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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0日——8月22日，我第二次看到十几位来自不同地域和高校的青年学子为研习营、为谭先生齐聚复旦大学光华楼。今虽已过近两周，仍觉“如梦亦如幻，如露亦如电”，导师和同学们的讨论与欢笑还如在目前。
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学术研习营的动议始于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谭裔理事长与中华书局的张玉亮编辑，我荣幸地见证了这样一场活动，从确定合作院校、导师邀请、日程策划到所有细节逐一敲定的全过程，其中繁剧，可以想见。
第一届研习营🔗是去年八月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的，为期近一周，期间还去浏阳游学一天。第二届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与首届相较，在形式上做了较大调整。虽然我也常听复旦的线上讲座“史学论坛”（甚至还曾忝列其中胡乱讲过《仁学》），不乏机会学习大佬们的前沿成果，但总觉如隔靴搔痒，终不如当面聆听互动来得过瘾。
19日晚，因遗憾错过主办方的邀请晚宴，我只好直接去宾馆报道。馆名卿云，想必是来自《卿云歌》中的“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不成想前台登记就遇到了导师之一、自中山大学远道而来的安东强教授，当时紧张得一句整话也说不出，却不曾想两天后的晚上我们几个就在房间里热聊到凌晨一点。
我在研习营里身份尴尬，我不是学生，更不是导师，既不是会务，也不算宣发。因承担了摄影摄像以及主持等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师弟周明昭戏称我为“战地记者”。从这个名字里我忽然就明确了自己定位！三天时间如白驹过隙，节奏紧凑，干货满满。循第一届旧例，我花了一周时间梳理会议录音、各位大作以及一己闻见与所思，写下这篇在若干年后或也能有幸成为“口述史”的流水账，也算勉强对得起明昭给我的称号。
论文评议是本次重头环节，开幕式之后就直接“上主菜”。我承乏主持第一组“含谭量”最高的发言，初来乍到，非常孩怕，还在报幕的时候把汪宁宁的文章报成了曹家豪的，又把李林教授的工作院系报成了港中大，可能是“脑气筋”坏掉了。
因之前从未看过本次的论文集，草草翻来，只觉惊喜又心虚。林涛、陈寒雪、汪宁宁、徐小芳这四篇都是与谭嗣同研究直接相关的；谢蒙恩、申金杨、李欢友、曹家豪、周明昭、李俊的文章均从不同角度与谭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崔荣宝、陈哲洋的文章涉及近代史的热门人物荣禄，且陈文有刘树堂对庚子衢州教案相关内容，其间丧生的吴德潚也是谭梁之重要好友；叶国安、望静雅的文章涉及甲午议题；廖锦清的文章讨论了太平天国的潮勇，关于游勇，谭在《仁学·三十六》中也有“兵匪之间”的分析；范丁旋、尚启钰分别论及丁未政潮与清末预备立宪。下择几篇分议之：德国慕尼黑大学佛教研究项目组暨汉学系李欢友的论文Within and Beyo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ua華 and Yi 夷：The Influence of Wang Fuzhi’s Views of Catholicism in the Late-Qing Period（《华夷之间的内外分化：王夫之天主教的观点在晚清时代的影响》）为本届入选的唯一一篇英文作品，文章虽与未谭嗣同有直接关联，却是以曾国藩和郭嵩焘为例，研究19世纪中国与西方碰撞时，王夫之天主教观的对他们的影响。曾国藩延续了王早期对天主教的批判，强调华与夷的区别。另一方面，郭嵩焘与王夫之晚年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将基督教纳入儒家思想，他甚至超越了王夫之的华夷之分，由此，他认为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华”可能会被视为野蛮和不文明的夷族。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的天主教思想在晚清时期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王夫之是近代湖南甚至近代中国的“灵魂人物”，士大夫们都将他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思想在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军事家们中，始终一直回响着。关于这方面的主题，我曾看过一本著名的译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这本书亦将王夫之作为主线，串联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蔡锷等等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欢友所分析出的结论在该书中未见涉及，可谓是旧材料得出的新观点。当然这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华中科大法学院博士生徐小芳的《谭嗣同研究的口述史回忆与展望——田伏隆、夏剑钦、王兴国访谈录》，小芳是我在首届研习营中结识的第一位好友，与我一样，她专研谭先生有年，迄今对相关史料之熟稔令人赞服，彼时她侧重谭之法政思想，如今经过一年的努力，“抢救性”地采访了不少谭研前辈的珍贵资料，在她采访完仅三月余，田伏隆老先生（1940—2024）竟溘然长逝！万幸保留下这珍贵的口述史料。我以前一直认为，为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作口述史并无太大意义，因后辈时隔太久，很多事并未亲历，且以讹传讹已失准，故在我作《谭嗣同年谱长编》时，80年代后的口述资料是一律未采用的。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小芳另辟蹊径竟然用口述史方式记录谭相关的学术史，这怎么能不让人击节称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谢蒙恩《书报互动与著述心态的变迁：以报章文结集为中心》是为数不多从报章结集角度探讨谭、唐、梁等晚近士人的一篇，从书籍到报刊的转换，原也可映射出传统文人到维新士子心态的转变，当然在谭先生的文章《报章文体说》里，这一点已是非常成熟。