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2024年第5期目录与内容摘要

出版与收藏专刊

专刊导言  刘蔷

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  王媛

内容摘要：蜀毋昭裔板刻《九经》明确记载于司马光《资治通鉴》，长期以来，被视为雕版印刷史上的大事。但宋代学者论及后蜀文化事业时，往往只提到毋昭裔主持石经刊刻而未及板印《九经》；论及毋昭裔板印的书籍，则只提到《文选》等，亦未及《九经》。宋代文献中未见毋昭裔板刻《九经》印本流传的踪迹。《资治通鉴》记载毋昭裔板印《九经》，但未提及其主持石经刊刻。综合这些情况，毋昭裔板刻《九经》应非史实，只是石刻《九经》的讹传。王明清《挥麈录》关于后唐刊刻《九经》为“仿其（指毋昭裔）制作”的记载，进一步引发了后唐《九经》、蜀石经、“毋昭裔板刻《九经》”之间关系的各种纷争。实际上，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无互相沿用的关系，也并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

关键词：毋昭裔；蜀石经；雕板；《九经》

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

——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   谢辉

内容摘要:《钱鲈香先生笔记》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详细记载了道光年间钱氏与张文虎三次至文澜阁访书的情况，并保存了历次抄书校书的目录。将该书与张氏所撰杭州行纪合而观之，可知第一次到杭州时，钱、张等人在文澜阁司事周献的帮助下，借出117种阁本，抄录其中63种，又自备底本取校阁本81种。第二次仍托周献抄录阁本65种，第三次托新任司事朱石樵抄书数十种。总计抄书至少128种，其中有56种后被收入《守山阁丛书》等钱氏家族编刻的各种丛书中，成为重要的底本来源，保存了部分文澜阁本的面貌。所校之书中有69 种被收入各种丛书。实践证明，阁本发挥的校勘作用有限，这也促使钱氏不再迷信阁本，而着力搜求其他版本进行他校，特别是对《墨海金壶》等丛书的利用。

关键词：《钱鲈香先生笔记》；张文虎；钱熙泰；文澜阁《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

稿本《柳树芳日记》所见《陆清献公日记》出版过程

——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  刘昊

内容摘要：古籍刊刻主持者的日记提供了具有详细时间节点的出版日志文献，这些日志与出版过程中各类刊本实物形成对照，能够从多层次审视书籍出版史。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51册记录了柳树芳在清代道光年间刊刻《陆清献公日记》的完整流程。结合柳树芳的记录与现存刊本实物，可以还原收集与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版、印刷、流通等完整出版过程。根据柳氏日记，可以进一步判断上海图书馆藏多部刊本实物的初、后印情况，并由此反思古籍初印与后印、刊刻时间与印刷时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柳树芳关于书籍刊刻后赠送、索要等事项的记录，还揭示了书籍及其出版在文人社会交往中的意义。

关键词：《柳树芳日记》；《陆清献公日记》；刊本实物；出版过程

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   胡培培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继续印刷与流通，是中国版本学史、书籍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官书局刻、印本《二十四史》《广雅丛书》《资治通鉴》《古逸丛书》等分别通过合作、重编、拣选等途径得以再印，是其中较具代表性者。虽经时代变化，这些晚清官书局刻本仍然为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所需，章太炎、朱希祖、胡适等文人学者多有购买、阅读和推荐。尽管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行的古籍相比，晚清官书局刻本受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印量较少，所占市场份额并不大，却依旧为时人所重，更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书目以及日记、信札等资料为考察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晚清官书局刻本；旧版再印；民国出版；古籍流通

论中国古籍钤印的分类  莫俊

内容摘要：目前古籍钤印分类研究中存在对钤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准确，对钤印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认识不充分，对钤印分类依据、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把握不恰当等不足。解决上述不足，可以“古籍钤印”作为顶层概念，在借鉴既有分类成果并占有更多材料的基础上，以功能为分类依据，将古籍钤印分为出版印、流传印两大类目，分别包含若干下位分类，从语义、语法、语用等角度就类目的概念、印文内容及印文组织形式进行综合剖析，重新构建种类涵盖广泛、类目设计合理、层级关系分明的古籍钤印分类体系，推动新时期古籍钤印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

