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史学2022  2024-10-29

西方中国医学史的成就、方法及展望

文树德  德国慕尼克大学医学史研究所

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一直未能系统和持续地探研中国人的健康与疾病理念的发展，以及治疗与医学的社会制度。这种现象值得大家留意，因为一个文明对抗疾病及死亡的经历，比其他方面更能反映该文明的内涵。

健康科学汇合了哲学与宗教、伦理与礼仪、科学与天文学、占星学与数学、植物学与科学、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语言与符号、科技与个人经验，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及更多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与其孤立地研究以上诸题，不如将健康科学作为了解一个文化精神特质的出发点。

西方的中国研究情况却非如此。到今天，没有一间研究所或者一个大学教席是专门为研究中国健康科学的历史与现况而设的。从前极少有学者专注于这些研究，今天亦一样。只有少数学者闯入这领域，但他们大多不敢寄望能建立一番事业。

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左右，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已有显著的进步。一个刚进入该领域的学生，比较过去二、三十年前的前辈，要读更多材料才能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概况。和1960或者1970年代我们刚开始研究时不一样，今天大家对很多中国医学史的基本知识和特性已经耳熟能详，学界新手需要深入查证或否定的理论和假设已经不多。

健康科学的历史研究大致可分成两类: 第一种专注于有关健康和疾病知识的发展，另一种是关于这些知识产生和应用的文化环境。不知从甚么时候开始，它们被冠以内史(in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及外史(ex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名称。这种分类的确十分有用，可使学生在广泛研究领域中，得知何处才是其兴趣所在。

不过，任何内史研究早晚亦会涉及外史，外史亦不能独立于内史之外。我们研究周朝末年及汉代的经脉理论和血、气流行说的起源时，不能不参考战国末年及秦汉诸代的政治动态。同样，我们要探讨古代中国医学的特性，就不可能无视道家与药物学、儒家/法家与医学的系统相关性。还可以列举更多的例证来说明，内史必须依赖外史的研究成果，反者亦然。

以下我将专注于几位欧洲学者，以求道出一些二十世纪首七十五年，可以反映西方对中国医学史认识的重要课题和研究进展。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方法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有重大改变。欧洲及美国的学者愈来愈觉得中国医学史并不是满足个别人对异国文化好奇心的游乐场，而是一个真正值得珍视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欧美学者和东亚的同侪紧密联络，也使他们醒觉到，假若能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注入新能量，甚至可裨益跨文化研究。因为今天大量的东亚人在欧美居住，并为当地的繁荣福祉作出贡献，而欧洲文化亦持续影响东亚经济及社会，所以大家须致力去掌握这两个传统的异同。跨文化研究会有助于整合未来的世界。

研究中国医学史及比较中国与欧洲医学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求科学知识和发掘更多有趣的资料。科学、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及其他更多的科目，都受益于中国及欧洲的学术思潮。中国文化建基于儒家、法家及道家的世界观，而欧洲文明的世界观则反映于不同派别的基督教义之中。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诸如人类如何建立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且从一片混沌中创造秩序等等，只能在不同的世界观对照下，方能清晰地提出和解答。

二、缘 起 

在1960年代，当我对中国医学的今昔发生兴趣时，慕尼克的各大图书馆仅有几本由德国及其他地区学者写成的作品，当中最出色的，是胡博特(Franz Hübotter)于1929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及其发展历程》(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1]

早在1913年即已出版《中国和西藏及蒙古药物学研究》(Beitr?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sowie der tiberisch-mongolischer Pharmakologie)，[2] 「古代中国名医师」(Berühmte chinesischen Aerzte des Altertums)[3] 及「寿世编:中国古代的接生术」(Shou-shi-pien: ein Chinesisches Lehrbuch der Geburtshilfe)，[4] 并且在1924年以英文发表《中国古代医学研究者及医学著作简录》的胡博特，[5] 比起一百年后的一些同业更能掌握他的研究课题。胡博特不仅是个医生，更曾研读哲学，中文、土耳其文及波斯文。他师承几位出类拔萃的欧洲学人，如沙宛(Eduard Chavannes)，顾路柏(Wilhelm Grube)及孔好古(August Conrady)。当他在中国湖南省益阳(Yiyang)的一所挪威医院工作时，他写成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一书。精通英文及法文，亦能阅读拉丁文的胡博特，不但细读了他所研究的中国文献，亦参考过大量有关中国医学的欧洲文献。

