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珍稀稿本日记”上新 | 《萧穆日记》出版

一、萧穆及其生平

萧穆，原字敬甫，以“甫”字太熟改为“敬敷”，同县汪毅山以“敷”亦熟，改为“孚”，后以“敬孚”字行世，桐城东乡钱氏小墩（今属枞阳县）人，诸生。萧穆生于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八月初六日子时，卒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七月十九日午时，是晚清著名文献学家，也是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一生致力于文献整理事业。

萧穆祖上本姓陈，元季明初，由徽州婺源迁至桐城，赘于土居萧姓人家，传至四世，乃由陈姓改为萧姓。迁居桐城后，萧穆家世皆以力田务农为业，读书功名不显。萧穆祖父曾为乡里富宦刘氏做管家十年，生三子，长与仲治薄田十馀亩，因此家资较殷实，萧穆的父亲萧锡光年最少，故而被寄予读书成名的厚望。然道光年以后，因为连年水患，田地常被水淹，家道日落，萧穆父亲也便辍举子业，接替其父继续为刘氏治家事。

萧穆幼时家贫，父亲督促他务农，但萧穆志在读书，常潜至私塾旁听学。父亲见儿子如此好学，于萧穆九岁那年，令其入塾从师学习。入学后，萧穆潜心读书，刻苦自励，十九岁时，已初有文名，与同乡马起升、苏求敬等讲学于丽泽精舍。是时，太平天国战火延及桐城，桐城西、南、北三乡惨遭兵燹，而萧穆所居东乡，因地瘠民贫，不通大路，稍免于难。城内的读书老辈多迁至东乡，许多藏书也散佚流出，萧穆因此得识诸多桐城名流，从之问学不倦，并于其间浏览了许多私家收藏的书籍文献。

咸丰四年，萧穆读书于左宕村，交左庄，二人常相往来，或论时事、或论诗文之道。萧穆又时借左氏所藏图书抄阅，曾借得刘大櫆评点《唐宋八大家文选》，并由刘氏之评点受启发而悟桐城文章义法。咸丰六年，萧穆受业于朱道文门下，从其读书两年，朱氏以“读书穷理、务为明体达用之学”（清）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第301页。为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萧穆注意搜罗前贤书籍文献，留心国朝掌故，记录日记，先后订交左鸿遇、马木庵、马心锴、方涛、许子受、张星五、张大谷、光慎伯、方振卿、程曦之、程际云、姚士培等人，并借阅抄录其藏书。咸丰十年，萧穆又以子侄礼请业于刘悌堂，并将自己所作《音录》一册请刘氏改订，刘氏称其文气格深厚似汉文，推奖之余，仍为之批抹涂改，不遗余力，萧穆由此学问益进。同年，萧穆在读书、抄书之外，开始在乡间授学课徒，先后入学者有马逵渐及马阿午兄弟等。咸丰十一年十月，萧穆同姚士培访吴汝经、吴汝纶兄弟，并称其弟兄有读书之资，又惜其家贫而未能大志力学。同月，又造访左骆臣，左氏对萧穆多有教诲，曾训之曰：“子之名如此之大，令人倾倒，然盛名之下难以居，所以李二曲先生著《反身录》一书，盖人当反求诸身，躬行实践，乃为不愧也。”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萧穆往省城安庆访书、卖书及见老友，是时曾国藩已率军攻克安庆，并建幕府于此，在姚濬昌引见下，萧穆得见曾国藩，并开始与曾国藩幕府圈有了初步交集，交游网络也由此拉开。同治元年，因处理刘氏捐输事，萧穆北上汴梁访河南刘桂轩刺史，在河南住了五个月，得识孙宇农、李濬、祝垲、傅寿彤、苏源生、张承华诸人，中间诗酒问学论交，萧穆后来对这段时光久久难忘。同年，萧穆又过武昌访方宗诚，并在其引荐下认识了汪士铎，汪氏以“学至于圣贤”相勉励，并赠萧穆自著《水经注图》。同治二年，因战事平息，江南地区科考开始恢复，太仆寺卿朱兰督学安徽，补行咸丰三年、四年、六年、七年等岁科考试，萧穆前往应试，以第二名取入咸丰三年县学，然朱兰批评他所作时文不大佳，书法亦粗拙。后在两场岁试中，萧穆皆列一等，因此曾国藩对其寄予厚望，并多次勉励他去考拔贡，志当远大，不可矜张。当时在曾国藩幕府的钱泰吉、杨仲乾、杨岘、孙衣言、莫友芝等老辈学者，不仅传授萧穆读书治学之法，还对萧穆的举业也甚为关心，特别是钱泰吉更视萧穆为弟子，对萧穆进学之事心心念念。也正是这一次与曾氏幕府学人的深入接触，同治三年四月，萧穆再访曾幕，并在方宗诚的引荐下结识了窦垿、汪宗沂、李士棻、刘毓崧等人，窦垿教诲萧穆“用功当先从时文入，时文精好入正学，不然学问无根”，“读朱子书当从大全集并语类方见朱子真面目”。同年八月，曾国藩奏请开江南乡试，并于九月挈家到金陵，萧穆于九月看到举行乡试告示，同徐宗亮、孙慧基两友往金陵应试，十二月十四日乡试榜出，萧穆首次落第。正因为师友前辈及父母对自己的举业寄予厚望，萧穆此后又陆续参加了八次乡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光绪十七年，五十七岁的萧穆本欲参加自己的第十次乡试，后因遍身风湿不得不中辍，后来便彻底放弃举业，以诸生终老。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社会走向稳定，桐城文人开始走出桐城，萧穆也随着自己积累的一些名气及交游圈的拓展，开始在外谋馆。同治五年，萧穆往金陵觅馆，停留月馀而未得，后在方宗诚的推荐下，就馆于和州署游智开幕。尽管萧穆对此馆事不甚满意，但一时也无法寻得更好的去处。萧穆馆游智开幕两年，主要从事书籍校勘工作，他先后帮游氏校勘了《历阳典录》《游廌山集》等，又帮陈小方校陈廷柱的《豫章行记》《琅嬛外史年谱》《笋根杂录》。同治七年年底，游智开被调署泗州，邀萧穆明年同往，萧穆先是允诺，后未就，久居家中，或往返于桐城、安庆与金陵三地之间。同治九年三月，在吴长庆的引荐下，萧穆入英瀚幕，主要从事课读。然刚就馆，萧穆父亲便病重，紧接着辞世，萧穆于此间往返无则，自觉居丧期间旷礼殊多，遂得心疾，直到十月才稍稍缓和，后便辞去英瀚馆事而就馆于县志局，与马起升一道总理《桐城县志》编纂事务。县志编纂告成后，同治十一年，萧穆又往金陵访诸友并觅馆事，他先是托李鸿裔为其觅馆，李氏推荐他到吴坤修通志局馆，并亲自替萧穆去拜访吴氏，又写推荐信，然而此事最终未成。同年秋间，李鸿裔邀萧穆作苏、沪之行，欲与吴大廷为萧穆共谋事，萧穆于八月底到苏州访李鸿裔，并结识了何绍基、高心夔、刘履芬等人。在苏州停留月馀后，萧穆又收到吴大廷信，邀其前往上海，并于信中告知“已与沈仲复、刘芝田两观察商谋位置，已有成说，南来必有安研之所，并可快适读书，得以过从讲论，何乐如之”。萧穆抵达上海后，先后访吴大廷、何海曙、刘熙载、韩署东、钟文烝、刘翰清等人，吴氏将其引荐给冯焌光，冯焌光同意萧穆入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同治十二年正月，冯焌光副手郑藻如确定萧穆就广方言馆从事校书工作，并送关书，商定薪水每月二十金，于广方言馆格致堂下榻。自此萧穆于此间度过三十馀年，直至辞世。