“传世”与“觉世”这对概念我第一次接触还是在夏晓虹教授的大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作者的导师恰是夏教授的高足陆胤教授）。当看到“毕竟《湘学报》是湖南学政主管的报章，于言论上不可太肆意，而自家文集中则可更为自由”，慕然想到前不久某位闺蜜曾对我表达过，在古近文人文集注评本里，对其诗文作品随意评头论足，会有些乱了体例，也稍嫌欠妥甚至外行，因为并非是“教人写诗”或“教人作文”。纵观古今诗笺，除纪昀评李商隐外，几乎没有在他人文集里指摘批驳的。但在自己文集里则不然了，可随意臧否，多敞开詈骂赞誉都不为过。这还真与蒙恩所写强行对标一下。但怕只怕写这一段下来，若为这位闺蜜看到，恐又要说我是“诸子百家中之阴阳家”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生汪宁宁《谭嗣同的西学观之变——以阅读与交往为中心》一文是整本论文集中我所拜读的第一篇大作。还记得在今年三四月间，张玉亮曾对我说起想要作关于谭先生阅读史方面的议题，不久后研习营征稿，就看到了这个题目，在我百般索要下，玉亮老师始终未能赐我一观，今日终于得见，过瘾过瘾，值得浮一大白。众所周知，关于谭的思想转变问题一直是谭研中的核心议题，这一点曾在贾维老师《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中有过论述，但主要是围绕其早期思想阶段划分，三十之后未有较为集中的论述。非常惭愧的是，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知道谭早年所作《治言》乃取材于乃师刘人熙《节〈楚宝〉目录》（后经作者提醒方知贾维老师书中亦有提及）。《治言》系年一直存疑，因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报贝元徵》中，谭谓《治言》写于“十年之前”，这么来看当指光绪十一年（1885），但其实并不然，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谭才在北京拜师刘人熙。正是作者的钩沉，我方才悟出其中关窍——无论是引用恩师著述还是详研《琴旨申邱》，都是源自二人这段“蜜月期”（其实谭署错日期也非仅此一次）。关于《治言》提及的“华夏”“夷狄”“禽兽”之分，如作者所说在《左传》《大义觉迷录》中也有过类似论述，这一点我亦不知晓。学问做的太差，于是乎茶歇时间就马上拿论文集去向作者“自首”和讨教。很有趣的是，张灏先生曾评价谭早期写《治言》时思想“与守旧分子如倭仁和徐桐之辈不差上下”，这个段子时常被我和闺蜜们拿来调侃群嘲谭先生早期的“榆木脑袋”，竟也被作者单拎出来“吊打”，可谓是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了。《治言》这篇文章其实不易分析，谭先生早年作《治言》，而立读《治心》，戊戌作《治事》，这其间的张力和承续是非常明显但又微妙的。其中当属《治言》最为棘手——这是谭本人附在其著名的“变法刍议”长文《报贝元徵》后的一篇少作，他不惜自曝“黑历史”来教育另一个还有救的“榆木脑袋”好友贝允昕（对于没救的陈曼秋他可不留只字）。彼时的谭先生思想闭塞，认为华夏为地球中心，船坚炮利不足为惧，这与他后来南学会讲演时“不必……夜郎吾国而禽兽他人”思想真是截然相反。但对于这篇非常棘手的少作，日本汉学家坂元弘子却有别样看法，她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连锁”》中写道：“以中法战争这一外压为契机撰写的早期著作《治言》里对君民一体化的追求，就是‘以太——通’论所体现的一体化意向在其思想发展初期的表现”，真是独辟蹊径。赘言一句，谭先生罹戊戌之难后，这位“还有救”的好友贝允昕终于还是被他救醒，他后来留学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亦“作育人才、振发民智”。此番选择，我相信与谭先生的苦言相劝真是不无关系。言归正传。这篇文章还分析了《石菊影庐笔识》中的中西思想比对，并细心找到了关于《格致汇编》透光镜问答和《几何原本》几何题的出处。有趣的是，这篇举重若轻、功力深厚并让我受益匪浅的大作，作者却在主题发言时谦称为“毛坯房”，还未“精装修”，不出所料，果然全场师生马上给出了杠铃般的笑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林涛《在“圣贤”与“新人”之间：谭嗣同对近代新理想人格的思考与阐述》是我所见首次提及谭的思想是由“治乱循环”过渡到“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此外文章第二部分“谭嗣同对圣贤人格内在特性的解构”尤其吸引我。作者林涛以谭的“平等观”比对圣人人格中的“超越众人的超越性”，以谭的“利害观”比对圣人人格的“完善性”与“精英性”，以谭的“心力论”比对圣人人格的“天理与德性”。谭先生终其一生与“旧道德”做抗争，这种对传统圣人人格的“破”真是强有力又fashion，直到如今我还十分厌恶所谓精致利己主义或精英文化，但从原理从哲学层面解构之，唯谭复生可矣。再次要祭出李泽厚那句话：“只有在谭嗣同这里，所有这一切才被抽象概括为‘仁一通’的宇宙总规律。从而在哲学上，谭嗣同比康有为也就具有了更高的代表性。”文章作者林涛是我上次研习营认识的好友，彼时他的题目还停留在谭对“变法之本”培育“人才”的追求层面上，我还曾对他说起谭先生生命短暂，这导致他遗留某些的思想还在“破”的阶段，而梁启超在往后的岁月中，对谭生前的思想进行完善，有了“立”，所以才有谭梁前赴后继，不破不立的一脉相承。但从这次论文看来，谭不仅“破”，还做了大量“立”的言论与实践，新士人（也可以是新民）在他这里被丰富成为现代性质的人格，终究是我肤浅了！周明昭是我在湖南大学时期的师弟，如今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本次张求会教授讲座的旨趣相合，他的论文厘正了湖南时务学堂的重要史实。明昭的论文还原了“梁启超执教时务学堂的引荐人”如何引发时人关注，从而酿成一桩政治和学术公案的历史过程，并引据史料对该公案进行了裁断。其使用各类史料，如书信、日记、报章以及公文、电报等，各类说法，包括当事人追忆、后人陈述等，并非不加甄别地做“剪刀加糨糊”的工作，而是逐一考订其产生的时间，剖析其话术、动机等，以求回到历史情境之中，颇有“整理史料，随人观玩”的意味。众所周知，湖南维新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很复杂的，史料既繁复却又缺乏，各方势力与内外阵营错综，前后牵扯过大，正如明昭博士所揭示的，其相关问题，仍有再深入发掘的必要。评议导师李林教授谈及这些文章，赞誉他们是富有新的史学取向的，涵盖理想人格、身体观、阅读史、口述史，也代表了其人、其学、其时代，为谭研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一些同学的论题不在我研究范畴之内，虽同样令我获益匪浅，但不敢妄言，加之有李林教授的扼要总结与精彩点评，珠玉在前，无庸浅陋如我再赘一词了。会议结束后，谭裔理事长和张仲民教授分别为学生们授予了结业证书。
