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清初顺治朝统治未稳，但仍注重利用书籍的出版与颁赐建构清初的统治路径。多尔衮主持节译并出版颁赐自皇太极时就备受关注的辽金元三史，是为强化满洲源流、历史认同，翻译颁赐《洪武宝训》表明“遵行洪武定制”的姿态；顺治帝亲政后出版颁赐《资政要览》《表忠录》则为帮助稳固以儒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集权统治。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或为鼓励臣下学习，汲取统治经验；或为警诫群臣，劝谕臣子唯忠唯正；或为宣扬文教，奖学立范。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研究，在目前学界较多关注民间书籍经济的“书籍社会史”之外，聚焦于统治阶级的“书籍政治史”。
关
多尔衮；顺治；赐书；书籍政治史
作
高学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9级博士生。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引
书籍的形制演变及其编纂、刊刻、出版、收藏等内容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书籍史时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书籍的物质形式、生产技术、出版流通、收藏鉴赏，形成了编纂史、印刷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史研究。这类专史研究的视野通常局限于书籍生命历程的某一个阶段，且对书籍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周围环境的关系关注较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藩篱的基础上兴起的“西方书籍史”。学界公认1958年法国学者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出版为西方书籍史兴起的标志，此后书籍史研究的热潮逐渐传播至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以书籍的社会影响为核心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和历史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受西方书籍史成果的启发，海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以社会史、文化史、阅读史为切入点，开拓出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新视野”，将书籍的编纂、出版、流通与周遭的政治、学术、经济环境密切关联。他们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关注印本产生以后的社会书籍活动，尤其倾向于考察明清时代民间社会书籍的商业性出版与流通。其中视野宽广、问题意识突出的区域性出版专著如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对书籍的研究涵盖生产材料、技术环节、制作环境、样貌分析及出版发行等环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书籍被当作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价值的商品，故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出版和流通。当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对书籍的经济属性投以过多关注时，往往会忽略书籍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在当前的研究中尤其缺乏对书籍刊刻与流通过程中的政治属性的考察。且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多将目光集中于民间社会，对以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上层社会、拥有功名的士人群体及在乡间社会拥有话语权的富裕乡绅的中层社会的书籍活动的研究有所欠缺。
基于此，本文选择以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为例，讨论书籍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性出版与流通。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与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不同，文化教育背景存在差异。清王朝以满洲亲贵为统治核心的政治统治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原则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明不尽相同。统治者期望利用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帮助实现确立正统、稳固统治的目的，并探索将来的统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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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金参汉——多尔衮对保持满洲特色
与学习汉制两条道路的探索