就职广方言馆后，萧穆几乎每年固定回乡探亲两次，中间一次或请月馀假赴金陵参加乡试。在馆中，萧穆除校勘局中所刻《春秋左传》《诗经》《易经》《礼记》《西国近事汇编》等书外，亦曾兼任讲授、考课之事，后因其杂事较多，时常请假，导致失去教职。实则萧穆在广方言馆从事的活动多在本职工作之外，即访书、藏书、校书，以及组织或参与外界编刊之事，如萧穆曾为沈秉成校对临本归太仆批点《史记》、为江潮校对《介亭文集》《介亭外集》、为吴大廷校勘《小酉腴山馆诗文集》、为蒯光典校勘《三国志》及王鸣盛批点《南史》、为冯焌光校对《通鉴》、为唐炯校刊《毛诗要义》《尚书要义》、为李宗煝校勘《紫石泉山房集》《徐骑省集》、为袁昶校勘《黑龙江外记》《吉林外记》《湛然居士文集》等等。此外，萧穆也参与一些书籍的收集、编纂、刊刻，如王先谦刊《皇清经解续编》及《续古文辞类纂》，萧穆多有协助，不仅提供相关文献，还参与其中的编选工作。黎庶昌亦编《续古文辞类纂》，为此萧穆与其书信讨论数过，光绪十四年，黎氏更是直接将萧穆邀至日本为编书事而面谈。萧穆在日本停留两月馀，除结交日本文人、观赏日本风俗外，遍寻日本所藏或所刻中国古籍。之后，萧穆又帮薛福成编刊其《庸庵文续编》及《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日记》等。正如徐雁平先生所言，萧穆为这些官员校书刊书，既是其得以在上海立足的方式，又能用其所长，同时还能获得不错的薪水，只是萧穆在所刊行的著作中只能保持署名的低调或沉默。徐雁平：《编织的艺术：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53、67页。当然，萧穆也有著书留名的愿望，他早年即有志于编刻乡邑文献，且已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如他欲谋刻《龙眠耆旧传》《桐城文徵》《桐城诗徵》《桐城文约选》《戴名世集》及刘大櫆《唐宋八家文选》《历朝诗约选》等，但由于资金及精力有限，其中只《历朝诗约选》以其名刊刻出来。

萧穆日记止于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半月之后他便辞世。回顾萧穆一生，起于荒乡穷寒之地，而立志读书，虽科名不显，但博闻广记，洞彻源流，乃近世所罕有。其学问始于目录、版本，工夫则在抄、校，终生以书为命，时人以“东南名宿”称之，陈衍则以之匹亚何焯、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等文献名家。而综观其所交游，亦可窥见一斑，如何绍基、莫友芝、刘熙载、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王先谦、谭献、孙诒让、周星诒、沈曾植、缪荃孙等诸多名流，皆与之过从密切。萧穆一生著述亦宏富，曾自谓“数十年来，所著各种不下四五百卷”。然其子受谦、受镕难承其志，萧穆逝后，其所藏诸书及著作多散佚。今只见《敬孚类稿》《敬孚丛钞》《敬孚日记》及《敬孚尺牍》等传世。

二、萧穆与曾国藩幕府圈

在对萧穆的人生轨迹及其交游情况进行考察时会发现，他的“朋友圈”很大程度上是与曾国藩幕府圈相重合的。尽管萧穆并非曾氏幕府中的幕僚，但他却凭借自身的学问气质、交游网络以及书籍资源等，与曾氏幕府这一晚清最庞大、最具知名度的读书人群体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存世的萧穆日记则为我们探寻萧穆与曾国藩幕府圈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视角。

谈及萧穆与曾国藩及其幕府之关系，自然绕不开“桐城”这条联系线。曾国藩曾自述私淑姚鼐，并有意重振桐城派，又喜结交辞章之士，故而对桐城本土文士表现出一些亲近与优待，如马复震、姚濬昌、姚湛士、江有兰、方宗诚、孙云锦、徐宗亮、吴汝纶、郑福熙等桐城人士即相继游走于曾氏幕府，而这些人与萧穆之间为或师或友的关系，这也是萧穆能有机会接触到曾国藩及其幕府的重要原因。曾国藩以文章、事功为时人宗仰，又不遗余力延揽人才，萧穆对曾国藩及其幕府向往已久。早在咸丰十年，萧穆好友马震复入曾国藩军营，萧穆便流露出欣羡，“得心锴书，知曾枢帅实不愧为今世伟人，心锴得有依归，不胜欣慕也”（咸丰十年三月十九日日记）。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于安庆建幕府，海内名士翕然归附，萧穆也借着往省城安庆卖书的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曾国藩及其幕府，此次接触是萧穆好友姚濬昌引荐。姚濬昌乃姚莹之子，咸丰十年以“名家子孙”（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212页。身份及出色的诗才为曾国藩赏识而邀入幕中。萧穆先是以元初本《史记》、归本《史记》、《十三经注疏》及董思翁临宋四家墨迹一册托姚濬昌帮卖，接着与曾氏幕府中的姚湛士、江有兰、徐宗亮等桐城人相交，姚濬昌又将萧穆引荐给曾国藩。萧穆在日记中即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见曾国藩的场景：

慕庭使人来，乃往伊寓。后同慕庭至内幕，伊以余手本字大，更为书之。伊更使人引余至湘乡公幕府，先至行布处嘱为通禀，后见湘乡公，三拜一揖，公下问，久之乃出。公名国藩，号涤生，湘乡人也。其学问经济，余久知之，故仿栾城见韩太尉之意，非以高位故干乞也。（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次见面，萧穆称仿苏辙见韩琦之意，重在请教，不在于谋提拔。当然，此时的萧穆既无科名，也非名门，又无多少像样的著述，想令曾国藩青眼亦不可能。同治元年四月，萧穆再往安庆访曾国藩幕，这次同样是联系姚濬昌，并由此认识了莫友芝、徐子苓等人，只不过这一次曾国藩并没有接见他，萧穆只是将自己所作的十馀篇文及上曾国藩书信呈上。