胡博特自知是这领域的先锋。第一所设于大学的医学史研究所，于1907年由苏特荷夫(Karl Sudhoff)在莱比锡(Leipzig) 创立。当普遍的医学史家还只专注于欧洲的状况时，胡博特开始对中国的有关问题产生兴趣。当时的医学史针对的问题和今天的不同。胡博特知道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医学典籍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医学史知识。同时，他不能想像中国医学如何在二十世纪抗衡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对他来说，中国医学史快要走到它的尽头。当时的急务，是要重整史实，并且比较中国与西方的见解及医疗保健方法。他深信欧洲的科学会给予欧洲医学一种传统中国医学不能相抗的优势。

王吉民(K. Chiming Wong)及伍连德(Wu Lien-Teh)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参照了胡博特的看法。[6] 这两位曾在东三省防疫处工作的医生，在他们的作品中提供了大量有助后来研究及讨论的资料。然而，书中引言重申了胡博特的观点。他们两位都不能摆脱他们的时代的精神。他们强调:「中国医学史不能只专注于历史悠久的本土理论及实践，更须兼及在上一个世纪有非凡进步的现代医学的成就。中国医学的知识及重要性需要整体评估。它根殖于四千多年的经验，但若真的要作出重大贡献，它必须借助近代医学的观察、实验及调整等等重要原则，否则不可能有进步。」[7]

在这两位医生的观点中表现的科学偏见一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仍影响医学史研究。当胡博特、王吉民及伍连德进行他们的研究时，那些从医疗人类学、社会学、文献研究等等学科衍生出来，而且今天被视为不可缺少的方法，仍然鲜有人认识，或者仅仅开始被应用在研究中。五十年之后，一个真正的质变也清楚显现。

这不是说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作家尝试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医学史。也许第一个为中国医学史费尽心力的德国汉学家应是哈尔特拿(Willy Hartner)。[8] 他的视野比胡博特宽广。他专注于疗法(Heilkunde)，而并非医学(Medizin)，所以他的历史著作中有不少被胡博特视为迷信或者与医疗无关的中国古代医疗伦理。哈尔特拿使用的中文材料远较胡博特的多。他也能论及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并且揭示了与欧洲大相迳庭的中国医疗保健组织。

在哈尔特拿之后，出身药物学，并且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东亚研究所受到著名汉学家艾尔克斯(Eduard Erkes)教导的施让姆(Gottfried Schramm)，集中研究中国医学的语词，并且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医语词的析论。[9] 他指出了认识中国医学语言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让读者正确地解读医学以至非医学文献中的医学用语。施让姆是最早指出一个存在数十载的错误做法的其中一人:这错误在于以现代医学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医学用语，并且强行翻译。这种做法将医学用语抽离原有背景，并且扭曲了它们从前包含的内涵。

因为他的药物学背景，施让姆很自然地与他的伙伴摩斯格(Alfred Mosig)阅读了《本草纲目》这本最重要的中国药物学汇编。[10] 几十年后，欧洲的汉学家也觉得需要多花点时间钻研这作品。

在施让姆及摩斯格的时代，法国两个医学史家，胡雅尔特(Pierre Huard)及他的中国藉同伴王明(Ming Wong)，准备撰写《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La Méde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11] 法国的研究条件是独特的。它拥有印支半岛殖民地，因此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能与东亚及东南亚维持密切的联系。就算是占据香港的英国也比不上它，因为香港一地的中医事业不比法属印支旺盛。因为中国医师源源不绝由印支半岛涌入法国，也因为大量法国学者，如雷格鲁尔(J. Regnault)、沙尔符(Chamfrault)，尤其是摩伦(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在二十世纪初的努力，法国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最盛行针灸的欧洲国家。所以，法国医师对胡雅尔特和王明发表的中国医学史观点并不感到陌生。但在其他国家，例如在1919年失去了所有东亚殖民地，并且无缘继续与东亚各国交流的德国，情况就不尽相同。

无论如何，胡雅尔特及王明都强烈指出从宋代开始，中国医学因为断绝了和非中国文化的交流，所以失去了经验的基础。如同整个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医学进入了冬眠的状态。直至十九世纪末，中国医学的代表人物才开始重新欣赏这门学科的古典成就，并且将之与西方医学并用于医疗之中。[12]

1970年，身兼医生和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中国研究教授两职的拿尔(Jutta Rall)，出版了一部著作。它可算是中国医学史变为人文学科之前，其中最后一本以纯医学角度写成的作品。[13] 拿尔从西方医学的角度审视金、元时代两位重要医师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并且断定那些医师的发见在六至七个世纪后仍被肯定。不过拿尔的作品并没有触及一些后来的研究者较感兴趣的问题。