图丨多尔衮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十月，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十一月顺治帝正式登基，多尔衮摄政。刚刚建立的清朝统治政权面临诸多统治问题：入仕清廷的汉族官僚力量壮大，内部派系纷争不断；南明政权与农民起义军对清廷的反抗不断；更重要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等政治机构的存在，使得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的潜在对抗不断加剧。在这样的局势下，多尔衮出版并颁赐节译辽金元三史与《洪武宝训》，既提示满洲统治阶层保持满洲特色，又向天下人表示学习汉制、接续明统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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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满洲特色——为强化历史认同
与借鉴经验颁赐辽金元三史
满洲统治者自入关前就设置文馆，翻译众多汉籍。天聪九年（1635）五月四日，皇太极召集文馆诸臣谕曰：
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
皇太极在众多史籍中选择节译辽金元三史有重要原因。首先是为追认先世源流，寻找历史认同。满洲统治者往往以金朝后裔自居，对女真人有着强烈的血缘认同，努尔哈赤的对明檄文中就有“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之语，皇太极直接承认金太祖、太宗为“祖宗”，告诫子孙“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就连皇太极入关争夺天下，也借助金代帝王的神灵入梦来增强信心，诸王因此称“梦金人授《金史》于皇上，可知历数之攸属矣”。
其次，节译辽金元三史是为寻求文化认同与政治借鉴。满洲人自关外崛起，其成长轨迹与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相似，都是自关外发迹，统一或收服周围部族，继而征服汉地。皇太极还自称达到的成就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同，“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清朝与辽金元的相似性，并在辽金元的历史中看到了汲取统治经验的可能性。希福曾在节译成书后上奏的奏文中明确表达出了皇太极的“鉴古之心”，“辽金虽未混一，而辽已得天下之半，金亦得天下之大半，至元则混一寰区，奄有天下，其法令政教皆有可观者焉。我先帝鉴古之心，永怀不释，特命臣等将辽、金、元三史芟削繁冗，惟取其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及征伐、畋猎之事，译以满语，缮写成书”。所以基于文化认同与政治借鉴的双重考虑，皇太极组织了辽金元三史的节译，有选择地节译其中“有关政要”的内容，目的是“用备观览”。
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正式下令节译三史，但节译工作真正开始于崇德元年（1636）五月，完成于崇德四年（1639）六月。选择节译的内容是三史的本纪部分，其中包括：“辽史自高祖至西辽耶律大石末年，凡十四帝，共三百七年。金凡九帝，共二百十九年。元凡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详录其有裨益者。”
节译成书后，清廷下令刊刻出版，顺治三年（1646）竣工，刻本卷前载有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人的进书奏文，其中称：“辽金元三史，着精写一份，刻版颁行天下……成《辽史》三百套、《金史》三百套、《元史》六百套，谨奏于顺治三年四月初七日，以颁众人。”
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二十日，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满文辽金元三史并《洪武宝训》。
甲喇章京是八旗中层编制单位甲喇的长官，汉文称参领，正三品，在其上每旗有固山额真，汉文称都统，都统为正一品。此次赐书的对象是满洲贵族、八旗的上层官员，都统作为一旗之长官，“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参领“掌颁都统之政令以达于佐领。凡佐领之事，则受其成而审定焉”，扮演听上令下的角色。八旗的官员承担着对于八旗官民的所有管理责任，内容涵盖军事、经济、日常生活等所有领域，这样一个统治群体自身的稳固与发展对整个清朝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辽金元三史既有满洲人的历史记忆，又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清初入关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将辽金元三史赐予维持清朝统治的中坚阶层，既有助于满洲人强化历史认同，又有助于增长统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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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汉制——遵行洪武
定制颁赐《洪武宝训》
与辽金元三史一并出版颁赐的还有《洪武宝训》一书。《洪武宝训》是清入关后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汉籍，又名《洪武要训》，共六卷。书中分门别类地记载了朱元璋的言行、诏令、谕旨，集中了朱元璋建国时的政治措施与道德规诫的内容，凝聚了汉族知识分子治国理政的心血。顺治三年（1646）三月，“上以《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御制序文，载于编首，仍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序言称《洪武宝训》“详明切实，洞彻根本，宜垂为宪典。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洪武开基定制，迄今未及三百年，事理相通，当为遵行”，从序言当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作序之人对《洪武宝训》的高度推崇，联想顺治帝尚且年幼，这序文极有可能出自多尔衮之手。此外，《多尔衮摄政日记》记载，多尔衮听政时曾对大学士说“予近览《洪武宝训》，皆说军国大事，实有经济，足裨治理”，这足以证明多尔衮对《洪武宝训》一书的重视和推崇。
