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本来是一个轻松愉快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但是现场极端粉丝搞得我非常不适——见过中国观众嘘中国冠军的吗？见过中国观众给中国冠军喝倒彩的吗？昨天晚上我真TM长见识了。
我特别喜欢孙颖莎，因为孙颖莎是石家庄人，是我的老乡，是我们石家庄的骄傲，所以我特别想孙颖莎拿金牌……但是，现场的粉丝真的让人反感，所谓一粉顶十黑大概就是这样吧，搞得我都有些逆反心理了。
这群人爱孙颖莎吗？爱乒乓球吗？我觉得不是，他们只爱他们自己——那个极端的、偏执的、狭隘的、没有思考的自己。
从心理学上讲，极端粉的本质是自恋，偶像只是他们在世界中为极端自我投射的个体。
孙颖莎就算没有夺冠，金牌也是中国队的，陈梦也是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我也为陈梦高兴，尤其是两连冠的杰出成就。
但我还是会为孙颖莎加油、祝福，她还年轻，希望她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极端粉圈的恶心行为，上升到运动员本身。
说起来，这一次比赛男乒也有一个选手粉圈很疯狂，成绩三十二强，但是粉丝张口闭口“积分世界第一”。
给从来不看体育比赛，但是喜欢搞饭圈文化的极端粉丝科普一下：积分世界第一是屁用都没有的东西，竞技体育有且仅有一项评判标准——就是大型体育赛事比赛成绩。
也就是这一届奥运会，开始有从来不看体育的粉丝吹什么“积分世界第一”，以前从来没见到过。这TM不就跟娱乐粉圈哥哥们不看演技、不看唱功，看什么“打榜”“超话排名”一样吗？
我举两个例子，14年前后阿根廷国家队长时间排名世界第一，但是世界杯决赛输了德国，阿根廷国家队就是一个被嘲笑的失败者。同样，比利时国家队在17/18年也长时间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大赛从来没出过成绩，被人嘲讽为“大赛软脚虾”“内讧队”“欧洲中国队”（英格兰一度也曾享有这个外号）。
第二个例子是羽毛球李宗伟，常年世界积分第一，但是你知道李宗伟的外号叫什么吗？——“千年老二”——因为他大赛从来没赢过林丹。
大家以前见过吹“积分世界第一”的运动员或国家队吗？也就是这一届喜欢打榜的娱乐圈粉丝入侵奥运会，从来不看比赛，就对着一个excel表格发癫。
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看十几年比赛从来没见过这种说法，这算什么荣誉啊？积分这玩意就像电子竞技的天梯，你见过哪个dota、lol、星际二的职业选手不比冠军，吹自己天梯积分的？
竞技体育，成绩说话，菜是原罪。
饭圈文化，人类之癌，见到必骂。
粉圈问题是一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典型话题。但一旦又有了各种新素材，我还是有必要再说一遍。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分析普遍现象，不针对具体的流量明星和粉丝。本文也一样，我想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众多年轻人对看似“邪教”式追星行为趋之若鹜。
如果一个两个人这样，我们可以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是流量明星那么大量的粉丝群体，资本早就针对性地批量割韭菜了，现在又蔓延到体育领域，这就肯定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
这个社会现象是可以多维度看待的，如果想看骂资本和流量明星的文章，请移步《流量明星和极端“粉圈”，为何成为了社会毒瘤？》《让流量明星饰演伟人，这就是惨痛的代价》《“粉圈”乱象批判：追星如何追成了“社会公敌”》《“流量明星”算不算资本家？“粉圈邪教”算不算工贼？烂片算不算对观众的剥削？》这些，我实在写了太多了。对于割韭菜的资本、对于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我们要骂，狠狠地骂。但是对于热衷于粉圈组织的年轻人，我们还是本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分析一下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意义的缺失。
人是需要“意义”的生物。从哲学上讲——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入世”的哲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找自己相信的“意义”，或者说“意义”如何去规定人。
从哲学层面来讲的“意义”过于抽象，我们现实社会还是被非常实体化的“意义”的所构建。符合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义”比如：学习知识、锻炼身体、职场发展；还有为他人、为集体的“意义”：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等。
而粉圈则是在“邪教”层面所规定的意义，它所规定的内容脱离了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并且会对他人、对集体造成伤害。粉圈所规定的“意义”变成了要给割割做数据，做得越多“功德”越高；要给割割控评，控得越勤快“福报”越多；要跟割割的黑粉battle，骂人越狠越能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为啥说粉圈是“邪教”组织的原因，因为他们实实在在为大环境和粉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带来了负面效应——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讲叫“负外部性”——就像工厂污染环境，就是给全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粉圈现象也在污染整个文化娱乐环境。流量明星让歌坛、影视圈质量直线下降，绝大多数群众还不敢说什么，说了就会被邪教粉丝控评网暴。
批判粉圈的内容已经说过很多了，本文还是对流量粉丝多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怜悯：因为这个时代的“意义”普遍缺失，他们才会选择被资本为割韭菜刻意制造的“劣质意义”。
意义缺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从后现代的维度来看：前现代人们靠神话、宗教来维系“意义”，现代靠理性主义去维系“意义”，而后现代则是意义缺失的时代，意义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却意味着很难找到意义。
从资本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类最完美的意义、最佳的价值实践——劳动，被异化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劳动所产生的的成就感、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也被一起剥夺了。
再细化一些，具体到我们这个短暂的时代、特定的社会，多元化的意义也越来越少。如果社会处在上升期、经济繁荣、主流意志尊重多元化，那么状况就会好很多。现在的情形大家也都看到了，年轻人最优选的前途就是考公、考编，多元化空间越来越少。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等情绪——这就是异化。甚至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为正反馈去奉献，而资本家甚至都要把这种正反馈“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一个人的好名声。
