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鹏丨女学、画报、读书会：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阅读秩序重建

女学，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教育的重要创举。在此之前，女性教育大多由家人传授或女子自修，这种教育也多囿于家庭或宗族的私密空间。而晚清民国时期女学教育的兴起，第一次让女性从个体化的家庭空间走向社会化的学校教育空间。伴随于此，通过女性的参与，以及固定的教学场所、教学内容等，女学也成为承载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的重要社会空间。与传统中国的女性阅读具有阅读人群多为上层社会阶层的女性、阅读主要来自家庭教育、阅读内容多为女教书（如《列女传》）、阅读目的是培养女性封建伦理道德和强化其男性附属地位等特点不同的是，19世纪末随着“兴女学”观念日盛，以女学这一社会空间构筑的女性阅读成为现代意义上女性阅读的开始。

图丨经元善

女学发展始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随着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政治号召，女子教育更是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897年，经元善、梁启超等人筹办经正女学（即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其影响下一大批女学相继创办。而后清政府相继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等，女学经由政府力量取得社会的合法地位。民国前后，女子学堂更是得到长足发展，更多的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这些新变化，具体到女性阅读上，则主要体现为阅读空间及阅读内容的变化。

从女学的出现到发展，女性开展阅读的行为从最初的家庭私密空间走向学校社会空间，由传统的家庭私密阅读形式转向学校教育阅读的形式。在女学之下，女性阅读空间的变化，让女性阅读来源更加广泛，逐渐摆脱了家庭个体化的阅读倾向，阅读也呈现了“向下”的趋势，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了阅读学习这一过程当中，女性阅读迈入了加速社会化的进程。1904年《女子世界》公布了部分女学调查的情况，湖南四所女学共有女学生100人左右，嘉定四所女学有女学生85人。作为早期参与女学的女性，虽然关于学堂具体的阅读书目及课程设置我们不尽知晓，但是她们仍然构成了近代早期的女性阅读者。及至1907年，登记注册的女校和女学生数量分别达到428所和14496人，1922—1923年女学生人数达413679人，这样的数量变化凸显了女学中女性阅读的发展和变化，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女性阅读的发展。

教科书是女学教育的重要起点，也是女学中女性阅读的主要内容，女学教科书的发展变化也体现着女性阅读内容的变化。在女学兴起的早期，张之洞在《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对于女性阅读的教科书曾提倡道：“应令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择其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分别次序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散给一本；并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广为译书刊布。”蒙养院中女性阅读的内容和传统女性阅读差别不大，女德仍然是培育的重点。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则在传统修身内容之外，增加了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等内容，女性阅读内容在传统阅读之外有了创新。

在官方教科书之外，女学的新式女子教科书则试图与传统女性阅读内容决裂。一大批如文明书局女子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女子教科书、群学社女子教科书等女子教科书涌现并得到初步发展。1904年文明书局出版了《女子新读本》，作者在上编介绍中国历史上的模范妇女，下编则是近代西方涌现出的妇女模范。在导言中，杨千里就表达了对于传统女性阅读内容的鄙夷，“中国教育女子之书，曰《女诫》，曰《妇法》，曰《列女传》，守缺抱残，尚不下数十种”，而这些书“惟与女子谈旧事，质理论，以贡于女子之前，夫何敢谓教育女子也”。

民国初年女子学堂激增，女子教科书编纂更加成熟，女性阅读内容也更加广泛。商务印书馆的“订正女子教科书”系列包括国文科、修身科、家事科、尺牍类，中华书局的“中华女子教科书”包括国文科、修身科、数学科、家政科、尺牍等……这些女子教科书的内容涉及民主、科学、国体、政体、现代社会制度、民族、女国民、人权、文明等主题，与传统女性阅读内容大相径庭，与社会相关联，具有现代性的特点。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男女合校，女学不复存在，但与女学发展同步的女性阅读却并未止步。黎藜认为“晚清以女学为核心的女子解放运动实质上是占据话语权的男性为女性勾勒的新时代女性的画像”，在社会的期许之下女性阅读获得了与传统女性阅读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女性阅读空间得以从家庭走向社会化的学校，女性也开始在社会为她们勾勒的新时代女性画像之下开展阅读行为，这成为现代意义上女性阅读的开端。

