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瑞冰丨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文摘 2024-09-19 09:13 江西

摘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关

《唐诗三百首》；新印古籍；书籍制度；书籍史

作

宗瑞冰，南京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

文章目录

一、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新旧并存的版本形态

二、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现代化的发行传播

三、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去功利化的阅读

四、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的书籍史意义

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绵延不绝的流传中，它逐渐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情感，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铸造之中，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传统的基础。在唐诗的经典化过程中，选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优秀的唐代诗人和诗作正是藉由历代唐诗选本的选录，才开始家喻户晓。而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唐诗选本，是清代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它未必是唐诗的最佳选本，但无疑是最雅俗共赏的选本。上至学者通人，下至三家村的妇孺都能接受。广大群众的唐诗知识可说是全由这本选集输送的；大多数以后对唐诗有造诣的人也是由这本选集启蒙的”。可以说该书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书籍。

书籍作为历史环境下的人工制品，它的经典化过程，离不开历代出版者、编校者、评注者、发行商、读者的共同参与。考察这些要素的作用及其关系，就是书籍史的研究视域，即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在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书籍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迄今为止，对《唐诗三百首》一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诗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唯独还缺少书籍史的研究视角。而在我国书籍通史乃至近代书籍史的研究领域，也缺少“深描”和精细化的个案研究。因此本文从书籍史的研究视角，梳理该书在近代书籍史领域内出现的新变化，意在以丰富、立体的细节，揭示这本唐诗选本的经典之作，在传承中华文化、保留学术研究资源、促进古籍事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探讨它对于我国书籍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

新旧并存的版本形态

《唐诗三百首》大约于乾隆年间编成，此后陆续出现注本和续本，仅清末章燮编的《唐诗三百首注疏》就先后有41种刻本。在清人各种评注本的基础上，近代时期《唐诗三百首》被大量翻印，诞生了几十种不同的版本，版本形态复杂多样。

图丨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

《唐诗三百首》颇受近代出版业的青睐，版本繁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至1949年之间，《唐诗三百首》的版次有六十多种。当时各出版社、书局、书店纷纷参与翻印，尤其是新兴的民营出版机构，如启智书局（1934年版）、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会文堂书局（1925年3月版、1934年版）、重庆时新书局（1943年版、1944年版）、重庆鸿文书局（1942年版）、上海的启智书局（1934年版）等。其中仅广益书局就多次出版印刷了梦花馆主的译注本，如1931年的版本，又于1934年、1935年、1936年、1941年、1944年分别重印；陈伯陶标点的新式标点本于1937年出版后，也于1947年再次重印。新印版本的名目也多种多样，有新式标点本、评注本、新体评注本、白话注解本、全图增注本、增评补注本等，名字相差无多，趋同化严重。《唐诗三百首》被大量翻印，既是活字印刷术进步的直接结果，也是1920年以后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直接催生的结果。为满足社会对古籍剧增的需求，适应图书馆收藏古籍的要求，民营出版业激发出整理出版古籍的热忱，汇集国学要籍，辑印古籍丛书。因此，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必然受到出版企业的青睐。

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严格意义上的古籍在版本形态上为文言、繁体、竖版、多线装。而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虽保留着古籍的部分版本形态特点，如文言、竖版、线装，但也具有别于传统古籍的其他特点，表现出显著的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复杂性。

表现之一是在文本形式上文言和白话并存，传统句读和新式标点同时使用。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既有文言注解本，也有白话注解本；既有传统句读本，也有新式标点本，甚至文言注解和新式标点同时出现在一本书中。传统句读和文言注解本，如张萼荪评注的《新体评注唐诗三百首》（上海大东书局1921年版）、《唐诗三百首注疏》（上海扫叶山房1930年版）等为数不多的几种，依然采用文言文评注，并用圈点符号表示句读。而当时市场上更为畅销的是这两种：白话注解本和新式标点本。

