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
2024年第4期42至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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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人日记中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史
赵斌
作者简介
赵斌,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
摘要：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等三十多位晚清文人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的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他们的思想变化。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引起一轮船山作品阅读热潮。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在这两次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晚清文人的阅读旨趣有很大不同。从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船山作品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船山学在晚清的发生，与王船山作品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阅读、接受密不可分。阅读史即思想接受史，晚清文人大量的阅读挖掘出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王船山; 晚清; 文人日记; 阅读接受史
杨坚把船山学分成若干阶段，认为：“乾、嘉为一期，其代表则章学诚、周中孚；道、咸为一期，其代表则邓显鹤、邹汉勋；同治至光绪中叶为一期，其代表则曾国藩、郭嵩焘；戊戌变法前后为一期，其代表则谭嗣同、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为一期，其代表则章炳麟、杨昌济；……”[1]1458
这一看法大致是不错的。如果深入晚清阅读史、思想史，问题要复杂一些。据现有资料，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张文虎、赵烈文、孙宝瑄、宋恕、张謇、夏敦复、刘人熙、文廷式、蔡克猷、谭献、罗文彬、姚永概、姚锡光、刘绍宽、朱峙三、翁同龢、王文韶、管庭芬、袁昶、周腾虎、莫友芝、林传甲、江瀚、缪荃孙、皮锡瑞、何绍基、李星沅、曾纪泽、叶昌炽、李棠阶、潘祖荫等三十多位文人的日记都有阅读、评议王船山作品的相关记录，多达一千多条、五万多字。把这些繁多而零星的片段记录综合起来，能够呈现出晚清文人的王船山阅读接受图景，折射出晚清文人的思想变化。首先，晚清王船山作品阅读集中于同治年间与戊戌变法前后。其次，随着时代的变化，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逐渐转向了船山史学，他们的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再次，阅读史即思想接受史，晚清文人大量的阅读挖掘出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
船山作品阅读的兴起
清代是中国文人日记发展的鼎盛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王船山作品的“阅读心史”。如果把晚清的起始时间定于道光二十年(1840),那么据现有资料，晚清文人日记中关于王船山作品阅读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李星沅日记，其中写道：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四日，“明日即入陕境，栈云往复，心写后期，船山诗所云‘磨驴步步皆陈迹，官柳条条绾别愁’也”[2]268。从这条记录可以看出，李星沅读过王船山诗文，并且能够熟记王船山诗句，可见其对船山诗学是下过功夫的。遗憾的是，李星沅日记只有这一条有关记录。
