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针灸缘——从《勉学堂针灸集成》展开

文摘其他 2024-10-09 00:00 北京

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针灸缘

——从《勉学堂针灸集成》展开

黄龙祥

全文5797字阅读17分钟

文献来源：黄龙祥.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针灸缘[J].中华医史杂志,2017,47(06):327-335.

【摘要】《勉学堂针灸集成》这本编纂过程就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小书问世之后,又机缘巧合地与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相遇,使其解密历史的功用远超出了该书本身的学术价值。该书的编者正是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在编纂该书的同时，乐氏还仿制了明代正统针灸铜人。200多年后,乐氏家族第12代子孙乐镜宇又精校家传《明堂图》并勒石刻碑以为规范。乐氏家族以一家之力创立的针灸伟绩,实不逊于明正统八年为建北京太医院,以国家之力重铸天圣铜人、重刻《铜人图经》的壮举。

【关键词】勉学堂针灸集成;同仁堂针灸铜人;石刻明堂图;乐显扬

The affinity between Le family of Tong Ren Tang and acu-moxibustion as viewed from Mian xue tang zhen jiu ji cheng(Mian Xuetang's Synthetic Work of Acu-moxibustion) HUANG Longxiang,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compilation process of Mian xue tang zhen jiu ji cheng(Mian Xuetang’s Synthetic Work of Acu-moxibustion) was quite mysterious, the book's advent coincidentally met with several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made its value of decoding its historical functions far beyond its academic value. The editor of this book is Le Xianyang,the founder of Tong Ren Tang. While compiling this book, he also made a replica of Ming-Dynasty's Zhengtong bronze statue. More than 200 years later, Le Jingyu, the 12th generation of the Le family revised Ming Tang Tu inherited from his ancestors and engraved Ming Tang Tu on the stone for its standardization. This great achievement of Le family was no less than the recasting of the Tiansheng bronze statue and the reengraving Tong ren shu xue zhen jiu tu jing(Illustrated Manual of Acupuncture Points of the Bronze Figure)by support of state power for building the Beijing Imperial Hospital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engtong reign(1443).

【Key words】 Mian xue tang zhen jiu ji cheng( Mian Xuetang’s Synthetic Work of Acu-moxibustion); Bronze acupuncture statue in Tongrentang; Stone inscription of Ming Tang Tu;Le Xianyang

乐家老铺同仁堂由乐显扬(字尊育，1630——1688)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1]。作为一家药店，却以针灸铜人作为形象设计，且总店、分支皆如此，如何理解?

这批针灸铜人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设计制作的?

1907年，同仁堂乐氏第12代子孙乐镜宇在山东济南创建宏济堂时，除了同样用针灸铜人作为镇堂之宝外，还主持修订了家传的《明堂图》，并勒石刻碑，成为传世明堂图中的最佳传本，也是针灸史上惟一一套石刻针灸图。

乐氏这一创举有何深意?

被称为药业世家的乐氏家族与针灸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解开这一串串历史谜案的密钥藏在一本不起眼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小书——《勉学堂针灸集成》中。

1.《勉学堂针灸集成》

《勉学堂针灸集成》原无序跋，不著撰人，前2卷题曰“针灸集成”，后2卷题曰“经穴详集”。今之书目多以“勉学堂针灸集成”为总书名。1991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于该书目下著录有以下5种刻本^[2]:①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刻本;②清光绪五年己卯北京文宝堂刻本;③清光绪五年己卯宝名斋刻本;④清光绪五年己卯京都琉璃厂二酉斋刻本;⑤1936年北平打磨厂老二酉堂刻本。

经笔者考查，上记5种刻本实为同一种刻本不同年代的印本，其中北京图书馆所藏初刻早期印本，有清怡亲王府“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长方朱印，纸墨精雅，雕刻颇有康熙间刊本特征，且书中只避圣祖名讳，而于世宗、高宗讳皆不避，则此本当刻于康熙年间(图1);此本后又重印，重印时已有缺版(如卷2第10、12、16、21、49、54页，卷4第6、24页均缺)，此重印本现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图2)。

以上版本源流的考证详见笔者1998年《<勉学堂针灸集成>版本源流考》一文^[3]，但有2个重要问题没有交待:

①一般书商作伪都是将晚期的版本伪装成早期版本，而文宝堂为什么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植入与本书毫不相关的《廖润鸿序》，使得《勉学堂针灸集成》的成书年代后推了近200年?