图丨《唐诗三百首注疏》（上海扫叶山房）

白话注解本，即文言正文、白话文注释。如梦花馆主译注的《订正白话注解唐诗三百首》（上海广益书局1933年、1934年分别出版）、抱恨轩主详注的《白话句解唐诗三百首》（上海文化书社1935年版）、何澄平编的《白话唐诗三百首》（重庆桂林新生书局1948年版）、储菊人译注的《唐诗三百首》（成都上海亚光书局1943年版）、喻守真编注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姚乃麟译注的《唐诗三百首》（上海春明书店1942年版）等，都采用白话文详细注解、新式标点。究其原因，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的推行，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终结、白话文时代的开始，催生了白话注解本的诞生，如浦薛凤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白话唐人五绝百首》等。白话文的引入，一改前代注释多袭用典故、繁称博引的作风，使古籍趋向平易，极大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学习，满足近代普及文化和教育的需求，也是近代新印古籍畅销的重要原因。

图丨《白话注解唐诗三百首》（上海广益书局）

新式标点本，即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取代传统的圈点句读符号。近代新印的部分文言注解本和无注解本的《唐诗三百首》，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23年，薛恨生用新式标点符号标注的《唐诗三百首》由新文化书社印行，封面有“新式标点符号版本”等字。随后其他出版社陆续跟进，1934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陈伯陶标点、朱太忙校阅《唐诗三百首》（新式标点），1935年上海大新图书社出版了归采臣标点的《唐诗三百首》，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朱麟所撰《注释作法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将逗号、句号、疑问号、感叹号等标在字右，取代传统的圈、点符号。新式标点首先于19世纪20年代初应用于旧小说的出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采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的古典白话小说，成为亚东图书馆屡屡重印的畅销书，在当时青年中产生极大影响。近代出版界将新式标点扩大至《唐诗三百首》等古籍中，显然是为了迎合年轻读者的需求，为传统古籍注入“现代气息”，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出版界迎合市场、追逐风尚的趋势。新式标点和文言注解交叉融合在同一本书的现象，代表着传统线装书已经向近现代洋装书过渡，体现了近代古籍版本形态的复杂性。

表现之二是在制作形式上，用活字版或石板替代雕刻的木板，单叶双面印代替了双叶单印，没有版心，改为边题（在靠近书口的地方印有书名或者卷、章节的标题），其下有页码，同时用书末的版权页取代了雕版书的牌记。由于石印和铅印的字形较一般雕版书小很多，行款又较之更细密，因此原来多册的雕版书，采用活字版或石板印刷后，变成薄薄的一两册。外观尺寸上多32开，较传统线装书在规格上小很多。形制上的诸多变化，使近代新印的大量古籍，如《唐诗三百首》等，既便于翻阅和携带，又大大节约了藏书所需要的面积，对当时的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极为便利，因此颇有市场，广受欢迎，以至于如今各图书馆都还藏有近代新印的各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

从书籍制度来看，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仍是积叶成册，仍属册叶制度，只是在版本形态、形制方面，与传统古籍有了较大区别。这些差别，代表了传统线装向现代平装、精装的过渡，可谓是册页制度下衍生的新形态，反映了近代古籍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

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

现代化的发行传播

传统古籍的传播，有手抄、书肆购买等途径，囿于时效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其传播速度和范围都极为有限。近代以来，《唐诗三百首》等新印古籍的发行传播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古籍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典范。