梁启超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3]113梁氏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王船山思想的彰显与王船山作品的刊刻、发行密切相关。晚清文人阅读王船山作品主要集中于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前后的同治年间与戊戌变法前后的光绪年间，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曾国藩、曾国荃刻印金陵版《船山遗书》;二是《船山遗书》成为戊戌变法等思想革新的有力武器。可以说，这一时期王船山作品阅读热潮的推动者主要是曾国藩。曾国藩现存可查的日记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一日。他系统地阅读船山作品可能是在同治年间，因为其日记中有一百二十余条的有关记录，主要集中于同治元年(1862)与同治五年(1866)这两年。而这两年正好是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前后，很显然曾氏集中阅读船山作品与船山作品出版密切相关。日记中，曾国藩阅读王船山作品的记录，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初八日，“午刻小睡。阅王而农《庄子解》”[4]326,结束于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十日，“夜阅刘伯山所撰《王船山年谱》”[5]527。这一时期，由于军务繁忙，曾国藩常常在深夜阅读船山作品。他阅读的王船山作品比较广泛，日记中记载的便有《庄子解》《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书经稗疏》《宋论》《礼记章句》等。赵烈文为曾国藩的幕僚，其阅读王船山作品有前后两个时期，日记中有关王船山作品阅读的记录有二十五条。咸丰年间他读了《读通鉴论》《书经稗疏》《思问录》《宋论》《尚书引义》等。后来，赵烈文作为刻印金陵版《船山遗书》的主要倡导者，自然也加入了同治年间王船山作品的阅读热潮中。他在这一时期阅读了《噩梦》《黄书》《永历实录》等作品。《船山遗书》出版后的同治六年(1867)七月二十日，赵烈文日记写道：“沅师寄赠《船山全书》一部，涤师又再赠一部。每部工本，须十余金，厚惠也。”[6]1084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日记也写道：“将沅弟所分送各友之《船山全书》三十部派人分送。”[7]427对比两条日记，会得出以下启示：《船山遗书》比较昂贵，作品阅读普及不易；经济因素是影响阅读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兄弟分批赠送《船山遗书》的举措推动了王船山作品阅读热潮的形成。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九日，赵烈文日记载其“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6]42。“弢甫”即周腾虎，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幕僚之一，也是赵烈文的姐夫。周腾虎因魏源的《诗古微》而对船山发生了浓厚兴趣。其日记中有关阅读王船山作品的记录有五条，主要是对《读通鉴论》的阅读感受。张文虎也是曾国藩幕僚，受其所邀参与《船山遗书》出版的工作。张文虎日记中有关王船山作品阅读的记录有二十条，记录了其点校《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古诗评选》《读通鉴论》《诗经稗疏》《宋论》《噩梦》《春秋世论》等船山作品。《船山遗书》出版后，同治六年(1867)七月二十一日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节相送《王船山遗书》,沅帅寄来也”[8]98。王闿运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四日才开始记日记，现存可查的日记中有关船山的记录有五十六条。王闿运一生都在阅读、研究王船山，对船山作品的阅读非常全面，这一方面已有文章论述[9]9-15,这里不再赘述。郭嵩焘特别推崇王船山，其日记有关船山的记录有六十六条。日记中他感叹“读船山之论，两年阅历，曲尽形容，使此心为之爽然”[10]25。由于这条记于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一日，其中的“两年阅历”易使人误解，以为郭嵩焘阅读王船山起始于咸丰十年(1860)。但实际上，郭嵩焘咸丰八年(1858)的日记就有王船山作品的阅读记录，后文会有相关引述，这里不再赘述。郭嵩焘日记中有很多关于王船山评价、王船山祭祀等方面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郭嵩焘对船山学的推介非常努力。曾纪泽现存日记始于同治九年(1870),在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九日有记：“看《先正事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等篇，饭后接看‘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等篇。”[11]345
莫友芝是曾国藩心腹幕僚与好友，是金陵书局书籍版本收集者与整理者，对金陵书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莫友芝既是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的见证者，也是寄送《船山遗书》的参与者，其日记写道：同治六年(1867)八月初九日，“遣致湘乡属寄船山书于丁方伯。又有寄郭中丞及俞荫甫者。腹疾不能亲往，并托方伯转致之”[12]220。这一记录佐证了曾国藩兄弟寄赠《船山遗书》一事。王文韶是同治六年(1867)七月十一日接到赠书的，其日记写道：“九帅赠《船山遗集》全部共八套，以经史子分编。”[13]40大概十年之后王文韶才开始仔细阅读，其日记有关船山的阅读记录有三十六条，特别是对船山史论的阅读。
