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必须要重视治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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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6 11:55
河北
上一篇文章《在欧洲，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我写了小一万字方方面面剖析了欧洲的治安问题，真的只是在讲旅游的逸闻趣事吗？当然不是，是要为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反面教材。最后落脚点还是这两句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罗马就是大秦嘛，没毛病。归根结底，治安问题是一个基于经济基础的“体制性”问题。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一直在强调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如果经济下行、失业人口过多、社会保障缺位，我们也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治安问题。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不能诉诸于唯心主义史观比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堕落的人越来越多……简而言之，现在全中国的治安傲视全球，考虑到人口基数和国土面积，我说我们现在治安世界第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在良好的治安环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理所应当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十余年、大量社会治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这三重原因共同的结果。第一，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虽然被吸血、被剥削，但也好过去大街上做流民。比烂而论，送外卖好过在工厂流水线打螺丝，在工厂打螺丝又好过农村种地，能在农村种地又好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当然，说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外卖员权益、流水线工人待遇发声了。现在杠精太多，搞得我说话都得说车轱辘话。我上一篇文章中讲了法国、意大利少数族裔的治安问题：黑人、吉普赛人、穆斯林移民，从经济基础上来讲处于欧洲社会的最底层，主流社会把他们当成外来人排斥，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所以这些聚集区治安问题比较严峻。治安问题的第一要素永远是就业，而不是某些种族“具有天然的劣根性”，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压力是层层传导的，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底层必然承担最大的压力，也自然会产生越来越高的治安风险——这是一个客观描述，并不是一个道德判断。正确的理解是：我们是要消灭贫困，而不是谴责贫困人口。第二，大量社会治理者的付出，其实也是人口红利和社会主义遗泽的一部分。警察这种体制内的治安工作者就不说了，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付出跟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虽然我也一直指责基层警察不作为的问题，但是我每次都要上升高度，这就跟医患矛盾一样，根源还是被转嫁的矛盾。我国社会治理的伟大成就，还必须要提及人民群众的付出、奉献。我总举这个例子：朝阳区群众不是一个梗，那真的是这些老人家们春夏秋冬不分寒暑地坚守、没日没夜巡街换来的。那些带着红袖箍在街上维护治安的大爷大妈们，是因为他们经历过集体主义经济的年代，有这种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所以这叫社会主义遗泽。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退休了之后，大概率是去网吧dota开黑，不会有这种“我要对国家和社会尽负责任”这种思维了。这无所谓对错，只是一个客观描述——集体主义离我们这一代已经很遥远了。我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成为做题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卷出来，然后被大公子、关系户和他们的狗腿子嘲讽“做题家思维”，进入社会996榨光了最青春最鲜美的劳动力，买不起房子还被逼生孩子，最后35岁被裁员找不到工作，还被官媒指责“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讲道理，不报复社会就算了，晚年还要想对社会尽义务，那可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第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可以让我们普及监控设施，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大家可以看看八九十年代有多少大案要案没有破，至今成为了悬案；而现在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让那一段历史彻底过去了。生产力的进步还有一个有趣的侧面：移动支付的普及，让群众携带的现金数量大大减少，非常有效地遏制了针对现金的犯罪行为，还顺带毁灭了假币制造行业。不过犯罪分子总是客观存在的，于是电信诈骗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良好的治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点都不唯物。远了不说，就说90年代，经历过的朋友心里都有数。像唐山打人事件，这搁到90年代算个屁啊，太稀松平常了好不好。结果现在有一群傻缺，一边吹什么90年代，一边看见唐山打人嚷嚷亡国啦。真的，讲道理，现在离90年代也没多远啊，经历过90年代的人也没死多少啊，那么多瞎眼尬吹的都是什么成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一个人在家，父母都是非常担心的，千叮咛万嘱咐安全问题。我是石家庄人，那时候石家庄正好流窜着一个以查煤气表为借口入室杀人的连续杀人犯，人心惶惶。当年石家庄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治安事件是“棉三宿舍爆炸案”，犯罪分子随随便便搞到烈性炸药，炸死了一百多人。现在，中国治安一大特色就是晚上能够安全撸串，很多国外游客也都对此颇为赞赏。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晚上能放心大胆撸串的现象，也就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就现在我晚上回去晚了，我父母还很担心安全问题，因为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岁月中，晚上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横向我们可以看一看欧洲的治安问题，纵向我们可以回忆一下90年代的治安问题，现在是时候把治安问题当做关注的重点了。关于治安问题的趋势，我一年前就开始在微博上嚷嚷了。因为这是一个不难判断的未来：经济下行周期中，一定会伴随着越来越严峻的治安问题。这是我微博大号被封中的小号——生产力进步这个问题不用担心，监控设施一定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越来越高清；经济周期律，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很难抗拒，下行周期就是下行周期，我们要接受；重新培养主人翁意识，这个难度有点大，不过要是把剥削阶级都吊在路灯上以维系凝聚力，我也支持，但这个属于幻想时间。那么现在我们能做到的、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全面提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是解决治安问题见效最快的“特效药”。