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是笔者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小学文献学研究”的最终结项成果。自2016年立项以来，终于赶在清理期提交了最终稿，并于2022年3月顺利通过了匿名评审。感谢诸位评审专家给予本项目研究的肯定和建议。

正如专家们指出的那样，本书虽以“小学文献学”为名，旨在建立小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但研究的内容其实已经囊括了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反思和重构，所以不免有些文不当题。或删减相关内容，或重拟研究题目，方可文题相宜。但是我仍然坚持使用该题目，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本书的很多篇幅虽然梳理文献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但最终的落脚点都在小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之上。其二，一些理论的探讨看似与小学文献学无关，但具体的例证皆来自小学文献。因此，小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方是本书撰写的目的。

如果追溯渊源的话，本书的一些想法早在2012年读博期间便有所思考了。当时我正在为李国英、周晓文二位恩师主持的“中华字库——版刻楷体字书文字整理”项目组从各大图书馆扫描回来的相关小学文献诸版本的信息进行核对和辨析，同时撰写我的博士论文《<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研究》。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对于小学文献的分类和归类、别裁著录和版本考订等问题上，各馆馆目、全国总目以及相关专科目录如《知见书目》等都存在或多或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编目者并不十分清楚这类著述的特点和体例，而多据书名和序跋进行著录。所以就出现了将《六书故》与《六书通释》别裁著录，将《五音类聚四声篇》归入韵书这样一种状况。那么，能不能建立一门专门探讨小学文献的版本、目录和校勘的专科文献学呢？自那以后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某些文献学问题如“互著”“别裁”等著录方法的时候，总是将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说视为目录学的最高境界，真是这样吗，我颇为怀疑。如果文献著录如此神圣的话，那些所谓的簿录之书简直一文不值。而依我的著录经验看，目录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检索，目录学不应该将此功能完全忽略掉。为了验证此说，我在自己博士论文中重新梳理了章学诚和祁承㸁的观点，结果发现章氏诸说其实并非为目录学服务的，而只是针对《七略》而发的。祁氏则不然，是从其编目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后世学者不过是明用章氏之说而暗袭祁氏之法的。而且，从民国时期有些馆目采用章氏之法编排馆藏古籍的实践看，分类繁复而不切于用，可见章氏之法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其相应的辨章考辨之说自然也在实践中大打折扣了。经过诸如此类的探讨之后，我越发觉得文献学和小学文献学的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前人著述内容和观点的单纯分析上，更应该追溯其本源，探讨其流变，方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之后我便带着这些思考入职于山西大学，并于次年以“小学文献学研究”为题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将多年的思考融入其中，以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小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但是正在我按部就班地进行相关文献梳理和章节撰写的时候，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让我改变了研究思路。疫情让我不得不居家办公，同时也使我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一些新的著作。在这期间，机缘巧合，我购买了何予明先生的《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一书。拜读之后，叹为奇书。尤其该书对流行于明代晚期下层的诸畅销书的诸如多栏、扉页图、卷首插图等外在形式的阅读体验解读，真让人眼前一亮。沿此书提供的线索，我又先后阅读了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长物》、费夫贺和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及罗杰·夏蒂埃和罗伯特·达恩顿等的相关著作，尤其是达恩顿先生的著作，凡是目前的译作，我几乎都阅读完毕了。与此同时，我又阅读了苏杰先生所译的《西方校勘学论著选》和G.托马斯·坦瑟勒《分析书志学纲要》，也对英美的诸种书志学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我书架上和电脑里收藏的大多都是这类西方书志学、书籍史、阅读史、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等著述，原来众多的版本、目录、校勘学著作以及小学文献著作反而退居二线了。在这些著述之中，对书籍物质性的分析恰好与我对文献层次的认识不谋而合，而其对商业化的印本俗书的重视也与我对传统的薄录之书和通俗字书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更甚者，其从作者、读者身份和对社会文化的角度动态地分析印本书籍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更能将以静态、描写文献为主的传统文献学带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文献文化学”这一分支学科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引入我的新的文献学体系之中的。从此开始，我的研究视角也迅速由原来的以研究精英文献和经典文献为主的学术史视角转向关注下层通俗字书的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原来平面、静态地描写诸文献学现象，也开始转向动态、立体地挖掘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因。比如在考察“版本”这一词的发展演变的时候，我不仅历时地梳理了该词如何由最初的“本”一步步地与“版”粘合在一起，最后成为一个指称包含稿抄本在内的所有版本类型的固定词汇的发展历程，更是分析了该词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相关名称在不同阶层读者之间互动和转变的原因。