多尔衮对《洪武宝训》的内容赞赏有加，表示要将其“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清史学家孟森曾称这种行为是“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之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孟森先生将《洪武宝训》出版并颁行中外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置于清初复杂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论述，颇有见地，但《洪武宝训》在“颁行中外”之后，其满文本又被颁赐给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各级官员，此举则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洪武宝训》出版并“颁行中外”是多尔衮认继明统的表示，颁赐诸王大臣则有着更实际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满洲贵族汉语水平不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入关以后的国家统治需要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尽管多尔衮接纳了较多的明朝官员，但满洲亲贵自身统治经验的学习同样重要。多尔衮明确表达过《洪武宝训》“足裨治理”，所以出版并颁赐满文本《洪武宝训》对满洲贵族来说更多地意味着实际统治经验的学习和借鉴。第二，《洪武宝训》中含有丰富的道德规劝与礼义教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满洲贵族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清朝政权的稳定不能只依靠尚武好战的满洲特色，皇太极在位时就认识到学习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讲明义理”才能“忠君亲上”。多尔衮着意翻译《洪武宝训》并重新出版，而颁赐八旗官员的目的主要在于经验借鉴与道德规劝，如果只是为了收拾人心，完全可以只将已有的汉文《洪武宝训》再版并颁示天下即可，不必在清初统治未稳之时特意组织《洪武宝训》的满文翻译。更重要的是，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都是八旗的中上层官员，这些人都是满洲亲贵，他们与清朝政权一起发展壮大，因此清朝统治的向心力并不需要通过收拾人心来获得。
辽金元三史是自皇太极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书籍，为追溯祖先源流，追求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并获得政治借鉴，皇太极选择节译三史，清初入关后节译工作才正式完成。深受父兄影响的多尔衮谨遵祖训，将译成的辽金元三史出版颁赐给满洲贵族、八旗将领。《洪武宝训》记载朱元璋建国时的政治措施、施政纲领及道德规劝的内容，多尔衮表示认继明统，对明太祖及此书颇为推崇，除保留了明朝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外，将《洪武宝训》翻译成满文并重新出版，以颁赐的形式在八旗中公开推广。以上书籍的出版与颁赐体现了多尔衮对于清初统治的思考：清初入关，满洲贵族、八旗将士既需要历史认同感的强化，同时也需要统治经验的借鉴与道德规劝，所以多尔衮将辽金元三史与《洪武宝训》出版并颁赐，实现了情感认同与经验获取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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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汉化——顺治帝的
集权与整肃之路
图丨顺治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去世。次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亲政后的帝王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统治问题。多尔衮摄政时，以其为首的满洲贵族掌握极大的政治权力。因此，打击满洲贵族势力，收拢皇权是顺治帝必须采取的措施。顺治帝逐步清洗多尔衮遗留势力，首先在人事上除旧布新，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之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遏制满洲贵族势力；其次清除多尔衮摄政时势力膨胀的北党汉官冯铨、李若琳等，扶植南党汉官陈名夏、陈之遴等人。顺治帝逐渐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实力的摄政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蜕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汉官势力不断崛起，反而挑战了满洲贵族的利益，这引起顺治帝的警觉。五月，“任珍案”发，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28名官员因渎职、纠合朋党等罪名遭到训斥及处罚。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陈名夏又因建议清廷复明衣冠，被议政大臣宁完我弹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等罪，最终被处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十三日，顺治帝下诏训谕群臣，诏令中称自己“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化理”，但国家仍然存在“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污，民生憔悴，钱粮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纪纲不立”等问题，且诸王大臣不肯敷奏政事得失，当事之臣政事不修，内外大小各官“专为身谋，罔念官守”，即社会风气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是“教化未孚，纪纲不立”，国家治理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是官员的不作为，大小各官“专为身谋，罔念官守”。