督，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使体育保险资金得以更加灵活地配置和使用。再次，在市场导向的环境下，英国政府还发挥适度监管作用，通过《保险公司条例》等法规确保体育保险市场秩序。

表3 英国体育保险发展的重要特征

2.强大的商业保险供给能力。强大的商业保险供给能力是英国体育保险成功的关键基石。首先，英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从事体育保险业务，这些公司既包括大型综合性保险公司，也包括中小型的专业性体育保险公司以及一些国际性公司。它们能够根据不同体育项目和运动员的特点，提供量身定制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其次，英国拥有大量的保险中介机构，包括保险代理公司、经纪公司、评估机构等。这些中介机构作为连接保险公司和客户的纽带，不仅能够帮助客户挑选适合的保险产品，也会根据客户特殊需求与保险公司进行定制化设计。最后，英国政府也通过完善法规、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为商业保险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供给能力，为英国体育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四）美日英三国在体育保险领域的成功经验提炼

1.高度重视政府在体育保险中的多元作用。美国、日本和英国在发展体育保险的过程中，都深刻认识到推动本国体育保险事业的发展既关系到体育强国建设，也关系到国民健康福祉，因此政府在体育保险发展的各个环节都积极承担起引领和支持的责任（图2）。具体来看，美国政府通过立法监管的方式规范体育保险市场，发挥公正的第三方裁判员作用；日本政府则通过设立国家管理机构、实施强制保险、提供财政资助等多种方式发挥主导作用；英国政府也在强调市场化的同时，发挥适度的监管职能，以引导体育保险市场发展。

2.立足商业保险在体育保险中多元化的专业优势。尽管美日英三国政府发挥着多元化作用，但要实现体育保险的市场供给，商业保险公司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主体。美日英三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优势和市场优势，是保证体育保险业务专业化经营的关键。具体来看，美国拥有大量专业化的体育保险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市场竞争不断创新和优化保险产品，为运动员和体育活动参与者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监管，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体育保险市场，开发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保险产品。此外，日本政府还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推动全民体育保险覆盖，确保从职业运动员到普通体育爱好者都能享受到适当保险保障。英国体育保险市场则以数量众多的保险代理机构为特色。代理机构在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保险建议和服务。英国的保险代理机构不仅帮助客户选择最适合的保险产品，还提供咨询和后续服务，确保保险合同的执行和理赔过程的顺利进行。

3.构建系统化的法律保障体系。美国、日本和英国三国都高度重视体育保险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在英国，体育保险的法制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保险公司条例》等法规上。法规为保险公司的运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确保其业务运作的合规性和透明度。《保险公司条例》不仅规范了保险公司的行为，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在购买保险产品时能够享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待遇。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则是其体育保险法制化的重要体现之一。这部法律不仅为职业运动员提供了社会保险体系，解决其退役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还通过具体的法规细则，规范了体育保险市场的运作。《社会保障法》明确了保险公司的责任和义务，防止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和欺诈行为，同时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日本的强制性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在体育保险法制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确保了所有国民，包括职业运动员和普通体育爱好者在内，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和伤残保障。

4.构建科学化的监管体系。尽管美日英三国体育保险发展理念各有侧重，但都十分重视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体育保险监管机制，严格监管以防范市场风险（关晶和王国军，2017）。在美国，体育保险监管机制强调事前监管，通过制定详尽的法规和政策，确保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和市场运作前就满足一定的标准和要求。这种事前监管方式使得潜在的市场风险在早期阶段就能得到有效识别和控制，从而减少了市场操作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日本则通过国家机构监管，体现了政府在体育保险市场中的主导作用。日本的监管机构不仅负责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还直接监督和管理保险公司的运营情况。国家机构的介入使得监管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通过定期审查和监督，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市场中的违规行为，确保市场的规范运作。英国采用市场自律监管模式，依靠行业自律组织来管理和监督市场运作。这种自律监管模式强调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自我管理。英国的保险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规范会员公司的行为，确保其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

