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 杨露丨书籍如何影响社会——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中国古代书籍生产的问题，以往较少有学者关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材料不足，而本书作者以西方学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切入，利用以往中国学者不大重视的材料，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书籍的印刷工艺流程。

一是刻本书籍印刷成本。由于相关文献记载的缺乏以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周绍明通过19世纪初英国人米怜的记述，得出了在明中后期技术成熟之后印刷成本才较为低廉的结论。二是雕版与活字两种印刷方式的对比。由于中西语言构造的差异，西方只需要准备足够字母字模，便可以采用活字印刷术进行快速高效的排印出版，而汉字雕刻起来更为复杂，字符集也非常庞大，需预备大量字模，且字模的存储和取用都导致其势必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经济成本，这些特点都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活字印刷的发展，使得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古代书籍出版的主流。

此外，超脱于传统版本学研究者将刻工视作鉴定古籍版本的单一用途，周氏从其较为擅长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切入，对刻工组织、分工、社会地位等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对其以及作者、抄书匠、刷印匠、装订工、书商、读者、藏书家等诸多身份群体在书籍生产中的社会角色予以阐释，视角独特新颖，对中国书籍的生产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

关于中国古代书籍市场的变化，井上进先生的《中国出版文化史》已经有所注意，认为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标志着印本时代启幕，并讨论了明代市场中抄本与印本所占份额的问题。周绍明在本书中进一步回应了印本何时取代手抄本这个重大议题。通过对书籍目录及现存实物的考察，他发现无论是藏书数量激增、印本取代抄本，还是获取书籍明显更为容易，这些变化都发生在16世纪左右。若将这一时期印刷的书籍种类与思想界心学的兴起相联系，可以推断：一种要求更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推动了社会思想关注点的扩展，产生了对某些书籍的巨大需求，并最终反映到印刷上来。而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使其相较于活字印刷与手抄本，生产成本更为低廉，从而以价格优势不断占据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借此构建出一个社会思潮推动刻本革命的内在逻辑进路。

不过，即使印本已开始在书籍世界中占据多数，但手抄本的地位仍不容忽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式决定了一副板片（一般在几百张左右）只能印刷一部书，考虑到成本、存储等问题，出版者不得不将目光放在更有市场需求的书籍中。而受众较少的书籍，还是需要依赖手抄本传播。因而作者特别提到，尽管印本时代已经来临，但手抄本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生产方式，仍旧保持着传统的活力。因此，手抄本在中国书籍世界中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持续得更久、渗透得更深。

在讨论了上述问题之后，周绍明将视野进一步延展，不再局限于对书籍本身的探索，而是通过剖析士人群体中书籍与知识的流通，将笔调转到了“知识共同体”的问题上。具体的操作则是将书籍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以江南、士人两个观察对象为中心，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解读书籍（包括写本、印本）在中国古代士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古代中国常见的书籍获取途径有哪些？目前可以知道的有赠予、购买和借阅等，但每种方式都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虽然书籍作为一种礼物在士人群体中得以通过赠予传播，不过可想而知，这种流通只能局限在小范围内。而明中后期书籍出版热潮的出现，虽然使得书籍市场中除传统的医书、时文、通俗文学之外，还出现部分书籍以满足知识阶层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但数量仍旧很少，很难使购买书籍成为一种普遍性选择。在藏书借阅方面，通过对比阿拉伯与西欧文化下的书籍史，周绍明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塑造的藏书模式制度较为单一，政府藏书机构一般服务于官员或生员（即后备官员），因此导致官方藏书在士人群体内部的书籍共享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私人藏书家又很少将其藏书向社会公开。总之，通过对明中后期时期书籍获取途径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此时书籍市场已经十分繁荣，但就士人群体而言，其需求仍很难得到满足，书籍获取途径依旧十分受限。

为应对这种情况，士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如定期的共享行为，甚至成立专门的团体，以促进书籍的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士人与非士人、文人与非文人之间，以书籍为纽带聚集、交流，乃至以共同的关注点和思想方式进一步形成概念化的群体，即“知识共同体”。而这一知识共享团体也在不断演进，将其对知识的推崇延及书籍本身甚至纸张等物质形态（如“敬惜字纸”的习俗），抑或简单的识字能力，而与文字关系较为密切的群体如写工、刻工、出版者等，文化地位也随之升高而受到普遍的礼遇与敬重。作者借助这一社会史视域下的考察，向我们说明了书籍如何塑造社会结构与思想。

在对本书展开评论之前，首先让我们回到主题本身——书籍的社会史，重新审视一番这项议题探讨的必要性。出版活动作为人类思想交流与互动的知识平台，作者借此将其知识与思想流向社会，读者通过阅读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反馈与作者（并不一定是其所读文本的作者）互动，并跨越了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形成人类思想的交流循环。通过研究书籍的社会史，无疑有助于了解整体性社会文化的生成与演变，揭示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细节，而这或许也是书籍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的印刷史研究更多关注书籍外在形态的研究，对书籍之外的社会与群体探讨则较少，因而如果仅就上述学术意义来说，其实推进较为有限。本书视角较为宏通，从社会学意义上对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及其所涉群体作出分析与探讨，弥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且生发出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比如，周绍明在书中不再局限于传统历史研究的理论预设，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以江南地区的士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阐释国家与社会如何在同一时段同一地域，建构、生成甚至共享一种文化。纵观中国历史，中央国家与地方社会一直处于互动之中，而这一过程又体现为胶着且复杂的态势，通过对藏书文化以及知识共同体的剖析，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以及其他因素如何作用于群体及其内部文化，促发其生成、整合以及异变。从这一点来说，本书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书籍史研究的意义。

