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使蜀汉遭受重创，刘备离世，精锐几近殆尽，步入“危急存亡之秋”。值此之际，魏国未对蜀汉趁火打劫，却三度挥师伐吴，此中缘由耐人寻味，背后实有深层战略考量。
蜀汉虽折损两员核心人物，但其所据山川之险仍固若金汤，政权架构亦相对平稳。东吴孙权之位虽稳，然魏国洞察其内部隐忧与破绽。况且吴魏对峙已久，魏国为防二者联手反噬，其战略布局更着眼于长远，而非一时之利。
魏国在夷陵之战后的战略部署令人费解。战事甫一结束，魏国旋即发动三道伐吴之役。公元 222 年九月，曹丕以十万余众于长江中游兴兵伐吴。然次年三月，魏军铩羽而归，无功而返。公元 224 年，曹丕再度兴师，却仅耀兵江畔，未建寸功。短短四个月后，又一次伐吴，依旧徒劳无功。而对气息奄奄的蜀汉，魏国却尽显“宽容”，未举大军征伐，仅遣王朗、陈群等重臣致书诸葛亮，劝其举国归降。
探究魏国此举，需回溯夷陵之战期间的决策过程。战前，孙权为免两线受敌，向曹丕称臣并乞师攻蜀。曹丕初有伐蜀之意，召集群臣廷议，然众臣皆不支持。刘晔建言趁蜀吴交战之机伐吴，却遭曹丕否决，理由是恐绝他国来附之心。王朗等三公则力主按兵不动，曹丕权衡再三，终纳三公之议。
此段时期，曹丕因无既定战略，多与孙权虚与委蛇。一面佯装援吴，一面欲图加强对东吴的掌控。孙权亦非省油之灯，假意配合，实则以“拖字诀”应对遣子为质之要求，乃至指天为誓，而后于夷陵大胜后公然拒质，致曹丕恼羞成怒，遂举兵伐吴。但即便兵戎相见，曹丕仍留有余地，足见其首次伐吴并非深思熟虑后的战略决策，实乃外交受挫后的应激之举。
再者，魏蜀地缘因素亦不容忽视。蜀道艰险，关中经李傕、郭汜之乱后凋敝不堪，人口锐减，难以为伐蜀提供坚实的后方依托，且伐蜀需长途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军需转运艰难。反观伐吴，可借水路之便，且曹魏统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皆位于关东，距东吴更近，便于集结兵力出征。魏吴虽隔长江，然江北仍有广袤区域可供争夺。曹操时期，“四越巢湖”轻松自如，而两次汉中之战则艰难重重，令曹魏上下对伐蜀心存忌惮。
曹魏立国之初，根基未稳，大举征调伐蜀既无把握，又恐触动世家大族利益，危及国本。王朗等三公秉持稳健之策，贾诩等亦倡先文后武、务农固本，故曹丕伐蜀之举难以获得支持，伐吴亦属勉力为之，顶着重重压力。
曹丕三次伐吴，仅首次真正动武，后两次不过耀兵示威。其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借伐吴之名，行肃清内部之实。徐州、青州之地，自曹操破吕布后，因种种缘由委于臧霸等地方势力，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曹操去世时，青徐兵乱，曹丕继位之初只能安抚。借伐吴之机，曹丕首伐解除臧霸兵权，后两次平定利城兵变，彻底铲除地方割据隐患，完成北方统一大业。
由此观之，曹丕在夷陵之战前后的战略抉择，虽于征吴伐蜀之事上错失若干良机，然其借伐吴以除内患，巩固北方统治，亦彰显出其作为青年政治家的谋略与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