萧穆第三次访曾国藩幕府是在同治二年赴省城参加岁考期间，因为萧穆在岁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加之曾氏幕府中诸多前辈名流对其称赏有加，萧穆也由此真正进入曾国藩的视线，开始与曾国藩幕府圈有了交集，如萧穆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八日日记中云：“早同吴挚甫衣冠至存翁，存翁、山如亦衣冠同见曾中堂。中堂责余何以不考拔贡，立谈良久，大抵勉余志宜远大，虽读千篇书，不可矜张云云。”萧穆这一次之所以能与曾国藩及其幕府建立起更深入的联系，得力于方宗诚的极力推荐。方宗诚于本年春辞严树森幕而入曾幕，为曾国藩重用，任职采访忠义局，主持撰写《两江忠义录》等。方氏与萧穆早有师生之谊，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方宗诚即与朱道文、方潜、戴均衡、马命之、江有兰等于乡里组忠义堂，以道义学术相砥砺，并教育鼓励乡间学子，萧穆即于其中就学。方宗诚对萧穆极为赏识，不仅授以文章之法以及修身治学之道，还时刻不忘提携引荐，主动将萧穆介绍进入自己的人脉网络中。从萧穆日记可知，在方宗诚的引荐下，萧穆先后结识了曾国藩幕府中的汪士铎、洪汝奎、杨德亨、汪宗沂、刘毓崧、窦垿、孙衣言、邓琮、钱泰吉、方骏谟、计棠、王璪、吴大廷、游智开、涂宗瀛、刘瀚清、杨岘、程焜盛、马恩溥等人，其中汪士铎、杨德亨、钱泰吉、窦垿等人视萧穆为弟子，奖掖殷然、谆谆教诲，并传授以读书治学之法，而游智开、吴大廷、刘瀚清、涂宗瀛诸人则在萧穆日后的事业发展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是在方宗诚、姚濬昌等人的引荐之下，萧穆依托于曾国藩幕府的交游网络也由此建立起来。

如果将萧穆前两次对曾国藩幕府的接触算作第一阶段，第三次的接触算作第二阶段，那么萧穆多次赴金陵并深度与曾国藩幕府圈层接触则可算作第三阶段。萧穆第三阶段的交游视野主要集中在南京，考察其同治三年至同治十一年日记可知，他在这九年间六次赴金陵，而其行迹也大致是围绕书局与书院展开。在这期间，萧穆除与曾幕旧友保持紧密联系外，还新结识了周学濬、李联琇、唐仁寿、刘恭冕、戴望、张裕钊、薛福成、成蓉镜、何应祺、赵彦修、齐光国等人，而这些人基本上亦是曾国藩的幕僚。其中，周学濬时任金陵书局提调兼尊经书院院长；李联琇则是曾国藩延请至钟山书院担任院长；唐仁寿、刘恭冕、戴望等是时于金陵书局编校书籍。萧穆与这些人的交往，除时常赴金陵面谈聚会外，平时多是以书信往来，所交流的主题则多是书籍信息与学问切磋，显然已经打成了一片。如同治七年萧穆赴金陵应乡试，访曾国藩幕府：

余旋访齐淡斋，不值。又到朝天宫书局访刘叔俛、戴子高，亦不值。回入中堂幕府晤吴挚甫，坐谈良久，而刘恭甫、黎莼斋次第来，共叙离情。久之往见钱子密，又同诸君坐谈，旋同回挚甫书房。后刘、黎两君次第去，挚甫留余住其室，晚同食并与子密等共席也。后同访方存翁，未晤，乃出至客寓，挚甫同往。因命人肩行装入幕府，值方丈元徵亦寓此，而刘君开生、赵君惠甫均在此坐谈，余入叙离情，旋各别去。夜同挚甫杂谈，而方存翁亦来晤，坐谈久之乃去。（同治七年九月四日）

又同月六日，见曾国藩：

茶食后到挚甫处，衣冠出见曾中堂，时太平崔君国榜同见也。公知穆馆和州，并问州守及和州人士，又问近阅何书、作何文，并言往在皖曾见余文，现有文携来否。公素喜看人文字，惜余无佳文呈政，又未尝不自疚也。又问及年齿与挚甫若何并家藏书，坐谈良久，茶饮辞出，公送出堂户数武乃入。

萧穆这一次与曾国藩的会面气氛则融洽得多，从曾国藩对萧穆的问候可知，俨然是将萧穆作门生弟子来对待，并且当谈话结束、辞出之时，还亲自送至门外。另外，从萧穆这段时间的日记来看，亦能洞见随着曾国藩任职的变迁，其幕僚群体也开始出现分层与流动，并逐渐分散到各领域中。他们之中或就职于书局、书院，或充任地方官员，或办理洋务，等等。其中，如方宗诚、吴汝纶、游智开、孙云锦、涂宗瀛、洪汝奎、李鸿裔、吴大廷、黎庶昌等则先后被以知县、知州、知府以及道员等职用，而刘毓崧、刘寿曾、张文虎、汪士铎、李善兰等则于金陵书局中从事编校工作。

萧穆与曾国藩幕府圈交集的第四个阶段是其任职于上海广方言馆后，是时虽然曾国藩已过世，但其圈层影响仍在，尤其是广方言馆所隶属的江南制造局历任总办仍多是曾国藩旧时幕僚，如杜文澜、涂宗瀛、沈秉成、李兴锐、刘瑞芬、刘麒祥等。从萧穆日记得知，局中大厅挂有曾国藩大画像，每至其忌日，各官及局中司事都会聚在一起举行拜祭活动。萧穆能有机会进入广方言馆，并以行业之外的身份站稳脚跟而三十馀年不被辞，与其依托曾国藩及其幕府所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圈分不开。在广方言馆，萧穆除偶尔校对局刻书籍及课馆内学徒外，其他活动全在公事之外。他一面维系着与曾氏幕府旧友之间的联系，又以之为拓展之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如他在李鸿裔的介绍下认识了高心夔、刘履芬、夏凤翔、吴炳蔚等苏州学人。到上海后，又在吴大廷等的介绍下新认识了梁荣锡、汪远焜、章国钧、冯焌光、郑藻如、何海曙、沈秉成、徐寿、徐建寅、赵元益、蒯光典、李凤苞、刘彝程、朱格仁、裴大中等。另外，他自己又主动去拜访龙门书院山长刘熙载、韩署东，敬业书院山长钟文烝，以及先后结交高仲瀛、沈祥龙、施补华、陆心源、袁昶、郭嵩焘、范志熙、俞樾、杨长年、周星诒、王先谦、王韬、谭献、缪荃孙、孙诒让、郭庆藩、沈曾植、江标等名儒硕士。也正因如此，萧穆构建起了自己“天花板级”的朋友圈，而自己所需要的学问资源（主要是书籍文献资源）也更易获取，最终奠定了自身“东南名宿”的学术地位。

综合来说，萧穆与曾国藩幕府中至少百馀人有交往，这些人中或治汉学、或治宋学、或研经济之学、或习天文算学、或通西学等，可见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包罗众有。萧穆与这些人的交往，主要是书籍资源的互通有无与学术或技术的切磋。萧穆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过访”“坐谈”“杂谈”“作字”以及借书、赠书等活动多是围绕这一群体，如“夜莫偲翁、江待翁、陈虎翁来，次第谈至夜深乃罢”（同治五年十一月七日）；张文虎、戴望联系萧穆借阅桐城马瑞辰所著《毛诗传笺通释》及戴名世《南山集》；孙云锦想收藏萧穆手头的《麻山集》底本；吴大廷与萧穆交流桐城派是否成立之问题；吴汝纶与萧穆就《历朝诗约选》的编撰体例反复商榷；黎庶昌编纂《续古文辞类纂》时与萧穆的数次磋商等等。而通过分析萧穆与曾国藩幕府之关系，我们既能观察到作为底层文人的萧穆是如何获得发展资源，从而由荒乡僻野的一介寒儒成为闻名中外的学界名宿，又能借助他者之眼，来深入认识曾国藩幕府之生成、活动以及影响，从另一个侧面来反观晚清社会文化的动态变迁。