除了六位入营导师与参会同学、主办方代表、会务人员外，本次的重量级大咖就是复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教授，他是首届研习营的导师，这次变身成为“班主任”，上次的“班主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教授正好这次担任入营导师。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章清教授，浏阳谭嗣同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彭晓玲女士（几天前她与我在上海钟书阁办了一场关于她的新作长篇小说《谭嗣同》🔗的新书会），以及谭裔姐聪明可爱的女儿文文（未来某一天或许就轮到她出来为研习营奔忙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朱浒教授对大家讲起他研究灾害史的种种经历。他说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开始研究灾害史，尽管内心对此颇为抵触（因当时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感觉受限且艰难），然而，通过不断学习灾害学基础，包括但不限于洋流、气压、太阳黑子这些纯理科乃至工科知识，终于对此驾轻就熟。朱教授告诫学子也应意识到跨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在灾害史领域他说起了曾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如不了解气象学原理；二是该领域在历史学界的边缘化，缺乏足够的学术资源和关注。他一直尝试联系不同领域的知识，逐渐发现灾害史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紧密联系。在研究过程中，他逐渐对晚清政治产生兴趣，特别是通过盛宣怀的赈灾事业研究，他意识到灾害史与政治史的交融。他提及原本计划撰写关于盛宣怀赈灾事业的研究，但在深入资料后，发现已有大量同质化研究，最终，他转而关注盛宣怀的政治活动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网络，这使他更深入地理解了晚清政治的主脉。朱教授说，历史研究需要打破学科界限，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材料，他鼓励同学们在研究中认识到跨学科知识的重要性，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现象和人物行为。我对灾害史知之甚少，在梳理谭嗣同、欧阳中鹄1895年浏阳旱灾赈务的相关史实时，就已觉得头大不堪。后又购得朱教授《洋务与赈务🔗》一书，迫不及待去翻看关于甲午后两湖得灾赈部分。朱教授整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经元善卷》也是我仔细拜读过的，其中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也让我全方位了解了女性解放史上的重要事件——上海张园安垲第的“裙钗大会”，并在此番至上海的第一时间就去踏访此地。朱教授提及的“跨学科”更是让我感到由衷的鼓舞，我因出身工科却而踏身文史领域，常感到“焦虑”和“心虚”，现在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优势，“人心进化，孟晋不已”，或许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建筑学专业，为谭研再做一些不一样的努力吧。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安东强教授讲起他的研究聚焦于政治史，尤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学人研究。他曾研读过大量近代学人的文集、年谱、书信、日记。后来又因缘际会参与了新清史项目，逐渐转向档案研究，尤其是清代政治制度。在档案研究中，他经历了从手抄到电子化的转变，因为新技术的引入，如今可远程访问大量历史档案。然而，他话锋一转，说起在研究过程中也常感苦闷，怀疑研究价值，但逐渐发现，如果能让研究变得有趣且易懂，既具学术性又具可读性，通过课程等方式普及历史知识，激发学生对政治史的兴趣，让更多大众知道我们的成果，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安教授说，政治史研究门槛不太高，但专业训练在于对材料的批判性思考和制度层面的理解。普通人与学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能更深入地剖析材料来源、可信性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政治史需严谨梳理历史时空脉络，使用原始材料，验证前人研究，以发现新问题。辛亥革命等历史阶段虽看似研究充分，实则仍有大量未解之谜。他同样提及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发现新视角，如生物学的发展启示我们需从定量和内在层面理解政治史。安教授还提及了谭嗣同研究的新路径，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开展，以此分析他的思想变迁与抉择。未曾想，在场的李俊同学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的论文题目正是谭的生死观（私人交流部分详述）。广东省委党校的张求会教授是这次唯一进行主题汇报的导师。他的题目是《戊戌湖南党争的两个时间问题》，其中问题一是陈宝箴临时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发生在哪个时间段？