劳动者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样也无法拥有自己产生劳动果实的成就感、认同感、价值归属感。就像我在京东工作的那位朋友一样，做了那么多好事，除了我们这些朋友心疼他鼓励他一下，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反馈，正应了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给钱算不算正反馈呢？发工资也很“快乐”啊，你这位朋友虽然没有获得认可，但是补贴京东一定发了不少吧？挣到钱了还不能偷着乐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其的货币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工资仅仅是劳动社会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更进一步地，当今世界的货币也不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而变为了一种更加虚拟的资产，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不会生产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价值和意义的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的意义趁虚而入——包括有害的“邪教”式意义。
资本时代，万事万物皆被“异化”为了商品，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再具体细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质假冒伪劣商品——他们没有唱功、没有演技、没有艺德艺品，只能靠资本维系下的“邪教式洗脑”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业时代，消费是生产的实现部分，是依附于生产，生产赋予了商品怎样的品质、功能、效果，那么消费就是这些的实现。但是，在后工业时代，消费不再是生产的依附、不再以生产实现为目的，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即消费本身的意义。这一种意义成为了消费的目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讲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不再是针对实体的消费，而是针对于意义系统的消费”。
流量明星就是这样一种幻象，被它所控制的就是被扭曲意义的邪教粉圈。
第二点，集体的缺失。
简而言之一句话：人是集体的动物，从在非洲大草原合作捕猎大于自己体型几十倍的猎物开始，到漂洋过海统治地球，都离不开团结协作，这是深深刻进人类进化的基因中的——换句话说，不融入集体、不能团结协作的基因，已经在进化中被残酷的环境淘汰了。
然而问题在于：现在是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集体被彻底打散了，一个个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简单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深刻理解什么叫“原子化”，因为这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曾经，工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时代，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纽带，很容易就团结起来。那个时候工人们吃穿住行娱乐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他们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这个群体，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体宿舍。
90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国企大厂、前场后院、子弟幼儿园和小学、工人文化宫，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孩子们都是随便串门随便去别人家吃个饭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商业化的小区，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邻居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周末就是去购物中心四五层的儿童区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同样，生产工作模式也发生了“隔离劳动者连接”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足以支撑他们点外卖、租单间，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没有交流，只有交水电费的时候合租群里才会有人说话；周末抱着个电脑刷一天的剧，基本没有与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个格子间中，可能连同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这样的原子化工作与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团结起来”的基础。
大卫·哈维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那么现在的同事是集体吗？你工作的公司是集体的载体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回答是否定的，具体原因我在《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这篇文章中分析过，简而言之一句话：现代管理学中的绩效考核、末尾淘汰制，把“同志”变成了“仇人”。
原因很简单，公司内部的奖金激励体系，都是“零和博弈”：绩效A的10%，B的30%——还一定要有5%的D，连续两年拿D就被辞退……等等这些规定，导致同事之间并不是协作的关系，更多还是利用、提防、抢功劳、互相卷的存在。
每天上班只是看似人多，并不能称之为“集体”，当今的白领们在CBD钢筋水泥构筑的森林中，感受到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孤独。
美国社会学家劳里·格雷厄姆专门对当代新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过批判，她指出，现在新兴企业中普遍流行的“扁平化管理”“开放式空间”“团队生产”等不过是资方控制、监视劳动者的一种新手段，并用来对抗工会的工团主义的力量，因为资方普遍认为：“如果管理方与基层员工处于一个‘团队’之中，那么基层员工对于工作的不满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也应当不会有劳资冲突”。
