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书船贸易的水运环境与地域网络

书船活动  运河  程图路引  地域分布  贸易网络

书船贸易活动往往由购书、换书、藏书三维活动构成，虽侧重购买一维，但并不偏废一方。为有利可图，书船贸易活动生成特定的书商——“书客”，走入士大夫的书房，推销、购入书籍。水乡泽国往来繁忙的书船，成为政府课税的对象。

首先，明清江南文人多从书船购买制义、传奇、小说、方志、诗文集等。如购买旧抄本方志，清宣统元年（1909）汇刻本《（弘治）太仓州志》的卷末著录有缪朝荃（1841—1915，字衡甫，太仓人）的一篇识记，内容为其从湖州书船购得海虞瞿氏所藏《太仓州志》旧抄本。其文曰“右《太仓州志》十一卷，明桑思玄先生悦著。旧有弘治刻本，今不得见。前在湖州书船购得海虞瞿氏旧钞本，间有脱误，从叶归庵师手钞本以朱笔改正。”《（弘治）太仓州志》系桑悦（1447—1503 ，号思玄，太仓人）主持修订，弘治刻本亡佚，书船有旧抄本可供选购。再如购买明清文人别集，著名印学家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仁和人），在题跋扬州八怪之一金农（1687—1763，号冬心先生，钱塘人）《冬心续集》时，提及吴兴书船（吴兴也指湖州）曾售卖此集，《跋〈冬心续集〉自序后》云：“按《续集》世未传播，尝于吴兴书船见先生自书此序，楷隶小册，审为真迹。后得刻本，乃丁先生书，末署山阴陈又民刻字，小板阔行，刊印极精”。书船购买各种书籍已经是明清文人读书的必然选择。

其次，明清江南文人可在书船进行换书。以书易书一般针对的是秘本、旧本或珍本之书，这种发生在书船上的流通活动也较为常见。如清人范韩《范氏记私史事》以私家之视角，记录了在清初“庄廷鑨明史案”中出现的书船易书活动。文曰：

余曰：庄鑨之弟廷钺，婢出也。鑨知弟轻佻，不克绳祖业，自谋为不朽之事，乃购朱氏史稿，寿之梨枣，沽身后名。朱氏稿至□宗朝，绝无忌犯，真一代良史也。不意庄鑨刻至大半，双目失明，继以疯疾死。廷钺拥兄数十万之资，骄侈无状，日与年少相游戏，置此书高阁矣。下路书船，往来门下甚伙，无知好事之辈，怂恿刻完此书，与坊客兑换书藉，将来其利不窃。

按照范韩所论，庄廷鑨（1585—1655，字子襄，湖州人）重金购买了朱国祯所撰《明史》之文稿，整理刻印，不料刻至大半失明患疾，其弟在好事者的怂恿之下，全刻此书，与来往之书船书商兑换书籍。尽管范韩之论存疑，但亦可见当时书船兑换书籍是常见的商业活动。

再次，江南尤其是湖州的书船与藏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书船贸易，藏书家的书籍收藏数量与质量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没有藏书家购、卖书籍，让书籍流动起来，书船贸易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清代汪曰桢（1813—1881，字仲雍，湖州人）的《湖雅》记录了明代中叶湖州藏书家与书船的紧密关系。自南宋以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录藏书甚夥，其后周密（1232—1298，号弁阳老人，湖州人）书种堂、志雅堂承其绪，藏书亦富，及至明中叶“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这些湖州家族不仅广储书籍，且多刊刻秘册，因此藏书日渐丰富，这也是书船常常游走于湖州的主要原因。再如张鉴（1768—1850，字春冶，湖州人）所作《秀水计氏泽存楼藏书记》也 记载了清代藏书家计光炘（1803—1860，号二田，秀水人）的泽存楼从书船购买书籍进行收藏之事，记曰：“二田承余绪非一世，筑泽存楼，缩衣节食，引而弗替。凡得自书贾、书船以及长塘鲍氏借抄者，总经、史、子、集为卷六万二千有奇。”这也就是说，书船贸易是藏书家书籍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书船贸易诞生出“书客”，所谓书客，指的是专攻士大夫读者群的书商。由于多主动拜访士大夫之门，出示其所掌管书船中的书籍秘册与旧本之目录，供官员士大夫优先挑选，因此每每被礼为宾客，叨陪末座，故称书客。如元末明初朱吉（1342—1422，字季中，长洲人）在其文集中就有赠书客的诗作《赠书客朱孟起》，诗云：“虹彩腾奎壁，光逐泛书船。道载无今古，经存富简编”。朱孟起今无考，不过该诗较早揭露了书客群体。在书船贸易中，书客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汪曰桢所撰《湖雅》记录了明代中叶江南书船的书客现象。文曰：

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

湖州人汪曰桢，以第一视角观察到湖州织里村民，在书籍贸易中扮演“书客”角色：先于书船购求秘册珍本；既而走士大夫之门，出示其于书船所统计之书目，供给士人挑选；所示书籍多是秘册，故常被士大夫礼为宾客。由于书客的活动能力强，所收往往有“奇僻之书”，江南的藏书家甚至“资其搜访”，出资请求书客代为搜索。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书船营利空间很大，因此，书船在经过钞关比如江苏淮关时，需要向政府报纳税费。如明清编修的《续纂淮关统志》就记载了书船报纳一事，志云：“南来书船不纳分单，如应报正单之船，照前例报纳正单。”淮关位于江苏淮安城北，淮安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指挥中心，而淮关始建于明初永乐年间，是明廷所设立的户部钞关，其税收影响甚巨，“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淮关一般收取货物税、粮食税、船料税。书船过淮关，照例应该报纳正单税费。