关键词：古籍钤印；分类；出版；藏书

“都省书画之印”新考

——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  赵晶

内容摘要：“都省书画之印”并非元代中书省或秘书监官印，应系明初中书省官印，该印的使用时间不早于朱元璋即吴王位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使用时间的下限为洪武十三年（1380），此后不再使用。此印主要钤于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帖拓本及绘画册页。钤于绘画册页是由于册页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相近，明初被归入典籍类。该印很少见于绘画立轴和手卷，若出现则该立轴或手卷大多真伪存疑或装裱形式经过改造。“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出现，后者应系明初礼部书画库官印，使用时间的下限同样为洪武十三年。两印的使用可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都省书画之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纪察司印”均为明初官印，在使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期，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法书名画则汇集到内府纪察司中，并在洪武十七年后为司礼监所继承。

关键词：都省书画之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司印；中书省；秘书监

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论  陈玉兰、张文娴

内容摘要：王韬声称自己“曾观书于英京太学，及其归也，以所携书万一千卷置之博物院中，太学诸儒，无不同声嘉叹”。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引发了中外学人探究其实的浓厚兴趣。近年来，认为王韬所说“置书”数量夸大其词，认为所谓“置书”不过是售卖而非捐赠，因而其意义已“大打折扣”等观点占了主导。其实王韬家富藏书，赴英前已将大量图书邮寄至英国，赴英时随身携带的书也有五千卷左右，居英期间仍有亲友往英国寄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至少分两次向王韬购书，流落在大英博物院之外的书亦或不少，“万一千卷”的数量实有所据。王韬两次售书给大英博物院在当时英国至少有30家报纸予以报道，是颇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其书虽然以部分售卖而非捐赠的方式留在英国，也无损其在中英文化交流以及中学西传中的意义。

关键词：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中学西传

天津图书馆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考论  唐雪康

内容摘要：周季木是清末民国间重要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尤以收藏汉晋石刻原石著名，由于逝世过早，学界对他关注不多。天津图书馆藏有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其中，《季穆藏石记》记录1915至1920年间他的石刻等文物购藏，共计57种；《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写于1929年，主要写录藏石的释文，同时也记录了石刻的尺寸、出土时地、著录情况、来源等信息；《魏石经室杂著》前半为草稿，后半是有关金石、考古的札记；《秦石轩金石文字日记》前半为1927年日记摘录，后半是抄录的金石、考古札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为残册，记录了藏石的释文、购藏时间、来源等信息。对研究周季木藏石最具价值的是《季穆藏石记》《百汉晋石斋藏石记》《居贞阁所藏汉晋石影释文》三种，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石刻出土时地和递藏源流的记录，以及对石刻文字的释读传录。《季穆藏石记》还记录了购买石刻的价格，与现存周季木1930年的一份手订价目册存在较大差异，经考证，《季穆藏石记》的记录更加真实可信。

关键词：周季木；石刻收藏；稿本著录；金石学

建馆115周年纪念

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   林振岳

内容摘要：归安姚氏咫进斋为清代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其藏书清末售归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根据日记、书札、书目等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咫进斋藏书精本多得自蔡氏醉经轩、刘喜海、刘履芬旧藏，姚觐元、姚慰祖父子生前即在苏州开设尊古堂书坊出售藏书。清末觐元之孙姚绳武将咫进斋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时，端方从中抽走数种精本。另有部分碑帖书籍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民国后姚氏藏书仍陆续散出，1927年张元济见到咫进斋未刻稿数种，为之谋刊。罗振常蟫隐庐曾经手姚氏藏书数十箱，傅增湘也曾收得数种。姚氏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的部分，1933年赵万里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时从善本书库中删汰近半，部分藏书随“甲库善本”南迁、运美、抵台，现今分藏北京、台北两地。

关键词：姚觐元；姚慰祖；姚绳武；咫进斋；京师图书馆

朱希祖藏曲活动考论

——兼谈国立北平图书馆早期的戏曲入藏  梁帅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朱希祖购得千余册昇平署文献与曲本。学界对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献多有了解，而对其搜购曲本一事知之甚少。南京图书馆藏《购书目》、国家图书馆藏《十四年寄售各书铺书账》为朱希祖未刊手稿，是考察其戏曲购藏、售卖活动的重要文献。朱希祖多与许之衡、王孝慈、马廉等人相互抄藏曲本，这进一步丰富了郦亭藏曲的品质与数量。早期北平图书馆、北海图书馆的戏曲收藏不多，两馆合并组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得益于赵万里的访求，馆藏曲本日渐丰富。1932年夏秋之际，朱希祖将所藏昇平署文献与曲本悉数售予国立北平图书馆，进一步提升了平馆藏曲的规模与质量。此后，赵万里将多种书籍提入善本库，学林多受嘉惠。