首先，《唐诗三百首》等新印古籍搭载现代报刊走上高速发行传播通道。近代出版商普遍利用现代报刊宣传兜售书籍，他们尤其青睐那些出版迅速、发行广泛的报纸。当时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大公报》就先后甚至同时为中华书局、扫叶山房、启新书局、海左书局、崇文书局、大东书局、新华书局等出版商刊登书籍售卖广告。检拾近代报纸，其中的图书广告可谓是俯拾皆是，丰富多彩，充分起到了“一报在手、万人皆知”的作用。民营出版商在报刊上经常刊登的图书广告有：出版信息预告、图书目录广告、促销活动广告，甚至赠书广告等。出版商深谙广告之妙用，利用连续广告的形式，以增强广告效应；有时则精心编纂广告词，卖力宣传，让读者知晓即将要出版的新书籍；或者大力宣传某书版本珍稀、阅读价值大、故事吸引人、语言优美等，不一而足，花样百出，以提起阅读者的兴趣，激发购买欲望。如《申报》曾刊载《唐诗三百首》一书的广告云：“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亦能诗’，惟旧版翻印讹谬百出，本局觅得初印原本，特请著名诗家张萼荪先生重加校勘，一一为之注释，凡旧注所无者增之，旧注所略者详之，费时三载，始克告成。每首又加总评指示诗之作法，诗之好处，读者可以一览了然，兹将本书特色列下……”该广告先是指摘旧版的谬误百出，继而宣传本社新印依据的是初印原本，强调版本价值的珍贵，接着以张萼荪点校三载才成，以证该书为精品之作，广告词撰写得逻辑严密、深入人心。

其次，《唐诗三百首》等新印古籍在各种发行销售策略的助推下走向广阔市场。各书局为了促销，纷纷推出“减售”“大贱卖”“大廉价”“买书有赠品”等促销活动，并利用各种纪念日来促销。如启新书局在报纸上刊登减售广告：“《唐诗三百首》精装四册平售四角，减售一角二分。”海左书局特设廉价部，兜售各种减价销售的书籍，其中《唐诗三百首》“全书四册原价三角，减售一角”。上海新华书局举行创业十周年纪念活动，牺牲血本十万元进行促销，除了打折销售外，还有赠品：“在此纪念期内购书不论多少，满洋五角以上奉赠民国十八年精美日历一种，不费分文，人人可得。”这些打折促销的书籍中就有《唐诗三百首》“价洋四角，非常大廉价只收一角八分”。大华书局在五周年纪念日也搞促销活动，其中《标点唐诗三百首》原价三角，“大廉价”一角。如此，自然吸引了不少购买者和藏书者。如著名藏书家王伯祥一方面对折扣书大加贬斥，另一方面却购藏了许多折扣书，根据他晚年所撰写的《庋榢偶识》一书，其藏书中出自盛产“一折书”的大达社与新文化书社者不在少数。此外，出版商推出的函售邮购策略也拓展了外地市场。为方便外地读者购书，当时出版书局还可以办理函售邮购业务，通常会在本局出版的图书目录中附上“外埠通信购书章程”的字样。如上海英租界麦家圈教育图书馆设置了冬令廉价部专门限期售卖打折图书，而且还在广告中详细说明了函售邮购的规程：

《唐诗三百首》全书六册，定价五角，廉价只售二角。以上各书之外，尚有不及细载之书甚夥，本馆分别陈列，一概均售廉价，听客选择。本埠诸公，务请光临面购，外埠诸公，通函订购，款由邮汇，邮汇不便，邮票可以代洋，十足通用，寄费照价加一，挂号现在须加六分，信到原班回件，异常迅速，惟来函务请亦祈挂号，以免途中遗失……

邮寄服务方便了外地购书者，打消了很多购买者的顾虑，自然扩大了书籍的发行量。

最后，《唐诗三百首》等新印古籍也在近代社团、学习班等民间集会活动中广泛传播。近代以来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出，各种文学社团经常组织诗会、雅集、游园、联谊、学术交流、科研讨论、教学活动等形式多样的集会活动，尤其是诗社、讲诗会常以古籍为活动中心，无形中助推了新印古籍的传播。以《唐诗三百首》为例，1928年8月由江右诗人萧远所创办的黄花诗社，附设“中国诗学研究会”，在报刊上刊登消息云：

因鉴于入会诸人皆商界学界居多数，为便利入会者起见，故将每月二次讲诗会，定在下午四时半至六时半举行。闻将于九月二十七号开第一次讲会，讲题有二：诗不是玄秘的、通俗法口释唐诗三百首。每题演讲一小时。听讲会员须带《唐诗三百首》一部，以便参阅云。