三、萧穆的书籍活动

如果要为萧穆的人生提取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么便是“书籍”。萧穆终生围绕书籍事业，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取得了诸多成就，因此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称自己毕生精力在文献。在萧穆日记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书籍史料资源，不仅萧穆的访书、抄书、录书、借书、购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等活动被完整细致地呈现出来，而且通过日记这一特殊的记载方式，部分书籍文献的生成、流转、收藏、使用、修订、散佚等情况也有着清晰的脉络可寻。现围绕萧穆日记，来探寻萧穆的访书、藏书、抄书、阅书、校书、刊书等活动，而此视角对观察晚清书籍文化之样态具有一定意义。

首先，萧穆的借书、阅书、抄书、录书活动。萧穆围绕书籍的借阅、抄录等活动，大致是由一个中心而向周边分散。中心是指萧穆对桐城先贤遗世文献的借阅与抄录，这些文献多以稿抄本或批点本形式存世，其中大部分被视为家学秘传，往往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而太平天国兵燹使得诸多桐城文献被毁或散出，同时也让一部分原本秘而不宣的文献流入公众视域。萧穆正是在此期间，接触到这些“秘本”，多方访求并抄录。考察萧穆在桐城期间的借书情况可知，其所借阅书籍者达七十馀家，足迹涉及双溪、宕村、王家嘴、新圩、水围大村、陈家洲、吕庄、皋庄、南山巷、石庄、刘庄、老庄、孔城镇、石门冲、唐家湾、县城等地，遍及桐城大部分地区。不仅如此，萧穆还不断走出桐城去访求更多与桐城相关的文献，如向湖北藏书家杨守敬借《望溪集》十四种、《惜抱轩集》十种；向怀宁方小东借刘大櫆《唐宋八家文选》《刘孟涂诗后集》；向江宁府学教授赵彦修借戴名世所订《四书朱子大全》《田间诗集》《嵞山诗集》等等。而从其日记来看，萧穆所借录的这些书籍文献著者除涉及桐城派的核心作家，如方苞、戴名世、姚鼐、刘大櫆、方东树、姚莹、刘开等之外，还包括钱澄之、方以智、钱白渠、张廷玉、方文、方世举、方贞观、姚范、王灼、方绩、姚休那，等等。现摘取其中重点借阅抄录文献罗列如下：

钱澄之著《庄屈合诂》《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田间诗文集》《藏山阁集》《藏山阁尺牍》。

戴名世所订《四书朱子大全》，所撰《南山集》《南山时文》《南山杂记》《南山日记》。

方苞批点《史记》《左传》，删定《管子》《荀子》，撰著《礼记析疑》《仪礼析疑》《春秋直解比事》《左传义法举要》《丧礼或问》《离骚正义》《朱子诗义补正》《望溪集》。

刘大櫆批点《史记》《文选》《左传》《渔洋古诗选》《壮悔堂文集》《高启集》《渔洋精华录》《书经》《庄子》《楚辞》《南华经》《唐人万首绝句》《孟子》《国策》《扬子法言》《国语》《苏批孟子》、历朝诗批点、唐宋文批点，所编纂《历朝诗约选》《唐宋八家文选》，所撰《海峰诗文集》。

姚鼐批点《大戴礼记》《庄子》《扬子法言》《荀子》《渔洋精华录》《礼记》《周礼》《左传》《孟子》《诗经》《易经》《逸周书》《冬官考工记》《归震川集》、黄山谷诗、渔洋诗、唐人五言律诗，所编纂《五七言今体诗钞》《古文辞类纂》，删定《海峰诗集》，所撰《惜抱轩全集》《庄子章义》《惜抱轩尺牍》。

姚范批点吴天章《莲洋集》《南史》《文选》《史记》《古今通韵》《前后汉书》《望溪集》《曝书亭集》《潜邱札记》、吴本《庄子》，茅抄欧、曾、大苏三家文、朱竹垞诗、王安石诗，所撰《援鹑堂笔记》。

方世举批点全唐诗（韩昌黎诗、李白诗、刘长卿诗、孟郊诗、贾岛诗、苏轼诗、李义山诗）、《汉书》《世说新语》《左传》《闽小纪》，所撰《昌黎诗笺注》。

方东树批点《因寄轩文集》《惜抱轩文集》《姚选七律诗》《皇朝舆地图略》《屈子正音》《鲒埼亭集外编》《杜溪文集》，临校《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周礼仪礼校勘记》《说文》（临惠松崖先生批校本），所撰《屠龙子舆地通今》《进修谱录》《大意尊闻》《汉学商兑》《昭昧瞻言》《阴符经测义》《仪卫轩文集》。

正是通过对桐城先贤遗世文献持续不断地访借与抄录，萧穆最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藏书资源。而这些资源不仅使萧穆的学问得到提升，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萧穆实现跨阶层、跨地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撑。而随着萧穆走出桐城，他的眼界也便不再局限于桐城，从其离开桐城以后的日记来看，他的借书与抄书活动已经开始由以桐城文献为中心而向周边扩散。如围绕《文选》，他便先后找友人访求，得何焯、王式丹、沈德潜等诸家批点并进行借录；围绕《水经注》，他又访得孙星衍、王引之、戴震、汪士铎等人之批点。又朱彝尊手批《杜工部集》以及何、朱、纪三家批点《李义山诗集》等亦进入他的借阅范围。另外，随着萧穆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学问规模已然超出了桐城，而与乾嘉学者相近。正因如此，乾嘉老辈学者钱泰吉对其赞赏有加而视为弟子。由此，萧穆对书籍的涉猎也开始延伸至汉学领域，如他多有借阅诸如纪昀、王鸣盛、严可均、俞理初、王引之、卢文弨、毕沅等汉学家的书籍文献。从萧穆日记来看，其对纪昀批点的《文心雕龙》《苏文忠公诗集》及其所撰的《史通削繁》《纪文达公集》《阅微草堂笔记》等阅录较多，而对俞理初手校批点四书五经、《文选》、手校阮刻《十三经注疏》、《廿一史》等也多有关注。