翁同龢、谭献、袁昶、姚永概等金陵周边的文人阅读王船山作品都集中于《船山遗书》出版后。翁同龢苦寻《读通鉴论》多年未果，后来《船山遗书》出版才得偿所愿，其日记有关船山作品的阅读记录有八条，对《读通鉴论》的阅读评价很高。谭献虽然不是曾国藩幕僚，但与曾国藩幕僚孙琴西在江南有所交游，其日记写道：同治六年(1867),“姚季眉大令集江浙文士为湖舫文会，以慰农薛师为主。盟会者……十五人。……马中丞、吴学使奏开浙江书局，薛慰农、孙琴西两先生主之”[14]35。紧接着谭献开始阅读《船山遗书》,其日记有关船山的阅读记录有三十余条，并颇有心得。袁昶和谭献都是杭州人，应也受到《船山遗书》阅读热潮的影响。袁昶日记有关船山的记录有十余条，对《船山遗书》阅读得较深入。姚永概是安徽桐城人，靠近金陵，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其“于本朝最服膺王船山先生”[15]206。他阅读《船山遗书》很仔细，有研究的旨趣，其日记有关记录有四十余条。
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出版引起一轮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到了戊戌变法前后，由于船山学暗合了维新革命思想，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船山作品阅读热潮。当然，这一轮新的阅读热潮还是以江南为中心，与曾国藩的影响不无关系。前文提到莫友芝托人寄送俞樾《船山遗书》,俞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受其影响，其门人章太炎和宋恕对船山学也特别推崇。宋恕“由于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名流[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本身又是上海维新派的核心人物”[16]917,对船山的革新思想非常热衷。也就是在戊戌变法前宋恕阅读了《黄书》《噩梦》等船山作品。姚锡光可能是读了俞樾日记而对王船山感兴趣的，其日记写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十日，“有罗正钧者(号顺循),湘潭人，乙酉举人，现在湖南陈右帅幕府，最称气节，著有《船山师友录》……见俞恪士今年五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十天日记”[17]35-36。孙宝瑄与宋恕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受宋恕的影响，孙宝瑄几乎与宋恕同一时间阅读船山作品，其日记有关船山的记录有三十余条，他对《黄书》等船山作品的阅读、研究很深入。刘绍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关注到“湖北学政孔祥霖奏请王夫之从祀文庙”[18]110;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则记有宋恕言及王船山，认为 “本朝经济家言，惟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王船山之《黄书》、颜习斋之《学记》、唐甄之《潜书》最佳，若合四书而尽通之，西学具赅于是矣”[18]208-209。另外，在戊戌变法前后，张謇、朱峙三、林传甲、江瀚、缪荃孙、皮锡瑞等一批比较开明的文人也集中阅读了船山的作品。这种现象表明，追求时代革新的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规模。
二、
船山作品阅读旨趣的演变
晚清文人在两次船山作品阅读热潮中的阅读动机和兴趣存在显著差异。从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晚清文人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了船山史学，阅读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变化等。
晚清文人早期对船山经学比较重视。管庭芬日记写道：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二十三日，“胡蕉窗遣一价来，邀晨往蕉窗处，午后以近得方兰如天青纸泥金花卉幅及旧抄王夫之《七经稗疏》十二册、旧抄《徐霞客游记》十册、原印汲古阁《六十家词》三十册见视”[19]118。曾国藩则道：“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4]353 “以《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7]287 “船山先生《大学》《中庸》皆全录朱注， 而以己说衍之，仍第于《礼记》中，以还四十九篇之旧。余因先生说《礼》多通于性命之原故，急取《中庸》阅之。”[7]291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7]306 “阅王船山《诗经稗疏》‘裹将’‘黄流在中’等条，心折者久之。”