②为什么会出现同一年3家书坊刻印同一本书的奇事?以下在揭秘乐氏家族针灸之缘前，特作补充说明，为19年前的论文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廖润鸿是文宝堂的创始人，其后任堂主曹光圃于光绪年间得《勉学堂针灸集成》一书时，见版刻精美而又未题编者名氏，遂插入廖氏《考正周身穴法歌》自序，以充廖氏所著，往其旧堂主脸上贴金，真可谓用心良苦。

至于3家书坊同年刊刻同一书的怪事，如果了解清代琉璃厂书坊刻书的特点，便不足为奇了。当时一种书的版片常常变换主人，新主人用旧版再印时往往一字不动，只是改刻封面(有时甚至封面也不换)，另题新主人某某刻梓或藏版而已。虽然在其他年代、其他地方书坊印书也能见到这种现象，但最常见于清代北京厂肆，《勉学堂针灸集成》恰好是反映当时这一现象极典型的实例。

约于光绪初，此书旧版归京城琉璃厂有“厂肆第一书肆”之称的宝名斋。宝名斋得此版后，进行了如下修版工作:将旧版中墨钉全部剜去;补齐了残欠版片，并于版心上补刻“针灸集成”4字。此重修本印于光绪五年(1875)(图7)。同年就在此修补本刚刚印行不久，宝名斋便遭遇灭顶之灾——因“卖官鬻爵，包揽户部报销，戴五品官服出入景运门”等罪名而被朝廷查封，堂主李炳勋也被遣送原籍山西。

关于这桩官司的起诉、查证和判决的过程，在《光绪朝东华录》共有4条详细记载，现将最后判决文字录于下:

“光绪五年闰三月—四月第46癸卯谕:前据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御史李蕃先后具奏商人李钟铭称系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及侵占官地等情，并据翰林院侍讲学士黄体芳奏贺寿慈与李钟铭时常往来各节，降旨令都察院堂官会同刑部将李钟铭讯究，兹据该衙门讯明具奏:此案李钟铭即李炳勳，则商人捐纳监生布政司经历职衔，考充誊录，既得议叙，仍在市井营生，辄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又于差满后擅人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实属不安本分。李钟铭即李炳勳，业已革去职衔，著录所拟，杖六十，徒一年，俟年满后解回山西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许出外滋事。李钟铭与贺寿慈认为姻亲，交易往来，讯无干预公事情弊。贺寿慈前已有旨降三级调用，著免其再行置议”^[4]。

此处有1个重要细节——文宝堂用宝名斋重修版重印，但其中卷2第12页及卷4第6、24页采用的却是初刻本的原版片，而没有用宝名斋的补版。至于这3页原刻旧版是从宝名斋旧物中寻得还是从别处获得，不得而知。这个细节也成为鉴定宝名斋重修本和文宝堂配补本的关键证据。

据笔者考察，《勉学堂针灸集成》实以3部书为素材按统一的框架重编而成，所用3书为《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类经图翼》。其中对于《针灸经验方》引录全书所有文字;《东医宝鉴》引录了其中《针灸篇》全文及其他篇中所有“针灸法”文字;《类经图翼》引录了该书的全部腧穴部分，即卷4禁针、禁灸穴，卷6~8全文及卷10《奇俞类集》篇。在编排上，将前两书文字夹杂抄录，即先录一段《东医宝鉴》，插入一段《针灸经验方》文字，再接抄其余《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文字。

《勉学堂针灸集成》既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皇家宗室允祥及其子弘晓明善堂旧藏，则多半不会出自无名之辈，但如果不能找到与此书相关联且有编者信息的同类书，则《勉学堂针灸集成》编者将永远是个谜。