不久之后，受过药物学及中国研究训练的文淑德(Ulrike Unschuld)撰写关于十四世纪《汤液本草》的作者王好古的博士论文时，已将研究重点转到另一个方向。[14] 她的作品看似纯粹关于中国医学内部发展的研究——只集中于五德终始和阴阳学说和药物的关系，但实际上，她将这些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及哲学背景中。简单说，她在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及哲学环境中，找寻驱动同时期中国医学的概念变化的因素。

三、通论作品 

先回到我在本文之首提到的问题，就是当我因缘际遇，开始专注于中国医学和药物历史的时候，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概况。在当时，胡博特、 拿尔、施让姆、胡雅尔特及王明的作品是可供参阅的最重要二手材料。除此以外，我没法寻到一本由中国学者写成的作品。即使有，它们大概只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资料，但却没有不同的观点。

直到1970年前后，也没有任何可协助快速及准确查证中国医学名词的专用字典。魏乃杰(Nigel Wiseman)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佳作，实能介绍统一及准确的古代医学术语用法，但这书毕竟是二十五年后的作品。[15] 同样地，一套以欧陆文字出版的古代医学经典完整汇编始终欠奉。对个别中国医学史的专题，如医学道德及其他相关科目的初步研究亦严重缺乏。

我和我的太太文淑德，在缺乏和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同道的联系下，开始迳自开辟研究之路。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在那时候其实和今天一样，仍然引起不少人谈论，有时甚至是仇视。

就在一九七〇年代，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访华之后，中国医学先而被西方传媒「发现」，继而被那些对西方医学感到失望，并且视中国医学为潜力无穷的新出路的西方医疗人员及病人所重视。

1976年，当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来的一个演讲中，大胆质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的中国共产式的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时，一群狂热群众的叫骂声压倒了我。我努力严正地分析中国医学及药物学历史的企图，似乎困扰了那些认为中国医学能西方医学所不能的群众。在这气氛中，我的博士论文的英译本《当代台湾的传统中国医疗:以药物学为中心》(The Practi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harmaceutics)无缘在美国出版。[16] 一间出版社的总监引用一个评论者的报告说，我的作品对中国医学有太负面的评价。其实，我的书只是报导了我在1969至1970年，留台期间所见所闻。纵使如此，我很高兴见到在二十五年之后，我从前期盼在这研究领域中发展的，都已真正发展起来了。但是，好像在西方那种可以诱使更多学生及知名学者全情投入研究的制度，今天还是缺乏的。

我的作品并不完整，价值也很短暂。它并非一个有系统的研究，而是我对几个偶然遇到的问题的反思。基本上，我的研究的内容可分为四项: 概论中国医学和药物学发展趋势，翻译一些富启发性的中国医学文献，深入研究中国医学及药物学的个别专题和发表有助本科学生学习的教科书及语言导引。

藉著我们在药物学的背景，1969年我和我的太太在台北接触到那琦博士。我们从他那里认识到日本本草学专家冈西为人(Okanishi Tameto)。几年之后，我有缘遇到冈西为人博士。那琦博士的教导和冈西为人的早年作品，诱发我利用汉代至清代的医学史料去撰写一本中国药物文献史。在后来的英文版本中，我加入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官方药典。[17]

就现存文献而言，药物学并非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大领域。因为我的能力所限，而可供我研读的中、日学者的作品又不多，所以我只能专注于《本草》的研究，而略去了大量其他的医疗典籍，包括方书。[18] 纵使如此，我对二千多年来有关《本草》文献的概述，是第一部让西方读者认识到这门中医学问至今的发展历程的作品。除了让西方读者看到大量从前只有通晓中、日文的人士才能看到的资料外，该书传递了另外一个重要讯息。不少鼓吹援中医入西医的西方作者，都认为理念及实践经验兼备的中国医学，早在二千年前已发展为一个成熟完整的系统。千百年的临床经验正好证明东方的医学见解和疗法，比一百年前的西方医学有更卓越的成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当然经不起历史研究的检验。所以，有必要对本草文献的发展及当中蕴藏的知识作出综述，以求详细说明，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远较1970及1980年代的学者所建构的复杂多变。这综述的最后一个影响，就如其他的导论一样，表面地触及了一些作品，却引发相关的深入研究。我的作品所引述的百多部本草学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值得深入研究。李时珍于十六世纪写成，但至今天才被西方汉学家留意到的《本草纲目》，就尤其值得研究。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关于《本草纲目》的研究。著名的汉学及民族植物学家马蒂尔(Georges Metaile)，就曾对多个与《本草纲目》有关的课题进行研究。[19] 当然，我们希望西方汉学家认识到潜藏于李时珍的自然历史及药物大百科中的无尽内涵。长远来看，我们亦希望西方学者如同东亚学者一样重视这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财富。