[7]343日记中，曾国藩把王船山经学与《中庸》《礼记》等比较阅读，对王船山经学非常推崇，对《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则很少评价。赵烈文对船山经学也特别推崇：“王氏之学精微博大者已炳炳矣，又取工技小术以核论之，凡事务求其异。”[6]420此外，受姐夫周腾虎的影响，赵列文对《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也特别服膺，其“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为书三十卷”[6]42,认为“此书议论精深”[6]79“沉雄博大，识超千古”[6]42。后来，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渐受曾国藩影响，认为船山史学亦有其短处：“又《噩梦》一卷：论时事利弊，以己意变通之，俨然一王之制。其精当者固不少，而武断、孟浪处亦多”,“王船山《黄书》一卷……语多过当……武断灭裂，纯乎客气。四篇《慎选》、五篇《任官》,语亦未纯”。[6]1085在其日记中，曾国藩、赵烈文有一段关于船山学的对话，较能够说明赵烈文的这种思想变化。同治六年(1867)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问：“王船山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谭，使得位乘时，其有康济之效乎?”曾国藩回答道：“殆不然。船山之说，信为宏深精至，而嫌褊刻，使处国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6]1099曾国藩推崇船山学，对船山思想的不足也有深刻体悟。
张文虎对船山的评价较为客观，认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辨析性理处，颇有发宋儒所未发者”[8]39,认为王船山《噩梦》“所言皆经国治民之事，大都据其时目见而言，补偏救弊，虽卑无高论，而多中肯綮，较他著述为平正”[8]52,整体上对船山思想持较为肯定的态度。王闿运对船山史论则批评很多，认为“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20]6,以为“王船山《黄书》,其见未卓”[20]96。在船山经学上，他则较认同郭嵩焘的观点：“筠仙言：‘船山书精华在《读性理大全》。’吾闻之一惊，惊其一语道破，诚非通王学，熟读全书者，不能道此语……要之论船山者，必于《大全》推之，然后为知船山。片言居要，吾推筠老。”[20]137-138尽管王闿运对于郭嵩焘的观点未必全然赞同，但至少可以表明，王闿运与郭嵩焘二人在对船山经学的评价上持较为一致的正向看法。郭嵩焘认为：“船山论老子，谓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21]496郭嵩焘读船山，“摘其语之精者录之”[10]33,以至于可以“师船山之言以立身，体圣贤之心以应物”[10]625。郭嵩焘把船山学作为修身养心的警句摘抄、铭记，对船山经学思想深有体悟。刘人熙则“继读衡阳王先生遗书，嗜之颇笃”[22]282,为了提高思想修养而阅读《四书训义》《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等船山经学作品。他对船山经学推崇备至，从儒学史，甚至说是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给予了王船山极高的评价：“船山说，真抉先圣之藏。船山之《章句》,即朱子《学庸》之《章句》也”[1]875, “自孟子以来，未有盛于王子者也”[1]875 ,“船山，二程也。后世孰为朱紫阳耶?船山自言五百年后吾道大行，知其时必有名世生也”[1]876。
然而，随着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清末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迷茫，从历史中寻找出路越来越成为时人关心的时代命题，而《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著作就成了指路明灯。到了光绪年间，船山史学成为显学，文人中几乎没有不读《读通鉴论》《宋论》等船山著作的。当然，对《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著作也不都是赞誉之声，叶昌炽在日记写道：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二十八日，“衡阳王夫之《读通鉴》论汴宋之陷，专归罪于李伯纪‘君死社稷’之说，谓二圣北狩，网实罪魁，则痛于甲申之变，有激言之也”[23]1009。船山史论有过激之处，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船山史学得到了较高的认同。翁同龢更是 “读王船山《通鉴论》,如对故人”[24]1308,对船山史学满心服膺。王文韶系统阅读“王船山史论”,虽然没有多少评论，但其阅读行为就是阅读旨趣的明证。姚永概“看《读通鉴论》……船山先生之言，即船山先生之立身见焉矣。三复斯言，为之自振”[15]291-292,读船山史学使之振奋。他认为《读通鉴论》“是书虽间有过激之语，然言处乱世之道独为切至，至于国家大政，亦能通达利弊之原，不矜矜于小惠者，可谓大儒矣”[15]299。姚氏希望从《读通鉴论》《宋论》等船山史学作品中找到治疗时代病症的良方。