正值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在明正统铜人的鉴定和复制研究中发现了柳暗花明的线索——《勉学堂针灸集成》收录了明正统铜人的目测点穴文本。这一重要发现提示:

该书编者或者是撰写此点穴文本的人，或者是有可能得到此文本的人，且此人拥有或方便读到编纂《勉学堂针灸集成》所需要的《类经图翼》《东医宝鉴》和《针灸经验方》3书，特别是刚问世不久的朝鲜针灸书《针灸经验方》。

已知，在《御药房旧存新收医书》所载旧存医书有:“东医宝鉴(一部四套;一部二十五本)、刺灸经验方(一本)^[5];又知，正统铜人自明正统八年仿宋重做后一直藏在明、清太医院，能够长时间、近距离仔细观察它并写出这种专业性文本的应当是当时的医官。

如果要进一步缩小选择范围，就必需搞清文本的用途，最直接的用途是仿制明正统铜人。这样最有条件且有明确动机的便是同仁堂药室的主人乐显扬。证据如下:

①乐氏青年时在清太医院任医士，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又诏书晋封乐显扬为太医院吏目，诏书是用满文和汉文分别书写、同时颁发的^[1]¹⁷⁶。在其任职期间，职掌出纳文书，有机会博览太医院所藏历代医书，完全有条件在清初见到编辑《勉学堂针灸集成》所用的3本书，特别是朝鲜的《东医宝鉴》和《针灸经验方》。其中，《针灸经验方》是古代朝鲜医书中对中国古典针灸术有阐发有创见难得一见的书，《类经图翼》则是后来清朝廷官修《医宗金鉴》针灸卷的最主要参考书。能选定此2书，足见其眼力过人。

②非常巧的是，收藏《勉学堂针灸集成》初刻本的北京图书馆，还收藏了清抄本《□医针灸经验方》一书(图9)，卷前钤有“明善堂览书画印记”，也系清怡亲王府明善堂的旧藏(图10)，书的外封还注有“清官秘本”4字(图11)。

经逐条比对，确认此抄本抄录的是《东医宝鉴》针灸卷及其他卷“针灸法”，恰好是《勉学堂针灸集成》抄录《东医宝鉴》一书的全部文字，据此可判定此抄本封面书名残缺的首字为“東”字，识作“宋”字者乃后人臆测不足据也。同时可判定《东医针灸经验方》原书应当有2册，包括《东医宝鉴》和《针灸经验方》2部——至少原编辑计划如此。

据笔者考察，《针灸经验方》一书原刊本除见于清太医院藏书目录外，国内私家及公共图书馆皆无收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著录一抄本，经核查系今人据日本安永七年刊本抄录)，因此这部由怡府收藏的“清宫秘本”也只能是当时清太医院的医官抄写，而可能性最大的抄写者依然是乐显扬。

A.乐氏早年在太医院正是负责管理图书，有近水楼台之便;

B.也是最关键的铁证是，抄本《东医针灸经验方》抄录《东医宝鉴》文本的错别字也见于《勉学堂针灸集成》(表1)，这只能说明《东医针灸经验方》的抄写者与《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者是同一人。

《东医针灸经验方》的抄录实为接下来《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辑做准备。此后成品书《勉学堂针灸集成》刊刻出版，而用作《勉学堂针灸集成》编写素材的《东医针灸经验方》未刊，收藏于清太医院，后归清怡亲王府明善堂的旧藏，又经收藏家李次愚之手最后归属于北京图书馆，历经周折与《勉学堂针灸集成》同归一处，也称得上一段奇缘。