有鉴于此，为了变革社会风气，对朝廷官员进行人心整肃和道德规范，顺治帝选择学习明太祖修书颁赐的举措。明太祖在位期间编纂出版了如《大诰》《昭鉴录》《志戒录》《永鉴录》等多部教化书籍并颁赐臣僚，顺治帝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于洪武之制的肯定，并命内院诸臣翻译《大诰》进览，还表达出历代贤君如唐太宗、宋太祖不如明太祖的想法，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明确表示看重明太祖制定的各项条例、制度及章程。故而在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顺治帝也仿效明太祖集中编纂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条例性质并具备垂训警诫功能的“御制书籍”，将其颁赐臣下，分别如下：
顺治十二年，《人臣儆心录》一卷，《内政辑要》一卷，《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劝善要言》一卷，《范行恒言》一卷，《御注太上感应篇》一卷；顺治十三年，《御注孝经》一卷，《表忠录》一卷，《劝学文》一卷，《内则衍义》一卷，《御注道德经》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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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之君建立满汉群臣
儒家纲常——《资政要览》《范行恒言》
《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的颁赐
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顺治帝下令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各一部。
《资政要览》一书是顺治帝为教谕人心而编，顺治帝遍阅经史，认为古人嘉言，载之典籍，修己及人，可施于今，故采集诸书中关于政事者三十篇，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举历代忠孝贤廉与奸恶贪腐等正反两面之例，编为一书，目的是使阅者可以成为善人君子。《范行恒言》旨在论述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和礼义，分孝顺训、和睦训等十一篇，其中举出教子、治家、做人、处事等方面的成功范例，树立起可供效仿的典型，意欲以儒家的道德原则来指导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劝善要言》是顺治帝为劝勉世人行善立身而作，顺治帝认为天道至善，所以他采撷古代经典中劝人向善的嘉言警句，辑为一书，语不欲文，期于明理，词不厌详，期于晓众，最根本的目的是希望读之可明理为善，故名《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专为教化官员而作，是一部政论作品，书中概括了植党、好名、营私、徇利、骄志、作伪、附势、旷官等历代奸臣作恶不法的八个方面，编纂成书以供群臣警诫。以上四部书内容取自经史，从性质上来看都具有极强的教化警示性，而且篇幅均不大，十分便于阅读传诵。
顺治帝此次颁赐书籍的对象是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隶属于两个系统，一个是拥有爵位的异姓王公系统，另一个是文官系统。清代的封爵中，宗室与异姓属不同系统。《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异姓所封的世爵世职，按其等次及对应的官品级，依次为：“公、侯、伯，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以上俱分三等。骑都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凡九等，以封功臣及外戚。”自天命五年（1620）努尔哈赤论功序爵之后，爵位多以武功封授，以军功为准，也有归降、投诚封爵的情况；皇太极时，出现文臣或文职衙门官员的世职封赠。无论异姓世爵世职的爵位名称及封爵对象如何变换，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能得到封赠的人，都是爱新觉罗家族之外的异姓功臣与外戚。至于文官系统，清代文官品级与明代基本相同，三品以上都属于高级官员。综上所述，顺治帝亲政后第一次赐书的对象或功勋卓著，或家世显赫，或才识卓绝，这些人满汉兼有，是维持清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都是皇族之外的异姓。
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帝下诏训谕群臣，他意识到国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是臣僚人心不正，所以在诏令中诸多警示，明确要求臣下“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在具体的实践中，顺治帝以明太祖为例，编纂出一批垂训警诫类的书籍：《资政要览》阐明儒家经典中的为政为人之理；《范行恒言》阐述儒家所规范的道德准则和正统观念；《劝善要言》劝导人心向善；《人臣儆心录》表达儒家文化中君为臣纲的严格法则，警诫群臣要唯忠唯正。这些书所蕴含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教化意味较为明显。顺治帝将这些书赐予清王朝的异姓公爵和高级官员，通过赐书把儒家文化中的立人正身、忠君爱国等道德教化、警示训诫的内容植入臣子的心中，这也是一种带有皇帝威权的单向输出方式。顺治帝通过赐书宣扬教化，警诫群臣，最终的目的则是敦崇世教，治国保邦，建立满汉一体的儒家君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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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防范与警诫
