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专访奥地利施蒂利亚音乐节艺术总监马蒂斯·胡贝尔：快乐就是政治

作为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与众不同。土黄色的穆尔河穿城而过，水流急，河滨没有像许多现代大都市那样修整为亲水步道，而是保留了相对原始粗犷的景观。河岸栖息着被当地人称为“友好的外星来客”的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它有圆滑的外观，不少地方还长着“触角”，犹如一个从天而降的怪物，在哥特、文艺复兴建筑密集的老城落地生根。这种异质的未被驯服的美显著区别于维也纳的华丽精致，它不同，但也不携带敌意。

而在格拉茨博物馆（Graz Museum）看到关于本地园艺文化历史的展览时，大脑就像碰到了熟人，迅速将脑中风景切换到东亚第三世界的农村——台湾诗人钟永丰笔下的《秀贞介菜园》。在台湾，居民自发组织的社区菜园将看似严密的现代社会运行体系打破一个小的缺口。在格拉茨，园艺文化由19世纪持续至今，历经工业革命、世界大战和如今的绿色浪潮，私人的、社区的花园解决了生存难题，为居民提供了共存的空间，又承载了当下绿色生态理念，园艺成为一种行动主义，成为经济、社会新可能的起点。

格拉茨是指挥大师卡尔·伯姆（Karl Böhm）的故乡，也培养了女高音贡杜拉·雅诺维茨（Gundula Janowitz）和古乐运动的旗手指挥家尼古劳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

哈农库特发起了众多音乐项目，自1985年起每年夏天在格拉茨举办的施蒂利亚音乐节是其艺术新发现的展演台，他为此倾注大量心血。

施蒂利亚音乐节（Styriarte）之名源自英语州名施蒂利亚（Styria），德语州名为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

直到哈农库特2016年去世的三十年间里，历史启发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一直都是施蒂利亚音乐节的招牌，哈农库特创立于1953年的维也纳合奏古乐团（Concentus Musicus Wien）是音乐节的常客。但如今，音乐节的灵魂人物已过世八年，音乐节将走向何方的问题自然会引人好奇。

今年，施蒂利亚音乐节的主题是“音乐的力量”（Die Macht der Musik），于6月21日至7月21日举行。短暂停留期间，我看了四场风格迥异的音乐演出。

7月13日晚，在格拉茨市中心一所修道院的露天草坪上，格拉茨打击乐工作室（Studio Percussion Graz）的六个乐手表演了美国作曲家迈克尔·戈顿（Michael Gordon）2009年的打击乐作品《木》（Timber）。戈顿受到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徒敲木报时的启发，为这块有着仪式色彩的木块“Simantra”创作了一部有着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

分布在草坪一周的六个乐手先后追逐，以相同的时间差间序演奏同样的节奏组，形成如海浪般的无休止效果，给坐在草坪上的观众带来360度环绕声，在史蒂夫·赖希（Steve Reich）之后，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由于乐器本身，以及精准演奏而持续不散的泛音，给作品带来了冥想特质，不少观众仰卧在躺椅上，闭上了双眼。

第二天晚，在音乐节主场地赫尔穆特·利斯特厅（Helmut List Halle）的一场流行音乐传奇组合ABBA致敬交响音乐会展示了格拉茨观众的能量。

由工厂改建的赫尔穆特·利斯特厅乍看上去并不像传统音乐厅，哈农库特参与了音乐厅的规划，为了声响效果，他坚持在室内设计中使用木板、纺织面料等材料。自1974年赢得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以来，ABBA的金曲们就在全球畅销不衰。

今年刚好是ABBA成名50周年，音乐节在两天内连演三场交响致敬音乐会，莫妮卡·巴尔文（Monika Ballwein）担当主唱，萨尔茨堡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伊丽莎白·富克斯（Elisabeth Fuchs）指挥施蒂利亚音乐节乐团（Styriarte Festspiel-Orchester）和格拉茨HIB.art.choir合唱团合作演出。

ABBA的音乐在50年后依然被大众热爱，是酒吧、夜店、同志游行等场合的常备曲目，《Dancing Queen》《Gimme! Gimme! Gimme!》《Mamma Mia》《Waterloo》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金曲在当晚的管弦乐改编都尽量保持了原色，自然，每首歌都是全场大合唱，尽管一眼看上去当晚的观众并非像活跃在夜店的人们那么年轻，但活力也一点不输，赫尔穆特·利斯特厅在最后变成了大型迪厅。

在次日的同场地，来自巴西的自然高男高音（male soprano）布鲁诺·德·萨（Bruno de Sá）举重若轻地带来了一场巴洛克声乐盛宴。

Soprano一词意为有着最高音域的古典歌唱嗓音，在数百年前，尚有男性阉人歌手可以达到这个音域，在今天则几乎是纯女性的领域，被翻译为“女高音”也是自然。布鲁诺·德·萨就是当今鲜少可以不用假声达到女高音音域的男性歌者，他的嗓音与能接近同样音域的假声男高音有着可以分辨的区别。