到了戊戌变法前后，不仅《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得到广泛阅读，而且《黄书》等在船山史学中具有一定革命性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宋恕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初二日“始见《黄书》《噩梦》”[16]938,后来，在回复童学琦、胡道南的书信里说：“明季遗老之书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黄书》一种，可与《待访录》同印行世，惜敝箧中无之。诸公可于《王船山遗书》(杭城藏书家必有)中检出与此《录》同印，实为莫大功德。船山之识稍逊梨洲，就此书论：其文章雅炼则胜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16]577他不仅仅推崇《黄书》,还打算刻印《黄书》以广其精神。
孙宝瑄对《黄书》等船山史学作品的阅读、研究特别透彻。孙宝瑄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十八日“览船山先生《黄书》。先生悲封建之亡，以为衣冠之国沦为异域，自秦开之，而成于宋，无藩蔽也。与余意略相似。而吾重在君民之隔，船山重在夷夏之失防”,八月二十日 “仍观船山先生《黄书》”,八月二十一日“览《黄书》终卷。船山、梨洲诸老多持慎选举、易防闲及兴学校诸论，诚治世之良法也。然而秦以后皆盗贼盘据之天下，彼所立法皆不出愚民防民之计，而无丝毫之为民。今二公之所窃窃然忧者，因民之苦，欲易良法，是直以法为民而立也，与立法之人初意大相悖矣。故吾谓，苟非圣人出御世，为民立良法，则必俟变君民共主之局，而法始渐渐臻于美善。舍是二者，无望焉”[25]128。孙宝瑄对《黄书》等的史学思想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确实是高见。从孙宝瑄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或因时势的激发，或因新学的映照……有一批书发出异样的光彩，如吕坤、王夫之、颜元、李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包世臣等人著述，其中所蕴含的‘异质’资源得以采掘”[26]148。
刘绍宽是在宋恕推介下认识到“本朝经济家言，惟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王船山之《黄书》、颜习斋之《学记》、唐甄之《潜书》最佳”[18]208-209。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初九日，林传甲在日记写道：“《读通鉴论》,何承天始得天一行守皆踵之，尤为卓识。所著《噩梦》,欲废历之宜忌建除，广解缙之说。”[27]136“顾亭林考据深于性理，黄梨洲性理深于考据。张杨园《备忘录》论治，已极言世弊，盖由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王船山《黄书》《噩梦》推阐之。”[27] 115夏敦复则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十一日写道：“阅《通鉴》(宋末元初)。阅之不胜慨叹。”[1]699江瀚、缪荃孙、皮锡瑞等这一时期的日记都有对《读通鉴论》等船山史学作品阅读、评价的记录。
就整个晚清船山阅读史、思想史来看，从早期欣赏船山经学转向船山史学，晚清文人阅读船山作品的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船山学自身的发展，而时代的发展变化则是其根本原因。在戊戌变法失败的背景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黄书》《噩梦》等史学作品为时人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和理论支持，特别如梁启超、谭嗣同、杨度、杨笃生、章士钊等有志于“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以王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怀为精神向导。章士钊就曾撰文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28]169熊十力也回忆说：“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29]331船山学说作为晚清革命派学者的民族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当时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有力武器。
三、