——《表忠录》的颁赐
《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十九日：“上以右春坊右庶子王熙精通满书，以御服貂褂赐之。因谕诸豫等七人：‘尔等同为习满书翰林，而王熙独优，朕故加赐，尔等所学不及，亦当自惭，今后其益加勤勉毋怠。’因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汉字《表忠录》各一部。复以二十六部分赐大学士陈之遴及都察院汉堂官、汉科道官，仍谕有未曾赏给者，具名以闻。”
《表忠录》一书所辑为明朝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与《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杨继盛是明世宗时大臣，其人以忠直敢言著称。嘉靖年间，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率兵入侵北部边境，甚至入寇京师，大将军仇鸾畏惧敌寇，请开马市以求媾和。杨继盛上《请罢马市疏》极陈不可，奏疏中陈述开马市有“十不可”“五谬”，危害无穷。此疏所言，遭到了严嵩、聂豹等人的反对，也惹怒了嘉靖帝，嘉靖帝认为此事边臣奏来已久，又曾集廷臣商议，杨继盛既然有所见，却并不早言，待此事遣使已行才上奏，认为杨继盛此举是肆意渎奏，阻挠边机，摇惑人心。一封不明情况而“多此一举”的上书（杨继盛此时刚入京）同时惹怒阁臣与皇帝，杨继盛因此被贬至陕西临洮府狄道县任典史。一年后，蒙古首领俺答汗依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杨继盛已调至兵备武选司。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十八日，杨继盛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十罪”“五奸”，奏疏说严嵩上窃皇帝威权，下结营私之奸党，朝中官员是“皇上之臣工，多贼嵩之心腹”。杨继盛所述皆是事实，此前也已有诸多御史弹劾严嵩，但此疏最为切直，且内容直接责及嘉靖帝，称嘉靖帝聪明刚断，早已知道严嵩的罪行，质问“皇上何不忍割爱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并重提当年自己因上疏被下狱一事，自称：“臣前谏阻马市，谪官边方，往返一万五千余里，道途艰苦，妻子流离，宗族贱恶，家族零落。幸复今职方才一月，臣虽至愚，非不知与时沉浮，可图报于他日，而履危冒险，攻难去之臣，觊难成之功哉？”只是“舍此不言，再无可以报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谁人敢言乎”。杨继盛赤诚忠心，自言“舍死图报”“以讨贼臣”，但因弹劾时牵涉皇帝，再犯天颜，故而重陷牢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处死。杨继盛以非言官身份进谏以致身死，顺治帝十分赞赏，曾说:“朕观有明二百七十余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畏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继盛。”所以他将杨继盛《请罢马市疏》与《请诛贼臣疏》两篇奏疏集合出版，题名《表忠录》。
1. 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表忠录》
据前揭《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帝因王熙精通满书而赐其御服貂褂，并御赐《表忠录》，可见王熙得到赏赐是因为“精通满书”，但对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三人的赐书则语焉不详，因此需要结合《表忠录》的内容与赐书的时间来具体分析赐书原因。
顺治十三年（1656）时，金之俊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傅以渐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但此三人入仕清廷前的履历却颇为复杂。金之俊，明万历末年以进士入仕，累官兵部侍郎，明亡降李自成，清兵入关后又降清，深受多尔衮器重，参与贯彻多尔衮大赦政策，登录所有前明军官并推荐其中的许多人在清政府任职，并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提出如减直隶赋税、改进漕运制度、酌定铨选之制等改革建议。金之俊一路官运亨通，曾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汉人首任工部尚书、汉官任正职以金之俊等始；刘正宗，崇祯元年（162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投奔南京福王朝廷，顺治三年（1646）奉诏进京，入仕清廷，顺治九年（1652）授内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年（1653）继任陈名夏为吏部尚书，深得顺治帝宠幸；傅以渐则是顺治三年（1646）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士。受赐《表忠录》的这三名大臣均为汉臣，除傅以渐外都是明臣降清，且有在明朝出仕，一降再降，最后才降清廷的情况。
此外，在这次赐书前不久，金之俊曾以疾乞休，但顺治帝不允，并传谕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等曰：“君臣之谊，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尔等岂忍违朕，即朕亦何忍使尔等告归？若决于引退，即忍于忘君矣。”顺治帝此言让金之俊等人感愧不已，故上奏表忠称：“臣等蒙皇上隆恩，但惧不能报効，诚何心忍违皇上，自今以后断不敢怀告归之念也。”乞休之事就此告终，但仅在四天后，顺治帝就下令颁赐《表忠录》给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三人。顺治帝对待这三位背景复杂的官员，在降谕挽留之后，紧接着赏赐宣扬忠君思想的《表忠录》，出版“表忠”之书是为褒扬忠臣，为忠臣立传，赏赐则是为警示官员，希望他们牢记“君臣之谊”，以忠义事君。这是一个连续的政治手段，目的就是在给汉族高官荣宠优渥的同时也给予警示劝诫：身为人臣，绝非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而应当殚精竭虑、誓死报效君王。