该诗学研究会以唐诗为重心，每月开讲诗会两次，讲解唐代诗学，要求听讲者须自带一部《唐诗三百首》，诗会客观上促进了《唐诗三百首》一书在社会上的传播。面向社会招生的学习班，也为该书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申报》上的广告就有这样的招生通知：“每班限五名，学费照半数缴纳，五天截止额满不收。唐诗三百首班，每晚6：30至7：20，全费50元。古文观止班，每晚7：20至8：10，全费40元。孟子班，每晚8：10至九时，全费40元。古文选读班，每星期六晚6：30至7：20，全费20元。论语班，每星期六晚7：30至九时，全费25元，照表只收半费。如多读一班，另加十元，凭报报名，即日上课，校址静安寺路慕尔鸣路口新市场十六号。”类似的学习班形式多样，不拘时地，甚至不收学费，招生对象宽泛，男女老幼皆可：“义务教授，顾家宅公园每晨七时至八时半。有埋名掩姓之博学士义务教授《唐诗三百首》及经史百家简篇，不分男女老幼，均可自由往听，但须遵守秩序，勤诚有恒。”这些面向社会招生的文化普及课程，使《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论语》等传统读本从私塾迈向更广大的社会，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

以《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的近代新印古籍搭载传播速度快、发行面广的现代报刊，加之出版商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走向更为广阔的大众市场。剖析《唐诗三百首》一书的发行传播，可以一窥近代新印古籍的传播盛况，也可见当时民营出版商的经营灵活、促销有方，对于现代出版业很有借鉴意义。

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

去功利化的阅读

图丨《新体广注唐诗三百首读本》（世界书局）

阅读史讨论六个基本问题：谁读，读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读，为什么。其中最后两个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历史上的读者都已经死了，我们后人不可能知道他们读书时脑子里都在想什么，阅读的过程很复杂。因此戴联斌先生指出：“阅读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焦点，应该是历史上存在的读者和阅读行为，而不是当时的文本和物质形态。”考察《唐诗三百首》的阅读和传播，也应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阅读行为和传播行为作为考察对象。可惜的是纵览《唐诗三百首》的研究成果，普遍缺乏阅读史视域的关照。想要考察近代多少读者阅读、怎么读、为什么读《唐诗三百首》，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只能根据目前可见的有关史料，探究该书读者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体验。

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记载来看，清代甚至到近代早期，《唐诗三百首》主要在童蒙教育领域流传广布，主要阅读者为童蒙群体，并获得极高的社会认可。如晚清王蕴章《然脂余韵》中记载的农家女子俞小霞，“闻村塾童子读《千家诗》，入耳若有所悟，复闻便能诵。一日晨起采桑，得‘万籁无声蚕正眠’句，因自喜，反复吟诵不置。复购通行之《唐诗三百首》，乞邻儿教之读，于是遂能诗”。俞越在《春在堂随笔》中记许氏长外孙女，“十龄外，读衡塘退士所选《唐诗三百首》，止读其半，然其后喜观人诗集，不数年，居然能诗矣”。高邮人谈人格“字孚远，号笠生，昆山教谕文焕季子也。年五岁，母高氏口授以《唐诗三百首》，悉成诵，且能讲解”。谈人格的母亲既然能口授该书，肯定对该书极为熟稔，并且认可该书作为启蒙教材的地位和作用。人们也常用几岁能背《唐诗三百首》来称赞某人幼时聪颖过人，如“君姓李氏，讳杭，字孟龙，湘阴人，文恭公长子也。文恭公讳星沆，宦业事迹国史有传。君幼即颖慧绝伦，五岁背诵《唐诗三百首》，七岁能为五言诗”。《唐诗三百首》俨然成为判断幼儿智慧高低的标准。能作为标准，必然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究其原因，在于科举时代社会下层的启蒙教育，以举业为重心，私塾教育主要教习儒家经典和基本的诗文选本，主要是“四书”“五经”，以及《左传》《国语》《古文观止》《文心雕龙》《唐诗三百首》《文史通义》等，作为学诗作文的指引范本，因此文学教育成为“举业教育”。该功利性目的直接导致《唐诗三百首》在童蒙教育领域内的普及，甚至达到了“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的程度。