四、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与创新设计

考虑到长期以来的举国体制对体育保险领域潜移默化的深度影响，要在短时期内彻底扭转以往的经营模式可能会造成非常剧烈的“转型阵痛”，造成更多无谓的福利损失，因此要遵循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方略稳步推进中国体育保险高质量平稳发展。结合中国的体制机制模式与市场经济力量现状，在体育保险领域的最终导向应当是由市场力量主导体育保险的产品与服务开发（Guan and Wang，2018），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支撑辅助力量来服务和管理市场化的体育保险发展。在实现这个最终导向之前，中国的体育保险发展还有非常长的过渡期和发展期（王晓娜和宋占军，2016）。首先，政府应逐步减少在体育保险中的直接干预，转向政策引导和监管，逐步将风险管理职责转移给市场主体。通过设立过渡期，逐步削减政府提供的免费或低成本保障措施，鼓励运动员和体育参与者购买商业保险。其次，政府可以出台鼓励政策，如税收减免和补贴，激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针对体育行业的专门保险产品。同时，应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运作，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竞争力。此外，政府应加强市场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商业体育保险的认识和接受度，培养其风险管理意识。通过媒体宣传、培训和教育活动，改变消费者对政府保障的依赖，逐步树立市场化保险观念。最后，政府应建立健全的体育保险信息平台，提供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帮助消费者选择适合的保险产品。基于上述理念，可以将中国体育保险发展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由中国政府带动引领构建起初步的体育保险发展框架；二是政府力量逐渐从体育保险领域中有序退出，让位于更为专业和细分的市场力量。鉴于此，在本部分的发展模式选择和创新设计上，本文区分了两个重要阶段（模式）：具有政府意志的公益性体育保险，以及商业性体育保险。

（一）政府介入型体育保险发展模式与制度创新设计

考虑到当前中国体育保险领域的大片空白，当前的公益性体育保险可逐步涉猎体育爱好者、体育从业人员等。这种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门牵头、市场参与，在保险产品设计、价格定位、申购、理赔等方面考虑到了政府、商业机构、体育协会（团体）等多方参与主体的利益，以求切实满足体育爱好者以及体育从业者的运动风险保障诉求，实现体育保险“公平—有效”的双重兼顾。

当前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缓慢，社会群众体育保险意识理念尚不成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在基层群众体系内推广体育保险产品容易“遇冷”，且分散化的低端体育保险需求利润空间非常狭窄，以至于保险机构无法盈利，严重限制了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空间。鉴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国内现有的体育联盟（协会）的影响力为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扩散提供助力。

体育联盟（协会）是职业体育活动一线的直接对接机构，一方面，这类机构对于特定竞技运动的特点、风险以及运动员需求而言具有更高的信息掌握程度，相比于金融（保险）机构而言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另一方面，这类机构对运动员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这种环境下，体育联盟负责收集和捕捉运动员相关的风险点和保险需求（需要在上一级政府部门进行备案，此时政府部门应专注于打通政策痛点堵点），并负责将这类保险需求传递给专业的金融机构，由这类专业金融机构负责专项的保险产品设计，并金融机构将设计好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提供给体育联盟。体育联盟通过（非）强制性等多重运营手段，引导和号召运动员购买体育保险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体育联盟并不直接处理运动员体育保险的资金投入，而是转接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负责归集相应的保险资金进行管理和运营。在运动员遭遇健康风险进而有风险补偿需求时，体育联盟向运动员提供支持服务，进而向金融机构理赔。在特殊情况下（诸如不可预测的大面积运动员伤害事件），金融机构理赔的承载能力超过上限时，政府部门可对金融机构理赔活动进行风险资金保障，从而保障金融机构的体育保险产品在“黑天鹅”事件下仍旧能够维持有效运营。通过这种制度模式，能够先从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体育联盟作为起点，初步向专业运动员灌输有效持续的体育保险理念，并借助这种带动效应来向社会群众进行有效辐射，为后续的体育保险改革提供支撑。

在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过程中，体育联盟为了保障积极性，应当允许金融机构在合理范围内实现有效盈利，而金融机构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设计也应尽可能体现出政府部门的公益性思想（这主要体现在设计具有梯度的体育保险产品，服务于不同层级的联赛乃至学校的运动员需求），从专业运动员出发，进而辐射到广大体育爱好者等。

（二）市场主导型体育保险发展模式与制度创新设计

商业体育保险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也代表了广大人民对健康生活、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数据的累积、用户数量的扩大、科技在保险业的广泛应用以及多元化保险集团和专业化场景应用保险公司的出现，在相对成熟可行的阶段中，中国可以进一步推行市场主导的体育保险制度创新。在具备了一定体育保险群众基础的前提下，可开展“自下而上”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市场化活动，通过市场金融（保险）机构的参与，分担政府部门的体育保险领域支出压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进入可持续的循环体系中。

