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同理，劳动者要八小时工作制，要落实加班费，要保证双休和更多的假期，也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正因为此，我对于调休和放假太少的问题，也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要一调休就讲。大家也不要嫌烦，我相信，在人民群众不断呼吁之下，未来一定有一天，就像愚公移走了山、精卫填平了海一样，我们也能获得更多的假期，也能够见证“调休”成为历史。
大家总抱怨调休，但其实也要看到一个根源：调休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我们的假期太少了，少到远远脱离时代的需要了。
我们的年假（带薪休假）是真的少。以我为例，我工作八年在四五家公司干过，所有政策都是第二年起有5天，干满五年到十年不等，才为10天。有好一点的公司给你一年涨一天，有垃圾一点的公司就是一直五天，到第十一年才变为十天。最关键的是不能跳槽，一跳槽就不累加，得从头算起。
每次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多人跟我抬杠，说什么《劳动法》规定工龄休假不受跳槽限制，在新公司是可以累加的。废话，我不知道是可以累加的吗？我还知道《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要有加班费呢。我说的绝对是大多数打工人最普遍的条件。
比较一下国外的，问了一下我在国外的朋友，韩国的朋友15天年假——
英国的朋友25天年假——
澳洲的朋友四周年假。都是刚工作一两年左右的，就怕货比货啊。
刚从意大利回来，在米兰见了一位工作9年的朋友，他的带薪假期是15天暑假+30天年假。如果干满10年后，暑假将会增加到25天，年假也等比例增加。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日本找到工作，假期是20天年假+10天暑假+10天黄金周（还有其他元旦等法定节假日），他们这个10天黄金周是不用调休的。可见即便在东亚，跟日韩比我们也比不了。
非要说我拿发达国家说事，我们也可以比一比发展中国家，越南法定年假是12天：
再看看墨西哥，《财经》杂志两个月前刚好出了一篇关于中资企业在墨西哥建厂的报道，因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这几年间许多中国企业选择在墨西哥投资，来享受北美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但是这些企业就被墨西哥打工人好好上了一课：
人力成本低是中国企业对墨西哥最深的误解。在中国企业最集中的新莱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约为4000元人民币，最贵的下加利福尼亚州，约为4400元人民币。但他们每周固定工作时间48小时，最多不能超过57个小时。这只是基本工资，还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费和其他福利成本。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资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每年的用工成本涨幅也接近20%，如果营收没有相应增长，利润缺口会越来越大。墨西哥法律还规定，企业盈利后每年要拿出10%的利润给所有员工分红。2024年5月，一位华富山家电厂的负责人本着激励员工的目的给每人分了相当于一两个月工资的红利，但隔日的员工出勤率却大跌。
“中国企业是用着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成长起来的，管理的短板被掩盖了。”一位中资企业人士说，哪怕市值几百上千亿元，许多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还是“草台班子”。
不得不说，对资本家来说“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那么反过来对无产阶级来说，那不就是最惨的吗？
我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胖东来员工年假是三十天起的——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分享会上表示：“现在胖东来上班时间是7个小时，每周要按8个小时工作制来算，其实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实现双休了，双休是104天，我们有年休假30天到40天，再加上春节5天闭店休息，我们的休假基本上就在140天了。”
我说欧美假期多，有人说东亚内卷文化圈；
我用日韩举例子，有人说人家是发达国家；
我说越南、墨西哥假期也不少，有人说中国特殊国情；
那我就举出胖东来的例子，不知在座的各位精神资本家们有何高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尤其是在工业产能过剩、无法在提供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岗位的前提之下，第一要靠持续的产业升级，第二就是必须诉诸于第三产业是必然选择。
而旅游业无论从带动地方经济、增强国民认同感和凝聚力、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最完美的选择，我是非常支持国家这一大战略的。
但是呢，这其中有个微小的bug，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假期、没有钱去旅游。本身我们假期就少，还要调休，放了假哪哪都人多，还不如在家躺着呢。即便去旅游，也只是“特种兵”式的蜻蜓点水，不一定会为地方带来多少的消费增长。
试想，如果每人都有充足的年假，或者叫带薪休假，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避开旅游高峰，慢慢享受旅途；对于旅游地方来说，可以把接待能力摊平到全年，不至于黄金周爆满溢出了，平时冷冷清清赚不到钱。
比如这次黄金周小西天景点大火，但是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承载能力，以至于被人喊“差评”，当地领导还出来道歉。大家评评理，是不是把所谓的“黄金周”收益平摊到一年细水长流更好？
黄金周看似带动旅游、带动消费，其实这个消费是“溢出”的，意思是有很多钱地方是挣不到的，因为没有这个接待能力，也滋生出过度涨价、宰客的乱象。让商家选，你猜商家是愿意选细水长流，还是一年就挣这几天的钱？让游客选，你猜游客是愿意自主决定出游时间，还是就那几天调休来的假期挤破头？
更何况，黄金周这种人山人海的现状，直接劝退了很多潜在的愿意出游的游客，让追求旅游质量的潜在消费者选择在家躺七天，这笔无形的损失也要考虑在内。
