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晖 | 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海外汉学界“书籍史”领域的学者加入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在继承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丰富研究视角，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出版史研究面临多个学科的学者竞相参与、各种理论和方法错杂交织的局面，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在这一关键节点，回顾和梳理中国出版史研究走过的历程，分析和评估已有的各种研究范式，探寻下一阶段的突破方向，于学科发展或不无裨益。笔者在此不揣谫陋，试提出若干意见，期待方家不吝教正。

笔者将迄今为止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宋代。在出版业大兴，奠定由官刻、家刻、坊刻、书院刻书、寺院刻书等组成的完整出版体系的宋代，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印刷出版业的起源问题。沈括《梦溪笔谈》、高承《事物纪原》、叶梦得《石林燕语》、朱翌《猗觉寮杂记》、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程大昌《演繁露》、叶寘《爱日斋丛钞》已正确地认识到唐代已有雕版书，王明清《挥麈录》、罗璧《罗氏识遗》等书则仅溯源至五代毋昭裔、冯道。后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续有探讨，除附和宋人之说以外，有的又提出新的见解。如元代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明人朱厚烨《勿斋集》、清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主张印刷术起源于东汉，清李元复提出魏晋南北朝说，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胡应麟《经籍会通》、方以智《通雅》、清人高士奇《天禄识余》、王士禛《池北偶谈》、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则主隋代说。

除了印刷术的起源问题外，古代学者也对当时的出版业做过一些论述。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在这方面的记述最为丰富，他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代后期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等地的出版业发展状况。与胡应麟大致同时的谢肇淛在《五杂组》卷十三中也有对宋代以来各个出版中心兴衰的记述和对各地版刻优劣的评价。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是我国第一部按地域著录的刻书目录，记载了明代后期各地的刻书品种，反映了文人对出版业关注程度的提高。清人赵坦、金鹗的两篇同名文章《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篇幅虽短却是较早的完整回顾自抄本时代以来书籍发展史的作品，在出版史的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除这些论著之外，唐代以来的不少文人著作中，也存在不少关于印刷出版业的零星记载。

总的来看，古代学者对于出版史鲜少关注，相关记载、论述十分零散，很不系统。这与中国传统学术注重经学、史学、文学以及作为学问门径的目录之学有关；与出版史关系更为密切的版本学兴起则比较晚，知识也难成体系，散见于各种书目、题跋等作品当中。民国初年问世的叶德辉《书林清话》，是第一部成体系的版本学著作，更是在中国传统学术框架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出版史的著作。它采用中国旧式的笔记体写成，以条目的形式呈现作者的研究心得；同时，通过对篇卷的有机组织，比较系统地展现了自雕版诞生直至清末的版刻发展历史。关于中国古代出版史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部书几乎都涉及到了，它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叙述框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王国维分别撰成《两浙古刊本考》和《五代两宋监本考》，钩沉索隐，考证细密，对宋元浙江刻书与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作了系统梳理，然在体例和方法上以排比书目、罗列史料为主，也属于中国旧式学问的范畴。