总之，西方的以上诸理论为我打开了一扇研究小学文献学的新窗户。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在以后无论研究什么文献都能有意识地从物质形式、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传播交流等角度动态地对之加以分析。就书籍史（阅读史）而言，我并未同当前一些学者那样专门以这种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书籍史的发展出路，因为这种理论探讨的毕竟是西方印刷品（书籍、期刊、报纸、传单等）的传播交流过程和社会文化意义等。因此，书籍本身并非书籍史学者研究的重心，而是学者们探讨特定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文化现象的工具。比如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通过对《大百科全书》的出版、销售等过程的描述来探讨启蒙运动的传播和影响程度等。显然，这种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相差甚远，但前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后者的相关研究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并非是将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实现本土化，而是用其理论和方法对传统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这里，西方的理论只是作为方法论而被使用，而非研究内容。希望这种研究能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希望能为小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更希望能为小学文献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以上便是我对本书的编纂缘起、研究视角和方法等做出的一点说明。至于本书对这些西方的理论理解得是否到位，以及本书的研究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尚需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不过，无论如何，总算给做了五年多的课题有了一个像样的交待。在这段似乎并不太长但也不是很短的时间内，由于身份的转变，我已经无法像读书期间那样可以专心地完成一件事了，往往是教学、科研还有家事交织在一起。原来是心平静气读群书，现在反成忙里偷闲做学问了。但幸好有师友和家人一直鼓励和帮助，从而使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因此终篇致谢，以表我一点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的是二位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作序的先生。当我向他们提出作序之请时，先生们毫不犹豫便欣然答应了，这使我备受感动。李国英先生是我硕士毕业以后遇到的贵人之一。没有先生主持的“中华字库”项目组及时给予我的工作，也就没有我之后系统熟知小学文献和学习文字学知识的机会。李先生向来以段《注》名家，其治学亦同段若膺一般精研。每听先生言，必反复思量，方知其用心之深，亦往往获益良多。如其序中所指出的小学文献的形式特征，我在书中确实未著一词。我太过注重对小学文献社会文化背景的挖掘，反而忽略了其内部结构组织的研究。若非先生点拨，恐怕又得多走几条弯路了。刘毓庆先生是我入职以来遇到的贵人之一。先生以《诗经》名家，但治学广博，著作等身。椿楸诸书，即是明证。我入职以后，机缘巧合，适闻先生与博士讲授经学、小学等课程，便赶忙旁听。其课一如其书，总让人耳目一新。如其论“文献”字云：“残羹余生者曰羹献，引申之，历史幸存之文物则曰文献。”在我梳理该词含义时，从未见有人如此说过。如此观点甚多，我都一一记于笔端。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若将“友”扩展至“师”，那么，用在二位先生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有幸能读其书，闻其言，听其训，实是我这后辈小子最大的福分。刘老师在序中的疑惑，可以在此找到答案了。

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二位恩师：周晓文教授和过常宝教授。周老师是我的博导。自2011年加入“中华字库”项目组后，老师便对我照顾有加，后来更蒙她不弃，收我于她门下。老师从事文字学与计算机的跨学科研究，思维异常活跃，总能想别人之所不能想。虽然她不治版本目录，却一早便根据我的知识结构给我定下一个研究小学书目的博士论文选题。可以说，无论是论文的框架设计，还是具体的章节撰写，老师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不仅如此，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论文，老师还允许我尽用项目组从世界各馆扫描回的所有小学文献，这使我不出户便可看遍那些馆藏珍稀版本，从而不仅为论文的顺利撰写提供了便利，更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小学文献、考辨小学版本的能力。老师曾说我是项目组里受益最大的一个，我则笑而不语，真想告诉老师：其中的“受益”何止是利用这些资源呢，更是让我学到了两门新学问：文献学与文字学。2015年我博士毕业后虽然告别了北京，但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仍然受到了老师的多方面帮助。对于老师的诸多恩情，就算是千言万语，如何能又怎么能表达我的感激与感动呢？

如果说周老师是我现在研究方向的指引者的话，那么我的硕导过老师便是我学术思维的启蒙者了。我于2008年考入北师大，机缘巧合拜在了过老师门下。过老师平时不甚管束学生，故过门读书，全凭自学自悟。若有疑惑，亲自与老师约谈便可。我当时读书不多，但想法不少，故斗胆向老师请教过数次。其中的一次大概谈到了如何研究先秦文学的问题，老师说先秦留存的资料太少，后人的任何研究观点都可以拿来商讨，即便是定论也可进行质疑。老师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却使我恍然大悟。所以之后我撰写硕士论文时便不再拘束于诸家观点，而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假设，合理考证，甚至我把这种风气也带到后来的博士论文和科研论文的撰写之中了（但其时受文字学诸师友的影响，在对某些问题的主观推测上已经收敛了不少）。过师治学注重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旧的文献问题，故读其书，往往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他提出的从知识、观念等角度探讨先秦文献生成、结构形态及文化功能等的方法，直接推动了先秦文献研究向更广阔的文化道路上发展。当然，我在阅读其相关著述中也获益不少。

读书求知重在自学，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导师指引便会少走弯路，幸运地我遇到了两个。至今我已毕业六年了，但仍一有疑惑便找二位恩师请教。老师们也一如既往地知无不言，尽力帮助。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

接下来我要感谢一直帮助和指点过我的众多友人。他们学有专长，功力深厚，向其求教，足以解惑。山大的郭万金老师不仅对我有知遇之恩，而且在包括学术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曾对我加以指点。我佩服他《明诗文学生态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大气魄，更感激他对我的多方面的帮助。此外，好友陕师大的孙建伟、天津大学的朱生玉、湖南师大的蒋志远、郑州大学的何余华、北师大的董婧宸、南通大学的刘建民、山西大学的王永昌等，或为我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或替我解答相关字词的困惑，这些都为本书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外，从未谋面的山东大学的王承略教授、复旦大学的苏杰教授，还有天一阁的李开升副研究员等都曾热心地对我进行过帮助，或许他们中从未记得跟我这个无名之辈有过什么联系，但即便滴水之恩，也应永远铭记，在此一并致以我最大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岳父岳母、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妻子杨琦，在忙碌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肩负起了带孩子和做家务的重任。正是她在家的辛苦付出，才换来我平静地坐在学院办公桌前撰写本书的时间。儿子闻远出生之时，正是我项目刚刚起步之时。一晃之间，我的项目结项了，儿子也正好快上小学了。因此，可以说，五年中，我是看着两个孩子长大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生活中的。真的感谢五年来一直有家人的陪伴，同时也希望以后的日子也能这样快乐而平静地生活下去。

最后的最后，需要感谢院领导为我安排的办公桌，还有宽松的科研环境。正是因为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烦心事，我才能集中精力思考那些理论问题。

注：感谢作者提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