德·萨曾在采访中抱怨道，很少有歌剧制作邀请其饰演女性角色，即使他的嗓音完全可以胜任，联想到巴黎奥运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变性”拳击手问题，打破性别成见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当晚，他唱起那些对技巧有极高要求的亨德尔、斯卡拉蒂巴洛克花腔咏叹调时显得是那么毫不费力，好似他的气息还可以更长，他的音域还可以更高，令人惊叹，同时成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观众全体起立为其鼓掌，从音乐厅到公交站的路上也总能听到由衷的赞美。

以一场看似最传统的古典音乐会——土耳其钢琴家法佐·赛伊（Fazil Say）的钢琴独奏会为本次施蒂利亚音乐节作结。

位于格拉茨市中心的施蒂芬妮厅（Stefaniensaal）是能满足人们对欧洲古典音乐厅传统想象的一个音乐厅。但熟悉赛伊的人应该知道，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音乐会开始前20分钟，他还在外面小路上穿着便装抽烟散步。

他的演奏也是如此，音乐会以舒伯特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开始，赛伊从一开始就用了很重的延音踏板，音乐被很重的泛音笼罩，仿佛出自他2024年在华纳发行的夜（Evening）合辑，他在李斯特改编瓦格纳《爱之死》中有着类似的处理，加之赛伊对弹性节奏的使用，舒伯特在他手下变得朦胧。随后，在他自己的创作《新生》（Yeni hayat）和《黑土地》（Kara Toprak）中，他又拥有把一切变得清晰的能力，在这些有着古典的框架，爵士的自由，以及民族的养分的作品中，他展现了自己作为钢琴家、作曲家的魅力。

法佐·赛伊 © KAJIMOTO

四天四晚演出，无一例外，听众都是十分开心满足地离开音乐厅。格拉茨的多样性和魔力让我好奇，遂与自1990年开始担任音乐节艺术总监的马蒂斯·胡贝尔（Mathis Huber）相约聊天。

马光辉：我们不妨从ABBA开始聊起，观众都很有激情，散场后也是一脸开心地走到公交站等车。

胡贝尔：这很有趣，ABBA的音乐被三代人喜爱，从70岁的到17岁的。我妻子60多了，她就是ABBA的粉丝，我的孙女才13岁，她也去看了，她不敢相信这些是“老歌”。当然，音乐节的核心是“更有历史”的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但我们相信这种流行音乐的品质。我们之前有类似的尝试，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观众，我也希望他们会对别的节目感兴趣。我认为，对整个世界来说，一个贝多芬音乐会并不是为所有人设置的，而是为有一定兴趣的小观众群设置的。

马光辉：我在格拉茨美术馆看了园艺如何成为行动主义的展览，在体验过施蒂利亚音乐节几场演出后，我也有类似的感受。

胡贝尔：我们策划音乐节、安排曲目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个政治理念。简单来说，这个理念就是，音乐让人快乐，快乐的人聚在一起会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是个很单纯的想法，我觉得音乐可以做到。这也是对今年音乐节主题“音乐的力量”的一个诠释。

ABBA致敬音乐会有超过一千观众，这一千多观众选择在那个时间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的快乐的小社会，这会将和平的种子带到音乐厅外，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力量。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一个作曲家的作品跟社会运动挂钩是很常见的，假设我们演一套贝多芬的曲目，这就自然会被看成是有政治诉求的，因为他想要改变。但如果音乐可以让人快乐，只是快乐，那对社会也是有积极效果，这也是政治观念。

马光辉：也就是说，有两种达成这种政治性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有政治意涵的作品，其二是通过一种组织形式，即使作品不带政治性。

胡贝尔：当然ABBA不像披头士那样标榜政治，但他们也不是纯娱乐。ABBA讨论爱，你知道在有些地方，比如教会、官方机构等，爱是被规范的，这时候有一个流行乐队出来说，爱应该是自由的，那这就是政治性的姿态。

马光辉：《木》就是在一个类似教会的地方演出。

胡贝尔：没错，对我们来说，为每种音乐找到适合的演出场地是很重要的。这个演出场地不一定要是音乐厅，很多古典音乐都不是为音乐厅写的，而是为一个更娱乐，更轻松的氛围。当然有适合音乐厅的作品，比如说勃拉姆斯。

但像宗教音乐这种，我们不会放在音乐厅里演。《木》的乐器是在希腊的修道院中使用的，他们不用钟，而是用木来报时。为《木》选择的演出地恰好是一所修道院，观众可以坐在草坪上被音乐家环绕着，是一个很轻松的环境，在音乐厅里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新尝试，把音乐和观众在新的场地、新的氛围下聚在一起。回到刚才说的，这也是希望让观众快乐，随后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马光辉：但是法佐·赛伊在施蒂芬妮音乐厅弹舒伯特D.960，感觉不是那么快乐。

胡贝尔：当然不是快乐的。舒伯特的每部作品中都含有一滴泪水，但那是美丽的泪水。法佐·赛伊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他公开反对土耳其政府。但他的音乐也可以很可爱，他的当代作品不像欧洲的那样，他总是很有生机，很能娱乐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