众所周知，湘抚陈宝箴调阅札记一事是湖南维新运动里“导火索”式的重要事件，求会老师以谭先生于戊戌五月初六写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作为切入点，信中说“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这表明了谭在陈宝箴调阅学生札记时并不在长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结论是调阅札记一事发生在闰三月廿三日至四月十五日之间；贾维《谭嗣同戊戌四月行踪考辨》（未刊）结论是此事发生在闰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之间；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结论是发生在四月初三日或四月初四日；拙编《谭嗣同年谱长编》结论是闰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初五日之间。求会老师分析，皮锡瑞闰三月十八日日记：“复生亦归浏阳去矣”，四月十五日：“熊气馁，谭不来，大局恐翻，望卓如来，或能壮胆。”吴仰湘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上的《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上记载，四月三十日南学会举办第13场讲学，主讲人为谭嗣同、曾广钧，证明谭此时已经在长。贾维《谭嗣同戊戌四月行踪考辨》：“一直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谭嗣同，在四月间却好像突然消失了。谭氏自是年闰三月十八日返回家乡浏阳后，直到四月三十日才在南学会重新露面。关于谭氏在此期间的活动记录极少，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的行踪一直是各家争论的问题。”贾老师推断，谭就有两个“戊戌北上”的计划：① 四月初，可能与创办湖南焙茶公司有关，或到武汉拜会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或是到上海去购置制茶机器，且还有两个隐蔽目的：一到武汉与湘鄂哥老会首领会面，二到上海会晤康门同人。② 五月初，目的地是北京。据此，求会老师给出的结论是第一次北上为浏阳——武汉，第二次北上为长沙——北京，并提出一个“大胆假设”：戊戌年闰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三十日，谭既不在浏也不在长，而在武汉或其他地方。因此，称谭四月初五日返抵长沙并不可靠。求会老师在黄遵宪《致陈三立函》中注意到这样的描述：“乔茂萱舍课吏馆而去，遂出一枯窘题，令人无从措手。现在设法诱一友人来，待其入湘，当强令就此。此君在粤充粤秀监院岁修千金，曾到海外，为乙酉拔贡、乙丑乡榜，《人境庐诗集》中所谓梁诗五居实者也。”又皮锡瑞四月十五日记：“公度廉访约学会一叙，饭后到学会。公度旋来，云课吏事找得一同乡，暂开办，约我早归，以三个月为期，此刻不便强留，闻江西有信催去，中丞亦不允也。”求会老师认为，皮黄此谈话一定发生在黄致陈信札之前，而调阅札记发生在黄写信之前，换言之，陈宝箴、陈三立、欧阳中鹄等人临时调阅札记极有可能发生在戊戌四月上旬（5.20～5.29）。
问题二是欧阳与谭嗣同唐才常书信往还、密集辩驳，发生在什么时间？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论述，若有人感兴趣则可后台留言。讲演中，求会老师口误说错经纬度，因研究灾害史而精通地理朱浒老师马上予以纠正，实在有趣。华东师大李林教授通过晚清史研究的具体案例，探讨了政治史研究、文献使用、电子资源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关系。他首先通过古代织机的纵丝来说明“经”字的含义，象征编织过程中的关键与权威。由此，经字后来衍生为神圣文本的代称。地图上的经纬度概念也源于此。李林老师进而说到围绕谭嗣同及其时代，可以从其人去学及其时代展开。他又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1. 政治的理解。清代语境中，“政治”有两层含义：一是治政的过程，强调治理行为（清代文献更侧重这一点）；二是形容词意味，指政治的理想状态。晚清时“politics”多对应“government”，强调管理和控制，而“administration”则用于更广泛的政治运作。这些细微差别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政治史的理解。2. 政治史研究的要素。人物和事件是核心，但制度和结构同样重要，它们的变化反映在政治文化乃至心理底层的深层次变化上，这些变化长久地影响着政治运作。3. 研究政治史的困难。时空悬隔，需细考才能理解当时生活常识和交往方式；地位悬殊，高层政治人物离我们遥远，理解他们除了文字表面还需深入阅历和内心世界；学识隔阂，晚清士人的知识结构以传统经史之学为主，我们往往未能深入阅读这些经典，难以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4. 科举制度的角度。李林老师是研究清代科举的行家，他说到科举制度包含文科举、武科举及翻译科举三套体系。然而，这三套制度的影响力逐渐递减，但研究难度却递增。科举本质上是种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5. 清实录的深入解读。实录的编纂与背景：实录不仅是记录历史，还包含规范、制度等信息，满文实录尤为独特，蕴含“风俗、点章制度、责律令”等多重意义；版本差异与修订：不同朝代的实录版本有差异，如清初实录为乾隆朝重修，光绪实录至1921年才完成，反映政治变迁和编纂意图；细节与启示：光绪实录的横格、编撰过程、校阅夹签等细节，揭示编纂群体的立场和时代背景。6. 电子资源与数据库。电子资源如数据库提供了检索便利，但也存在版本选择、文字准确率等问题。他提出未来研究需向结构化数据库发展，以支持更深入的数理统计和分析。复旦大学历史学习章可教授提到尽管政治史研究看似专业，但政治意识和行为实则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即便看似其他领域的内容，也可能蕴含政治性。“一切历史都是政治”虽为流行语，却启示我们应从广义理解政治，即与权力或支配性行为相关。因此，历史研究的各层面均可见政治现象。剑桥德国史学者埃尔顿的名言“思想史是厨房里的学问”，反映了他作为保守政治史、外交史研究者对思想史的看法——其本质是意识形态工作，核心在于理解政治变迁。