女学的兴起让女性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但这样的知识基础仍然有限，并不能让女性介入到更深层次的内容阅读或知识获取当中。即使到了1923年，这样的状况依旧没有改变，严敦易在谈及当时女性所急需的出版物时曾指出，当时的妇女杂志“内容是理论的，深邃的，多不是入目便解的，不是成一个狭的系统的，是廓达而繁碎的；研究妇女问题的人，和高级的妇女看，才合宜，才了解，一般大众，怕不能完全理会”。文章指出当时妇女所急需的出版物，要“用浅切，明了，提要的文字，介绍于她们”。鉴于近代中国女性的知识基础，画报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更能成为与她们匹配的知识媒介。

画报成为女性阅读的知识媒介，有其媒介属性上的独特优势。韩红星认为与文字报刊相比，画报具有图像优于文字的表达功能、普及知识的作用，《北洋画报》曾明确提出画报独立存在的价值——“辅助文字新闻的不足，使人如身临其境”，报学史家戈公振也拿画报与一般文字报刊作比较，“图画为无音之新闻，不识字者亦能读之”，这样的媒介优势使作为表征性符号模式的画报阅读门槛更低。图画是画报的中心，阅读者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读图，而文字成为图画的配角，这就大大降低了对于阅读者知识水平的要求，让女性阅读起来更容易。

而回望这一时期，晚清民初，报纸种类及阅报人数达到空前的程度，阅报成为时尚。新闻报刊这种新型文化媒介成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并“直接导致了新知识阶层的知识脉络的建立、社会关怀的养成，导致了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组织机构的形成”。在此媒介变革的浪潮之中，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也呈现向一般民众扩散的趋势，在传统文字报刊之外，画报这种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应运而生，为一般民众提供阅读内容，其中包括女性，画报也成为文化向一般民众扩散的“适宜”载体。在媒介属性上的独特优势及社会关怀之下，画报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独特的新知识媒介。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画报以《点石斋画报》为开端，从其创办伊始，画报就以女性为拟想读者。作为《点石斋画报》的连枝，《申报》1895年就曾刊文论述画报与女性阅读的关系，“而今画报之可以畅销者，因无论识字不识字之人，皆得增其识见，扩其心胸也。不特士夫宜阅，商贾亦何不可阅。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对女性阅读画报的期待，这也可以认为是“尊闻阁主人”美查以女性作为《点石斋画报》读者的想象。而后的大批画报皆以《点石斋画报》为蓝本，以图文的趣味性来开展女性阅读启蒙。《星期画报》在《本馆附启》中就有言道：“本馆同人创办此报，志在开通风气，择紧要新闻排印在前，掌故、历史、科学、说部，捡有庇时局者，挨次附列于后，加注浅说，即妇女小儿，听人讲解，自能明悉。”该画报志在开通风气，让妇女都能读懂，从而成为女性阅读的重要文本。《正俗画报》认为画报的阅读对于妇女大有益处，该画报曾有言：“现在贵报出版，又多一种开通智识改正风俗的利器，实在是国民的幸福哇。而且，画报妇孺阅看，尤有益处。盖妇女为国民之母，若是一开通，那还愁国不强吗？”该报更是将女性阅读画报与国家民族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女性阅读画报具有“强国”的作用，提倡女性阅读。《醒世画报》曾刊登杨曼青《看画报之益》一文，提倡妇女购买、阅读画报，作者言道：“打算家家都能开通，就仗着报纸的好处……家有妇孺，给他画报一看，只要肯在画篇上上眼，就容易引其入胜……可以说画报能够开通妇孺知识，又不在白话报以下了。”基于以女性为创作对象，这些画报刊载的内容指涉女性教育、女性新装束、女性生活，以唤起女性解放为起点，如《点石斋画报》的《妇女骑马》，《正俗画报》的《妇女无教之害》，《民立画报》的《妇女热心助赈》，《世界画报》的《将来妇女之装束》，《滑稽画报》的《现在最时髦之妇女》，《世界画报》的《新妇女与旧家庭》《饱学之妇女》等。