关键词：朱希祖；曲本购藏；国立北平图书馆；赵万里

清华大学 刘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有相当多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财富是以经典文献的形式记录并传承的。而出版与收藏正是这些经典文献得以世代相传的两个重要环节。

以造纸、活字印刷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既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成为我国古代出版业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础。同时，历朝历代官方或私人重视收藏的传统，使中华典籍不断累积，历久弥新。而且出版与收藏二者之间还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出版者以稀见藏书为底本付梓流通，使珍本再度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我理解，本期《文献》杂志以“出版与收藏”为题命名专刊，应当体现了编辑团队类似的思考。

本期共刊发十篇文章，既有对出版或收藏的个案研究，也有对这两个环节隐含联系的勾勒与揭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对出版活动的研究，计有四篇，上起中国早期（五代）雕版印刷实践，下至清代官刻本最后的辉煌，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意义非比寻常。

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板刻《九经》之事，明确见载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一说法在《通鉴》系列书籍如宋《通鉴纲目》、明《资治通鉴补》、清《通鉴辑览》中被广为传录，宋代史料笔记也多有引用。

明清以来，每当追溯古代刻书历史，都对此深信不疑。至民国时期，王国维早年未见《资治通鉴》记载，曾对毋昭裔板印《九经》有所怀疑，当看到《通鉴》记载后由疑惑转而肯定。

此后出版的中国书史、印刷史相关著作或沿袭旧说，或避而不谈，一直未见对此说的分析思考。此说关乎雕版印刷源流、蜀地文化史以及儒家经典刊刻起始，确有必要对材料做一番全面梳理，以廓清混淆。

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一文搜集宋人的相关记载，辨析“毋昭裔板刻《九经》”之说的来源，又结合五代两宋监本、蜀石经的刊刻，证明毋昭裔板刻《九经》并非史实，只是主持石刻《九经》的讹传。

文章进一步对王明清《挥麈录》中后唐刊刻《九经》为仿毋昭裔本制作的记载加以考辨，证实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非相互沿用的关系，这更加说明了历史上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

文章没有引入对现存上海图书馆、日本静嘉堂的几部宋刻大字本经书等版本实物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辨析为主，史料搜集丰富完备，厘清了误说由来，对早期雕版印刷的既有认知有修正之功。

金山钱氏连绵百年从事刻书事业，“钱氏一族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出版史》上的短短一句话，展现了这个书香世家的刻书功绩。

据唐昱霄和钱氏后人钱基敏所著《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山钱氏家族史》（文汇出版社，2017年）统计，家族五代十九人共校刊一千余卷图书，涵盖经学、小学、舆地、掌故、笔记、小说、天文、历算、诗文乃至西学等各类不同主题，包罗万象。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清道光间钱熙祚辑刻《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与钱熙辅辑刻《艺海珠尘》四部规模较大的丛书，而这四部丛书的校刻，都与钱熙祚之弟钱熙泰与名士张文虎三上杭州文澜阁访书有密切关系。

谢辉《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一文首次充分发掘钱熙泰《钱鲈香先生笔记》的文献价值，对于钱氏和张氏三次到访文澜阁抄阅《四库全书》的历史细节，钱张两氏共同记述同一件事情的异同，尤其是钱氏家刻丛书的重要影响，都有论述。

对于咸丰年间的文澜阁及阁书的借抄、利用，钱氏刻书底本来源，阁本校对价值等等，都作了客观的分析和探究。钱张二氏的抄书之举是在文澜阁被毁之前，其抄录并刻入丛书的品种，很可能反映了阁本的原貌，文中对阁本校勘价值的论述，于四库学研究亦有裨益。

近年来大量清人日记的发掘为出版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主持刊刻者的日记往往直接记录了一部书籍从收集和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版、印刷、流通的完整出版过程，而出版过程中形成的多种实物，如与底本相关的抄本、刊刻者的批校本、不同时期的多种印本，都可以与出版者日记相互对照，印证和揭示书籍出版的各个环节，构成可深入探索出版史的“出版文献”。