2. 以二十六部《表忠录》分赐大学士陈之遴及都察院汉堂官、汉科道官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早年与钱谦益、陈名夏交往甚密。顺治二年（1645）降清，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1648）迁礼部侍郎，六年（1649）加右都御史。七年（1650），顺治帝亲政后，清除依附多尔衮的北党汉官势力，贬谪北党官员如冯铨、李若琳等人，扶植南党官员，陈之遴与南党党魁陈名夏关系密切，八年（1651）被擢为礼部尚书，九年（1652）授弘文院大学士。十年（1653），顺治帝议总兵任珍罪，陈之遴与陈名夏及金之俊持异议，被顺治帝批评为“以巧生事”，“溺党类而踵敝习”。十一年（1654），陈名夏被宁完我以结党怀奸、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等罪弹劾，以绞刑定罪，陈之遴作为南党核心成员处境渐危。
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十九日，顺治帝赐陈之遴《表忠录》一部；二十七日，对陈之遴加以训谕，称：“朕不念尔前罪，复行简用，且屡加诫谕，尔曾以朕言告人乎？抑自思所行亦曾少改乎？……朕非不知之遴等而用之，即若辈朋党之行，朕亦深悉，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过效忠耳。”顺治帝明言知晓陈之遴的结党之行，但因爱才所以再三容忍，不断敦促他改过效忠，《表忠录》的赏赐是一次明显的警示行为。
顺治帝对于都察院堂官、汉科道官的赐书，更是目的明确的“对症下药”。清承明制，对明代的监察制度和监察组织有所继承。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立六部未设六科，但设立了具有私人耳目色彩的启心郎。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设立都察院，顺治初年设置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顺治帝虽然从制度上继承了明朝的言官体系，但对明末科道官员掌握谏言、参劾大权，在明末党争中充当不同党派的先锋，肆意攻讦政敌，造成明末政局混乱的行为颇为警惕，故多次训谕明确科道言官的职责。
顺治九年（1652）二月左都御史徐起元因于政事是非、官员贤否缄口不言而被革职，顺治帝借此训谕科道官员称：“国家设立都察院，职司风纪，为朝廷耳目之官，凡事直言无隐。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据实奏闻，方为无忝厥职。”
但事实上清初的科道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能成为顺治帝的耳目，反而闭塞言路，不断介入南北党争，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科道官作为党争的工具对清初政局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令顺治帝颇为失望。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再度降谕申斥都察院、六科，指责科道官“纳交结党”“徇护同党，代为报复”，并称言官当中“实心为国者少，附党行私者多”，望这些人自今以后“各涤肺肝，捐旧图新，凡天下邪正贪廉、大利大害，务要实心为国，言不讳则政治新而太平可臻矣，尔等身家名誉亦与之俱永，岂不美哉”。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杨继盛以非言官身份进谏，参劾权奸且直接诘问皇帝，最终被处死，顺治帝评价其“不畏强御，披膈犯颜”，作为明代众多忠谏之臣中最有代表性者，可为言官之楷模，值得大加宣扬。故顺治帝将他的奏章编辑成书出版，命名为《表忠录》，并御赐给担负进谏责任的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就是希望他们奏事时据实直陈，实心为国，明确效忠的对象。魏裔介在此次赐书两月后的《请颁御制诸书疏》中也曾明确这次赐书的原因：“杨继盛之忠，业蒙皇上殊褒，刻《表忠录》，以励言官。”时任工科给事中的王命岳在受赐后作有《恭读御制表忠录纪事》诗一首，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科道官确实有人能够体悟顺治帝的用意。诗曰：
重瞳披代史，宸藻发天章。闾阖排玄豹，高岗想凤凰。徘徊嘉靖帝，扼腕尚书郎。岂有青蒲席，频含白简霜。九霄采铎磐，双帙缀琳琅。表此岁寒节，勖诸松柏芳。匪云游翰墨，所励在纲常。谷永抗疏漫，朱云借剑长。矢陈同忱慨，忠佞判微茫。恭诵绋纶语，真闻枷锁香。圣朝无匪类，群寀幸为良。鹓列皆葵藿，獬冠独桂姜。闻风虽奋起，禀教自知方。始信金声振，能调玉烛光。茂陵戆汲黯，巨鹿诮冯唐。止辇皇心粹，效忠永勿忘。
从科道官表面上的反馈来看，《表忠录》的颁赐确实起到了警示鼓励作用，“效忠永勿忘”的剖白表忠之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顺治帝在特殊的时刻颁赐内涵丰富的《表忠录》不是寻常的赏赐之举，而是明确降谕申斥外的补充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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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功、习谋略、彰忠义
——颁赐《三国演义》
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甲寅，顺治帝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翻译《三国志》（即《三国演义》）。
