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文字学在传统“四部之学”知识分类体系下，先后从属于经部“小学”和史部金石学，在“知识分科”及经史交融的学科演变过程中，造就了长期从属地位，奠定了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20世纪初因受西方“七科之学”现代学术分科观念影响，在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促进下，“小学”众多分支学科逐步分立，古文字学也因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的研究拓展，实现了学科独立，成为一门既植根于传统经史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的综合学科。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使古文字学一直较为边缘，影响学科定位的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人才培养。近年来强基计划持续推进，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应在传统语文学学科范式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语言学技术手段，在培养目标、研究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着力，搭建融合古今、兼顾中西的课程模式，为古文字学学科发展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作出贡献。
关键词：古文字学；知识分科；学术转型；人才培养
当下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热门议题，古文字学是一门融合现代与传统的交叉学科，既发轫于传统经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更涉及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在建构其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文字学经历了学科独立与现代转型，现今古文字学大有渐成“显学”之势，各高校、科研院所纷纷重视古文字学学科发展，教育部于2020年在多所高校开展古文字学强基计划试点，古文字学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已初见成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国独特社会历史实践，使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迎来时代契机。古文字学学科建设虽在逐步加强，但古文字学有着极强的学科交叉性与融合性，目前对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稀少。那么，古文字学 在古今知识分科体系演变中处于何种地位？其学科综合性与交叉性又是缘何而成？对其学科地位有何影响？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应从哪些方面着力？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和推进新文科建设契机下，文字学作为传统学科且实现了现代转型的学科之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加强人才培养已摆在突出位置。为此，本文拟以古今知识分科为切入点，从古文字学学科发展演变入手，通过“四部之学” 与“七科之学”的比较，分析古文字学现代转型后的学科困境，探讨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的重点和难点，以期对古文字学学科建设与传统文科教育有所助益。
一、“四部之下”，古文字学的从属地位及学科传统
在当代人文学科体系中，古文字学是一门既植根传统经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而独立的交叉学科。在传统“四部”分类学术体系下， 文字学先后从属于经学和史学。文字学独立于20世纪初，标志是从传统“小学”中剥离，而与音韵学、训诂学的分立，则意味着文字学的现代转型，后分化出古文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研究等相关分支学科。
不同于现今学术分科体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由典籍分类而来，以四部分类为主，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随着典籍的整理， “六分法”最先出现。后经刘歆、王俭、阮孝绪、荀勖等人发展，最终在《隋书 • 经籍志》中得以定型，形成了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四部分类法，由此奠定了我国传统知识体系基本格局。而四部中“经部”居首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评价经学“可说是成为中国民族的哲学、宗教或政治、文学的基础的东西”[1]。“小学”被视为解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对“小学” 的研究也催生了早期古文字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小学”在商周时期指学制，其内涵经历了历代演变，后将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皆称为“小学”。章太炎《小学略说》 称： “小学二字，说解歧异。汉儒指文字之学为小学。 ……而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2]，张舜徽也有类似之说 [3]。《大戴礼记 • 保傅篇》云：“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4]。“小学”学制中原本就包含文字学内容，《周官》载保氏教国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为“书记”， 《礼记 • 内则》载：“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学书记”[5] 。可见书学是古制“小学”中的重要内容，至班固《汉志》， 因“小学”类书目繁多，如《史籀》《仓颉》《凡将》《急就》等，后人遂沿用《汉志》旧名， 将一切有关文字之书皆称为“小学”，于是“小学”又成了文字学别名。且《汉志》将“小学” 附于“六艺略”末，此种编排方式一直持续至《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史志目录，在学术体系上“小学”是作为经学附庸而存在。