若从更宽泛的政治意识视角审视那些看似无关的领域，或能激发新的思考与见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晓川教授提及了他今天的政治史研究，源自早期对思想史、学术史的深厚背景，尤其是中西学交流的兴趣。思想史与政治史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丰富维度。以谭嗣同为例，他的学术思想、中西史学接纳以及政治军事活动，展现了个人历史的复杂性。在研究过程中，他深感将历史事件和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尤为重要。晚清时期，政治因素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研究时需回归皇朝史架构，理解政治势力的弥漫性。现代学科架构下的政治史研究，虽具专业性，但不应忽视其与其他领域的紧密联系。同时，研究历史人物需深入理解其生活环境和政治生态。因此，研究者需掌握古代官制、习俗、书信格式等细节，以更准确地解读史料。制度史研究也需关注制度的实际执行和背后的社会习惯。例如，军机章京的任命，看似简单的政治事件，实则涉及复杂的制度规定和官场生态。避免仅从后人视角评判历史人物。此外，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对政治史研究大有裨益。医疗史、疾病史等生活史领域，能揭示政治人物的健康状况对其政治决策的影响。研究者需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谨慎的求证态度，以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在选题和立意方面，当前政治史研究多集中于清末十年，而忽视尤其是庚子乃至甲午之前的时期。然而更早期的历史阶段同样值得深入挖掘。每个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前人的结论可能带有时代印记，需通过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会后，基金会向各位老师颁发了特聘研究员证书，并赠送了典雅精美又意义非凡的礼物——由基金会荣誉理事张玉亮编纂的增订线装本《谭嗣同真迹🔗》。
左起：张玉亮 张维欣 章可 安东强 朱浒 谭裔 张求会 张晓川 张仲民 李林
8月20日中午我们一起在会场吃盒饭，晚上在旦苑餐厅聚餐；21日中午在会场吃披萨、芝士牛肉焗饭和奶油意面，热量炸弹果然是人间美味！晚上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进晚餐。无论吃什么，都可以看到同学和老师们热烈讨论的画面（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啦）。
第二天晚餐时，我借用餐之机和慕尼黑大学的李欢友同桌交流，他对我提及他在德国时找到一本厚达700页的著作Ingo Schäfer Tan Sitong（1865-1898）：Jenseits vom Reich der Mitte Positionen des politischen und philosophischen Diskurses der späten Qing-Zeit（《谭嗣同（1865-1898）：超越中华帝国 晚清时期关于政治和哲学的讨论》），这本书2012年于德国威斯巴登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KG出版，作者是Ingo Schäfer。06 破网的《仁学》（这一章竟然又52个二级和三级标题论述十分详尽）；初看目录我深感惊诧，喜出望外，拿谭先生不同时期的作品串联他一生的浮沉与思想变化，并由此映射时代背景，这在国内的谭研作品里确实是得未曾有的。只期待他日有能人将这部大作译出，惠及学林。对发现这部作品的欢友我不知如何表达感激，深感研习营的开办真是太太太有价值了！多说一句，目前限于我的水平，对海外的谭研著作所知甚少，除已直接建立联系的日本学者坂元弘子（2023）教授的著述外，只知道加拿大汉学家邝兆江的一部英文著作TAN SSU-TUNG，1865-1898：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未译过），这部书260多页，1996年由E.J. BRILL出版，里面讲到很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延年会章程》受到了一本名为How to Live Long的小册子的影响（作者DeLacy Evans），再如文中提到关于南学会的“battle for the nest”的史料也不知从何而来。此外，我的好友宋远之还曾为我提供了一部关于《仁学》的英译本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The Jen-Hsueh of T'an Ssu-T'Ung（《关于仁爱的阐释：谭嗣同的〈仁学〉》），这本书1984年由港中大出版社出版，译者为CHAN Sin-wai，我怀疑此人乃是1990年港中大出版社《唐才常年谱长编》的作者陈善伟，却始终没有准确依据。以上大概是关于谭的海外专著的简单赘言。我和华中科大博士生徐小芳是很好的旧友，上次研习营我们曾在酒店房间里聊到深夜，也正是她给我科普了何谓“变法”。果不其然，这次依旧得以联床夜话。她在为关于谭先生研究回顾的口述史项目奔忙，这次采访了张求会教授、彭晓玲老师、张玉亮老师和我。我对她倾诉了很多编写谭谱时候的艰辛，并提及了我们即将收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谭嗣同诗文集》的写作经历。在求会老师的房间里，我们几人聊得好不热闹，就如谭先生笔下所描绘的“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一样畅快淋漓。求会老师还对我的谭谱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比如我将1865年系为“0岁”是不妥的，当改为“1岁”；对贾维老师提供给我的未刊稿也只是标注了论文标题，而并未注明“未刊”。他鼓励我积极再版，我说这“赔钱货”肯定没人要，他却勉励我学术著作不能只看销量。他对拙编谭谱作了很详细的批注，我对此感激不已。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的硕士生李俊好像是营中年纪最小的小朋友，00后的他几乎可以叫我阿姨了，真是可怕。他本次的题目是《清季民初知识分子对〈天演论〉解读偏差的现象发微》，但据我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谭的生死观。在旦苑用餐的当天晚上，我问他要来目录一观，并对他说了我对谭产生求死之志的几个根源的占比分析，后来汪宁宁也加入了我们的group discussion，让我想到梁启超回忆夏曾佑时写下的那句“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好在我和汪、李二位并没吵架）。饭后，作为“东道主”的汪宁宁送我们二人步行回到卿云。这样热烈又思想激荡碰撞的夜晚，是我所永远珍藏的记忆。![]()