我真的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多放点假，保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一利劳动人民，二利旅游产业和商家，三利国家和宏观经济，这种三赢的事情为什么就迟迟不能实现呢？
我在《“996”是民族复兴的最大动力》这篇文章里讲过这个道理：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就严查考勤、增加劳动者工作时间，整个的思维模式与归因就已经错误了。企业不景气，是因为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企业营收就下行，财报不好看，融资市场就困难……
等等这些都是陈陈相因的。光指望员工加班、严查考勤有用吗？员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费者，越加班越没消费，越没消费公司越困难，越困难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所以这个问题局限于一个公司内是无法解决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高中政治历史课本所学习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了，必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调节。
也可以从博弈论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公司都提升劳动者福利，那么会带来消费繁荣、正向循环；但全社会公司并不是一个意志统一体，如果只是本公司单独提升福利，那么就会在竞争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压榨兄弟，从长期来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续一秒是一秒，能赚一分是一分。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解决。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永远都指向一个原因——消费不足。其实“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最近“境外势力”一直在炒作我们国家“生产过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产过剩”而使用“消费不足”来陈述，但大家要明白这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答案就是提升无产阶级的待遇，让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有钱去消费、有时间去消费。
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使不上劲。——《人民日报》，《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99年，国家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从当年国庆起开始执行，至今我们都在沿袭这个“调休+黄金周”的放假制度。
我们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万元，按照当时与美元的汇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们的人均GDP是8.57万元，按照汇率算刚好一万美元出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时候春节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万美刀，春节还是三天假——很明显，假期少了。
国家早就定了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假期要变多、福利要变多，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诉求。
以春节假期为例，春节看似七八天的小长假，但包含了双休日和调休，满打满算其实休了三天。而且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购置年货、打扫卫生、贴春联、炖猪肉、包饺子；后期需要守岁、拜年、祭祖、串亲戚……
这些任务并不比工作轻松，所以很多人过个年感觉比工作还累，七天时间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后再一想到回去还要补上调休，就更疲惫了，“黄金周”所设想的休息、娱乐、刺激消费的作用根本无法达成。
就拿今年这次除夕不放假来说，官方宣传的说法是：“9天，史上最长春节假期”！
结果仔细一看，说的是——“如果配合带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这不扯犊子么，那年假不是我自己的假期么？你把这算进去给你宣传一下？真是离离原上谱，新闻学再一次展现了它的魅力。
而且我们现在的用人单位什么尿性心里没点逼数吗？正常双休日都巴不得劳动者多多加班赶工呢，还指望他们“带薪休假”？这也太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了吧！
就这么说吧，全国这么多国企、私企，有几家是老老实实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加班费的？相反很多外企在这方面却很“模范”。国家法律规定的事情，他们都这样草率，难道一个呼吁就能落实除夕带薪休假么？
很难得啦，这也是大家“破防”的关键：法律明文规定，企业还不自觉；现在明确规定不放假，然后指望周扒皮做慈善，明显不太现实啊。为啥不多放除夕一天假呢？真就这么抠门，就差这一天吗？
还有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假期质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时通讯设备，可以随时把我们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实则换个地方加班。于是假期的休息、恢复、娱乐、促进消费的功能就基本丧失了。
曾经“上下班时间”就是标准的生活与工作界线的区分。而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有了笔记本电脑，有了发达便捷全面覆盖的网络，有了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以至于老板的一条信息，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让你即便十一二点躺在家里柔软而舒适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