近代废除科举之后，人们阅读接受《唐诗三百首》的目的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即功利性减退，文学本位提升，更倾向于欣赏和提高文学素养。现代文学史上涉足各种文学体裁的大作家、电影编剧家陈醉云回忆学习经历时说：

记得童年时候，我在家里的旧书架上检得一本《唐诗三百首》，开卷阅览，颇觉爱好；以后遇有兴会时，也常捧起它来曼声吟唱，每觉意境悠远，情趣盎然，好似扫去了若干心头上的尘俗。

从陈醉云的阅读体验中，说明该书已经作为一部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文学作品，值得反复阅读和体味，对人的影响也不再局限于启蒙，而是有所发展和深入。在现代小说中，也有描述主人公反复吟诵《唐诗三百首》的镜头，如“她长于唱歌，闺中无事，我踏着琴，她信口唱着月明之夜的曲子，歌声婉转，琴韵悠扬，不觉惊起了梁间的双燕，啾啾地相对呢喃。她虽然不会吟诗，但一部《唐诗三百首》却从头背得烂熟，每念到‘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句，总对着我嫣然微笑，在这微微一笑中，却含着无限深情在里头哩”。能从头背得烂熟，肯定存在着反复阅读、吟诵的行为，并且女主人公还能将书中的诗句与个人情感融合，借诗以传情，对《唐诗三百首》有着深层次的审美，充分展现了《唐诗三百首》对读者的深刻影响。《唐诗三百首》功利目的和文学本位此消彼长的变化，揭示了它已经跳出启蒙教材的藩篱，蜕变为一本颇具审美的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至此，《唐诗三百首》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而不仅是启蒙读物，走入近代普通读者的心里。

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的书籍史意义

本文探讨近代新印《唐诗三百首》在书籍制度、发行传播和阅读接受诸方面的各种变化，主要目的在于对一本书作深描的个案研究，来见证近代新印古籍在传承中华文化、保留学术资源、促进古籍事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对我国书籍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浪潮的冲袭，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挑战和破坏，古籍被焚、被盗，流失严重。民营出版机构作为近代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出版影印了大量古籍，尤其是古籍丛书和普及本古籍（如《唐诗三百首》），不仅版本形态多样，而且传播广泛，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尽管民营出版机构在古籍出版方面投入热情，主观上很大部分是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等现象，但是瑕不掩瑜，客观的历史作用不容抹杀。

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等普及本古籍，对丰富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对于我国古籍出版机制的研究有重要启示价值。近代以前，古籍一直都是以雕版印刷为主，官刻、私刻、坊刻是三大系统。近代以来公司化的出版机构逐渐代替传统坊刻，大规模商业化的古籍出版行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出版形式也多种多样，民营出版商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古籍出版机制在近代时期呈现的巨大变化，变化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探究，这将是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新课题。

另一方面，它提示我们对我国书籍史的研究，尤其是近代书籍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近代书籍出版的机构，更要重视和加强对近代书籍制度的研究，包括图书文字形式、材料形式、装帧形式及其制作过程等，以及古籍内容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古籍内容的继承与新变等层面发生的普遍以及特殊现象。本文仅仅还原和论述了《唐诗三百首》一书的细节，由此推彼，我们还应关注其他经典古籍，如《千家诗》《宋词三百首》《千字文》《古唐诗合解》等，乃至扩大至某一类书籍，如近代新编语文课本、教材等，这些书籍都应纳入研究视野；在研究方法上，既可以采用文献调查，也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定量分析、个案分析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扩展、深入，可以勾勒出近现代书籍史的全貌。

总之，以《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的新印古籍，在古今古籍出版机制研究、古籍传播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近现代出版业等领域内，都有着亟待发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也必将为书籍史和出版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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