③长期在太医院供职使乐氏完全有条件近距离接触到藏于太医院中的明正统铜人，并通过目测写出详细的点穴文本。

④乐氏曾铸针灸铜人，笔者经眼的有2具，一具现藏于北京同仁堂(图12)，另一具原为济南宏济堂旧物，现藏于济南市中心医院(图13)。经仔细比对，2具铜人的腧穴定位特征与隐藏于《勉学堂针灸集成》中明正统铜人点穴文本完全吻合，显然是珍藏于清太医院的明正统铜人的仿制品，而且是已知铜人中仅有的明正统铜人的仿制。仿制明正统铜人，这在当时是一件重大事件，非与朝廷有特殊关系者连想都不敢想。即便是有这样特殊的背景，乐氏也不敢张扬，而是有所掩饰，铜人的高度不及原铜人的一半，而且外形上也有所区别。与皇室及朝廷关系密切者当然不只乐氏一人，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拥有特权，并且有明确的仿制铜人的需求和动机者只乐氏一人。

乐显扬仿制明正统铜人的目的和动机有以下2点:

A.受明朝正统八年为建太医院重铸天圣铜人、重刻《铜人图经》的壮举的影响，心存复制铜人夙愿;

B.作为同仁堂的标识。“铜人”与 “同仁”同音，为以针灸铜人用作同仁堂标识埋好了伏笔，该铜人至今仍作为北京同仁堂镇堂之宝珍藏于该堂。

⑤现藏于乐家老铺北京同仁堂和济南宏济堂的针灸铜人，皆比原型正统铜人多出“中枢”一穴，又恰与《类经图翼》载穴吻合。关于此穴的收录，张景岳有如下说明:“此穴诸书皆失之，惟《气府论》督脉下王氏注中有此穴，及考之《气穴论》曰‘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者，其穴即此”。这提示明正统铜人的仿制与《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写是同时进行的，或者编书在前，铸铜人紧接在后，点穴文本的编者与《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者应当是同一人。因为如果这2个文本出自不同的编者，而铜人只是依据明正统铜人点穴文本点穴，无论如何也不会多出一穴，而且多出的一穴又恰好是收录在《勉学堂针灸集成》中由张景岳《类经图翼》最先归入经穴的“中枢”(图14)，同时这份珍贵的明正统铜人文本也不可能恰好与《类经图翼》十四经穴文字“打包”而一道载入《勉学堂针灸集成》。

虽然乐氏后人也有可能通过家传得到这份点穴文本，但已知铜人的铸造与《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辑作为一个整体，且书的编写不晚于清康熙间，那么乐显扬4个儿子中最有可能铸铜人的是最终继承药业的第三子乐凤鸣(1661——1742)。然而乐凤鸣早年一心科举仕途，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继承父业后主要精力又在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的整理研究^[6];更主要的是，如要编辑《勉学堂针灸集成》，除了有明正统铜人的点穴文本外，还必须同时拥有《类经图翼》《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3书，而已知的证据表明，《针灸经验方》只见于太医院收藏，乐显扬不可能据为已有并传与其后人(甚至连用作《勉学堂针灸集成》编写素材的《东医针灸经验方》也没有带走，而是留在了太医院)，因而可以排除乐凤鸣为《勉学堂针灸集成》编者的可能。

那么，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乐显扬的某一精于或爱好针灸的同事根据目测编写了明正统铜人的点穴文本;又抄录了《东医宝鉴》一书的针灸内容及《针灸经验方》，基于此再加上《类经图翼》一书的腧穴文字，完成了《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辑，最后乐显扬又根据《勉学堂针灸集成》铸造了后来用作同仁堂药铺标识的针灸铜人。

A.没有铸造铜人动机的人不可能编写出如此详细的点穴文本，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如此谨慎地将此文本隐藏于《类经图翼》的腧穴文字之中;

B.如果不是点穴文本的编写者，根本不可能从《勉学堂针灸集成》一书中辨认出哪些文字属于点穴文本，不可能明白其意义，也就谈不上根据这些文字复制针灸铜人。因此完全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

在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之后，一条完整而坚实的证据链指向如下结论:《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写和针灸铜人的铸造是作为一个整体由同一人完成的，即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他既是明正统铜人点穴文本的编者，又是《东医针灸经验方》的抄手、《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者，也是同仁堂铜人的设计者。