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但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里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工头要让我赶工还能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不？
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生产场地的空间限制，让在家工作的“软性加班”变得更为方便，曾经的“八小时工作制”竟然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得名存实亡，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讽刺。精神问题普遍存在于年轻脑力劳动者群体中，跟这种情况不无关系。
精神需要有张有弛，需要放松，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发呆，都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产”我们的劳动力。但是即时通讯设备频繁地打断这样的再生产过程，让我们长期处在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劳动力再生产被严重干扰；但是明天还要继续劳动力的使用，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吃饭，本来是周末其乐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么优质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但是她就得时不时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这是周末哎。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她回老板信息的时候，另一只手都会从舒展的手掌变成紧攥的拳头，这就是神经紧张的一个表现，久而久之不焦虑才怪。
（朋友分享的，凌晨一点钟还在频繁闪通知的钉钉）
我跟许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时间不回老板的信息，有些人关闭微信的消息通知，有些人十点钟手机就关机，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种下了种子——
你故意不回老板的信息你焦虑不？你关机是不是还在暗自担心万一有什么事？是不是还要想真要有事我没及时回明天我找什么借口？是不是还要想万一我跟老板闹掰了是不是果断辞职？那我辞职了之后要找哪一份工作？就这样下去精神不出问题才怪。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抑郁症》，因为精神疾病的发作，本身就是与剥削、压迫密切相关的，在这个领域传统心理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有诉诸于阶级斗争。
疫情期间推广的在家办公，很多人叫苦不迭的原因也是都变成了7X24h在线，上下班时间被无限模糊，劳动者变成了工作的永动机。
关于这个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今年8月26日，澳大利亚正式通过了一项立法，保障员工的“离线权”（Right-to-disconnect）。
法律规定：员工有权在下班时间拒绝与雇主或第三方进行联系，包括电子邮件、电话、短信以及WhatsApp消息等所有常见通信方式。雇主在工作时间之外出于非紧迫原因联系员工，将面临最高9.3万澳元（约合44.93万元人民币）罚款。
法律还进一步明确了什么算作下班时间必须要联系员工的“紧迫原因”：比如自然灾害、事故意外，或造成更多公众的人身财产威胁的其他情况。同时，如果员工因为使用“离线权”而被雇主解雇、报复或威胁，雇主就会面临刑事指控，最高可被判处有期徒刑。
其实澳大利亚这项法案还算比较晚的了，法国早在2017年就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了离线权利，不愧为革命老区。当时的社会党投票通过一项劳工法，在全球第一次赋予员工“离线权”。 西班牙于2018年12月颁布了《个人数据与数字权利保护法》，首次引入离线权制度，并于《工人法》和《公职人员基本法》中增设离线权条款。
我在《是时候郑重考虑“全民发钱”了》这篇文章中用详细的经济学原理和数据分析过：给所有人都发钱，完全不是什么大事，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同理，多给劳动者几天、甚至十几天假，也完全不会影响到经济——甚至还会刺激经济、繁荣经济。
但根源就在于精英阶层中所蔓延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生怕老百姓得到一点便宜。很多老板就这样，我给你发工资，你就是我的牛马，你多加班理所当然，你想休假那就是喝我血、吃我肉，一定要把人的价值榨干到最后一分一毫。
这不是啥阴谋论，“生怕老百姓占便宜”这种思想，在精英阶层内部早就根深蒂固了，发福利是如此，放假多也是如此。甚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精英中过于普遍，导致相当多普通老百姓都被PUA了，一提“发福利”就是“养懒汉”，一提“多休假”就是“没人干活”了，屁股自发地坐到既得利益者那边，膝跳反射都没这么敏感。
一直以来，我都致力于破除新自由主义“吃人思想”的魅惑，关于“发福利养懒汉”“发福利拖垮国家经济”的谬论，我写过很多文章驳斥，比如：《“福利社会养懒汉”的偏见，还要误导我们多久？》《医疗、教育、养老：市场化的死路与福利化的出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从“发达国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然而还是那句话，新自由主义四十年，这些观点太根深蒂固了。很多普通民众，明明他们是发福利、延长假期、限制资本野蛮扩张的受益者，然而被精英们洗脑这么多年，一提到“发福利”“多放假”三个字，他们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马上条件反射地嗷嗷叫了起来：“不得了啦！养懒汉啦！！！”
曾经的劳动者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罢工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最低工资保障、基本福利制度。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好转，新时代的劳动者们恐怕也需要自己的“觉醒年代”，来捍卫自己的闲暇时间和休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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