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打工人”这个词语开始流行，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刷了几天“打工人”的梗，你却还不肯称我一声“无产阶级同志”》
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打工人”尚且只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我们要走出“打工人”的宿命悲剧，就必须从“身份认同”进化到“阶级认同”——我们是光荣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认同”。
结果整整五年过去了，“牛马”成为了一个新的流行语，我一看完了，这咋还退步了呢——别说建立起“阶级认同”了，这直接产生了“物种认同”危机了。
当然，往好处想，根据伟大的辩证法，“开倒车”等于“反向加速”，所以都是好事，当退无可退了，就只能前进了。
从语言学上来讲，把人称之为动物，就是一种代指层面的矮化。就好像我们习惯把性工作者称之为“鸡”“鸭”，这就是通过把人代指为动物，达到羞辱和确立身份高低的目的。
所以不管是“牛马”还是“吗喽”，都是一种自我矮化、自我贬低。或者说这种自降格，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外界存在着一种矮化自我的他者，至少也是属于“阶级区分”的一部分，比“打工人”这种“身份区分”还是更进一步的，所以说“反向加速”并不是玩梗。
就比如说“打工人”刚刚流行时，人人都会顺口而出一句口头禅“打工都是人上人”。这是能够体现出某种“集体潜意识”的，嚷嚷着“人上人”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反映的潜意识肯定是不尽相同的，说白了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以及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不是阶级晋升成为“人上人”，而是团结起来再造一个没有“人上人”的世界。
所以“我们都是牛马”至少要比“打工人都是人上人”要反向进步了不少，最起码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和麻痹了。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丢掉幻想，才能准备斗争。至少“牛马”的称谓，不再会体现出多少“都是人上人”这种自我催眠的成分在了。
同时，在五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也指出：“打工人”概念的出现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相比于绝大多数人民连“身份认同”都没有的那个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繁荣，诞生了一大批心里没点逼数的弱智白领阶层（脑力劳动者）。
这群人明明自己穷得一逼，没有一毛钱资产，月光族信用卡花呗网贷轮番用，从事最基本的重复性脑力劳动，日常加班没加班费下班回家一个微信马上切换到工作状态，最喜欢朋友圈美颜网红店打卡以及分享各种网络成功学课程，靠父母接济在一线城市勉强生活……
然而他们出入于城市最繁华的CBD，在高大上的写字楼中办公，用着靠网贷买来的奢侈品和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张口闭口抓手、体感、触达、心智、赛道、痛点……于是就觉得自己是上等人了，就觉得自己特别小资特别文艺了，就瞧不起那些流水线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保安保洁农民工等体力劳动者们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家和他们豢养的走狗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无数“精神上的资本家”们心甘情愿做起了云孝子，为权贵分忧、为剥削洗地，臀脑分离。诸如马云“人民富豪”这种断子绝孙的马屁，只是当时乱象的一个缩影。
曾经的脑力劳动者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小布尔乔亚的美梦，觉得自己学历不错、大城市白领、写字楼工作，生活、身份认同、审美趋向都在向“精致”二字无限靠拢。
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形势比人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们梦破碎了，他们发现大城市不是梦想实践的场所，而是年轻鲜美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绞肉机，榨干他们青春后就一脚踢开；写字楼不是高大上的办公场所，而是变种的流水线，狭窄格子间里容不下灵魂也容不下肉体，甚至仅有的隐私场所——茅坑，也都开始计时出恭了——这不是旧社会“牛马”又是什么呢？
梦想破灭的声音让他们开始厌恶，厌恶资本家飞龙骑脸为所欲为得寸进尺，厌恶钉钉的提醒声、打卡时的笑脸以及洗手间中的计时器，厌恶社交网络、商家广告、商品符号对他们的种种规训，让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虚无缥缈浮华的背后其苟活的本质。
他们终于明白了——繁华和热闹是罗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于是“打工人”这个梗火了。
于是在“打工人”的阶段，这一点就进步了：开始对群体身份的“纯洁性”有了一定的要求。这个梗一火，各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的明星都来蹭，说自己是“打工人”。这瞬间引起了舆论反扑，“明星不算打工人”挂在微博热搜大半天。
打工人们终于开始不惯着他们了，比如当年鹿晗等人蹭了一下打工人的梗，马上被人扒出来穿着一个3w+的奢侈品大衣说自己“打工人”。说明无产阶级还是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朴素的阶级认同，至少知道一个片酬代言就是普通人一辈子挣不到的钱，所以对了这群得了便宜还无病呻吟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们，大家毫不客气。
当年一些关于“打工人”的段子——“你努力打工，你老板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打工可能少活十年，不打工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等等这些相关的梗已经开始触碰阶级理论的边缘了——剥削与剩余价值。
当然，绝大多数参与调侃的“打工人”绝大多数都不能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打工都是人上人”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在，而更有一种无奈的反讽与调侃，其中透露着挥之不去的迷茫、无奈与疑惑，鲜明地带有着后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命中注定的悲观主义色彩。
而到了“牛马”阶段，这种“命中注定式的悲剧大大加强了”，同时还带有着一种决绝：打工人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成为人上人的潜质；而牛马跟人，是有生殖隔离的。
这种退步/进化或多或少反映了当下年轻人，面对不可逾越的阶级固化和贫富差距下的自我决绝。
国庆七十周年之际，央视出了一个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一集讲开国大典的部分时，采访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回忆，其中一位老工人眼含热泪说：我们之前是牛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