民国以后，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逐渐被应用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稍晚于《书林清话》出版的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呈现出古今两种范式的过渡特征，该书在结构设计上打破了传统著述按卷次编排的体例，将漫长的中国出版史分为几个大的专题讲述，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体现出现代学术著作按主题组织内容的特点；在内容上则仍以辑录、排比史料为主，较少分析论说，行文用文言。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是较早将现代学术范式应用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论文。而第一部用现代学术体例写就的出版史著作，则是１９３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彬龢、查猛济编写的《中国书史》。该书是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著作，采用章节体例，内容按时代和专题划分，有述有论，用现代语体文写成。《中国书史》的主要内容仍是谈雕版印刷史，兼及文字的发明、宋代以前的书册制度、藏书史、《四库全书》纂修等问题。尽管《中国书史》是一部以现代体例写就的著作，但就其关心的问题和使用的材料而言，与《中国雕版源流考》一样，基本不出《书林清话》的范围。１９４６ 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该书可以算是第一部以“出版史”命名的著作，但它只是一个不足百页的小册子，且以介绍近现代出版业为主，“古代中国的书肆和雕版”一节仅有寥寥几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王利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编写的油印教材《中国书史》，资料详赡，但亦以现象描述为主，较少理论分析，反映了这一时期出版史研究的特点。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的突破，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研究。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学者们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来改造过去的研究，使出版史的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变。刘国钧、皮高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国钧批评此前的书籍史研究“只是搜集了、堆积了许多材料而没有予以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只能说是史料集而不能说是发展史。其次，他们只注意到书籍的形式外表，只注意到书籍的生产技术和艺术，而忽略了书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无视了书籍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面”。皮高品倡导“运用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来揭示一定的时代必然产生出反映那个时代的图书，以明图书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某一时代图书的产生和发展是和那个时代有内在联系的”。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和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史纲》最初以油印本的形式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后分别于１９５８ 年、１９８６ 年公开出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引吭试啼之作。两书首先都开宗明义地论述“图书的社会意义”，在对每一个阶段图书发展历史的论述中，都密切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展开论述。皮高品更比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对中国图书史进行分期。两部著作注重对书籍出版的种类、内容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关系的剖析，这是此前单纯叙述出版业构成以及书籍样式的出版史研究所不具备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出版史研究与此前最重要的区别，一是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更重于总结出版史的内在发展规律；二是扩大了出版史的研究视野，把书籍出版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探讨社会历史环境对书籍出版的影响，以及书籍出版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正反映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核心观点。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出版时间较早，它奠定了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影响十分深远。

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沉寂之后，出版史研究重新趋于活跃，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论著，呈现出繁荣局面。郑如斯对《中国书史简编》作了订补，重新加以出版。郑如斯、肖东发承袭《中国书史简编》的理论框架，在若干方面作了补充和深化，编写出版了《中国书史》。肖东发的《中国图书印刷出版史论》，肖东发、杨虎的《插图本中国图书史》《中国图书史十讲》，打破惯常的纵向叙述模式，分若干专题对中国出版史进行横向解剖，在体例上颇具新意。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将图书史与藏书史结合起来论述，其中有相当篇幅属于出版史方面的内容。从以上著作来看，新时期出自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个中国书史研究重镇的学者，其研究旨趣和方法基本上继承了刘国钧、皮高品当年奠定的基调，但在诸多方面进行了修正、深化和丰富。改革开放后还出现了一批以“出版史”为名的著作，主要有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吉少甫的《中国出版简史》，宋原放、李白坚的《中国出版史》，张煜明的《中国出版史》，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张秀民积数十年之功撰成《中国印刷史》，后经韩琦增订再版，搜罗宏富，考订详核，是迄今为止汇集中国古代印刷出版资料最为丰赡的著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两部出版通史的出版引人注目。吴永贵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出版史》，在由李明杰撰写的上卷古代部分中，将中国出版史分为抄写时期与版印时期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则从图书制作与抄写、图书编纂与编辑、图书流通与政府管理等几个方面将各个朝代打通加以综合论述，力图在体例上出新。由肖东发等多位学者合力撰著的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按断代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版活动加以深入论述，体量巨大，力求贯通。断代出版史、地区出版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者如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肖占鹏、李广欣《唐代编辑出版史》，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元代出版史》，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等；后者如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徐学林《徽州刻书》《徽州刻书史长编》，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江澄波、杜信孚等《江苏刻书》，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李晋林《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白玉岱《甘肃出版史略》，寻霖、刘志盛《湖南刻书史略》，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郭树芳、靳琮杰《泊头雕印考略》等。