早期解经的兴盛促进了文字学发展，诞生了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解经风气在汉朝盛行，与汉字隶变密切关联 [6] 。秦始皇焚书坑儒，颁布 “书同文”等法令，扫除了战国“文字异形”局面， 但也使古文字留而不传。汉朝立国又以隶书取代小篆，遂使古文废绝。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展开，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焕发生机，重新诵读理解古文经典成为必要，汉儒解经以传授古经为要务。而西汉东汉解经又有所差异，西汉重大义，东汉重训诂名物，后者促使古文经学家大量涌现。王莽时将整理古文当作制礼作乐的一项重要内容，大量征集文字学人才，涌现出刘歆、贾徽、贾逵、许慎等大家。古文经学对训诂名物的偏重大大促进了文字学的发展，额勒布云：“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质之于逵，凡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烛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万物咸睹，靡不兼载”[7]。训诂成为汉代解经的主要内容，对字义的探究是训诂的主要目的。催生出一大批训诂之作。许慎《说文解字》以字形释义《尔雅》以同类训释释义，刘熙《释名》以音训释义，扬雄《方言》以方言释义，这些构成了后世古文字研究的基础，也促成了古文字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产生。而许慎关于文字构造和演变的观点，以及由《说文解字》确立的系统文字学观和对“六书”理论的贡献，成为奠定中国文字学研究的理论基石。
由此，文字学很长一段时间从属于经学，之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文字学研究又进入到历史与考古领域。宋太祖赵匡胤鼓励经学，复兴礼制，收集和研究金石成为风尚。杨元明、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薛尚功等人编撰大量古铜器铭文专著，客观上促进了古文字研究的发展。宋代金石学以考释铭文为主，有宋徽宗《博古图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钟鼎篆韵》等，考释文字风气兴盛繁荣。王国维云：“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钜，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 宋人也有凿空之功”，更称赞宋代乃“古文之学勃焉中兴”[8]。金石学的兴盛促使文字学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更好结合，突破了从汉魏以来主要研究小篆的传统，将更多的金文、籀文、陶文等古文字纳入研究范围内。
古文字学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大大发展，虽然尚未从金石学脱胎出来，但古文字研究打破了经学从属而进入到史部之学。金石之书早期被归于经部“小学”类，《隋志》将汉魏石经拓文放于“小学”类，此例在《唐志》中延续。刘敞《先秦古器记序》中亦称考证古代器物铭刻“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9] ，古器挖掘与文字考释只是金石学的方法手段，目的更多的是“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10] ，解经才是最终目的。而随着宋代金石学兴起，郑樵在《通志》 中创“金石略”一门，与“校雠略”“艺文略” 等并举，《宋志》也在“史部目录类”专设“金石之属”，这意味着对金石著作的重新认识与归类，将其纳入史学研究领域。清代早期金石学归属仍有不明，但最终在史部中确立。早期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将金石学放入经部，但到《四库全书》时于“史部四十二”设“金石之属”。清末金石学中兴，学者们也意识到金石学与史部关系更为密切，王鸣盛提及“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11] ，法式善亦云“余尝谓金石文字足以备读史者之采择，此其功较专论小学者为更大也”[12] 。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张之洞《书目问答》更是将金石著作放入史部之内。
清代由于“朴学”的繁盛，金石学迎来中兴，客观上促进了古文字学研究的推进。康熙时提倡儒家经典，推崇“朴学”以巩固统治秩序。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清代“朴学”家更是继承“许学”传统，以金石文字来解经，遂带动了金石学复兴，也促进了古文字学发展。金石学研究大多以通经考史、经世致用为目的，段玉裁言：“许氏以后，三代器铭之见者日益多。学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书条理，为六经辅翼。”[13]
孙星衍亦言：“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14] 这就使清代金石学较之宋代考释文字之风更盛，如涌现出吴大澂、孙怡让等名家。研究者对古文字字形结构、考订源流等方面的成果，使古文字研究不再是金石学著录的附属，而形成了如《字说》《名原》等专著，为之后古文字学的独立奠定了基石。
古文字学与小学、金石学不仅是从属关系，其历时演变更内化为学科特性，使古文字学成为植根于传统经学与史学的综合交叉学科，更影响了古文字学之后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两汉“小学”奠定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方法，古文经学的兴起，使“小学”从识字教育转为解经之学，由此而形成的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紧密相连。而汉字不同于印欧语，早期古文字研究主要以字形为主，诞生了《说文解字》以字形解说字音、字义的经典之作，这样以考释文献为目的、以字形研究为主要方法的古文字学形态一直影响至今。同时金石学的兴起，拓宽了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围。而出土文献的加入，使古文字研究打破了以“许书” 为尊的局面。金石铭文的考释以证经补史为目的，这使文字考释与典章制度、礼仪等相对照，形成了以文化通训诂的显著特点。后期清人对《说文解字》研究更是蔚为大观，不仅丰富了《说文》内涵，还纠正了《说文》中许多舛误， 这些都成为古文字学重要的理论基石。