最近，鲁桂珍(Lu Gweidjen)的纪念文集展示了大量在物质治疗理领内的有趣课题，好像安格尔赫特(Ute Engelhard)的论文「唐代的食疗及首部食疗著作」“Dietetics in Tang China and the First Extant Works of Materia Dietatetica”[20]及奥宾尔亚(Frédéric Obringer)的研究「药物学的新改进:关于砒霜及砒霜花的应用」(An Innovation in Pharmacotherapy: Some Remarks on the Use of White Arsenic and Flowers of Arsenic)。[21]

我的第二部概论作品专注于中国的医学伦理。[22] 我尝试从一个社会学角度去观察二千多年来的医师的执业经历。其实不少的有关问题，诸如医师的社会地位，在指定时期专业化的程度，世界观及宗教义理对医疗的影响及中国与欧洲的医疗道德的异同等等，一直没有被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帮助我们了解特定的社会及经济环境和专业政策怎样影响医师的地位。同时，中国医学伦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在一个异域文化处境中，去检证舒拿(Max Schelers)所说的「明确」(explicit)及「隐含」(implicit)伦理的有效性。

就如我的本草研究一样，这本关于中国医学伦理的小书，因为未能精确分析几本中国典籍，所以只能视为详尽研究中国生物及医学伦理历史的起点。在全球化的年代，在大家共同关注医学及科技对人体的干预的年代，不但东亚的人们要了解那些在西方医疗传统发展出来的价值及态度，西方人亦同样要认识在东方传统产生的价值和态度。只有在这互相理解的基础之上，有价值的讨论及对话方能进行，误解才能避免。

近年，我在郑金生教授协助下，研究过一本看似是江湖郎中手册的作品。在书中，佚名的作者讲述他如何宣传自己的医技，如何招徕及说服顾客接受他的意见，并且使他们付出诊金。[23] 这本手册是私人手稿，其中的分析显示出一个刊行文献没有表露的世界。很明显，单靠刊行文献去研究中国医疗伦理，我们难以真正了解病人与医者的真实关系。当然，刊行作品指出了社会冲突及结构，是有待我们从多方面研究的宝贵资料。

我们要留意迪柏(Catherine Despeux)和奥宾尔亚，联同马斯(Miéko Macé)、美亚(Fernand Meyer)及瓦里(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写成的综合论述《中古中国疾病》(Disease in Medieval China)。该书集中研究汉至宋的咳嗽疗法。[24] 作者明确地指出「中国疾病分类学是尚未开垦的园地」。[25] 现时供西方的中医学生阅读的书本，一般对中国传统医学及疾病分类得过简，但这无碍汉学家学习并且显示中国疾病分类学的本来面目及多元性。基本上，研习者并不需要现代医学知识基础。像我较早前的一篇利用中国传统的天人相应学说去解释麻疯病的文章，大抵只借助汉学知识。而关于麻疯的知识可以从其他有关文献中得 到。[26]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尤其在我和眼科专家柯友耕(Jürgen Kovacs)合作研究中古中国眼疾概念后，我尤其觉得一些特别课题需要涉及医疗和汉学知识。[27]

在这里最后要谈及的概论作品是我的《中国医学观念史》(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28] 受到我太太研究宋、金、元医学和新儒家思想的关系的启迪，我开始研究整个中国医学思想的历史，并将之联系到帝制时代中国的社会哲学和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转变及发展。这个研究的显著成果使我建立了全新的假设，最近这假设已变成以下的论说:导至医疗思想系统兴替，或者是医疗思想系统内在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医学以外的因素，而不是临床观察和实验累积而来的识见。临床实验的结果只是用作检证那些看似可以初步接受的理论。而这些看似可信的理论都是建基于社会秩序和危机，与身体健康和失调的类比之上。

同时，《中国医学观念史》亦有助于诠释欧洲医学史。不过，自这书出版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对中国医学史的认识已大有进展，而该书的偏见亦变得很明显。当我撰写该书时，我全神贯注于功能-系统理论(functional-systematic approach)在中国医学史的角色。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到实体理论(ontic approach)。虽然实体理论和功能-系统理论在中国医学史上同样重要，但实体理论被那些供行医者参考的文献所彻底忽视。原因可能是，这些文献的作者只想表达他们认为西方医学缺乏的东西，他们因而略去了中、西医互通的部份。汉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修正这些偏见，并且引领西方读者进入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宝库。