上述著作在对“出版”的界定、出版史分期、论述体例和侧重点方面或有不同，但基本上都遵循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出版现象加以阐述的模式。以出版时间较近、具有集大成性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中国出版通史》为例，其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上出版活动内部诸方面的关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联系。”该书的论述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出版业概貌；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出版地区；出版人物和社团；重要出版物；形式制度和装帧设计；流通与经营；中外出版交流；总体特点及影响。第一个方面涉及社会历史背景，其后八个方面皆为出版现象的描述，最后为总括。这一编撰思想可以看作新时期出版史研究的主导思想，它是对刘国钧、皮高品等前辈学人将出版现象与社会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按照该书主编之一肖东发先生的观点，此书仍是一部出版史，而不是出版文化史。

以上主要就中国大陆的出版史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也涌现了不少成果。１９４９ 年后一批大陆学者到了台湾和香港，带动了那里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著名的学者有昌彼得、蒋复璁、乔衍琯、李文琦、李书华等，撰成《中国图书史略》《中国印刷术起源》《中国印刷发展史》《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等一批著作。在欧美、日本，也有一批学者从事中国出版史的研究。１９２５ 年美国学者卡特发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以多种语言史料结合出土文献，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和西传的过程加以考述，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经典著作。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吴光清、潘铭燊，瑞典学者艾思仁曾分别就唐代至明代的出版业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的华人学者钱存训以研究简帛时代书籍史的拓荒之作《书于竹帛》一书成名，他又为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纸和印刷》一卷，后增订为《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出版，构成了他关于中国出版史的完整叙述。英国学者崔瑞德（Ｄｅｎｉｓ 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曾出版《中古中国的印刷与出版》一书，探讨印刷术发明早期的出版活动。法国学者伯希和、戴仁从敦煌文献入手，对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做过探讨。日本学者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亦甚早，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收有一篇《雕版渊源考》，认为雕版印刷出现于隋代。长泽规矩也曾编成《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尾崎康撰著《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对了解宋元时期的刻书业多有帮助。神田喜一郎曾在佛经中发现印刷术存在于唐初的证据。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仍以梳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历史为主，不少论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与出版业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

“书籍史”（ｂｏ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是二十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它与陈彬龢、查猛济、刘国钧等人著作名称中的“书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不满足于传统史学只关注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的做法，主张把包括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的“总体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他们强调开展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才能合理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书籍的历史自然是“总体史”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９５８ 年，吕西安·费弗尔与亨利－让·马丁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出版，该书利用丰富的社会、经济数据考察谷腾堡发明近代印刷术后出版业在整个欧洲的普及及其影响。这部著作是“书籍史”的开山之作，它标志着西方的书籍史、出版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过去仅仅关注书籍生产（抄写、印刷）技术的演进、书籍版本和内容的研究，转向注重围绕书籍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年鉴学派将出版史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结合起来考察，这一点与唯物史观主导下的出版史研究不谋而合；但两者又有重要的区别：前者重在将出版史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用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后者则将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作为出版活动发生的背景来看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西兰文学史家唐纳德·弗朗西斯·麦肯锡（Ｄｏｎａｌ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提出“文本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ｘｔｓ）的概念，指出文本意义的提供者并非仅有作者一方，书籍生产过程中的编辑、排版、印刷行为，以及版式、字体、插图的设计，都会影响文本的呈现方式和意义的解读。“文本社会学”关注塑造文本意义的社会过程，突破了文学史研究仅重文本分析和版本考证的局限，为研究书籍历史的学者所借鉴和吸收，与年鉴学派共同构成西方书籍史研究兴起的两大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对年鉴学派过于依赖数据和计量方法，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倾向进行反思，重新强调文化和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人的行为不单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人的思想、观念、心态等也难以计量；经济趋势与社会关系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也受到挑战，因为社会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它们本身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领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文化因素并非次于经济、社会因素的从属因素，“而是一种历史实在的基本决定因素”。这种以文化视角来审视历史现象、把文化上升到方法论地位的文化史，不同于以往服饰史、绘画史、风俗史等中将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史，被称为“新文化史”。由于它与社会史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亦被称为“社会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与二十世纪后期席卷思想文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其学术旨趣深受后者的影响：拒绝线性历史观和历史决定论，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摒弃宏大叙事，注重个案研究、微观考察；关注以往被忽略的琐碎现象和边缘群体；重视对文本和现象背后的意义的挖掘和呈现。受新文化史这一学术思潮影响，书籍史、出版史领域也出现了“文化转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即将书籍生产、传播视作一种文化行为，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描述其过程，透视其背后的文化意涵。这种转向给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方法带来重大影响。首先，把出版史变成出版文化史，即不仅描述出版现象，探讨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更把出版活动所反映出的一整套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出版史到出版文化史的转变往往能使我们对耳熟能详的东西产生新的认识，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１７７５—１８００）》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从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还原为书商的商业冒险、一种精心计算成本收益的商业出版物，《百科全书》既是启蒙思想的载体，也是当时出版文化的映射。其次，把关注点从精英阶层移向普通民众、社会下层，实现“眼光向下”的革命，具体来讲就是重视对社会下层读物的研究。如达恩顿对欧洲民间故事、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地下读物、色情文学和禁书的研究。第三，从过去注重出版业的整体发展状况、长期发展趋势，转向精细的个案研究、微观考察。如卡洛·金斯伯格（Ｃａｒｌｏ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的《奶酪与蛆虫：一个１６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是微观史学的经典之作，其核心材料就是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磨坊主的阅读记录，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所能接触到的出版物类型和阅读生活。第四，多学科理论的交融。此前目录版本学、文学、历史学学者都为书籍史和出版史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转向之后文化现象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广泛吸收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成为需要。其中对文艺批评、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重尤多，学者们纷纷借用“话语分析”“副文本”“权力网络”“文化资本”“场域”符号学、媒介环境学等理论工具来分析出版行为和出版现象，在个案和微观研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深描法”（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为学者们所青睐。