其次，萧穆的藏书情况与书籍考证工夫。从萧穆的借阅、抄录活动，可大致窥见萧穆的书籍志向与藏书规模。现围绕萧穆日记，再对萧穆的藏书情况及其书籍考证工夫进行细致论述。萧穆的书籍收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桐城时期、谋馆时期以及旅日期间。第一个阶段的藏书多是围绕桐城本土文献的借阅收藏而来，如对桐城先贤著述及所批点之史传与文学作品进行借录收藏，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如戴名世、钱澄之、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世举等人诸著、诸批、诸选及《麻山集》《方嵞山集》《礼记概》《屠龙子舆地通今》《柿叶轩笔记》等。此外还有《经籍纂诂》《居业堂文集》《杜溪文集》《怀亭琐记》《汤子遗书》《张杨园先生遗书》《鲒埼亭集》《白沙子全集》《亭林文集》、卢刻《五家合批点杜诗》、宋本《孔子家语》等非桐城文献，据其日记统计可知，这一阶段他的藏书当不下千馀卷。第二个阶段萧穆走出桐城，谋馆他乡，最终就职于上海，这一时期萧穆的藏书类型呈现多样化，范围也更加广泛，涵盖经史子集各部。经部藏书，既有十三经、五经、四书等汇聚类文献，如《通志堂经解》、明版《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七经纪闻》、《九经古义》、《皇清经解》、《十三经策案》》、《五经备旨》、《群经补义》、《古经解汇函》等，又有对个别经典的研究型作品，如明版《孝经注疏》、《书经注疏》、《诗经广诂》、《礼经通论》、《尚书后案》、《毛诗传笺》等等。史部藏书，除廿四史正史外，还包括别史、史评、杂史、载记、诏令奏议、政书、志存记录、目录、舆地等各方面书籍。子部藏书，除有《墨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诸子书籍外，还有杂论类与笔记类著作，其中尤以笔记类藏书较多，如《阅微草堂笔记》《容斋随笔》《香祖笔记》《三馀偶笔》《右台仙馆笔记》《蔗村笔记丛书》《封氏闻见记》《唐摭言》《岭南随笔》《怀亭琐记》《退庵随笔》《五茸志逸随笔》《说梦》《天香阁随笔》《客座赘语》等等。萧穆集部藏书更是汗牛充栋，一方面，桐城大小作家集部作品萧穆几乎皆有收藏，其中部分作家的著作萧穆还收录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历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集部文献萧穆日记中都有相关阅读或借抄记录。不仅如此，萧穆手头还收藏有一些较稀见的集部著作，如《惠松崖先生文集》《徐骑省集》《章实斋遗书》《黄梨洲集外文》《依归草》《张乖崖集》《吕东莱先生遗集》《贾阆仙集》《皇甫持正集》《吕和叔文集》等等。另外，萧穆的藏书还包括算学、天文学、兵学、地学、化学等各方面书籍，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出。第三阶段，是萧穆旅日时期对日藏汉籍文献的收录。这些文献中既有宋明等原刻本，如宋版《尚书正义》《周礼》《史》《汉》《文选》等，也有日本仿唐宋人刻本，如《白氏文集》《吕氏家塾读诗记》《一切经音义》等。综合来说，萧穆通过自己访求、购买、交换、抄录等各种方式，不断储备自己的藏书，其日记中有关书籍文献的记载举目皆是，初步统计其藏书量当不少于万卷。

萧穆的书籍考证功夫主要体现在他对部分书籍文献的版本、流转、收藏、使用、修订、散佚等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梳理，具有重要的书籍史意义。现从日记中摘取几条予以呈现：

是日校海峰今体诗刊本初印凡五卷，此据惜翁选本刊。又取两集校阅，原刊本及惜翁删订本。原刻古体诗五卷凡二百九十四首，惜翁删八十一首，存二百一十三首。原刻今体诗六卷凡六百廿一首，惜翁删二百六十首，存三百六十一首。古今体各五卷，共十卷，凡存五百七十四首，删三百四十一首，晚间细阅乃罢。（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四日）

这段材料中萧穆将海峰诗集原刊本与姚鼐删订后刊本进行比较，指出姚鼐对原刊本海峰诗集做了大量删订，对这些删订萧穆还进行了数据统计。又同治八年十二月五日日记中，萧穆对《孟涂诗后集》缺第八卷问题进行考证：

取方藏抄本《孟涂诗后集》照刻本校对，盖刻本缺第八卷。此抄本卷七第六页后半《秃笔和友人韵》二首止刻本第七页，《夏日即事》诗抄本乃列为第八卷之首，至末《十五夜月》诗而止。刻本卷七抄本分作卷七、卷八，正是孟涂原本如是。或姚氏刻集时，未暇详检，钞胥者误之耶?然方藏抄本中有圈点颇精，又有各家唱和诗附之，云昔得之京师，其为孟涂原本可知也。然则《孟涂诗》卷八本在卷七中之后半，不必以残缺为疑矣。

萧穆从方小东所藏《孟涂诗后集》抄本出发，通过考订得知此抄本乃其原本，而该抄本中卷八接在卷七之后，不存在残缺，之所以后面刊本缺第八卷，是因为姚刻是集时误将抄本中卷八混入卷七之中，故而造成卷八残缺的情况。又萧穆还访得《望溪集》初刊本，发现初刊本中收有五六十人之评语，这些材料无疑对研究方苞具有重要价值。

取《望溪集》初印样本一部，多载李文贞、韩文懿、朱文端、梅定九、万季野、钱钦光、杜苍略、张孝先、程廷祚、蔡梁村、姜西溟、翁止园、陈榕门、左未生、刘古塘、王崑绳、徐贻孙、宋潜虚、王若霖、李清芳、刘言洁、张彝叹、孙子未、杨农先、徐蝶园、庄复斋、李穆堂、陈大受、汪武曾、胡袭参、朱字绿、刘芳霭、陈沧洲、刘北固、蔡九霞及刘大櫆、雷鋐、程崟、王兆符、单作哲、赵青藜等凡五六十人评语，后来再印定本将诸家评语尽削去之，以故吾乡老辈皆不之知，惟姚薑坞太史批本言及之耳。今取此本，以存旧底本之式，且为后来重刊《望溪集》者采取也。（光绪十四年六月二日）

萧穆在日记中将所有初印本中评语诸家皆罗列出来，并指出这些评语只在初印时出现，之后再印便全部删去了。而对于这些评语，后世鲜有知道，只姚范在《望溪集》批点本中提及。萧穆的这一发现无疑为考证方苞之交游以及方苞集之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萧穆的书籍编校事业。书籍编校是萧穆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他一生校阅的书籍近千种，而参与编刊的书籍亦有百十馀种。这些编校工作既有代他人而为，也有自己有意为之，而从这些文献的类型来看，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

一是校刊经部文献《春秋左传》《诗经》《礼记》《毛诗要义》《尚书要义》《朱子诗义补正》《诗义折中》《易经衷论》等。其中《春秋左传》《诗经》《礼记》三部乃是为局刻校对。萧穆就广方言馆后即开始校对局中所刻诸经，在校对过程中，萧穆一方面与冯焌光等商量体例，另一方面则采取诸家经解。但从日记来看，萧穆似乎在光绪三年以后便再无校对局刻经书的记录，可能与局中刻书方向转变有关。《毛诗要义》《尚书要义》二书是萧穆代唐炯校刊，二书乃南宋魏了翁撰，系《九经要义》之两种。两书原是萧穆所搜得影写宋本进而编校，而唐炯出资刊刻并冠名。两书中，《毛诗要义》有残缺，萧穆参校诸本加以订补，《尚书要义》则较完整。《朱子诗义补正》是方苞所撰，同治五年萧穆从好友徐宗亮处抄录副本，后以之为底本为冯焌光校刊此书。《诗义折中》是萧穆为扫叶山房朱槐卿所校。《易经衷论》则是《张文端公集》之一种，也是萧穆本欲编校的经部文献。

二是校刊史部文献《通鉴》《三国志》《东华录》《续东华录》、王鸣盛批点《南史》、归批《史记》，以及《句容县志》《湖北通志》《黑龙江外记》《吉林外记》《新安志》等。其中《通鉴》是冯焌光于光绪元年托萧穆补校；《三国志》及王批《南史》是蒯光典托萧穆校对；《东华录》《续东华录》乃代王先谦校对；《黑龙江外记》《吉林外记》是袁昶托校；《新安志》则是李宗煝托校；《湖北通志》乃《章氏遗书》之一种，俞晋珊谋刻《章氏遗书》，欲先刊《湖北通志》，并嘱萧穆校刊；《句容县志》则是张星五托校。