满洲统治者一直以来对《三国演义》青睐有加。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接触并对《三国演义》表示出喜爱的统治者是努尔哈赤，明末文人黄道周所撰《博物典汇》卷之二〇《四夷》“奴酋”条载：“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里所说的“奴酋”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国》《水浒》二传”是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曾言“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清人王嵩儒《掌故零拾》“译书”中也曾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说明满洲贵族一直将《三国演义》作为兵书来看待。清人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阙名笔记》中的讲述更具体强调了《三国演义》在实际治理国家方面产生的作用：“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满洲政权在进击中原时为稳定盟友，曾借《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故事以“羁縻”蒙古。清史学家孟森也有类似举例，他认为皇太极以反间计假手明崇祯帝杀袁崇焕一事，是“直袭《三国演义》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
皇太极曾下令翻译此书以资借鉴，昭梿《啸亭续录》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多尔衮掌权时也认为这部书中有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所思所行，可以为鉴，又有奸臣误国、恶政乱朝等事可以为戒。文虽俗陋但仍有益处，故下令让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进行翻译，并在成书出版后将其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官员。
除了从《三国演义》中借鉴政治经验与军事谋略，清代统治者还有着明显的“关羽崇拜”的特征，顺治帝曾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满洲八旗将士骁勇善战，崇尚武力，关羽作为武力强大的战将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崇拜。此外关羽身上所具备的忠义英勇的特质，既是满洲贵族所需要具备和保持的，又是清初维护统治所必需的。清初统治者需要加强满洲贵族的忠义思想，但清初满洲贵族的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忠孝义理不容易被学习和吸收，所以阅读《三国演义》是一个替代的学习途径。
《三国演义》崇德年间翻译未果，顺治年间重新翻译，根据目前所存满文本《三国演义》顺治年间的抄本、刻本卷首所载谕旨和表文可知，最迟在顺治七年（1650）正月十七日，译书工作已经完成并将成书进呈，但具体刊刻的时间无法确定。《三国演义》自顺治七年（1650）奏进，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二十九日颁赐，这期间并未发现此书有内府刊刻的相关记载。根据顺治与康熙两朝曾多次在书籍刊刻而成后迅速颁赐群臣的记录，有理由推测满文本《三国演义》刊刻的具体时间当在第一次颁赐前不久。
《三国演义》蕴含汉人的军事谋略、政治智慧与道德信义，并以故事演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满人所接受，所以阅读《三国演义》是满人吸收汉文化比较容易的途径。顺治帝将满文本《三国演义》出版并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的官员，是通过皇帝威权将这本充满智慧与信义的书进行推广，目的是让满洲贵族学习经验，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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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清军入关亟须稳定政局，确立统治，在面临继续保持满洲特色还是学习汉制的选择时，顺治初年掌握政权的多尔衮接续皇太极遗志，为追溯祖先源流，强化历史认同，同时也为寻求文化认同和政治借鉴，先将自皇太极时就十分重视的辽金元三史翻译出版并颁赐。与节译辽金元三史一同出版颁赐的还有满文本《洪武宝训》。《洪武宝训》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言行、诏令、谕旨的合集，集中了明朝立国之初的政治措施与道德规劝的内容，多尔衮评价这部书“皆说军国大事，实有经济，足裨治理”，将这部书翻译出版，既是向天下昭示清王朝“与天下共尊明之祖训”的态度，又是对明初制度建设与统治经验的学习。这一时期官方的书籍出版选择兼具满洲对自我认同的追寻与对汉族政治经验的学习等目的，体现了统治者对这两种路径的尝试与探索。
顺治帝是一位具有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他对明太祖及其建立的制度颇为推崇，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所以他的施政方针以明代为例，行政体制模仿明制，统治政策也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因元末明初社会秩序混乱、官员腐败、党派斗争激烈，故编纂出版了一批垂训警示类书籍。顺治帝亲政后，面临复杂的统治局面，为收拢皇权，整肃人心，故学习明太祖编纂出版一批具备教化、训谕、警示功能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来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通过采择编辑，将一整套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提炼融入这类篇幅短小的书籍中，既容易阅读，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采择和解释，也是昭示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这批书籍的编纂出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颁赐则是一种带有皇帝威权的流通方式，尤其是针对那些帮助满洲统治者向儒家君主模式发展的汉大臣的赐书更是用意深沉。出版颁赐书籍是顺治帝兴文教、崇经术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意欲汉化的尝试。