自二十世纪末开始，海外汉学界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开展中国书籍史的研究，成绩斐然。近年来中国学者受此风濡染，采用新视角、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方兴未艾。这是迄今以来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最为深刻复杂的一次范式转换，下面就其研究角度、论题、材料、方法等试作论析。

这一轮研究范式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地，笔者以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社会文化史进路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认为此前的研究过于注重技术与物质层面，而对书籍的文化意义与书籍社会史的关注则严重不足。这种批评并不完全确切，如前所述，唯物史观主导下的中国书史研究已经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大量以这种模式撰写的书籍史或出版史论著，存在一种习见的“戴帽穿靴”叙述套路，即在对某一时代的出版业展开论述之前，先交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最后再缀以出版业的繁荣或衰落对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模式使得社会文化因素仅仅作为出版活动进行的布景或陪衬，而不是作为内嵌于出版过程之中的一种活跃元素存在，因而对社会文化因素参与书籍生产与传播的鲜活过程和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呈现，给读者的观感是资料堆砌过多，问题意识则显得不足。

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产生了不少成果。例如出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逐渐形成一个研究热点。查屏球讨论了汉魏晋之际以纸替代简帛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指出手抄本时代作品的传播方式造成了文学文本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成就了对陶渊明高洁形象的塑。倪健（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 Ｂ． Ｎｕｇｅｎｔ）的《形于言，书于纸——唐诗的生产与流传》揭示了唐诗传播中口述传统与抄本文化的交织，文章通过对敦煌文献的考察探讨了唐代诗歌的传抄方式及其特征，指出作者、抄写者、读者共同参与了文本的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与书籍的易得，对文学创作活动与流派的形成带来重要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等。商伟研究印刷文化对文学史的影响视角独到，他认为《金瓶梅词话》从材料的来源到叙述模式的形成，都借鉴了日用类书等晚明流行的商业出版物。关于出版与学术，苏珊·彻尼亚克认为宋代的考据方法与疑经思想与印刷书籍的普及有关。王志毅在《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中讨论了印刷出版业盛行对宋代学术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是关于晚明西学著作编译出版与传播的力作。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有专节讨论清前期学术出版的繁荣与乾嘉考据学兴起之间的关系。