三是校刊子部文献《孔子家语》《七修类稿》、姚批《荀子》、《淮南子》。其中，《孔子家语》乃据明人毛晋所藏宋椠大字本校刻。该本《孔子家语》是萧穆早年从好友姚世培处购得，经杨德亨等老辈学者而断定为真宋本，萧穆自此悉心收藏，常带在身边，后因自身经济困难无奈卖与刘世珩，刘则请萧穆代为校刊，萧穆也乐成其事。

四是校刊集部文献。萧穆校刊集部文献数量最多，既有总集，又有别集。总集如《历朝诗约选》《唐宋八家文选》《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桐城文徵》《桐城诗徵》《桐城文约选》等，其中《历朝诗约选》《唐宋八家文选》《桐城文徵》《桐城诗徵》是萧穆早年即立志编刊之书，一生为之整理校点，然限于财力与经历，大多未能刊刻，只《历朝诗约选》集资刊成。《桐城文约选》乃是《桐城文徵》删减版，托名陈清如。其他则是代他人校刊。别集类有《吴井迁先生文集》《中复堂遗稿》《戴南山集》《海峰诗文集》《望溪文集》《藏山阁集》《春及草堂笔记》《朱杜溪先生集》《游定夫集》《孙可之集》《李文公集》《皇甫持正集》《紫石泉山房集》《徐骑省集》《张乖崖先生集》《南雷馀集》《亭林馀集》《汤子遗书》《曝书亭集外稿》《松崖文抄》《小酉腴馆文钞》《贾长江集》《张文端公集》《况太守集》《湛然居士集》《居业堂文集》《罗鄂州小集》《庸庵文前后编》《峄桐集》《笃素堂集》《存诚堂集》《章氏遗书》《犹得住楼遗稿》，等等，这些集部著作除桐城文献外，大多是代他人校刊。另外，萧穆还参与了一些丛书的编纂或刻印，如光聪谐所刻《龙眠丛书》，萧穆参与搜存并推动出版。而莫祥芝编《古佚丛书》、刘世珩编《聚学轩丛书》、黎庶昌编《古逸丛书》、孙诒让刻《札迻》、朱记荣刻《槐庐丛书》《金石全例》等皆得萧穆协助。

萧穆曾说：“文章学术者，中国之魂也。中国之大，苟一郡一丛书、一县一丛书，推之一家一丛书，合之为一省之丛书，再合之为一国之丛书，则国魂其归来，不待招矣。”饮光：《萧敬孚之中国魂说》，《晶报》1935年12月14日。可见萧穆在书籍文献事业上有着自己的雄心与壮志。而从以上其书籍活动亦可见，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书籍理想，并有着深刻的文化使命感。尽管萧穆所做的许多文献整理工作都是代他人作嫁衣裳，有些自己所欲完成的书籍事业也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如愿，但是其搜辑保存文献之功以及促进古籍文献的整理之实绩却难以被遮蔽，如萧穆围绕《章氏遗书》所做的收集、整理、校对及谋刻等工作，最终促成该书出版刊行，便是一例证。

四、萧穆日记中的学术、世情及人物掌故

萧穆日记中除了记录其交游情况与书籍活动外，还对晚清时期的人物、学术以及世情等有不少讨论，这些讨论或出己见、或记载他人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能给读者一种“在场”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

首先，萧穆眼中的晚清学术生态。萧穆所居桐城，自明以来理学兴盛，乡邑先辈皆以修身治学为要。到了晚清，随着理学的复兴，桐城本土的理学风气更盛，逐渐形成了以方东树、方宗诚为核心的理学群体，这一群体在强调“心性体证”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尽伦尽物”上，也便是方宗诚所谓的“明体达用”之学。萧穆先后问学于朱道文、方宗诚、方潜等理学之士，因此在其青年时期便以读书穷理、明体达用为人生职志。从早期日记中可见，他曾购买或借阅诸如谢谔、汤斌、孙奇峰等理学家著作及《性理大全》《性理精义》《近思录》《儒门法语》等理学书籍。不仅如此，萧穆还关注桐城理学内部的儒释之辨、心性之辨，他曾与马震复讨论儒释之分，并向方宗诚借方潜所撰《心述》细读。后萧穆走出桐城，在出游中州期间结识了李濬、苏源生、祝垲等理学之士，其中苏源生以自己所编《记过斋藏书》相赠，祝垲则与其谈论为学之道，而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北方理学的面貌。如萧穆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日记记云：

至张性渊寓，与谈，后与同见伊老师祝爽亭太守。伊叩余为学之道先要立定宗旨，后乃不入歧途，不堕玄虚，并讲论《中庸》数条，颇有心得。伊学问宗旨大约多宗阳明、念台二公也，因劝余观《刘子全书》《明儒学案》二书。伊气度颇好，论学颇邃，为近来宦场难得之人，容俟细考其所以然也。

祝垲学宗阳明、刘宗周，并劝萧穆读《刘子全书》《明儒学案》，而萧穆亦采其言，于会面后的第二日便购得《刘子全书》阅读。之后，萧穆又在方宗诚的引荐之下，结识了当时诸多理学名儒，如吴廷栋、窦垿、杨德亨等，其中萧穆与杨德亨的数次论学值得关注，如：

下午至杨仲乾先生寓坐谈，先生因出近日与人书札，论处世为人之道，规劝恳切，议论精深，真儒者也。又言近日之患不在诸贼匪，而在士习不端焉，以八股文取士，安得真才，近倭艮峰、吴竹如诸先生在上尚未虑及，可叹也。又云转移风俗不必达而在上，只在下亦能转移，大抵语人不信只是不诚，己诚人未有不信，即可转移风俗矣。……仲翁有士子读书法，中一条云：每日或鸡鸣时或早默经书二册，此以神运，不可以句读求也，最好。（同治二年九月一日）

萧穆日记中又记杨德亨论时人学术云：

早食后杨仲乾先生来谈，余以当涂夏炘《述朱质疑》问之。先生云议论自有可采，然其书专好博辨，并无心得，往阅其书，以文理按之知其人不甚好，后探本族某君乃知其人重利也。又云四川窦兰泉书亦是，有矜张之病，《吴竹如先生集》甚好，可抄一部阅之。又云《十三经注疏》可不读，可读者惟钦定诸经耳，但《周易折中》外更要加程传并明来知德《易经》，乃为得之，来书发明象数最精也。钦定外有《诗义折中》《周易述义》二书亦可不读。又云古文有五六百首，后可勿读，宜取先代名贤之书观之。又自云：“吾少时二十九穷经，多为功名传世之计，至三十六岁阅《李二曲集》始悟其非，但前穷经，每取一本且重抄之，旁批故典上方发明义理，每抄一本始易他本，后在场屋考经解，不要底本夹袋皆能记也。”又云某君集阅一过，尚要急除“激烈”二字，馀不具述。（同治二年十月八日）