在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中，统治者通过书籍的出版与流通来实现统治目的。书籍是一种“载体”，官方支持出版的书籍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或隐或显的政治表达，有时更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属性，是官方意识形态读物；“颁赐”是一种流通“方式”，书籍最终通过具有政治属性的特殊传播渠道到达特定群体，即统治者试图依靠和控制的群体。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籍只有在传播推广至特定的人群时才能彰显其创作之初的目的。“以书致治”是清初统治者的统治艺术，“致治”意味着统治者期望通过出版颁赐书籍实现多元的政治目的，这些政治目的的最终导向实际是清朝入关后统治路径的选择，是坚持满洲特色还是意欲汉化？多尔衮同时出版颁赐汉人皇帝与“非汉”皇帝事迹与言行的书籍，顺治帝出版颁赐汉人儒家伦理道德特色明显的书籍，体现了清初统治者从摇摆不定到意欲汉化，试图缓和满汉矛盾的努力。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既反映统治者的路径倾向，同时也反过来在建构路径。一直以来，国内清史学界与海外“新清史”学派对清朝统治者实行汉化或保持满洲特色这两条路径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清朝统治者对这两条不同路径的抉择或分水岭自何处开始似乎鲜有人关注，清初的书籍出版流通研究或可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清初的赐书颇具特色，这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清初统治未稳，统治者需要通过刊刻颁赐书籍来加强历史认同，建立儒家伦理体系，所以赐书是应维持统治需求而生的政治手段。在顺治朝以后，赐书传统得到了继承。康熙帝在位前期，以帝王之尊对儒家经典做出阐释，将经筵讲义编纂成书，分别刊刻满汉文本，颁赐满汉大臣；在位中后期的赐书则是在儒家文化体系下的文治实践，这一时期颁赐的书籍内容较为丰富，没有侧重于某一类，每部书都各有特色，内容都可供学习、可资借鉴，“赐”回归到奖励或者书籍流通的方式，赐书的目的变成了对文化的学习和掌握、变成了奖励。可见，典籍的实际内容与颁赐的形式同时发挥着作用，只是情境不一时各有侧重。
顺、康二帝都将赐书作为皇权统驭之术并在不同的情境下娴熟应用，在雍正朝及以降，清朝统治完全稳固，政治体制日臻完善，有更明确和直接的条例来规范臣僚，赐书产生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文化发展日益繁荣，书籍作为文化的象征和符号被大量“编辑”，赐书也逐渐常态化，刻书时会留出专门的“备赏书”，由专人职掌赐书名单的拟定，颁赐的对象范围广泛，一般包括皇子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有功之人等。赐书不再是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是逐渐回归“奖励”的本质。
海外中国书籍史学者关注印本产生以后，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书籍活动，尤其倾向于考察明清时代民间社会书籍的商业性流通，所以对书籍在其他社会阶层的非商业性流通有所忽略。对于这种现象，国内外学者也有过一些反思，如美国学者梅尔清认为应当突破“市场是研究书籍社会位置的唯一途径和地方”这种模式，但她仍未关注到统治阶级及官方的书籍活动。中国学者张升在讨论中国古代图书流通时提出“书籍之交”，以此概念来概括民间社会书籍的“非商业性流通”，如赠送、借阅、临时展示等书籍活动，但“书籍之交”往往以人情为纽带，更侧重于藏书家、士大夫之间的书籍礼物交换，也没有涉及统治阶级及官方的书籍活动。这些反思从侧面反映出本文对官方具有政治属性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的初步探索是有必要的，也证明了中国书籍史研究仍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
对书籍经济属性的考察是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优长之处，对书籍文化属性的考察是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关注重点，但二者对书籍的政治属性的考察相对薄弱，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书籍在出版流通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属性。御赐书籍的绝大多数自编纂出版起就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赏赐或颁赐是书籍流通的政治渠道，是官方重要的书籍流通方式之一。颁赐将影响乃至规定社会政治发展方向的精神力量——统治者的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臣民，将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间接付诸政治实践。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研究通过勾勒官方层面书籍流通面貌，展示出皇帝与臣僚的政治及文化互动，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对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层级性、书籍形制的多样性、流通方式的复杂性、书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以及书籍作为符号而衍生出的其他外延予以关注。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在目前侧重于民间书籍经济的“书籍社会史”之外，或可将目光聚焦于统治阶级的书籍活动，建立更具政治意蕴的“书籍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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