在综合性画报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妇人画报》《晨报：妇女生活画报》《玲珑》《女神》图画月刊等则是专门针对女性群体而出版的画报，内容关涉妇女问题、女性肖像、生活、服装、饮食卫生、美容等主题，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尤其是《妇人画报》开篇即言，要“（一）解决妇女在家庭间一切的困难问题！（二）引进妇女在家庭内一切的愉快生活！（三）指导妇女在家庭间一切的繁重工作！（四）供给妇女在家庭间一切的娱乐材料！（五）发表妇女在社会上一切的新闻消息！”，并以此为目标提供内容。

虽然出版者之言不能全信，但晚清民国时期的画报内容确实考虑了女性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此女性读者的想象之下，也收获了大批女性读者的青睐。据《启蒙画报》第86期派送名单显示，其派送处除全国各地城市之外，每回必派送至上海务本女学塾。该女学成立于1902年，以培养女学生成为贤妻良母为宗旨，课程注重家政，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教”，以此来看该女学的女性应是《启蒙画报》的忠实读者。《醒世画报》为“妇孺所欢迎”，还用画报记录了女性购买画报、参与阅读的行为，“西堂子胡同某宅的太太很是文明了，本馆一份报天天念给丫鬟们听，中国女界要想这位太太这样开通，呵女界中可大有起色”。《妇人画报》第32、39期，共刊登了16位女性读者肖像，这种形式虽然不能为女性阅读提供全貌，却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了当时读者的形象。同时，该画报也刊登了部分编读往来，或可为证，如湖南M女士曾来信询问“本志可否增加关于家庭实用的文字？……”上海黄小姐则来信“鸥外鸥君的‘黑之学说’给我刺激太深了……”南京W女士称“妇人画报趣味载有不过几帧图，但编的很漂亮。不妨每期继续下去……”同样，《玲珑》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也广受女学生欢迎，“每人手持一部”。该画报也刊登了名为李艳娜、盛德华的女性读者的图画，并附有名为志廉、朱启秀、陈徐龙纹的女性读者来信，不仅包括读者赞美《玲珑》的内容，也有读者接受画报邀约、征稿，诉诸个人家庭经历的内容。

画报为女性阅报提供了更浅显易懂的新文本，也成为女性阅读的知识媒介，虽然其阅读对象多为社会中上层都市女性，但一般阶层的女性也加入了阅读的行列。“政治书刊、文化杂志，乃至各种日报，基本上以社会精英（士夫、男性）为主要受众”，画报则注重女性，为女性报刊阅读，及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的渠道，塑造着新的社会阶层及社会形态。画报中刊登了大量女性形象，在以女性作为读者的创作动机下，画报的很多内容甚至专门是为女性读者阅读而刊登的。女性以此作为阅读内容，并产生两个重要的阅读效果：一是这些女性形象暗示了一种女性读者向往的观念与背景，即暗示阅读者通过努力便可能获得独立而受尊敬的社会地位，树立了一种现代女性典范；二是画报展现的是妇女的公共表现，而又以女性作为读者，“在闺阃消费及消费闺阃之下，更进一步以阅览方式邀请女子进入社会”，作为知识媒介成为连接女性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把女性从家庭的私密场域，变成了公众集体得以注视、参与、消费的社会组成。