体育保险不仅只是保险集团开展保险业务的产品，同时也是达成联盟战略和优化集团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保险产品组织业务开展模式而言，保险机构的组织应当主要以市场力量（国有独资、国际合资）为主，政府资本介入为次，形成“市场力量进入—政府力量退出”的渐进式发展格局，政府部门应当在政策、制度上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为市场型金融（保险）机构开展包括保险、咨询、风控等一系列业务在内的营利活动提供保障，最大限度拓展金融机构的收益种类和边界，起到赋能金融机构进军体育保险领域的效果。就体育保险战略联盟模式而言，中国可以借助国内举办各项不同级别体育赛事的渠道，推动大型保险公司利用赞助、冠名以及体育保险赠送等形式实现体育与集团业务之间的跨界融合，通过杠杆来撬动品牌效应，从而形成对体育保险业务以及集团相关业务的流量引入和集团品牌的综合打造。就体育保险机构治理优化模式而言，一方面，根植于中国金融、保险业务实践获取更多有益的指导经验，通过市场化金融运作的方式为体育保险这类新兴产物提供足够的收益支撑点，并通过更多元丰富的“中间服务”来实现“保险业务深度嵌入—新利润点捕捉”的双重拟合；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内部调整和体系优化的方式，从覆盖面广以及专业性强的体育活动入手，设计新的体育保险险种，制定更加多样的体育保险产品。与此同时，考虑到体育活动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的不可预测性，应当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受伤数据收集统计标准”，为体育保险的市场化、标准化理赔提供客观依据，从而提升（专业性体育）保险机构治理优化带来的额外绩效。

（三）中国体育保险发展模式与制度的创新设计

中国的体育保险制度依旧处在初级阶段，体育保险的发展需要依托于政府力量打下体育保险的群众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构建商业体育保险体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在商业体育保险制度的建构上，应以职业体育保险（涵盖各层级学校体育保险）为重点，进而借助当前的前沿技术创新拓展个人体育保险服务的深度（将其作为商业性体育保险利润获取的主要源泉），由此形成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完整脉络。

中国体育保险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介入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类循序渐进的制度框架设计（图5）。在政府介入型体育保险制度框架下，主要的管理和覆盖范围应该聚焦在当前的职业体育联盟（机构）以及各层级学校的专业体育教育上。在这个阶段，政府应当发挥出重要作用，通过强制性引导专项机构（学校）推广体育保险产品，鼓励和引导团体性体育产品的购买和使用。特别地，政府部门作为“守夜者”，应针对实践中未知的重大不利事件冲击，为体育保险的偿付提供“防火墙”支持，由此为体育保险机构基础实力薄弱提供缓冲区间。进一步地，在中国体育保险具有一定积累后，政府应当逐步从体育保险市场中进行有序的“战略性”退出，为商业型体育保险发展腾挪更多空间。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和运动员群体数量庞大，应建立专项的商业体育保险机构、科学的保险费用厘定体系，打造具有专业性的“个人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系统，通过保险中介深度挖掘个人体育保险需求，并设计更专项性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该项目应是商业型体育保险机构摄取利润的主要渠道）。特别地，考虑到体育活动的覆盖范围大、社会影响力高，市场主导型下的体育保险依旧需要一定强制性的体育保险体系作为基础。如全国各级体育联赛机构必须强制性为参赛运动员提供专业的体育保险产品和服务；在学校体育保险的层面上，应当根据学校层级（小学—中学—大学）制定具有结构差异的体育保险产品体系（Chen and Li，2024），特别是针对学校层面的体育赛事应当强制性引入商业体育保险以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

五、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体育保险在发展实践中的困境，归纳出法律制度性缺位、社会认知滞后等是中国体育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原因，并从“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出发寻找体育保险发展失衡中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之上，针对国外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典型经验进行梳理和归纳，提炼有助于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重要经验。

在中国体育保险发展的模式框架设计上，需要以政府介入和指导为核心，带动体育保险要素深度嵌入中国体育领域。政府的介入和指导是推动体育保险发展的关键。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法规制定和资金投入，可以迅速提高社会对体育保险的认知和接受，推动体育保险在各类体育活动中的应用与普及。政府在初期阶段的深度介入，可以有效填补市场的空白，为体育保险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引导和保障。但随着体育保险市场的逐渐成熟，政府部门应当有序退出，为市场化力量腾挪更大空间。政府在初期阶段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但长远来看，市场化运作是体育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激发保险公司创新活力，推出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保险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政府应当逐步将发展主导权交给市场，让市场力量在公平竞争中壮大，实现自我调节和发展。构建一个合意的制度框架体系比政府直接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更具效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应当在创设有利于体育保险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上倾注更多的努力，包括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激励企业创新等。同时，政府应注重市场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体育保险的认识和理解，培养社会的体育风险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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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GD20CTY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共建项目（2024GZGJ134）。

作者简介：曾播思，教育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体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金融、体育保险、体育教育与训练；李剑桥，通讯作者，金融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体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体育金融、体育经济和体育科技，lijq＠pbcsf.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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