只有具备这样特殊经历和背景的乐氏才深知此点穴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以其得之不易欲其传世，又不想引起当时人注目，于是便采用极其隐蔽的方式——与《类经图翼》经穴定位文字移花接木藏于书中;也正是因为书中收录了当时不便公开的内容——尽管用了极其隐蔽的手法嵌入，故原书不冠序言，也不题编者姓名。

2.铜人与铜人明堂图

随着《勉学堂针灸集成》编者的考定，与此书同时而铸的同仁堂、宏济堂铜人年代之疑也随之澄清。现藏于同仁堂的针灸铜人标牌标注曰“明代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模型”，现藏于济南中心医院的原宏济堂铜人则笼统说“乃明末、清初所铸”^[7]。准确的表述应作“清初仿明正统针灸铜人”。同时铜人的设计制作者也浮出水面一一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仁堂乐氏家族后人乐镜宇(1872-1962)济南“宏济堂”药店挂牌营业，成为北京老乐家在京城外开设的第一家药铺。而宏济堂的镇堂之宝也是一座针灸铜人，大小、成色、形态、点穴、穴名皆与同仁堂针灸铜人一样。这具铜人虽非乐镜宇创制，然而他的确成就了一件可以永载史册的针灸伟业，与其先祖乐显扬为创建同仁堂仿制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壮举相辉映。

就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建“宏济堂”之际，乐镜宇博采群书，对家传明以前“铜人图”详加校勘，使原图中的错误得到了较彻底的纠正，仍依旧图尺寸令人上版刻石，完成了校正祖传铜人图并勒石刻碑的壮举——也是针灸史上的一个创举(图15~17)。

（从左至右依次为图15、16、17）

图15 乐镜宇明堂图题记

图16 侧人明堂图及背人明堂图石刻

图17 正人明堂图及脏腑图石刻

此套《明堂图》石刻4方，并题记1方，共5方。乐镜宇在题记中曰：

“余家藏有铜人图像，旧传为明代以前之物，于人身穴道脉络注载綦详。因虑是图之泯灭，爰付手民重行勒石，复搜采群书，佐以考证，虽不敢谓完善，而较之旧板诸书殊鲜差谬。倘后之学者手置此图以为针法之津梁，循序而求，庶可免兴望洋之叹欤。图成缀数语以纪其实。”

从乐氏题记可知，此套明堂图系乐氏家传，由此亦可见乐氏家族与针灸的深长情缘。经过乐镜宇的精校细勘，的确“殊鲜差谬”，成为此套图中的最佳传本。更美的是，这套图由当时京城刻碑名家琉璃厂“陈云亭镌碑处”主人陈云亭所刻，那样小的字镌刻得传神入微，堪称镌刻神品，从而在这套图原有的学术、文物价值之外，又赋予其极高的艺术价值。

乐镜宇并不知清光绪间在琉璃厂多次重印而广为流传的《勉学堂针灸集成》是其先祖乐显扬为创建同仁堂的杰作，20多年后自己为创建宏济堂奠基的石刻明堂图也刻于此，又过30年，书商将4幅铜人明堂图附于《勉学堂针灸集成》书中①(图18-19)，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因缘——相隔200多年乐氏家人因一本小书又被连在了一起。

图18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明堂图

图19 天华馆刻本《勉学堂针灸集成》明堂图

乐镜宇校明堂图勒石刻碑的目的显然是为创建宏济堂献上一份厚重的奠基礼，有如明正统八年奉敕“铸铜人，刻石经”为创建北京太医院献礼一样。由此也可推知，当年乐显扬编《针灸集成》、铸针灸铜人也很可能是在清康熙八年(1669)其创建“同仁堂药堂”前完成。

历史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当年乐显扬观正统铜人撰点穴文本、编《针灸集成》、铸针灸铜人的壮举被历史冰封，200多年后其后人乐镜宇校明堂图勒石刻碑的创举同样被冰封，同仁堂、宏济堂的历史档案，以及其他已知史料都未见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校图刻碑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载。如果不是这5块明堂图石碑的发现，乐镜宇这一创举将永不为人所知。