女学的兴起构筑了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的社会空间，第一次让女性从个体化的家庭空间走向了社会化的学校教育空间，画报作为与女性相匹配的知识媒介，以“阅读”的形式邀请女子进入社会。伴随着女子进入社会，以及学校阅读、画报阅读的知识启蒙，女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倍增，知识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结社”——妇女读书会。民国时期的妇女读书会在公共领域中展开阅读活动，女性既读书也阅报，更重要的是女性阅读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革，出现了读书会这种阅读的共同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公共阅读的基础，产生了不同于一般报刊和社团的典型的公共性阅读和阅读公众。

民国妇女读书会至迟应在1917年以前已经出现。浙江长老会妇女读书会从开办之日起就以“培植乡间失学之女教友”“使她们多明白对于教会家庭之学识”为目的。民国妇女读书会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缓慢，出现了“武汉妇女读书会”、“妇女职业促进会会员读书会”等专门针对女性的读书组织，30年代读书会蓬勃发展，不仅出现了由民众教育馆、妇女组织创办的妇女读书会，更有出版机构、政治力量介入，如现代书局的现代妇女读书会、贵州永兴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创办的绣花铺妇女读书会等，充分考量女性群体因素的妇女读书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女性群体的参与，促使女性阅读向纵深发展。

女学和画报中的女性阅读，往往是将女性启蒙作为“强国”的一种手段，女性启蒙与家庭、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女性阅读秩序建立在男性与社会的期待之上，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培育多被忽略。妇女读书会中的女性阅读，以“提高妇女读书能力和养成读书习惯”为宗旨，希望通过读书会使女性获取新知识、新思想，以此培养女性独立人格、争取女性解放。经过读书会筛选的阅读书目，涉及女性生活、职业、恋爱等各方面的内容，女性被视为独立的个体。随着原有女性阅读秩序被逐渐打破，女性阅读突破了原有的书籍秩序与国家层面的阅读秩序，开始寻求女性自身的解放，呈现出群体阅读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妇女读书会创造了以女性群体为核心的共同阅读新形态，它与传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其阅读指导、演讲、研究讨论等活动形式的开展。女性阅读指导在传统的女性阅读中指涉寥寥，而这一时期妇女读书会针对女性阅读专门开展阅读内容的指导活动，以此提高妇女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技能，提高阅读效率。如在《妇女读书会指导方案》一文中，顾安蒲明确指出妇女读书会应该承担阅读指导之责，阅读指导包括指导选书和指导读书两个方面。选书应该适合兴趣、适合程度、适合需要、适合真美善的标准；读书应该养成安排一定时间读书的习惯、养成读书时注意集中的习惯、养成透彻了解的习惯、养成好问及讨论的习惯、养成勤快检查字典的习惯、养成抄写笔记的习惯。在《谈谈读书会和座谈会》一文，作者根据当前读书会存在的问题，指出妇女在参加读书会开展阅读时，要“读我们所需要的书”，即读那些与工作生活相关的书；“读我们懂得的书”，即先从懂得的书先读起，然后由浅至深，层层递进，培养读书的兴趣；“读我们喜欢读的书”，即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分组读书，达到有系统地读书的目的。

演讲是读书会中女性阅读活动的重要形式。民国妇女读书会演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会员演讲，第二是名人演讲。会员演讲主要是读书会会员在集会时通过口头形式汇报读书心得，“以便交换知识，练习口才”。名人演讲是读书会邀请专业人士或者名人针对某一话题所作的讲话，以开展女性启蒙。研究讨论是读书会中女性共同阅读的一种重要方式，大部分妇女读书会都设有研究讨论的活动，诸如上虞妇女读书会、省溪妇女读书会。女性阅读通过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加深女性对问题的理解，从而内化为个人思想和行动，促进妇女的解放和成长，也促进了女性阅读公众的出现。

读书会创造的阅读共同形态，是女性阅读在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中涌现的另一个新特点。读书会开创了女性阅读形式的变革，通过开展阅读指导、演讲、讨论等阅读形式，女性在讨论和分享的过程中，进行着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知识空间的拓展，她们讨论女性解放和公共事务，形成公共舆论，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女性阅读在其中更成为一项合作共享的公共性活动，通过阅读进行着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讨论和批判。也正是这种共同阅读的新形态，女性才更有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的活动当中。