所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吗？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是简单的重复，我的观点是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有上升周期，有下降周期，即便是在两个相同下降的周期中，所表现的种种特质也是不同的。
最典型的，当代“牛马”能够在互联网上口嗨、调侃自己，首先都是衣食无忧有根网线有个手机的，真正吃了上顿没下顿为活下去奔波的人，是没时间没心情在网上参与“牛马”话题的讨论的。无论怎样当代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是旧社会真正牛马们永远无法想象出来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当代自谓“牛马”者，自我吐槽的成分多于实质的内容，或更多的是对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坚不可摧的阶级固化的调侃，并没有到了活不下去“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程度。
这也就回到了我在《革命尽头（上）》《革命尽头（下）》等一系列文章中所老生常谈的话题：第一，当代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革命的基础，毕竟大家都有口饭吃，就没有搏命的动力了。
于是我们又在扭扭捏捏中回到了“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过这个“奴隶”是相对的，相对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如果看绝对值来说，大多数人过得都说得过去。
第二，成功的革命会消解革命的基础，这是革命“最伟大的悲哀”。
伟大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家团结起来革命，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础之上的。毛诗有云：“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地主的重重压迫，所以农民才会个个同仇。
而成功的革命恰恰会消灭这样的社会存在，革命的成功让大多数人没有了冻饿之虞，而只有死亡的威胁——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才是革命最大的动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已经完全知足了。
面对社会依然存在的不公平，可能会吐槽两句，表达下“牛马”的悲伤，但是离搏命造反、把统治阶级挂在路灯上，那还远着呢。
切格瓦拉那句名言：“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这话其实只描述了一半现象，后面的故事就是有了学校和医院之后，他们还会继续跟革命者走吗？
姜文早年参演的知名“反思文革”题材电影《芙蓉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芙蓉镇上所有人都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只有一个傻子天天喊“运动啦”“运动啦”。
有错吗？似乎并没有错，大家至少都安安稳稳过日子，喊“运动”的那个人反而有些不合时宜了。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就是那句话——成功的革命反而会消解革命基础。
所以只有像毛主席这样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历史、超越于社会存在的伟人，才会警醒我们：如果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如果修正主义当权，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那中国人民就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先烈们的鲜血就白流了。
可惜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把毛主席的预言当回事，当年追随毛主席的人的形象最后被定格为了《芙蓉镇》中傻子。
这是非常公平、非常唯物的“历史周期律”：无产阶级放弃了革命性，那么迎接他们的就是“二茬苦、二茬罪”。毛主席耗尽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发动“天魔解体大法”，就是想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把“屠龙术”交到每一个人民手中，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我说这就是公平：人民接得住，有了管理国家的能力、素质和革命性，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万万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
天降伟人已经凭借一己之力拔高了历史进程，甚至一定程度超越了“社会存在”去建立了属于未来的“社会意识”，我们还要指望伟人再多做些什么吗？老人家自己也知道，一切都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他已经不能做更多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
最后的结局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的唯物史观又一次发生了威力，事实证明人民没接住，人民没有战胜走资派。那又能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还要指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保驾护航吗？他老人家能保十年、二十年，难道还真能“万岁”吗？最后还是要看人民群众自己。
刘慈欣就很悲观，在他早期科幻小说《中国2185》中，讲了一个“复活伟大领袖”的故事。不过刘慈欣也很客观，这篇小说中被“复活”的伟大领袖告诉后来者：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不能指望前人全给你包办了，那后人永远无法成长。这跟本文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周期律还没完，伟大的唯物史观一刻不停地在运作：当“二茬苦、二茬罪”真正来临的时候，被革命消灭的旧的社会存在又一次重塑，那么就必将不断产生新的、与之匹配的社会意识，从“打工人”到“牛马”就能看出这个趋势来。
所以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老人家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真正的“二茬苦、二茬罪”能够教育人民。其实运动失败的根源其实就是缺一个“反面教员”，缺一个像蒋介石一样能用重机枪把全国人民都逼革命的反动派。所以这又回到了开头的观点：开倒车等于反向加速嘛，加速也是好事情。
简而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可能会有滞后性、可能会有超前性。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为“人民富豪”唱赞歌，还能够忽悠到一大群无产阶级，这就是社会意识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存在；而伟大领袖认识到了“二茬苦、二茬罪”，在晚年的伟大实践把屠龙术留给了每一个人民，就是拔高了社会意识，比所有人看远了一百年。
对于每一个无产阶级来讲，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属于自己的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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