今天回放整个历史事件的冰封与化解过程，表面看起来，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其真相的发现也是一个个偶然与巧合:如果不是李炳勋撞上清光绪朝的反腐案，有“厂肆第一书肆”之称的宝名斋不会倒闭，也不会发生接下来的书商连环作伪，那么《勉学堂针灸集成》这本不起眼的小书不会引起关注;如果不是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同仁堂、宏济堂针灸铜人的意义及其与《勉学堂针灸集成》的关系就不得而知，《勉学堂针灸集成》编者的探查也无从下手;如果没有《东医针灸经验方》的发现，《勉学堂针灸集成》编纂细节将无法知晓，编者也难以锁定;如果不是5方石刻明堂图的发现，乐镜宇传承家学，弘扬针灸的伟业如石沉大海，乐氏家族代代延续的针灸传统也将不为人知，……这些以往人们只能在悬疑电影或小说中才可见到的场景都一个个在这桩历史谜案中展现，并且都直接或间接成为破解《勉学堂针灸集成》和同仁堂针灸铜人年代和制作者之谜的强有力的证据。乐显扬一定想不到他编纂的这本暗藏玄机的小书问世后会经历那么多曲折，更想不到他编纂的点穴文本在300年后为正统铜人的复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扑朔迷离奇特案件的侦破再次证明：一本古籍的生命多是后人发掘并重新赋予的，在未被发掘之前她或者默默无闻，或者被张冠李戴误引误用。古医籍的鉴定出一个错是那样的容易——不论是初入此门的新人,还是深谙此道的老手、大家，发现并纠正一个错是那样的难。

3. 未解之谜

有着如此深厚针灸传统的家族，特别是对针灸的爱好达到痴迷程度的乐显扬，为什么没有创建一个“铜人堂”针所，而是创建了“同仁堂”药室？

如果说制作“铜人”只因与“同仁”同音，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周折编纂这样一本针灸奇书，也没有必要冒险仿制明正统铜人。

换一个方式问:乐显扬在准备编纂《勉学堂针灸集成》时是否已经决定日后要创建一家药店？

如果没有，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样的触动而决定创建一个药店的呢？

解开这个谜也许并不难。

4. 结语

《东医针灸经验方》不题编者，是因为这是个中间产品——为编纂《针灸集成》准备的素材。

《勉学堂针灸集成》不请名人作序，不题编纂者，是因为书中藏有不便让外人知晓的秘密。

乐显扬《勉学堂针灸集成》的编辑和明正统铜人的仿制，及其12代子孙乐镜宇精校家传铜人明堂图并勒石刻碑以为规范，抚去300年的历史尘封而重现光彩。明朝廷于正统八年为建太医院重铸天圣铜人、重刻《铜人图经》的壮举,200多年之后一个家族以一家之力完成了足以媲美的壮举，更神奇的是相隔200多年的2次重铸铜人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竟然由一本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小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没有明正统重铸宋天圣铜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见的同仁堂铜人;而没有藏于《勉学堂针灸集成》书中点穴文本的发现，被历史封存的明正统铜人也很难获得新生，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展现了乐氏家族不为人知的、深长的针灸之缘，在中国针灸发展史留下了炫彩的一页。

《勉学堂针灸集成》这本并不起眼的小书竟藏着这多重大秘密，与一个传奇家族的声誉息息相关;与多个传奇铜人的沉浮紧紧相连，其解密历史的价值超出其本身具有的学术和文献价值；而且随着谜底一个个揭开，又解开了其他历史事件的谜团，填补了以往乐氏家族及其同仁堂、宏济堂史学研究上的空白，为考察这2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百年老店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关键史料。

参考文献：

[1] 任旭.同仁堂创办者与清太医院[J].中华医史杂志,2006(3):176.

[2] 薛清录.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133.

[3] 黄龙祥.《勉学堂针灸集成》版本源流考[J].中国针灸,1998(11):53-54,

[4]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733,

[5] 陈可冀.清代宫廷医话[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22.

[6] 鲁波,许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同仁堂[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34-42.

[7] 济南市卫生局.泉城针刺手法荟萃[CD].济南: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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