出版与政治的关系，过去只是在谈到政府刊刻图书传播意识形态，以及关于禁书和文字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文化史学者对这一论题则有不少新的开掘。鲁威仪（Ｍａ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Ｌｅｗｉｓ）的《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力》讨论了早期文献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柯马丁主编的《早期中国的文本与礼仪》聚焦于编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早期这两个最核心要素之间的交织与互动，无论是文本的书写与呈现方式，还是宗教、政治礼仪中对文本的使用，都反映了早期书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印刷术发明后，出版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魏希德的《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在考察南宋科举策论的主导思想从永嘉学派转向朱子道学的过程时，利用当时出版的各种举业书作为分析的重要依据。周启荣的《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指出，晚明繁荣的坊刻举业书编刻活动对由官方控制的科举话语权构成挑战。魏希德与周启荣的著作都显示，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出版并不总是被动的姿态，这种对出版与政治关系的深度开掘把人们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在以往的出版史书写中，经典著作、珍善本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这些书籍因文学价值、学术价值或版本价值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印刷出版物来看，学者重视的多是校勘严谨、刊刻精良的官刻本、家刻本；流通于民间的坊刻本中，有许多因书坊为了牟利而尽量压低成本，导致粗制滥造，印制拙劣，被斥为“兔园册子”，不入研究者的法眼。但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者来说，这些低端出版物却是了解古代社会大众文化生活的一座宝库。在年鉴学派那里，这些读物也被纳入考量范围，但已被抽象为某些类型和一堆数字，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则对这些读物及其生产和传播过程做深入细致的解读，以期重构古代的坊刻业态和民众的阅读生活。国内学者近年来已逐渐重视对商业性出版活动的研究，如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秦宗财《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中心》等，王志毅在《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中也对明代的商业出版做了讨论。通过各种类型的坊刻读物来深入探讨古代社会文化，是一个颇能体现新文化史旨趣的研究方向。前述周启荣的研究，正是利用当时举子们用过即弃的坊刻举业书来作为窥探民间以出版力量挑战官方权威的窗口。近年来对科举考试用书的研究渐受重视，台湾学者刘祥光对宋元举业书的研究、新加坡学者沈俊平对元明清举业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深度。何予明的《家与世界：１６、１７ 世纪的刻本对“大明”的编写》则专门选择晚明几种类型的坊刻本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坊刻读物如何对经典文本加以挪用和改造以迎合乃至塑造读者的阅读口味，借以深入揭示晚明的坊刻文化。日用类书是明清时期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较早对此类读物展开研究。台湾学者王尔敏利用不起眼的民间读物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成就卓著，其弟子吴蕙芳则对晚明日用类书首次做了系统梳理。其后王正华、刘天振等人的研究使人们对日用类书的编纂方式、文化内涵的认识更趋深入。美国学者包筠雅把地处闽西山区的一个小镇——四堡的刻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揭开了清代至民国面向最基层读者的低端民间出版业的实况。四堡刊刻的启蒙读物、医书、术数书、举业书等，主要流通于福建和两广等地客家人聚居的偏远地区，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的阅读和文化生活，《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因而成为眼光向下的出版史的典范之作。包筠雅还考察了江西金溪、四川岳池的刻书业，这些对“边缘”地区出版业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的出版史研究过于关注江南、建阳、北京等大的出版中心的缺陷，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出版业的整体认识。