同时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即穿越物质层面的书籍，析理各类社会群体以出版为中心而构建出的复杂脉络，也同样值得学者借鉴。而作者及译者以流畅、优美的语言风格，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诸多细节一一勾勒整合，呈现出一幅具体形象的历史画面，又使得本书的读者不拘于专业研究领域。正如彭小瑜先生所说，“学者不应该回避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也必须要在现实发声，将成果展示给更多人，从这一点看，其潜在的影响和价值可能更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探讨印本取代抄本的问题时，选择了以现存古籍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这一研究方法可能会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现存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原先书籍的发行量，甚至可能与事实有很大差别。古代书籍的保存有非常强的选择性，由于文本性质不同，人们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别，因此其留传下来的概率也不一样。如作者提到明代时建阳书籍产量很高，应远超过同时期的官刻本与私刻本，但实际上其现今的存世量反而相较后二者为少。又如据当时文献记载，小说、蒙学等普及读物以及作者言及的历书、小报等文献，远高过传统儒家文献的发行量。但据现存情况来看，反而是儒家经典，特别是发行量较少的、质量较高的印本书籍保存下来的更多，宋元时期刻印的一些明显更为畅销的底层民众读物如话本等更是近乎绝迹（这也侧面反映出“藏书家”群体在书籍保存中的作用，而在“藏书家”未能作为独立的社会角色广泛出现之前，大多书籍都难逃佚散的命运）。因此如果利用现存古籍研究古代社会，有一个问题需特别关注，即清以前的古籍更多反映的是藏书家对书籍的选择和偏好，而非当时书籍世界的实际图景。

周绍明在论述书籍的流通过程时，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是私人藏书家。从书中表述来看，私人藏书家的崛起和延续，背后似乎反映了知识与载体之间界限的模糊。由于文字或者知识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解释权、政治权力、声望地位等，使其载体即书籍、纸张作为一种实物存在，也被人为地“神化”（如敬惜字纸的习俗、惜字会的出现等），大规模私人藏书家的出现正是这一现象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体现。

若是沿此进一步思考，一方面，凭借对载体即书籍的生产参与、购买占有包括再生产，是否可以获得与拥有知识几可比拟的权力和地位，进身于所谓的“知识共同体”中，如明代私人藏书家项元汴、刻书家黄省曾、徽州地区的仇姓和黄姓刻工，以及清代的名刻工刘文奎、刘文楷等，凭借其对书籍的占有或者生产参与，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间都存在密切往来。那么，书籍是否成为财富拥有者与知识拥有者之间沟通交流的一个纽带，我们是否可以借此审视中国古代的儒商交流与认同，如富人凭借财富广蓄图书，借此获得知识分子认同，士人也可趁机获得阅读机会。而士人与商人两群体间借助书籍为联结点，甚至可以满足其更深层次的互动需求，比如以书籍这一象征文化与雅致的物品，来间接输送和接收利益。实际上，明代“书帕本”的出现及演变或许正是这种方式的现实体现。

另一方面，“藏书家”作为一种身份符号，独立于儒、商阶层划分模式之外，成为二者的共同名片，而且二者往往以此为中介在后辈实现身份转换。通过聚焦这一群体内部及其与外界的互动，可能会对“知识共同体”有更深入的把握和认识。比如，“知识共同体”借助对知识文化及其载体的占有，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阶层。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分层理论，藏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主观行动，对于部分人而言，是一种展示和消费的高贵方式，这样的意义选择，结合其他类似行为，最终引导产生文化的分层领域。而文化分层，至少在部分社会学家眼中，是社会分层的基石，甚至超越了经济和政治分层，因此书籍对社会分层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的今天，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还倾向于根据人们在信仰意义上的“可敬性”——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那些残留着的新教伦理规范——来判断其地位。这一特性与作者在书中所引钱近仁的案例很相像，钱同样是因其对儒家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尊敬程度而为“知识共同体”所接受和认同。而在藏书家内部，也可以看到这种分层的存在。如清人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五等，并为后来很多人引用。可以看出在其共同体之内，又有细微的分层，而且很明显的是以知识、文化的拥有程度所做出的区分。那么，藏书家群体的产生和其内部的认同与分层，又是否可以视作社会学意义上文化等级的一种延伸？

此外，本书中提到16世纪前后中国书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写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随之带来书籍数量的增加，并隐性地导致了知识文化的普及和社会思想的变迁。但关于这一变化为何发生，作者着墨并不多。而通过对16世纪后书籍市场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份额占比较大的，正如作者所说，是应试时文和市民文学。那么，是否可能存在这么一条线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成熟，催生出一个占有相当数量的生员群体，伴随着群体数量的增多，部分难以在科举——官僚这条道路上继续下去的人，开始转向其他职业，间接地将文化扩散至更为广泛的平民阶层，而推进了普遍意义上社会识字率的提高，而对书籍数量和内容平民化的需求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明后期书籍出版业的极大繁荣。

同时，如果将书籍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置于长时段范围进行考察，又会发现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在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一种由下至上，再由上至下的趋势，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一般认为，印刷术首先应用于唐后期的下层宗教文本中（早期印刷品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用来祈福的陀罗尼经咒），继而被引入并运用于上层的儒家经典。至于明代，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社会上的书籍数量有了极大提升，印刷术又承担了将儒家文化传播至下层民众的角色。可以发现，印刷技术作为文化权力的一种象征符号，在社会各阶层间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观照到这一历史脉络，重新审视中国的书籍史、印刷史，可能会有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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