二、“七科之下”，古文字学受西方理论影响而独立的历程
古文字学的独立受到西方分科体系与语言学理论共同影响，“七科”分类下经学逐渐淡出，原本附属于经学的“小学”被拆分为训诂学、音韵学。同时甲骨文等新文字材料的发掘与研究，使古文字学从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 最终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古文字学”一词是20世纪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才后起的名称。裘锡圭先生《古文字简史》一文提及古文字学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含古文字本身研究，也包含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 [15] ，前者为传统文字学研究范围，而后者则继承了金石学研究内容。而如今所指称的“古文字学”则是受现代分科观念影响而独立的学科。
近代意义上的分科观念及体系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兴起，最终取代了传统“四部之学”，进一步改变了四部之中经学的发展。“四部之学” 的变动源于经世学风兴起与西学思想潮流 [16]。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在学界迅速传播，学者普遍认识到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的重要性，梁启超所撰《变法通议》[17] 、严复《政治讲义》[18] 均有相关论述。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冯桂芬 1861 年所撰《采西学议》即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即西学学科、中国传统经学、史学与辞章之学 [19]。王韬 1883 年所撰《变法自强》则将“中学”与“西学”具体分为经学、史学等“八科”[20]。而之后陈虬《治 平通议》、郑观应《盛世危言》将中西学术分为具体的六科与五科，表现出更加偏重西学科目倾向，原本中学科目被压缩，“六分法”中的文学科类似于辞章之学，经学内容愈发减少。1901 年张之洞、刘坤以日本的“六科分立”而提出的“七科方案”使经学短暂复兴，两种分类方式皆将经学置于首科。但经学在西方学科体系下难逃被废除命运。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取消经学设置，其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大学科三十五科目，将经学、史学皆置于文学之下[21] 。此分类法在教育部 1912—1913 年所公布的《大学令》《大学规程》中定型，形成了以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为主的“七科”知识体系。“七科”体系下彻底取消了经学科，文科仅保留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师范中小（学）也一律废止读经，经学在学堂体系彻底淡出。
“七科”体系下虽然取消了经学，但经学对传统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无法替代，学者们开始提倡“国学”替代经学，原本属于经学的各分支学科也逐渐分离独立。国学虽与经学相关，但含义更广，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取向。梁启超在 1902 年流亡海外时曾提议创办《国学报》，之后邓实、章太炎皆有倡导，胡适更是在1923 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倡将“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2]。国学的提出是经学衰亡而兴起的传统文化形式，桑兵指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 态。”[23] 国学的兴起某种程度可看作西方学术思潮冲击下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反拨。国学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发生重要变革，促进了原本经学体系的瓦解，使其中附属的各子类学科借助新式学校教育而分离独立。
章太炎受西方语言学影响提出以“语言文字学”代替“小学”，并强调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的关系，客观上促进了经部“小学”的分化与各子类的独立。章太炎 1906 年在《论语言文字之学》指出传统“小学”一称有失妥帖，应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 “此 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塙切。此种学问，《汉 • 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24] “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留日期间所提出，既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 又植根于清人治“小学”讲求形音义的方法，将清代“朴学”以《说文》为主的研究扩展为语言研究。这在客观上奠定了古文字学之后独立的理论基础，更直接促进了训诂学、音韵学早先从“小学”中分离。早在1898 年马建忠《马氏文通》就参照了拉丁语法体系，使中国语言学研究从传统的“字” 的研究转向了更现代的语法研究。西方语言学从理论、观念、方法等方面对汉语汉字的影响 也在加剧，训诂、音韵纷纷独立。章太炎《文始》奠定了汉语语源学基础，更挑战了传统训诂学观念。黄侃作《训诂学讲词》，建立了初具规模的训诂学理论体系。而现代音韵学的创建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展开，瑞典学者高本汉于1915—1926年陆续发表《中国音韵学研究》，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在此期间持续发酵，传统训诂学、音韵学从“小学”中独立而向现代学科转变。