欧洲谷腾堡发明印刷术后，商业出版在出版业中占据主流，因而西方出版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偏重对商业出版的研究。传统中国则是官刻、家刻、坊刻三分天下，社会文化史兴起后，因坊刻贴近民间社会且为了弥补此前受到学界忽略的缺憾，学者们对商业出版物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政府和士大夫的出版行为中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否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对此已有学者提出批评和纠正的方案，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研究架构或许是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社会史是对人和人群的研究，出版的社会史就是研究出版活动中的人，即作者、编校者、抄写者、书坊主、刻工、装订工、发行商等。在过去的出版史叙述中，一些涉足于出版业的文人因其对文学和学术的贡献而被树碑立传，如宋代的陈起父子，明代的冯梦龙、毛晋等，而大批被卷入商业出版的中下层文人则湮没无闻。文人尚且如此，对商人、工匠等其他出版业从业者的研究就更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日本学者大木康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以陈继儒和冯梦龙为个案，考察了士人阶层与晚明繁荣的商业出版之间的紧密联系。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里对涉足于商业出版的士人群体做了更加广泛的讨论。关于这一方面，还有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对臧懋循的研究，韩国学者金文京对汤宾尹和俞安期的研究，何朝晖对山人梅鼎祚和俞安期的研究等。王炜的《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是这一方面较新的成果。对文人书坊主的研究，近年来也在增多。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里，涉及不少参与小说创作和点评的文人书坊主、下层文人。对于文人书坊主的个案研究，有马孟晶对胡正言的研究，林丽江对程大约、方于鲁和汪廷讷的研究，毛茸茸对汪廷讷的研究，向志柱对胡文焕的研究，叶俊庆对周履靖的研究，井玉贵对陆人龙、陆云龙兄弟的研究等。由于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的存世资料稀少，关于这些工匠在历史上的活动，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设立专章加以讨论，筚路蓝缕，钩沉索隐，居功至伟。书中关于刻工的资料相对较多，这是因前人编有古籍刻工名录多种，但其主要用途是为版本鉴定提供帮助。除了一些著名的刻工家族，如徽州黄氏有家谱等资料可供利用外，人们对于刻工的生平活动所知甚少。除张秀民外，前辈学者冀淑英、杨绳信、朱太岩、李国庆、侯真平等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辟专节讲述“刻工的世界”，是对刻工生活比较集中的探讨。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对写工、刻工的活动特点和生存状况开展研究，值得注意。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刻工从业状况、社会生活的研究还相当不足，结合刻工名录、现存版本等资料追踪刻工的从业轨迹存在很大研究空间，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性别史、女性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女性与书籍和出版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重要的成果有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张家才女》、魏爱莲《美人与书——１９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等。

出版文化，是以文化理论看待出版活动的产物，它是出版活动在价值观念、制度、语言与知识、技术与物质等多个层面的特性。文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自那时以后出版文化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在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中却较少运用。１９９１ 年大木康在日本发表《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究》，是第一部从出版文化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出版业的著作，剖析了晚明江南出版业中士人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２００２ 年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出版，在其上编古代史部分中，作者将出版史与对学术史、文化史的考察相结合。同年在日本出版的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是一部体大思精之作，面世后备受国际学术界好评。此书打破了传统的出版史叙述框架，视野极为开阔，除出版史资料外，广泛征引了各种社会文化史资料，真正做到将出版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察，克服了出版史与社会文化背景“两张皮”的弊病。正因为如此，井上进能够从新的视角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例如书籍出版种类的变化与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宋代士大夫对于版刻兴盛的态度，官刻、家刻、坊刻之间的消长及其意义，版刻出现后为何抄本依然盛行等。