太多人受这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精英洗脑，一提发福利就嗷嗷叫起来：养懒汉啦——这反射比巴普洛夫的狗都熟练。发福利也不是你简单想象的除了撒钱什么都不管，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又不傻，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我也去过北欧，就以北欧国家为例，它们也接受了很多难民、移民、非法偷渡者，但是他们可以把治安问题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靠的就是给这些群体工作。政府会主导在这些群体的定居点成立一个又一个workshop——没有找到官方的翻译，我个人认为译成“合作社”比较合适。然后政府、企业、高校三方会派人来，手把手教这些难民一项技术。再通过合作社组织生产，政府直接对接企业找销路，这样潜在的社会动荡因素都变成了合作社的手工业生产者，有了生计有了住所，谁愿意冒风险做犯罪分子呢？当然，也必须承认，肯定有不少人是“天生的恶”，无产者中也有流氓无产者，北欧诸国的“合作社模式”肯定不能100%消除移民带来的治安问题，但也足以消除绝大多数的负面影响，增加了这么多劳动力和消费者，还为社会提供了不少经济活力。在为什么建议“福利国家”这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说了些经济层面的理由，今天再说这个社会层面的理由，还有道德层面的理由：很明显，如果给一个马上要走投无路的人一笔应急之财，很可能就会打消他铤而走险的念头。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列举了一些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证明了政府的福利支持力度，是与社会犯罪率呈负相关的。尤其是在一些贫民窟进行的社会实验证明——贫民窟的人民不是天生就与毒品、黑帮、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了经济支援，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区秩序。西方很多左翼经济学家都在给美国政府“算账”——因为美国的“维稳经费”是高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在警察、治安、侦缉领域的财政支出也是世界第一的——算账到底是花这些钱划算，还是把它拿去消灭贫困、消灭犯罪划算？很多有良心学者们都在呼吁各国政府转变思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是消灭贫困，而不是通过犯罪、黑帮、毒品、自相残杀，去消灭“贫困人口”。然而新自由主义三十年根深蒂固，新自由主义老祖宗哈耶克的经典立场就是：一切税收都是非道德的。另一位老祖宗诺齐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不认为救济穷人是对的，反而通过税收拿走富人的钱，再通过补贴形式发给穷人，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抢劫行为”。而对于富人来说，白花花的银子与其发给穷人，倒不如自己购买安保服务——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直在强调：西方已经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体系了，因为他们发现越来越玩不转了；反而在中国，在这个有着伟大红色传统的国家里，太多的人——尤其是精英、富豪、官僚、教授、媒体人们，对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奉若圭臬，经济和金融体系一度全盘按照他们的设计来，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所以我提“福利国家”，除了道德层面的考虑，还有功利主义的立场：就是算一笔账嘛，究竟是可能的维稳经费花得多，还是给社会一些普遍救济和保底福利花得多？去年的时候，一线城市的城中村整顿，很多人认为是要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了，但我认为这更多的还是治安层面的考量：不能在大城市出现贫民窟。很明显，我们现在认知中，一线城市工作机会多、城市建设好、警察社区工作者相对充足，因此治安要更好。但一旦经济下行，治安最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一线城市——因为流动人口多，贫富差距大，现在工作机会多也意味着未来潜在失业人口多。所以现在大城市整治城中村，大概率会让一大批租不起房的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但是，他们回到老家做什么呢？家乡如果能提供这样多的工作岗位，那他们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做什么？那么总不能只有北上广深的治安才算治安吧？简而言之，即便从“救急”的层面考虑，即便从稳定治安层面的考虑，在当前失业率之下，真的应该考虑动一动富人的蛋糕，救济一下面临生活困难的群体了。未来的治安问题，具体可以表现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走投无路式的“无恶意”犯罪，比如盗窃生活必需用品，比如穷人不抢穷人。大家如果关注一下超市老板自己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就会发现，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偷食物的案件比例直线上升。而且大数据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我特意搜索了几个相关案例，就一直给我推送相关的内容。而且不仅仅是乡镇、县城出现这种情况，就连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这一种形态社会危害性较低，是可以用普遍的救济与福利避免的。还是那句话，算算账——就算“福利社会养懒汉”，也比“非福利社会养犯罪分子”要好得多。等到时候真的在城市中出现了贫民窟和寄生于其中的黑帮，不光是花不花钱解决的问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运转活力都是大大伤害，损失的钱还不如早早拿来给困难群众“救急”一下，说不定就帮他们扛到了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治安问题还有第二种形态，就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恐怖主义式的无差别伤害。这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发生的频率，也会远高于平常。这一种是根植于人性之恶的，只能依靠铁拳去解决了。虽然这种丧心病狂的犯罪行为是无法杜绝的，但是从数量和发生概率来看，福利救济和广泛就业是可以大大降低这种恶性案件的发生。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能做到的事情很有限。但即便改变不了大环境，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也可以对他人客气一点、友善一点，尤其不要高高在上，瞧不起穷苦劳动人民。虽然我的读者里脑力劳动者居多，但是本质是我们跟体力劳动者一样，都属于无产阶级同志，都是出卖剩余价值的苦命人，不存在谁高谁一等。然而，有些狗屁小白领们，因为在写字楼里工作，然后靠网贷买了多少钱的包、多少钱的鞋，或者全靠父母的支持买了套房，就高高在上目中无人了。就那种劲头，英国女王都得从坟里爬起来封他个贵族才行。这些人吧，如果在乱纪元学不会做人，自然会有人教他们做人。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寄生虫》结尾处父亲为什么暴起杀人，这就是很危险的信号，电影都看不明白还能指望现实中的共情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引进《寄生虫》这样的好电影真是一个损失，它通篇没有提阶级，甚至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但通篇都在展现“阶级矛盾”。建议大家多看几遍，尤其是在乱纪元即将来临的时候，说不定未来我们也住地下室呢。当然还有第三种形态，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契机，底层人民就会一边依然在互相伤害，一边开始投身于路灯行为艺术的实践中。如果真走到这一步，这就不是本文治安问题所讨论的范畴了，就要从历史大潮的宏观角度来审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