四、编辑与翻译

加上伊莉莎伯·许(Elisabeth Hsu)对于《史记》列传105:「扁鹊仓公列传」的翻译和分析，及即将出版的英译《黄帝内经素问》，两汉时期将会是中国医学史中受到最全面研究的部份。这应该是近代汉学的一大成就。回到先前的问题:这些工作是否值得?答案是肯定的。

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将能够阅读到大部份中国中代的医学典籍，也能自行评价古代中国医学的内容和性质。他们不须再依赖那些早经过滤和满载不准确的资料的西方文献。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极大的资料库，可用作比较研究中国、亚洲及印度的医学发展，这种广大的视野将有极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汉学有两大使命。

第一，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学者提供准确的资料，使他们能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给予有志于应用中国医学于临床实验的人士各种材料，使他们公平地比较东亚与西方医学传统。

在第一项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是布尔(Paul Buell)及安达臣(Eugene N. Anderson)，他们曾注译忽思慧在1330年著的《饮膳正要》。[32] 此书不但是元代宫廷营养师记载元代宫廷膳食的优秀著作，更是中世纪欧亚文化史不少专题的重要材料。研究「新历史」的人会特别觉得有用。正是因为大家逐渐醒悟到研究古代社会与文化不可仅仅看重政治事件，或某些时代的重大成就，新历史才得以发展。历史家需考虑更多看似平常无奇，但实际上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33]

在布尔及安达臣撰写他们的作品之前就累积起来的大量资料，可以刺激汉学家去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可幸伦敦韦尔金医学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London)赞助的《韦尔金亚洲医学丛书》(Wellcome Asian Series of Medical Monographs)给予高水准的研究一个发表的场地。这套丛书的首两部作品，夏尔柏的马王堆手稿研究及布尔及安达臣的《饮膳正要》译本正为西方的中国医疗历史文献研究定下了标准。

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麦礼(Brian E. McKnight)注译宋慈(1186-1249)的法医作品《洗冤集录》，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里程。[34] 所有的文明都重视公义，找寻死亡的原因和追查非法害人致死的凶手。中国较其他文明更早发展出精确的方法，帮助法医及官员去达到公平及正确的判决。对今天的汉学家及比较研究者而言，不少从中引伸出来的问题都是值得留意的。

这里简单陈述汉学中的医疗文献研究的成果及潜力，证明了汉学所能作出的贡献，我想强调这种工作是在中医学研究中的独特领域，比起其他主题，这更能容许汉学突破它的框框。1986年我在慕尼克主办的会议，给予从事中国医学文献翻译的同业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37] 在这段期间，在统一中医术语的英译方面，进展尤其显著。上面提及魏乃杰的字典，可以作为在这方面发展情况的最佳指标。

五、材 料

另外，在尚未印行的材料中尚有不少珍贵的材料。[42] 

首先，在中国医学史研究，手稿的重要性直至今天仍然大大被低估。因为中国的印刷技术早就问世，我们不必惊奇手稿研究在中国远没有像在欧洲医疗研究中般受到重视。所以，纵使马王堆手稿、敦煌文献，及其他材料近年颇引起关注，但是汉学界似乎对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医疗文献少有研究。不过，初步观察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of Ethnology in Berlin)的大量中国医疗文献所得，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尚未被人发现。[43] 这些材料原本只供私人或者少数人传阅之用，并非预算广泛印行。它们纪录了一般印行材料并未收录的知识、疗法及伦理。上面提及的医师手册只是其中一个例子，[44] 更多更多的材料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次，欧洲与美国的医学博物馆一直都有从事收集与医学有关的艺术品及器物，但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医学史料是最近的事。这情况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亦一样。几乎所有相关博物馆业已成立，但内藏的展品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就如文稿一样，这些器物藏有印行文献没有的重要资料。据我所知，印行的资料从未收录宋代以来，有关走方郎中推销成药的策略的资料。我们能从这些成药盛器中认识到传统中国药学的另一方面，这可能与陈？套的药物典故大相迳庭。与此同时，这些器物证明了中国古代医疗经济学的发展，并可以和现代的药物工业作比较。[45]

另一个例子就是医师和药剂师印制广告所用的本刻印模。在已印行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医师自夸能耐的材料。但从这些印模印出的单张，我们得以了解中国医学史的另一个面貌。[46]

六、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