同时，河南殷墟遗址的发掘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金石学中古器物部分被考古学所吸收，因此而涌现出的众多古文字研究成果，使学者不得不思考古文字未来走向。19 世纪末殷墟甲骨文被发现，20 世纪初大量甲骨文材料的发掘使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名家投身其中，甲骨文以及大批金文、简帛文字的出土，为研究汉字结构规律和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物质载体。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与甲骨金文的大量考释成果，冲击着传统文字学观念。这批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罗振玉 《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 [25] 。而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 文字之学”，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或“古文字学”之名 [26] 。他们不仅运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于甲骨文研究，而且已有将古文字学从金石学中分离的意识。20 世纪 20 年代 现代考古学确立，使金石学中古器物部分被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的独立也迎来契机。
20 世纪初文字学逐步从“小学”中分立，新式学堂开设文字学课程，相关理论专著也大量涌现，近现代文字学体系得以建构，各分支学科日臻完善，古文字学也迎来新一轮发展。中国传统文字学早有“书”“名”“文”“字”“文 字”等书写符号称谓，而“中国文字”“汉字” 等重要名词术语则明显受到西方语言文字影响，在与外国文字、民族文字相区别上而产生。刘师培 1905 年《文字学史序》已使用“文字学” 一词，后章太炎、钱玄同在报刊上大力提倡。1917 年北大开设文字学课程，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等“文字学” 还包含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内容，未脱离传统“小学”的研究范围。容庚所撰《中国文字学》讲义，虽按照形与义两部分来构建文字学学科框架，但如钱玄同、朱宗莱一样，学者们强调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学”，对西方理论借鉴较多。之后有学者意识到古文字研究的薄弱与不受重视。唐兰1935 年《古文字学导论》提及古文字的重要性： “近年来，考古学、古史学、语言音韵学等科，均有有显著的进步，这些学科和文字学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文字的解释，渐渐成为时尚。但古文字研究方面，若干年中，并没有显著的进展。”不仅如此，唐兰还意识到古文字学发展处于薄弱环节：“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研究是分开的，文字学既因语言音韵学的独立而奄奄待尽，古文字的研究也因为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27] 唐兰明确提出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求将古文字研究内容摆脱训诂、音韵的影响从而转向文字形体结构。这对古文字学科体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古文字学的现代转型。而之后 20 世纪 70 年代战国秦汉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使“战国文字”“简帛文字”与早期“甲骨文”“金文”构成古文字学研究重要分支，使其最终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三、从“绝学”到“显学”，古文字学的学科定位与强基计划人才培养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古文字学经历了学科地位的历时变化，也使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特性更是限制了学科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同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古文字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特殊综合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回归古文字学传统，以传统文字学理论为基础，以经史学文字材料为载体，以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为辅助工具，以文字释读为手段，以文化传承为目标，形成一个古文字学学科优势突出、贯通传统经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时，对古文字学现代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提炼，明确文字学与语言学不同学科原理，回顾古文字学经史传统， 突出古文字学学科当下建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以古文字学的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重点，将古文字学重构成为一门传统 文化综合之学。
古文字学虽已现代转型，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多地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学发展迅速，成为拥有甲骨学、青铜器铭文（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四个分支的现代学科，但其兴起发展与经学、史学密切相关，古文字学的学科定位仍较为模糊。古文字学从 “四部”到“七科”的转变，不仅是一个分类结果，更意味一种学科思维模式的转变，导致古文字学在早期为其独立，丢掉了部分学科传统。古文字学独立后的较长时间，学科地位较为边缘，长期处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成为一门融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博物学、考古学为一体的交叉综合性学科。加之门槛高、 培养周期长、难出成果等原因又有“绝学”之称。古文字学研究内容包括对古文字的整理、认识、解释，还包括对古文字文献的语法、词汇等语言方面的研究，需要掌握文字、语言、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熟悉传统古汉语、古文献、古文学、古代史等基础内容， 还需要了解考古、书法、绘画等学科门类，甚至还要借助数、理、化、生、地质、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来进行文字文献的整理与释读。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有着极高的要求。