说到复旦新闻系的博士生汪宁宁，他是我在营中结识的第一位新友。因一位与他同校同系的故友，我对他天然便觉亲切。我与他一样，也是出身新闻专业，且都在媒体工作过。他的家乡甘肃定西是谭继洵曾驻军的安定，我所魂牵梦萦、心向往之的《刘云田传🔗》中提及的“安定防军隶大人部，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设酒馔军乐，陈百戏”，就发生在这里。谭先生在安定度过了他人生最畅快潇洒的少年时光，若说他的落拓不羁、襟怀洒落是哪里锻造出的，我想首先就是这安定的大山大水。无论是“马首向临洮”还是“长歌短剑豪”，都见证着他对岷山洮水的情谊，因此我自然也“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还曾在次拍下一张照片，“旌旗行行，百余健儿罗立，公立其中。”1889年，谭先生最后一次由甘肃动身前往北京，与大西北彻底作别，也是经由安定上京。临行前，他与刘云田话别，“语往年道中事。云田感念畴昔，悲不自胜。及行，云田送上马，立马前，泣不可仰视。嗣同大怪，寻常别耳，云田不当若此”，他还为此写下一首《别意》劝慰刘毋要自苦。此行，他自安定越崆峒，度陇山，出平凉，涉泾川，抵陕西，过潼关，入山西，留下不少壮美诗篇。谁料不久后就传来刘云田病逝安定的消息，他悲不自胜，难以释怀。每读这一段，真不知怎样才能做到心如止水，不再强忍眼泪！言归正传，汪宁宁的聪颖和博学都让我由衷钦佩，他找到一篇收录在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的文章Some 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 Ssu-t'ung's Thonght，作者是Richard H. Shek，这本书是美国科学院原院士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捐赠给复旦图书馆的，我有意日后将此文译出。我与汪宁宁探讨了关于傅兰雅是否是传教士身份、谭是否读过《化学鉴原》、《思纬吉凶台短书》究竟应该怎么写、谭四月十三日究竟有没有在南学会讲过课、谭的世界主义与湖南自治之间的关系、唐才常为什么会吃胖等学术问题，基本每次都被他说服，心虚孩怕却又开心满足！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生陈寒雪是王夏刚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王教授是首届研习营的入营导师之一，也是国内谭研领域的重磅学者，他所著的《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以及《谭嗣同与晚清社会》后的附录都是极好的谭谱版本。还记得首届研习营，王老师偕学生殷柯一同来湘，殷柯的题目是《谭嗣同甲午战争观研究》，此番寒雪来沪，想必也多得恩师勉励。寒雪本次的论文是《谭嗣同的身体观——以〈仁学〉为中心》，但有趣的是我们并未因这篇论文有过多交流，却就她的本科专业——旅游地理有了一些新的设想。还记得朱浒教授说要我们注重学科交叉视域，我们马上“现趸现卖、活学活用”。我对寒雪说我有意日后写一部关于谭先生的学术游记，涵盖他去过的湘鄂陇苏沪京等地，以此串讲他的壮游生涯与思想变迁。寒雪马上表示有兴趣，她可以利用地理学科优势进行路线设计规划，我则利用我的老本行——建筑史的专业知识分析这些旧迹的建筑以及环境变迁。一拍即合的感觉是最好的，知音难觅则更加珍贵。此番和大家的交流都很多，甚至还有某个晚上，与豪兴犹浓的安东强教授、谭裔姐、玉亮老师、叶国安和谢蒙恩两位同学一起聊到半夜还依依不舍，基本每个晚上回到房间都在一点以后。无论早餐、会场、茶歇、晚宴，还是房间、路途、车上、游学，都回荡着大家热烈的讨论声。我仿佛又回到了在湖大求学的时光，室友几人一同赴浏为谭先生拜祭扫墓，全院师生一起调研测绘，导师同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一起熬夜画图。谭先生所推崇的“通”正是构建这样沟通、交流、碰撞的平台；谭先生推崇的“合群”“学会”与“结社”更是此意，我曾在此次得见的章清教授所著《清季民国的“思想界”》中看到他有如此之说：“读书人对‘合群’的理解各有不同，依托的载体也颇有差别。此一时期主要在湖南从事维新活动的谭嗣同，对此的论述偏重于‘学’，认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而肄业言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穿凿附会一下，那我们此番也正是“偏重于学”，是“学堂”“学会”的结合体，所达到的目标也正是群策群力与合群治学。此次游学活动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玩性太大了实在），这次的主题是“寻访上海维新地图”，我为此专门邀请了梁启超研究青年学人胡可人女史领队。我与可人是近十年的老友，我们曾在湖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不止一次地推敲寻绎过谭梁旅痕。策划这次活动时，我本还以为不会有太多同学参与（因为确实太热了，而且全程甚至没有一个可以“逛”的室内场馆），但到集合地点后，却惊讶地发现大家竟然几乎全来了！真心感谢可人，顶着大太阳来为我们讲解梳理。而且她还专门带了ipad给我们看历史建筑的古今对照，用心程度让人感佩。谭先生曾在丙丁之际六次赴沪，分别是：丙申二月（由京至沪，与傅兰雅商定锑矿合同）；丙申六月下旬（由京至沪，访傅兰雅不值获《治心免病法》）、丙申八月初七日（吃一品香、光绘楼拍合影、为宋恕题扇）、丁酉二月十六日（送父交卸鄂抚职务、与梁商讨《仁学》、吃一品香）、丁酉四月十五日（与汪蒋陈等商讨为时务学堂验看仪器事、闻吴樵死讯）、丁酉九月底（访康有为、送梁启超赴湘）。基本平均半年一次，可说非常热爱魔都小伙伴了。第一站 长发栈（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在外滩附近的上海电信博物馆集合之后，我们首站就到了谭先生在上海住的豪华客栈——长发栈。这旁边的延安东路在过去曾经是著名的洋泾浜河，从黄浦江进入洋泾浜，进入后不远处的岸上，就是长发栈。