水运环境的极大改善是书船贸易在明清繁荣的重要前提，清承明制，不妨分析明代水运环境的关键三要素，进而助益书船贸易的研究。

明代运河体系也即漕运体系，日益繁荣，其水路运输，承袭元代，有了长足发展。据《明史 ·河渠志》统计，明代运河有以下各段之类别：大通河（即通惠河）；白河；卫水；汶水；泗、洸、小沂河、山东等泉水；黄河；淮扬等湖水；长江；松、苏、浙等运道；转运河、南河、中河、北河、通济河等。以上总称为漕河。漕河又可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等七类。运河对于明代的运输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漕运功能对于明王朝而言不可或缺，明廷通过运河将官粮运送到朝廷和分派到边关卫所。据史念海先生所云：“元代重视海运，但海运最盛的时候，每年所运的漕粮并没有超过四百万石。明代的情形正是相反。……宪宗成化八年，才规定每年需运足四百万石，其后即以为常”。明代专管治水的称为都水司，其职掌据白寿彝先生考查，较元代都水监更为广泛，除河渠、堤防、桥梁外，还有制造、券契、量衡之职。

大运河又在明代运河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以后，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官粮，仰给东南，大运河的地位急剧凸显，“转运河、南河、中河、北河、通济河、白河、大通河（即通惠河）联络而成的大运河，遂颇呈活跃”。一般而言，京杭大运河北抵北京，南连杭州，它是大运河的一条干线与一个部分，两者有一定的区别。黄仁宇先生曾有严格区分，他对杭州作为支流纳入大运河进行了辨析：“其（大运河）分支，从长江出发，继续往南延伸，把杭州连接起来。但该分支（杭州段）并不认为是大运河主干线的一部分。”因此说明代的京杭大运河是大运河的一支，而大运河又是运河体系（即漕河体系）的一部分。经历通惠河的疏浚、会通河的重开，明代的京杭大运河对水路运输的作用不言而喻。卜正民先生曾借助弘治元年（1488），朝鲜使臣崔溥（1454—1504）带领使团经由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的案例，剖析京杭大运河水路运输的重要性。卜正民认为“通常水路是驿传的首选路线。崔溥解释说，‘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

在前文交代了明代的水路环境的基础上，观察明代现实世界的水路道路情况则需要考虑水路的程图与路引。程图也称路程图，记录水陆两种路程的里程，有文字记录也有地图。而路引指的是道路指南，是古代士商旅行的文字说明书。程图与路引是商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商外出旅行，必须熟悉道路，了解各地的商情和民情，否则困难重重”。明代水路的路线有多少呢，囿于材料记载的缺失，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全面，但依据现有材料，杨正泰先生有过统计，称“《一统路程图记》辑有水陆（水路和陆路，笔者加）路引143条，《士商类要》辑有水陆路引100条，它们详细记载了明代的水陆交通路线，各地的行程里距和道路的起迄分合，是研究16世纪中叶我国交通路程的重要文献。”另外，山根幸夫先生有《明代“路程”书考》，可资参考。一言以蔽之，程图与路引中的水路路线，是明代现实世界的水道路线。

有了程图与路引作为水道路线的指南，还需要考察水路交通的载体——船。明朝对水路的利用远超前代，造船的需求急剧增加，造船工艺也极大地提升。南京的龙江船厂是明代造船工艺和水平的典型，其建造于明洪武年间，是明朝官营船厂，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亦在此打造。明中期李昭祥（1512—1572，字元韬，上海人）编纂的《龙江船厂志》八卷，系统著录了龙江船厂的历史，书分训典、舟楫、官司、建置、敛财、孚革、考衷、文献共八志。其中卷七详细记载了官方船只的类别与建造，其类别如“战船（三板船、划船）、巡船（安庆哨船、九江哨船、轻浅利便船）、湖船（壹号楼船、贰号楼船、平船）、南京大黄船、小黄船、肆百料战船、贰百料战船、壹百伍拾料战船、壹百料战船、肆百料巡座船、贰百料巡船、贰百料巡沙船、浮桥船、抽分座船、金水河渔船”。除了官船，民船也有多种类型，如“三吴浪船、扉履船、东浙西安船、福建福清梢篷船、四川八橹、黄河满篷船、广东黑楼船”等。实际上，在江南水乡泽国，船只无所不用，十分普及。这给书籍的水路运输提供了直接运载条件。

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明清书船进行统计，借助地理可视化的方法，对书船出现的地点进行现地研究，可立体直观地厘清书船的地域分布。也就是说，通过对比明清商业出版地，可进一步分析书船贸易与商业出版的关系网络。

首先，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明清书船至少出现在5个省份的16个城市。针对书船的活动特性，历史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确记载书船活动的范围，也即地理学上的“四至八到”，一类是明确记载书船活动的地点。前者如汪曰桢《湖雅》，文曰：“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 这表明书船南至杭州钱塘，东至上海松江，北至镇江京口。后者如元人傅若金（1304—1343，字与砺，新余人）所题《书船入蜀图送黄尚质赴蔓州蒙古教授》，诗云：“方译渐通巴俗语，国书新绝汉人传”, 表明书船到过成都。另外郭孟良和张舰戈对历史文献记载的书船也有详细梳理, 助益良多。16个书船出现的城市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