以上日记内容展现了晚清理学逐渐向致用方面发展，而且还讲求入学门径，注重学问根坻。

萧穆为学不泥汉宋，也无门户之见。他曾多次向陈世镕请教为学之道，陈氏告之以“读书总玩索本文乃能自得，近代说经，无论汉宋，多不顾本文，别生枝节，此其所以蔽也”（同治十年二月三十日）。而随着萧穆对书籍文献整理事业的深度追求，他也逐渐形成了以书籍文献为中心的学问旨趣。正因如此，萧穆的学术呈现出博杂的一面而能与汉学相接轨。从日记来看，萧穆收藏、阅读了不少汉学文献，如《戴东原文集》《国朝汉学师承记》《钱辛楣文集》及乾嘉学者诸多批点本。不仅如此，萧穆还喜结交用功汉学且喜谈古籍的汉学学者，如莫友芝、王先谦、俞樾、孙诒让、缪荃孙、高心夔、戴望、张文虎等即与萧穆过从甚密。这些学者中亦有尊汉贬宋者，如高心夔便指出：“汉学、宋学说理及名物度数，颇自抒独见，大抵云考据总不外理，随处有理存焉，而宋儒言专说心性，不及汉儒犹能该括”（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又如戴望持门户之见甚严，且好诋宋学，时与书局中的理学群体相龃龉。可见，在晚清汉宋融合的大趋势下，依然有着局部的偏见与冲突存在。当然更多的则是像萧穆这样能够摒弃门户之见，而主动调和汉宋之间矛盾的学者。

正因为萧穆从事的是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又久居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故而在新旧张力之间，后来人常将其臆想为“顽固不化”者。其实，从萧穆身上我们看不出这种冲突。相反，萧穆极为关心时事，自其居上海后便时有阅读《申报》的记录，如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二日日记云：

先是春夏间《申报》载同文书局告白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新学伪经考》十四卷，考得《费易》《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左传》《尔雅》《说文》皆是伪书，为二千年未辟之学，初印白纸精本纸墨工价银二两，同人多疑为妄人所作，余亦未暇购览。今谷成、仲修皆得此书，有恰其意，故各为称述如是，余拟不日购阅之。

对于康有为等新派人物，萧穆并未与众人一道斥之为妄人，而是以客观心态购阅其书，并在阅读《新学伪经考》后称之为“近时有学者也”。不仅如此，萧穆与当时一些从事西学、翻译学的人物，关系也甚为密切，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徐建寅、赵元益、李凤苞、王韬、贾步纬等便与萧穆长相往来，相互之间频繁交谈、赠书、聚会，如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云：

又访王紫诠兄，坐谈良久，并以今年所摆印著述廿册见赠，凡《重订法国志略》二十四卷、《春秋朔闰至日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西学辑存》六种：曰《西国天学源流》、曰《重学浅说》、曰《西学图说》、曰《西学原始考》、曰《泰西著述考》、曰《华英通商事略》各一卷，又《弢园尺牍续钞》六卷、《蘅华馆诗录》六卷，乃携至抱芳阁。

日记中的紫诠即是中国近代化先驱王韬。正因为其与萧穆关系甚好，故而将自己所著所编所译的著作悉数赠予萧穆。可以说，萧穆能与近代新式人物相交游，恰恰说明在近代转型之际，新与旧之间的界限似乎是模糊的。

其次，萧穆日记中的时事记载。萧穆日记中除了书籍信息及交游情况记录之外，对时事的记录也较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咸丰十年及咸丰十一年萧穆居于桐城，他这两年的日记有诸多关于太平军及捻军在桐城的活动记录，这些记录为我们考察咸丰兵燹下真实的地方面貌提供了“在场”视角。如其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日记：“未后往九儿潭观兵船，时李虎臣家本带兵船至无为州牛铺镇打贼，贼与其地乡勇同打官兵，官兵不胜，乃烧掠其镇，由内河回，李虎臣被亦受伤也。”日记中说及太平军与当地乡勇一同对抗官兵，官兵败后，竟有烧掠其地的举动。萧穆所记录的这一现象值得考察。又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云：

是日乃闻初八日乡勇打捻匪状，中间乡勇只数百人，至矾山烧捻匪馆子，中有残废妇人甚多，乡勇呼之不出。或有曰吾辈身无衣服不能见人，请烧之可矣。盖捻匪掳掠人家妇女置馆中，悉被污之，故妇女无衣不能行，只得呼乡勇焚之也。顷之，风从西来，烟吹雾乡勇处，捻匪望而追之，乡勇仓卒且打且走回，周、章、王、吴、孙等姓各伤去数人。是役也，乡勇本先胜，只数百人追至其处。其败也，人皆曰不当烧馆子以贪财物，先率数千人四面击之，则捻匪败遁矣。

萧穆咸丰十年、十一年日记对咸丰兵燹下的桐城有较多记录，在太平军及捻军的滋扰中，桐城当地百姓多受蹂躏，不仅被掠夺财物还被抢妻女，因此百姓一闻贼至就举家迁徙。萧穆好友苏强甫的儿子便被贼掳走，无奈于乡里凑钱赎回儿子。萧穆一方面痛恨地方无有能之人，无法团结一心合力抗贼；另一方面对乡勇击贼有勇无谋深感无奈。另外，从萧穆日记记载来看，太平军相较于捻军纪律更为严明，太平军所至不轻易扰民，其军纪里扰民则会被重罚，如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云：“至家始闻的信，贼上半日已至周家潭一带打馆，秋毫无犯矣，然九儿潭一带及山里搬反者尚纷纷焉。灯下沐浴，后周淑翁回家使人带信，云贼在周家潭一带甚好，贼中有犯人货物者，次第斩杀四人云云，余后安眠达旦。”

离开桐城身居上海后，萧穆对家国时事则关注更切。除时常与好友谈论时事之外，萧穆还有阅读《申报》的习惯，有时即使请假回到桐城，他还会让上海那边将报纸邮寄到老家。如萧穆日记中对中法越南战争有着完整记录。

午后，到彭价人室杂谈中外舆地形势久之。晚间熙台立民亦至来室谈近日中法将为越南事交兵及西洋各国通商及地形，良久乃去。（光绪九年十一月一日）

月前《申报》风闻中法于越南之事不利，自本月初五日以来中国屡得捷音，今又传官兵距北宁数里，择其险要，建筑新城而屯重兵，而刘永福又攻宣泰，且又传官兵收复河内矣。又有粤友来信，谓上月廿九日午后粤垣纷传有广西抚宪文书到省，详述克复北宁、宣泰云云。又督抚时往来商议机密，初三日有洋药三十馀箱运出虎门。省城巡防复咨请郑□□镇军赶紧招勇夫，盖虑法人舍越来东也。（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

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恭亲王奕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着加恩，留世袭罔替，赏食全俸。大学士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均有上谕升降调遣内外大员，不尽录。又恭读十七日上谕，知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均为越南之北宁前月半失守事革职拿问，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乃知前月十五北宁实为失守，《申报》前载克收北宁在三月十八、九等日，未必得实。（光绪十年三月二十日）

采臣谈中法越南战事颇详，伊后在焦忠良营中，为目见之。大兵已将法人追至西贡，法人将逃，朝旨言和，此亦中国失计之尤者，至今尤令人痛恨李鸿章等庸臣误国云。（光绪二十年九月四日）

以上所择数则日记对中法越南战事整个过程有着清晰记录，包括中法越战失败清廷之原因，以及战败后清廷的处理方式及影响等，萧穆都有所记录或评论。除此之外，萧穆日记中对国家政局、教育、经济等问题都有所关注或议论。