孙宝瑄：“三月四日，晨诣长发栈，访谭复生谈”，此地正是谭在上海的居所。《海上繁华梦》中有对长发栈的一些描述：“船家闻言在后舱内接口答道：‘这里洋泾浜，就是长发客栈，不但上岸便当，并且房屋高爽，应酬周到，饭食精洁，故此来往客商欢喜住的甚多。不知二位爷们可要同去看看？’”；“只见好所高大房廊，门阑上悬着‘长发栈’三个字横匾，两旁墙上，又有‘仕宦行台’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规模阔绰，气象轩昂”；“此时天已黑了，楼上楼下点起自来火灯，照耀得满室通明，如同白昼。少顷，茶房摆上夜膳，共是四盆一汤，也甚精致”，其豪华程度可见一斑，也确实符合谭先生讲究的生活习惯。关于其具体位置，《旧上海两大证券交易所经营权之争》：“（1920年成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耗资20万购置四川路一号原长发客栈的三层楼房为公司营业部。这里地处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拐角，交通便利。”第二站 光绘楼（福州路东端）：丙申八月十九，谭先生与梁启超、汪康年、宋恕、孙宝瑄、吴嘉瑞、胡惟志七人于上海光绘楼照相馆中拍一合影。孙宝瑄在相片后题一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忘山庐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活动：“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趺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宋恕日记》中也有：“十九日，浏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复与浏、吴至格致书室买书。”1890年8月20日，光绘楼在上海四马路东首开张，《申报》1890年9月28日第8版：“房宇宽敞，铺置雅丽，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内外，均有专镜，且用药料、裱纸均系西国极品，而金水、银水尤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与众不同。”1896 年春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前，停留上海半月左右，“令至行辕影照合家欢、对坐、独立、放大，诸相均能须眉毕现，丰采如生” 。在此拍下的照片成为李鸿章出访中重要的外交礼品。后来李鸿章赏牌褒奖光绘楼，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巨大轰动，《申报》头版进行了报道。光绘楼当时位于福州路11号。经过可人的讲解，我们方才知道其中故事。![]()
第三站 一品香（老市府大楼）：一品香是近代上海著名的西餐馆。丙申八月十四，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丁酉三月初二又吃一次：“日中，谭甫生至，纵言佛理。甫生小坐去。晡，诣一品香，坐有汪穰卿、谭甫生等四人。”可人分享了近代小说家孙家振《海上繁华梦》中提到的一品香菜单：鲍鱼鸡丝汤；炸板鱼；冬菇鸭；法猪排；虾仁汤；禾花雀；火腿蛋；芥辣鸡饭；元蛤汤；腌鳜鱼；铁排鸡；香蕉夹饼；洋葱牛肉汤；腓利牛排；红煨山鸡；虾仁粉饺；西米布丁。听上去真是嘎嘎香。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余墨》中记载一品香“屋址在老巡捕房东首”，吴恒的论文《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设立与分布》又根据《上海建筑施工志》考证出“老巡捕房”在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东北角，而一品香在巡捕房以东，这就不难看出其位置。第四站 格致书室（申报馆附近）：1885年2月由傅兰雅出资创办，地址在上海汉口路472号，后改汉口路407号，在《申报》馆西隔壁朝北门面，是清末重要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书店。丙申二月，谭由京赴沪，曾于格致书室拜访傅兰雅。在这里，他与傅兰雅探讨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宗教教理，还见到化石、计算器、X光片等物，又与傅兰雅商讨浏阳锑矿销售问题，这件事在加拿大汉学家邝兆江著名的论文《谭嗣同与傅兰雅的一次会面》中有过详细阐述。丙申六月，谭先生再度途经上海，二访傅兰雅，因其已赴美而不得相见（此次傅兰雅赴美后就再未与谭相见），但获其所译乌特•亨利（Wood Henry）所著的《治心免病法》（l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a restorative system for home and private use），读后大喜而“悟心源”，《仁学》就受到《治心免病法》的深刻影响。这本小书1893年在波士顿出版，翌年由傅兰雅中译，1896年由上海格致书室出版，日本汉学家坂原弘子《谭嗣同的〈仁学〉与乌特•亨利的〈治心免病法〉》一文中提及了作者为中文版特意写的序：“此书原意，欲人免病，此外尚有更高大之意，即令人心力长大，剖除各难，启发真心，感动神灵，令大知觉，而显现好善厌恶，爱人如己。总之，则令人心与中所有之天心相显为人主，天人合一而收父子相和之益，为是书大意。”好读西书的谭先生应当是这里的常客，丙申八月《宋恕日记》：“十九日，浏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复与浏、吴至格致书室买书。”第五站 时务报馆（上海书城对面）：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据《时务报》刊首字样，“馆在上海四马路石路”，据可人的考证，“四马路石路”即今天的福州路与福建中路。为探究具体位于路口哪一个角，她找到了丙申六月末《申报》，上登载的广告结尾有“上海四马路石路南怀仁里时务报馆谨启”字样。又在一张1913年的地图上看到该路口西北角有“怀仁里”（至于“南怀仁里”是否怀仁里的南段，或者是不同的地名，却不得而知）。梁启超在流亡后若干年间，给汪康年去信两封，当中都有这样的句子：“读之犹恍忆南怀仁里夜雨一灯兀兀对坐时也”；“恍如在四马路石路巷破楼中摊书促膝情景”。