古文字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仅影响其学科建设，同时也使其人才培养面临多方挑战。于古文字学内部而言，还需要处理好古文字研究形、音、义的关系。于古文字学外部而言，则需要处理好古文字学与文字学关系、文字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同时，古文字学仍然没有摆脱从属历史学地位，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如何借鉴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同时借助拓展传统文字学相关理论，成为难题。且古文字学早期人才培养主要在硕士阶段，仅在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有开设，长期分散于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之下，不同一级学科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皆有较大差异，彼此局限割裂。早期人才培养很难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各学科之间有效整合，使之长期处于薄弱环节。
近年来古文字学热潮兴起，人才培养也由研究生阶段招生扩展到本科阶段，学科体系建设迎来新的契机。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对冷门学科的建设和创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在 2017 年被教育部、国家语委认定为专项工作。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突出强调甲骨文的价值意义。之后 2020 年教育部正式出台《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在国内多所 双一流大学开展试点招收古文字方向本科生。2021 年古文字学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至此古文字学人才培养迎来新机遇。
古文字强基计划是对古文字学全阶段人才培养的大胆改革和创新，这就要求其课程体系既能符合古文字学学科的交叉特性，又能满足跨学段人才培养机制。古文字学强基计划立足于本科生人才培养，意在打造贯通本科—硕士— 博士衔接的模式，打破原有古文字学专业长期的从属地位，培养学科复合型人才。从 2020 年 古文字学强基计划试点以来，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开展本科阶段招生工作。各高校自身专业特色和基础上都有不同，其培养计划也各具特色，基本可以归结为单独编班、导师制、小班化、本—硕—博衔接等模式。这主要是为与以往的文史类专业中综合培养、硕博选拔的方式区别开来，突出专门化和夯实基础的特点 [28]。在课程设置上，大多以文史类本科专业课程为主，再附加古文字、古典文献、古代文学、古代史等专门课程。传统文科课程统一协调，以此超越传统文科教育体系之下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进阶分明的课程模式。
目前古文字强基计划课程设置虽大多已具规模，但仍在试点阶段。古文字学本为“四部之学”下的传统学科，如何在“七科之学”新知识体系下进行课程体系设置，成为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如传统古文字学培养目标与现今古文字学 “通”与“专”之间的差异在哪里？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影响下文字本位与语言本位对古文字学影响如何？文史基础与现代语言学各种课程中所占比例为多少？如何平衡语言文字学、文学与古文字学相关课程？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各占何种比例？古文字学强基计划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对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颠覆性实践， 既要考虑古文字学传统的基础，又要补足加强现代转型特征，使其兼顾中西、融合古今。
（1）在培养目标上，坚守传统文字学研究路径，回归以人为核心的经史学传统。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以人文学科为主，而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以自然科学为主。这使得西方知识体系以认识客观世界为主，而中国知识体系则以认识人伦社会为重。尤其是传统经史学重人伦道德，钱穆先生曾言：“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作是一 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29] 从学科特性来看，隶属其中的古文字学本身就是一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学科。古文字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在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目标上我们必须重视古文字学的人文属性。强基计划虽力在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有志于奉献古文字学研究的优秀人才，但古文字整理释读仅是方法手段， 还需要将文字考释与不同时期的典章制度、礼仪等相对照，重要的是以文字去解经，用经典来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发挥经学强调性情道德教育与人文社科各学科会通的特性，使古文字考释扩展到古文化有关问题的探讨。最终形成以古代汉语“文字符号”研究为根本，以全面系统整理多种类型出土文献为任务，以向文、史、哲、考古等人文学科提供清楚翔实准确的文字材料为使命，以建设新人文学科、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为目的的古文字学培养模式。