媒介环境学的创立者、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谷腾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将人类的传播史分为口述、文字、印刷和电子媒体几个阶段，并重点讨论了印刷文化的特质。这一理论很快被书籍史的研究者所接受，使用口述文化、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等概念来考察不同的传播媒介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影响。克里斯托弗·李·康纳利的《文本的王国：中华帝国早期的书写与权力》认为秦汉的书写文化与口述文化界限分明，迥然不同。柯马丁则在对出土简牍文献的研究中注意到，早期儒家经典的写本保留了许多口传文化的特征。前述田晓菲和倪健的著作都揭示了抄本时代文本传播的流动性，中国学者陈静近年来也对抄本时期的作者观念、书籍传播特点等问题做了诸多探索。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对早期口述文化与抄本文化的关系、简帛时代抄本流传的特征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出版文化的力作。关于印刷文化的研究成果更多，前面已经提到不少，兹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一个衍生的问题，即在中国历史上印刷文化何时取代抄本文化成为书籍生产和传播的主流文化。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刷书籍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取代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美国学者爱森斯坦提出印刷术的发明对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刻，带来了所谓“印刷革命”。中国历史上存在“印刷革命”吗？中国的“印刷革命”发生在何时？印刷出版业在宋代全面崛起，印本书籍种类齐全，流通广泛；但井上进和周绍明通过对历史上官私藏书结构和社会上所流通书籍样式的考察，认为直至晚明印本才在流通领域超过抄本，周启荣亦持此看法。贾晋珠、苏珊·彻尼亚克和魏希德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印刷书籍的普及使宋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新变化。中国古代的“印刷革命”、印刷文化与欧洲近代有何实质性不同？这个问题将吸引学者继续探索。实际上，口述文化、抄本文化、印刷文化并非简单的演进替代关系，例如在明清的通俗小说文本中，就交织着几种文化的传统。

文化的视角必然带来多元文化史观，对出版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文化的特质只有在比较中方能彰显。长期以来中国出版史学界与外国出版史学界隔膜较深，甚少交流。在外国学者撰写的概述性书籍史著作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谬误频出，既反映了外国学者对中国书籍史的生疏，也说明中国书籍史学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随着中外出版史学界的交流日趋活跃，中外出版文化的比较研究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韩国学者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先后出版，主要关注印刷技术的比较。周启荣也曾撰文比较中西印刷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外比较渐渐趋向于文化角度的比较。中、韩、日出版文化比较方面，２０１３ 年包筠雅和彼得·柯尼奇主编的《东亚书籍史》是一部入门读本，试图将东亚三国出版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２０１１ 年荷兰博瑞（Ｂｒｉｌｌ）出版社发起主办学术刊物《东亚出版与社会》（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为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与比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园地。中西比较方面，韩琦、米盖拉主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涉及技术与文化两方面的中西出版史比较。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周绍明与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主编的《东亚与欧洲的书籍世界：１４５０—１８５０》反映了中西出版文化比较的最新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日益重视此问题，如王志毅的《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在讨论印刷术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出版与作品经典化的关系等问题时，均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

出版与文化的关系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出版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出版活动自身亦蕴含着文化意义，反映着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第一个层面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一般意义的出版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层面，对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刚刚兴起，最具发展潜力和挑战性。以晚明参与商业出版活动的士人为例，周启荣对晚明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活动进行研究，指出商业出版为科场失意的下层士人带来了“象征性资本”，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仕途之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成为读者眼中的“名公”“名家”，为这些士人带来相当的慰藉和满足感。柯丽德和方志远的研究表明，与通俗小说不同，晚明戏曲作品的创作出版，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商业利益，而在于彰显作者的品味与身份。马孟晶、林丽江、叶俊庆对胡正言、程大约、汪廷讷、周履靖的研究则发现，出版精美的高端印刷品，并在其中刻意显露自身的文人趣味及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成为商人跻身士人阶层、山人群体攀附上流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些研究将出版活动与社会心态、身份认同相联系，表现了浓厚的“新文化史”趣味。相应地，这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意无意地借鉴了“场域”、符号学等理论工具。

传统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出版业的记载；二是现存的书籍版本。从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采用对史料记载的分析、考据，对现存版本资料加以归纳、整理，并两相对照加以验证。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引入后，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２００１ 年，在美国《东亚图书馆杂志》刊发一组３ 篇论文，专门讨论书籍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其中包筠雅和贾晋珠的两篇直接关涉到出版史的研究。这是笔者所知的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方法论的专门探讨。自那以后十几年间，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又有许多新的发展。综合看来，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的突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史料记载的利用方面，不仅关注那些直接记载古代出版业状况的史料，也注重那些反映古人书籍消费、阅读、接受、利用方面的资料，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来观察出版业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正像达恩顿所提出的书籍史研究模型“交流循环”所示，这些读者的反馈会反过来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往这部分研究多被归入阅读史或接受史，实际上它也是出版史的考察范围，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前述研究出版活动与文学、学术、政治的关系，就多依赖这方面的材料。