书籍有序，同样阅读实践也存在秩序，“每一个读者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网络与阅读规则”，试图理解不同群体的阅读秩序，阅读史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实践网络与阅读规则。回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阅读史，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女性阅读借由女学这一社会空间、画报这一新媒介、读书会这一新形态，正在从传统家庭的私人领域通往社会空间，参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阅读秩序的重建。

这种女性阅读秩序的重构，按照上文所述需要考虑读者行为变量和文本变量两个因素。若单纯从女学、画报、读书会三方来看，画报作为女性阅读新的知识媒介是文本变量应该着重考虑的因素；女学涉及女性阅读能力的提升、阅读行为的空间变化，妇女读书会涉及阅读形式的改变，二者都是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应该考量的读者行为因素。同时，女性阅读又涉及读者群体因素，作为女性群体，她们的阅读在当时呈现出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取向、女性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的特点，这也是读者行为变量应该考虑的因素。这也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的基本模型，在此阅读过程中，女性读者行为变量与文本变量依托女学、画报、读书会不断交织，呈现着女性阅读秩序的变迁和发展。

女性阅读的空间由家庭的私人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这一公共领域，女学是女性阅读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女学的出现，承载着救亡图存时期中国男性的期待，他们寄希望于女性群体，希望达到社会的变革。这时的女性阅读获得了更加开放的生存空间，借由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化，达到了识字率的提升和阅读内容的转变。女学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女性阅读的开端，它带来的女性识字率的提升和阅读内容的转变，为女性选择画报作为阅读的知识媒介提供了社会和文化上的基础。但此时的女性阅读，仍旧局限在学校和家庭这一封闭性的场域之中，并未完全实现社会化。

图丨近代知识女性

随着社会对女性的观念的变化和女性教育的发展，报刊成为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重要载体。但与普通报刊相比，画报更加契合女性的教育特点和知识水平，以其独有的媒介属性和社会关怀，成为女性阅读的新知识媒介，也是媒介变革塑造的女性阅读新载体。作为与晚清民国时期以来女性启蒙的客观需求相适应的一种新产物，画报所扮演的角色与书籍、教科书并无二致。画报以女性为读者，又以女性为阅读对象，更进一步通过阅读“邀请”女子进入社会。通过画报阅读，不仅提高了女性的知识水平，达到了启蒙的目的，为其更深入的学习和阅读奠定了基础，更为其进入社会提供了路径，促进了女性集体阅读形态的诞生。

读书会的女性阅读形式变革，让女性阅读的能动性更多地从最初社会的期许中独立出来，通过共同的阅读形态，从“救国”成长为独立人格的培育。民国妇女读书会带有明显的女性关怀,呈现了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双重阅读取向，女性通过读书会不仅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的活动当中，也通过读书会进行着性别的重塑。通过读书会阅读指导的行为，更多的女性习得了阅读的能力与技巧，阅读从一种男性的精英的行为拓展为一种普通大众的行为方式，改变着原有的女性阅读秩序，促进着女性阅读的发展和社会化转向。

马丁·里昂（Martyn Lyons）曾指出，阅读史也是一部性别史。随着女性读者队伍的变化，女性作为读者的反应必须加以区分研究。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阅读史上，女性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阅读群体。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阅读在空间、媒介和形式三个方面不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女性阅读秩序的变迁。女性通过阅读参与的行为，既对时代的召唤做出了反应，也让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地质疑、选择，使其社会文化心态发生改变。与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阅读秩序相关的女学、画报、读书会，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女性阅读与政治、社会、文化场域中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面相，这也正是当前女性阅读史研究忽视的方面，值得被继续关注。

 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 

邮发代号｜80-142

季刊丨58元

电话｜010-63458238

投稿邮箱丨chubanshi@zhb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