最后，萧穆日记中的人物掌故。掌故之风在晚清尤盛，文人之间多闲谈遗闻轶事，并以之作史料之资。萧穆少即有志于文献事业，留心朝章国故，对桐城先辈之掌故文献尤为悉心搜集。好友马顺如尝与之聊及马瑞辰、光栗元、方东树、姚莹等桐城老辈之遗事，萧穆听之入神。萧穆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同时代人物之遗闻轶事，现摘取几条予以分析。

日记中记载多次与吴大廷闲聊当世人物及其轶事，如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云：

晚食后亦晤桐翁及子亮杂谈，夜间桐翁复登楼，深谈一切，三更后乃卧。桐翁云恭邸英敏，真是一目十行，闻言只三两句即洞悉是非本末，咸丰末佐皇太后抚今上冒险入京登大位、去端肃，天下大事独付之曾、左诸公，今日之安全皆恭邸之力也。今忧谗畏忌，以货色自放，亦不获已耳。又述与曾文正公称师弟原尾，乃在皖时病重，公殷勤垂问，情有可感而然云云。又述李眉翁言凡人学文喜唐宋八家者，其人类皆光明磊落之君子，学六朝文者，其人类委琐倾险之小人，其论甚卓，惜其天资高而无得力之书，学问文章不能有成耳。又论曾、左诸公，云曾文正用兵小心谨慎，不敢稍失规矩，左宫保办一省之事即规画一省，两三省即规画两三省，万无一失，他非所计。若胡文忠，才力以天下为己任，眼光四射，明周万事，力能兼顾，真规模宏远也。又云胡、曾、左三公奏议均著名，而曾、左二公紧要者皆自为之，而胡文忠则不然，遇一要事，凡幕客及寻常谈话均能分任，或各就所见即书一条一纸，集腋成裘，自加改订，或仍指示，使其人另自改订，更为阅定乃上之，所以规画周密，事半功倍，己仍宽暇，反在曾、左二公之上。而胡公独成一折甚少，即今遗集所载诸体，亦非公一一为之，亦半出幕客之手，己加改订者也。

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

夜桐翁来谈并论及当时人物，云刚者以左公季高为善，柔者以徐公□□为善，因二公为浙闽督抚，时公事处置均得宜也。又云胡文忠规模大而能下人，因言杨公厚庵、彭公雪琴二人有事相争，公不惮两次拜跪求和好以济公事，均不可及也。

从以上两则日记可知，萧穆与吴大廷所聊及的皆是当世名公巨卿，如恭亲王奕、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裔等人。他们谈及奕人聪明，有才略，提拔曾国藩和左宗棠，才使得天下得同治中兴，但朝内人多相排挤，故其无法立足；曾国藩体恤下属，为人谨慎，不敢稍失规矩；左宗棠做一事则全心于一事，故而能保证万无一失，为人性格刚直；胡林翼眼界广阔，万事皆能考虑周全，且组织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在处理同僚矛盾时能屈能伸，具有真性情；李鸿裔论及文章取法问题，以为学唐宋八家是真君子，而学六朝则为委琐小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的主流声音，也似有意而发。

又萧穆与廖纶谈及曾国藩：

后听养翁述旧在江宁办普育堂事及章程，均可为法。又述克复金陵之后，地基房屋多为楚人及勇所占，故主往往讼之不直。曾文正公颇有袒护楚人之意，有章程十二条，养翁不以为然，尝面讽之。后有计芾村大令上一禀，设配有人带妻妾等行路，有盗将其妻夺之，又有力士为之不平，在盗手夺其妻回，听讼者该断其妻归力士乎?抑归本夫乎云云。曾公见此禀，前批虽以阅历太少言之，后未尝不加奖励，自改章程。若左文襄公断不肯从人，一错到底。曾公知误能改，左公知误不改，此曾、左二公优劣之分也云云。（光绪十四年七月七日）

从这则日记看，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之后制定了章程十二条，其中有偏袒湘军官兵等占土人房屋的内容。为此，廖纶、计棠等上书劝谏，曾氏对他们的建议和批评皆能自认错误而予以采纳。而相比曾国藩，左宗棠则性格刚急，不能听人之批评。

又庄荪甫与萧穆谈及游智开与张之洞起争执，李鸿章出面调解：“日中与荪甫谈游子翁去年官广东藩抚时，公事与张公之洞不恰，张公有信与李中堂议其是非，李中堂回电有云：游某虽不合时宜，然为人正直无比，吾辈宜保护之，以培元气。”（光绪十六年六月二日）在该日日记下，萧穆还加有按语：

穆案：游公之官直隶及升任四川、广，李中堂之力为多，今观此电与张公，知前此皆李公保护之力也。又署番禺县杨□□为人讼欠债事，其子逃逸而拘其父，责二百板收监，逾日而死，人有禀之游公，公属广州府验伤，实系打死，游公声言将参杨某以见理不明、用刑不慎。杨求解李小泉总督，后李督为之讨情，不善立言，而游公未甚允许，杨某复禀求李中堂，李公电信致游公，云署番禺县杨令尚望阁下善为保全。穆亦以李公立言得体胜于乃兄多多矣。

从以上日记可知李鸿章思维敏捷，为人圆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萧穆日记中所记载的人物掌故，大多是以友朋聊天的形式呈现，他们所聊及的人物或事件基本都是亲见或熟知，故而真实性较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结

蒋明恩

2024年4月18日

·本文为《萧穆日记》前言，现题名为微信编辑重拟。

凡例

一、 本次点校整理所用底本是周德明、黄显功主编的《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的影印本，该本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72册《敬孚日记》稿本影印。

二、 该日记原题《敬孚日记》，依照丛书统一规范改名为《萧穆日记》。

三、 本次整理除涉及特别称呼、人名、专名、辨义处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外，均改为规范简化汉字。

四、 日记原稿中作者以传统历法计时，以清代皇帝年号及干支纪年。此次整理不作改动，惟于原日期后，以（ ）注明公元日期。

五、 日记原稿中表示尊称或敬称的抬头、空格，现予以取消，文字连排，格式统一。

六、 正文用宋体五号字，正文夹注中穿插的双行小字，则用宋体小五号字单行排，置于相应位置。原稿页眉或页边文字，能够清楚判断出对应时间，则移入相应位置；能确认某天，但无法确认位置，则置于当天日记正文之后，用宋体小五号字另起一段排。正文标点与夹注文字标点，原则上各自独立，若夹注内容仅是人名或字号，则不再于正文外独立标点。

七、 日记中出现文献资料名较多，且名称多随意，能准确断定是书名、卷名、篇名等，则加书名号；若表达含混则不加，如读南山文、 补抄惜抱轩文等，南山文、惜抱轩文便不加书名号。

八、 此次整理尽量保持稿本原貌，不作径改，但确定为讹误字，则以圆括号“（ ）”括出错字，后继以方括号“[ ]”括出改正字。原稿中脱字部分，所补字以方括号“[ ]”括出。原稿中衍字，用“【 】”括出。另外，避讳字酌改回本字，通假字、前后不一致的同一个人名则不轻改。

九、 原稿中空阙待补之字，用“△”表示；残阙处约略可计字数者用“□”表示，不能确计字数者，用“……”表示。

十、 原稿中，存在同一天日记内容重复记录的情况，一般采用合并的方式处理，此类情况亦在相应处注明。

【点击图片 优惠购书】

萧穆日记（全六册）

（清）萧穆 著 ；蒋明恩 黄晨晨 整理

定价：980.00元（全六册）

ISBN 978-7-5506-4027-6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内容来源：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