二是在对版本资料的运用上，不仅用作考察出版活动的依据，也可把它们作为审视出版文化的窗口。尤其应重视对副文本（ｐａｒａｔｅｘｔ）的研究，包括对封面、牌记、识语、序跋、目录、著者项、页码、凡例、版式、注释、评点、题记、字体、插图等的研究。在此之前，版本学家和出版史研究者也重视这类材料，不过一般是把它们用作版本鉴定的依据，以及用来考察书籍的出版过程、出版策略等。马兰安重视通过对序跋、凡例、注释和评点的分析来考察出版物的目标读者，何谷理通过对插图、版式的细致考察来推断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层次。周启荣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中十分重视对副文本的利用，他利用序跋来分析晚明文学的商品化，以及通过序跋的撰写所构建的文人网络；通过举业书的注释与版式安排，分析作者和书坊主如何规避官方的限制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时文主张。林丽江在对《程氏墨苑》和《人镜阳秋》的研究中，对两书在世界各地的多个版本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细致比勘，发现在多个藏本中存在序跋、题咏数量、页码编序等方面的差异，显示这两部书在不同的印次之间不断对内容进行增加和调整，以达到以出版物来换取文人题赠，又依靠不断增加的文人题赠促进出版的目的。这一研究揭示了出版在晚明的社会文化意义：书商以之作为融入士大夫阶层的工具和手段。

三是通过到对出版物内容和文本的剖析与解构，观察出版活动的文化意义。汪廷讷在《人镜阳秋》中将自己和家人的事迹和形象植入书中；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收入他追和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古代名士的吟咏之作，在该丛书的《逸民传》中塞进自己的传记；胡文焕在《格致丛书》中编入自己的大量作品，皆显示出版成为出版者塑造个人形象的手段。商伟正是通过将《金瓶梅词话》的文本与晚明日用类书、休闲读物等细加比较，发现该书与其他通俗读物之间存在广泛的互文性，从而揭示了晚明通俗小说对其他通俗读物的挪用和借鉴。何予明的《家与世界》研究晚明商业出版文化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追寻坊刻本中各类材料的来源，借以说明商业出版者如何对经典材料进行取舍、剪贴和改造，以迎合和引导读者的阅读口味。

四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引入。这方面以包筠雅对四堡出版业的研究最为典型。由于四堡是一个面向下层读者的低端读物出版中心，因此关于四堡出版业各种传世文献记载稀少，其所刻书籍旧时的文人藏书家不屑于收藏，今天各大图书馆也难觅其踪，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里通通失效。包筠雅转而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多次深入闽西山区做了总共为时八个月的调查，从民间搜集到一批出版物、实物资料及账簿、分关等相关民间文书，并通过与村民的访谈获得了一些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分量厚重的《文化贸易》一书。这部书对四堡刻书业的描述可谓巨细不遗，不厌其烦，似乎可以看到人类学“深描法”（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影子。

自叶德辉《书林清话》为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奠定基础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为标志，中国古代出版史在资料搜集整理、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兴起，除了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学者之外，历史学者、文学学者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中来，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纷然杂陈，各种新观点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尚缺乏足够的交流，学术成果分散化、难成体系，各学科自说自话的问题日益凸显，学科整合与研究成果的融会贯通成为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中国古代出版史书写，必将是一部既资料丰赡、考据详明，又带有强烈社会文化史印记的出版文化史。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文中注释省略。

记载出版历史    探索出版规律

投稿邮箱：chubanshi@zhbc.com.cn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政编码：100073

联系电话：010-63458238

微信号：chubanshiyanjiu

名称：中国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