刘昊《稿本<柳树芳日记>所见<陆清献公日记>出版过程——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一文便是利用这些出版文献做对照研究的出色例证。作者利用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大致还原了道光年间吴江柳树芳刊刻陆陇其《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本的过程，并以柳树芳批校本、《陆清献公日记》姚椿批校本、姚椿弟姚楗抄本和其他印本实物比较佐证，再现了陆氏日记的编刊、流通情况。

陆陇其是清代学者中从祀孔庙第一人，以醇儒著称，他的日记出版是其影响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围绕日记出版，吴江一带文人学者多有参与，书出版后以赠送方式流通，也显示了书籍在江南文化发达地区于文人交往中的意义。

作者根据柳氏日记判断存世版本的初印、后印之别，以及刊刻时间与刷印时间之交叠，对杨成凯、郭立暄的“一个版本”“印本”等概念加以过程性分析，这些研究也为今后中国古籍版本学中的相关界定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例证。

晚清官书局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官方出版机构，曾经承担着振兴文教、传承儒家经典的历史重任，“局本”风行一时，成就了古代官刻事业的最后辉煌。

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时段，而胡培培《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则聚焦于官书局刻本、印本在民国时期的再印情况，由此涉及民国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种种面向。

文章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售书目录以及文人书单、日记信件等，对局本再刻及印行、发售的情况作了全面考察。尤以对文人书单的搜集与分析，视角新颖，论证有力。

通过局本与民营书局（如中华书局）所出古籍售价及营销策略的比较，生动说明局本的受众范围及其生存境遇，颇具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眼光。

其二是对收藏活动的研究，计有五篇，涉及官府藏书印、私人藏书售归公藏、学者搜购专藏等不同内容。

赵晶《“都省书画之印”新考——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对两方印章的时代做出新的论断，推翻了原来学界公认为元代官方藏印的认识；指出这两方明初官印的使用可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二印在洪武十三年后均不再使用。这些结论也为以后判断带有相关钤印的碑帖拓本、法书墨迹和绘画册页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更准确的时间坐标。

陈玉兰、张文娴《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论》一文利用英国国家图书馆购书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王韬向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出售汉籍之事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论证周密，逻辑清晰。王韬是早期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置书事件则是近代汉籍西传的著名事件，文章对其意义的评价恰如其分，公允客观。

林振岳《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根据日记、书札、书目等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藏书最终售归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被拨交，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

梁帅《朱希祖藏曲活动考论——兼谈国立北平图书馆早期的戏曲入藏》聚焦于学界较少留意的郦亭藏曲，考察其来源、搜购过程和1932 年与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献一同悉数售予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过。这批曲本极大提升了平馆所藏戏曲文献的规模与质量。

唐雪康《天津图书馆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考论》披露清末民国间重要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周季木的五种稿本，周季木为周叔弢先生四弟，因去世早而少为学界关注。这批材料罕为人知，受益于近年来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重新进入学界视野；文中讨论的问题也颇有新意，对开拓石学研究富有启发性。

其三是兼及出版与收藏的研究，计有一篇，即莫俊《论中国古籍钤印的分类》一文。

作者注意到古籍实物上的钤印，其实大都产生于出版与收藏两个阶段，将其按功能分为“出版印”和“流传印”两大类目，尝试重新构建古籍钤印的分类体系。

作者对藏书印素有研究，十余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将藏书印替换为“古籍钤印”这一概念，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认识。文中有丰富的例证，整体思路也比较清晰，非长期研究古籍钤印者不能为。

学界有关古籍钤印的研究成果众多，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批判性吸纳，后出转精，力图将古籍钤印整理工作系统化，分类科学化，以期建立更好的古籍钤印著录方法，做出了相当有益的探索。

本期刊物出版的时间，正值国家图书馆馆庆（每年9月9日）周期，专刊中林振岳、梁帅二文都谈到了该馆成立早期馆藏古籍善本建设的话题。

不出意外的是，两篇文章都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前辈们当年为此忙碌的身影，特别是赵万里先生。遗憾的是，由于论题的设定，文章没有对赵先生的工作延展叙述。

明年是赵万里先生诞辰120周年，赵先生对国图善本的入藏和整理厥功至伟，学林多受嘉惠，期待有更多细节得以揭示，令后人记取前辈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