（2）在研究方法上，明晰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的不同，在传统文字释读方法之外合理借用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差异较大，传统语文学是以文字研究为基础，以文献语言为依托。而现代语言学则不然，主要以语言为主，文字是为阐释语言内部规律服务，以描写、比较为主要研究手段。虽然古文字学独立受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影响很深，早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学共时与历时、语言系统描写、句法结构等分析方法对我们阐释语言文字现象确实有用，但这些并不能照搬到古文字释读之中。古文字学从传统语文学分化而来，其研究方法还要回归到传统经史之中去。古文字学立足许慎《说文解字》，以传统字形分析为主，从宋代对铭文的研究至21 世纪众多甲骨文、简帛文字的大量挖掘，大致形成了“形义派”“形体派”与“综合派” 三种流派，古文字的基本释读要充分吸收传统研究方法。在文字考释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语言层面的研究，兼顾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将具体文字考释、个案分析，与古汉语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实际情况相结合，使文字阐释扩展到语言层面的理论、系统研究，挖掘文字背后所蕴含、记录的语言信息，探讨古文字与古汉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将传统文字学研究方法（以文字为本位的形义学理论）与以语言为本位（把文字系统看成“符号的符号”）的现代学科理论相结合，同时加入以文化探源为目的的当下关怀，形成一条符合我国古文字研究的特殊路径。
（3）在课程设置上，突破现代学科体系，兼顾传统文史知识，回归古文字学科综合特性。唐兰先生曾言： “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30] ，裘锡圭先生在谈到学习古文字的方法时也特别强调“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31] 。古文字学本就具有学科交叉与综合性，其人才培养需掌握多学科知识。古文字学长期以来人才培养仅在研究生阶段，且分属于不同学科之中，不同学科以本学科知识体系为导向，课程设置以本学科核心课程为本位，彼此之间较为割裂孤立，难以实现传统经史知识有效整合。古文字强基计划将古文字人才培养纳入到本科阶段中，学科分属也聚焦到中国语言文学中。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更加自由，突破传统文史专业限制，将各学科所需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同时借鉴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技术手段，实现以“四部”之学为基础，“七科”之学为补足的有效组合形式。 具体课程设置上，应以传统文字学为古文字学强基专业基础课程，以古文字学为核心课程，以语言学为辅助课程，以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为选修课程。同时，纳入各种语言文字识别信息化手段，让学生了解学习使用数据库、人工智能技术、图像信息处理技术等，以应用到甲骨缀合、竹简编联等中，以此解决文物文字信息提取和辨识难题，最终形成“一体两翼多单元”的课程设置模式。
（4）在培养层次上，把握通与专的关系，借鉴“四部之学”中通才到专才的成长路径，合理布局到本硕博三个阶段之中。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通人之学，而现代西方知识体系重专家之学，这是学术理念上的根本差异。近代知识体系强调分科理念，历史学、文学、哲学又有各自的学科分野，在“七科之学”时代下，横跨古今纵观文史的学者实为少数。这既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标志，也是现代学术转型之下的弊端。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提及 “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32] ，尤其是对人文学科而言更需要通才通儒通学。古文字学因涉及众多学科知识有其特殊性，在传统文科教育体系下，古文字学人才培养路径为先学习语言文字学、文学等系列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才学习古文字学相关课程。强基计划课程设置不能照搬传统文科培养模式，需在传统由“通”到“专”的培养模式下，打通“通” 与“专”的课程内容，呈现一个综合到深入、低年级与高年级的相互配合的全新模式。低年级阶段主要打基础，以构建多学科知识体系为主。低段上半重点设置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低段下半设置战国文字、金文研读、语言学概论、训诂学、考古学、中国文献学基础等课程。而高段则由通识向专业转变，在熟悉古典文学、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行古文字整理与释读。由战国简帛文字、秦汉出土文献入手，拓展到由文字释读、语言文化分化，再加入先秦典籍研读，进一步开设甲骨文、舆地学、 语言学理论相关课程。由此实现一二年级主要围绕古文字为中心，以基础语言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拓展，形成文字—文史理论学习模式。三四年级以具体的简帛文字、战国秦汉文字、甲骨文为中心，逐步向汉字源头、疑难字释读迈进，由理论学习向自主研究转变，最终形成一个“通”“专”互融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四、余论