更进一步地，管理者们会向基层员工灌输这种观念：要求提高薪水或拒绝加班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格雷厄姆采访过的一位从事创新性团队工作的劳动者对她吐槽，本来自己对团队工作充满热情，但后来发现只是“来自同事互相监督工作‘到死’的一种新手段”。
正因为此，资本豢养的“邪教粉圈组织”才趁虚而入，伪装出了“集体”温情脉脉的样子，向彻骨寒冷的孤独白领们抛出了橄榄枝，把他们变成了自己脑控下的奴隶。
第三，进步的缺失。
这也很好理解：应试教育是很残酷很折磨人的，但是我们对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通常都很怀念，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恰好拥有我们现在缺失的两个因素——集体和努力的方向。
现在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每个人的天花板往往是自己父母决定的——现在还不仅仅是“天花板”了，兜底的“地板”，也就是购买一处属于自己的居所，也往往要靠父母的支持。这就跟我分析“躺平”的社会氛围如出一辙——努力没有什么用了，那还努力什么呢？
所以大家就沉迷奶头乐了，这就给了资本割韭菜的可乘之机。而粉圈则是终极版“资本主义奶头乐”：别人沉迷消费主义至少还是想花钱当大爷的，加入粉圈是花钱又找虐，天天被大粉PUA你这种表现怎么配爱自己的割割——又花了钱，又被白嫖了劳动力，又被凌辱了精神，堪称“剥削两开花”。这就是粉圈邪教式洗脑的威力。
那么有办法解决“粉圈邪教”愈演愈烈的问题么？
关于这个话题甚至可以再拔高一些，我在《不忘初心李自成》这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要区分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什么是“客观规律”。有些人天天觉得“客观规律”不如自己意，就妄图改变“客观规律”，这是小布尔乔亚唯心史观的一种。
具体到这件事之中，粉圈乱象、邪教式追星，都是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特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我们再觉得邪教傻逼，再觉得怎么有人会喜欢这玩意，但你不能理解不代表这一现象没有存在的土壤。
存在的土壤就是本文所阐述的三个话题，是客观的、短时间内难以逆转的；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讲，我们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被“粉圈思维”“邪教洗脑”所影响。
我就针对第三部分“进步缺失”的话题简单谈一谈：诚然从宏观角度来讲，上升通道是固化的，但是对于个人微观层面来讲，努力依然是可以改变自身处境的。很简单的一点，绝大多数年轻人离开学校之后，就放弃了学习、放弃了知识的获取，这是很糟糕的现象。“活到老、学到老”可不是一个顺口溜，背后隐含着是改变人生唯一的契机。
对资本家的剥削，我们可以“躺平”；但是对自己的人生，可不能自暴自弃。每一个无产阶级可以在职场上“躺平”，作为抵御资本家剥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不能在自我进步上“躺平”，即便走出了学校，每个人也应该保持学习的习惯，既要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积攒经验，也要保持学习理论知识、跨学科知识、前沿学说的终身习惯。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口头禅：活到老，学到老。他老人家一生也是在践行这个理念：六十多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但是老人家在这个岁数开始重新学习英语，大家去杭州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国宾馆看看，凉亭里就有一个“毛主席学英语旧址”。
（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卡片）
当年有一个嘴仗，可以证明他老人家的英文造诣学到了什么层次。最早有一个提法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有人觉得这个词太凶了，容易扩大打击面，也不利于被批评的人日后的改造，应该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又有人说，“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用它来做定语是有语病的，念起来也拗口。
最后毛主席拍板了，就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用英语给大家做了解释：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就单从翻译这几个名词的水平来看，现在90%的大学生都达不到。
所以他老人家就是我们的榜样，不仅仅是英语，他早年为了学习马列著作，还简单进行过德语、俄语的学习，经常接见国际友人时，都要跟他们和身边的翻译人员探讨一些具体的翻译，比如说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就发明出一个写进英文词典里的新词汇——Paper Tiger——纸老虎。这种学习态度可比那些为了赶时髦去法国留学，结果一句法语都学不会的人强多了。我们就应该用老人家的故事激励自己：我们还远远没到六十岁呢，工作再忙也忙不过毛主席，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学习和进步呢？
无产阶级不能做装糊涂的高手，不装糊涂就得不断督促自己学习进步，掌握更先进的生产力。当然，在996无偿加班的大环境下，有自己的时间确实很难。
但是我们跟革命先烈比一比，他们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还不忘学习、不忘进步，现在资本家再凶残也比当年反动派们温情脉脉多了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美国记者福尔曼在长征结束后与延安拍摄的一处红军讲堂的照片：
后面的背景里有中外知名的军事家，各种武器、战斗、军械的科普图：
在那个时候，还在陕北窑洞里的红军就开始研究航母了，要知道，美国记者拍摄照片的时候，距离二战太平洋战场上航空母舰大放异彩还有五年之久。
见贤思齐，看看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们是怎样奋斗的，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就算再累也不能跟革命先辈们比吧？
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找到前进的方向：学习、进步、哲学、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些就是应对“异化”的个人方案。
每当大家丧失了学习与进步的动力时，就看一看这些照片，看看当年窑洞与小米加步枪孕育了怎样的梦想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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