船山作品阅读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形成发展，与船山作品被大量阅读以及船山思想的推广深化密切相关。朱迪光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郭嵩焘、王之春等通过刻书或办书院等扩大船山学术思想的影响……曾国藩对于船山学传播的最大贡献就是刻印《船山遗书》。”[30]1王船山作品的出版是其学术思想能够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条件。王泽应也认为：“船山著作经邓显鹤、曾国藩等人的刊刻在学术界开始受到关注和传播，而对其思想的阐发和研究至此则逐渐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低潮渐至高潮。”[31]28这一看法无疑把问题引向了更为细密的分析层面。阅读史是思想接受史，大量的阅读挖掘了船山思想的精神养分，对船山学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晚清王船山思想的发扬光大有其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晚清文人对王船山的评价越来越高，船山思想的影响不断增强。
早期，晚清文人对船山思想的评价高低不一。比如，赵烈文评价船山“其说虽可附丽，而终不免武断”[6]419,认为船山思想有些偏执。张文虎对船山的评价则比较客观，他认为：船山“所言皆经国治民之事，大都据其时目见而言，补偏救弊，虽卑无高论，而多中肯綮，较他著述为平正”[8]52。对王船山评价较低的是王闿运，王氏认为：“王夫之《中庸衍》,竖儒浅陋可闵。”[20]644-645可谓骂得厉害。
而如郭嵩焘、姚永概、翁同龢等则评价较高。郭嵩焘认为，王船山“名山著述，比肩惟有顾亭林”[21]147。周腾虎也特别推崇王船山思想，认为“衡山王而农先生尤觉横绝百代，几欲直接孟子。世无孔孟，即有高识绝学”[32]278。姚永概对船山也特别推崇，说“吾于本朝最服膺王船山先生，以其贞晦得遗臣之道，而所托甚正，又非逃于禅酒者可比也。拟别号为‘佩船’云”[15]206,可谓佩服之至。后来的湖湘文人刘人熙对船山评价更高，他认为 “船山之旨博矣”[1]874,“读船山书如观海，酌之而不尽也，望之而无涯也”[1]876,对船山顶礼膜拜了。
船山学日渐成为“显学”,船山作品也越来越经典化了。“亭林、夏峰、梨洲、二曲、船山编入国史《儒林传》,亦从《鸿范》次于《周书》之例。圣祖尝欲召用孙、黄、李三先生，叹息以为憾不得见，命所司存问敬礼。”[33]460阅读船山作品成为彼时学人的风尚，甚至，船山作品成了礼尚往来的礼物。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二日，潘祖荫日记写道：“寄胡云楣书二种(《探路》、王夫之《四书讲义》)、拓三种(文湖州、东坡竹题跋),交眉伯。”[2]296无独有偶，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二十一日，缪荃孙日记写道：“出拜樊云门、庞䌹堂、李莼客。赠莼客新刻书《王船山年谱》《通义堂集》。”[34]138翁同龢也在日记写道：光绪七年(1881)十月初三日，“明日送礼，受《船山集》《望山集》共一匣”[24]1661;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皇太后万寿节，特传于丰泽园听戏七日，赐观龙镫。以王夫之《读通鉴论》进呈”[24]3856。
戊戌变法前后，船山所获评价越来越高。皮锡瑞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五日的日记写道：“予少服膺亭林、梨洲、船山诸老之书，以为其学有体有用，非乾、嘉以后稗贩古董无用之比。今年讲学，即举昔日所得者言之，非傅会近人议论也。而鼠目寸光之徒，闻而吠声，并集矢于梨洲诸老，可谓怒其室而作色于父矣。顾、黄、王诸老之学，实非斗方名士、古董汉学所能梦见，何论时文鬼乎?”[35]992-993同一时期的宋恕：“在介处借胡承诺(石庄)《绎志》一阅(石庄，明季举人),入国朝曾谒选，旋以老辞归，此本李兆洛所表章付刊、浙江书局重刻者。胡，竟陵人也，其书平正通达，如驳封建、井田、肉刑之不宜复，又论正统之不必争，虽尊程朱而不中其毒者也。然无卓绝之识议，不能与王船山比也。”[16]951-952在张謇日记中，王船山成了学堂课题，“《使先觉觉后觉》,《船山亭林梨洲学术同异论》”[36]445;成了复试国文题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志业与田子泰孰近论。’限三小时交卷”[36]525。可以说，船山学说越来越普及。
至戊戌变法前后，船山思想为什么会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林传甲的看法有些道理，他在日记写道：“顾亭林、黄梨洲所以名重于世者，不事二姓也。王船山、魏叔子亦然。”[27]112孙宝瑄说得更具体：“船山重在夷夏之失防。”[25]128“船山曰：穷则变，未有既变可使复穷者。然哉!”[25]666可见，正是王船山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与晚清革命思想相契合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了推动晚清民族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因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可以说是当时代的觉醒者，是十七世纪中国的‘巨人’”[37]1,从晚清文人的阅读日记来看，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