早在20 世纪60年代唐兰先生就提出：“文字学是我国独有的一门科学，它应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在社会科学部门中的一门独立的科学，中国文字学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33] 古文字昭示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古文字研究不仅是学术需求，更具有推广学习汉语、汉字的实践作用。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词义三位于一体的特性，这在世界文字中独一无二。西方语言学较为发达，而文字学较为薄弱，汉字复杂的表意性也使汉字相较其他语言文字具备更大的研究空间。近年来古文字学研究渐成热潮，古文字研究在世界语言文字研究中具有独特性，既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论方法，又借助现代西方语言技术方法，是汉字学确立与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我们应该在深入研究古文字本体的基础上，借助当下汉语热的现实条件，使汉字学构建起符合实际的学术体系，以在国际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建构符合我国学术传统与当下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本学科力量。
古文字学从产生到近代学科的独立，其学科地位一直比较模糊，这种学科定位与学科价值严重不匹配，对于古文字学学科建设产生了极大阻碍。在强调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建设的当下，古文字学本身具有新兴交叉学科属性，我们应该大力提高古文字学的学科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因采用苏联分科模式突显语言学地位，独立的文字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文字学被恢复，但以语言学为主、文字学为附属的学科生态仍未改变。古文字学找不到合理匹配的学科范式，长期隶属于语言学之下，不仅模糊了古文字学独特的交叉特性，还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一直以重视语言学为主，但语言学与文字学本就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两者应独立发展，互补共赢。近年来随着古文字学热潮的兴起，各大高校科研机构更是重视古文字学科地位。清华大学于 2022 年计划新增“古文字学”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2023 年更是着力打造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力求在发展古文字学一级学科基础之上，拓展古文字学理论与方法、商代文字与历史文化、西周文字与历史文化等二级学科。近年来古文字学热潮不仅契合国家坚定文化自信、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更是符合我国学科制度发展下增加学科门类、强化一级学科的趋势。而且就古文字学本身而言，已然具备一级学科的设置条件，甲骨文、铭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等分支都渐趋成熟，古文字学今后的发展势必朝着更加独立、自主的学科地位前进。
古文字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古代训诂学、音韵学、儒学、金石学、考古学等众多门类。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与其他学科对接共享，促进文学、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的发展，帮助出土文献的释读阐发，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重要的探源作用。但目前这种对接共享机制建立还不健全，古文字学相关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还有待加强。同时，古文字学研究也应该充分借鉴吸收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扩展实物资料，提升理论方法。不仅如此，古文字学作为一门植根于传统又与现代紧密 关联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建设路径对同样处于交叉地位的学科有重要借鉴，如史学之下的古文书学、年代学、谱系学、古币学、印章学和纹章学等，古文字学学科独立与现代转型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意义还有待挖掘。
钱穆先生强调探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真谛，探求中国文化复兴之正道，必须走中国学术“守正创新”道路 [34] 。古文字学因其学科交叉性与融合性，既植根于传统经史学，又受到西方语言学、信息技术影响。强基计划的开展创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文科培养模式的新模式，古文字学科体系建设是打造“守正创新”学术路径的良好范本，更是构建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重要阵地。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世界进入知识社会、信息时代，文字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古文字研究为中国文化谱系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注入了新内容，世界学术发展趋势要求建立独立的文字学学科群，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建设更呼唤独立自主、兼容并包的古文字学科范式，学界同仁们应充分利用古文字学悠久历史和丰硕成果，将古文字学科体系建设推向新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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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文发表于《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第10期）
文字 | 魏宏远、吴冬莉、陈晓强
排版 | 杨子江
责任编辑 | 王安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