刚来上海的谭先生，或许也在时务报馆寓居过，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仁学〉序》：“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奧，或彻数日夜费寝食，论不休”，既然“共居”，则住在这里更加有可能了。《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均发表于此，谭先生《报章总宇宙之文说》《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也分别刊载在《时务报》第29、30、45、47册上。我曾在这个街角买过奶茶，曾在此枯坐离魂，也曾怅望过楼上的住户，想到梁启超“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时，会由衷感佩；想到报馆同仁为谭先生一句赞美而“争风吃醋”：“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会欣然一笑。报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片瓦无存，甚至连这个街角的店面都一再易主，但这段中国近代史的记忆却是绝无法绕过的。第六站 格致书院（格致中学）：格致书院始建于1874年，校址在英租界福州路元芳花园北首（今格致中学）。书院由李鸿章倡议，徐寿与英国驻沪总领事麦华陀联合创办，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中西合办、传授自然科学的新型学堂之一。谭先生与他重要的朋友宋恕就相识于此，丙申二月《宋恕日记》：“廿四日，始识浏阳于格致书院。”又丙申八月：“招浏、吴饮，畅谈，席散，同至博物院一览”，这个“博物院”即在格致书院内。丁酉四月谭致汪康年：“机器木样据称无有，即在外国亦不易买。惟博物院中有之，亦不卖。”这个博物院究竟是怎样的？据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记载，格致书院在筹建之初就提到要在书院内陈列“天球地球，並各项机器奇巧图式”给众人观看。第一次董事会时便拟公启至欧洲绅商要求其赠送或借出书院所需的各种器具：“故请西国所有制造家、通商家、与好善家相助此事，或送或借各种机器与器具，或其小样，或其图，或格致之器，或人物花卉之图像，或造成之各物。凡有益于中国人者具可寄来”（《万国公报》第三册）。为了便于观览，书院旁边添设博物馆，“需屋宽五十尺，长二十尺，高三十尺之谱” 。房屋墙瓦均需以铁为之，窗户均镶嵌玻璃。哪怕fashion如谭先生，也从未见过这样新奇的museum，也难怪他想在里面买东西但遭人婉拒了。第七站 梁启超住处（黄河路）：初创《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兄弟和麦孟华寓住新马路梅福里一年多，《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丙申七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过从。”又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是年（丙申）冬伯嫂自贵州来，寓于英租界之梅福里”。“跑马厅”即今天人民公园、人民广场的区域，在泥城桥以西。经可人指正，我们找到了这个现在被改为“花痴米线”铺面。不成想走到这里，包括谭裔姐在内的已经好几位小伙伴迷了路，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联系上。第八站 西侨青年会金门咖啡厅：我以前就在《上海名建筑志》里见过这座建筑（Foreign YMCA Building），一直没来过。它建于1920年前后，著名的哈沙德洋行主持设计，当时就设置了泳池在里面，可说是非常时髦。我们在里面拼桌落座，谭裔姐请大家一起“樽酒（coffee）谈禅（history）”，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我们依依惜别，结束了这短暂愉快的3天。回到现场的纪念是最精准的纪念，是从“那里”到“这里”的时空转化。史料笔记、书信、图像都是历史的印证，但这些都无法替代现场，因为唯有现场，才有身体的介入，才有灵性的开启。因此我真诚地感谢可人，感谢她找到这些承载着我们所热爱的先贤的“以太”的地方，让“后来凭吊意”，不仅仅“分付此山川”。上文关于旧址的考证部分源于她的文章《故址 ◇ 黄浦滩到泥城浜的维新地图🔗》提供的材料。
七月既望草芊绵，复旦园中坐群贤。朱公下榻略迟延，掌珠莹莹惹人怜，昔时盛档苦钻研，文理兼综妙言诠。安子谈锋利如鋋，酒酣耳热思涌泉，明发休误且速眠。章氏丰仪太翩翩，中西淹贯得融圆，辨义析疑解奥玄。李生大笔信如椽，文科武举纵蹄筌，真积力久铁砚穿，望之俨然如岳渊。四张联袂何蹁跹，长者义宁法乳传，考订精详立论坚。少者萧散陆地仙，解骖一任骄阳鲜，倾盖相交已有年，同怀心照何须宣。多承仲老意拳拳，会务繁剧护周全。谭粉寰中孰比肩，然脂才调著长编。更有莘莘众学员，孜孜矻矻耕砚田，壮飞二营营已连，会当振翼傲长天。愧我德能实戋戋，壮夫不为穷丹铅，诸君盛意五内镌，陋句聊为引玉砖。感谢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的谭裔姐和邱维姐，感谢永远热心谭研的张玉亮老师，感谢最最最最亲亲亲亲爱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老师和热心帮忙会务的曾煜同学，感谢各位前来参加研习营的老师和同学，非常幸运认识你们，关于学术的、志趣的、情感的，都让我珍若珙璧。也感谢每一位看到结尾的陌生人，你们的关注就是对谭嗣同研究的助力与推动。一左：张晓川 张仲民 张求会 谭裔 章清 安东强 章可 张玉亮
二左：彭晓玲 李林 邱维 项一岚 望静雅 徐小芳 陈寒雪 李俊 周明昭
三左：李欢友 崔荣宝 林涛 谢蒙恩 申金杨 叶国安 廖锦清 张维欣
最后，感谢我的好友——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星瑶，她是谭先生的忠实拥趸，我们在一起创作了不少关于谭的绘画和小说，有几则关于谭先生的稀见史料亦是她提供给我，现网络上被人广泛利用的谭的彩色图像就是她用photoshop做的复原上色。几年以来，我们互相砥砺、共诉衷肠。2020年10月她不幸离世，年仅30岁。她曾对我说过，“无论生死，谭先生的以太都连接着我们”，若她还在，此番我们定会把臂同游、切磋琢磨，共赴这滔滔孟夏。第一届“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学术研习营随见
第二届“谭嗣同与晚清史研究”学术研习营开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