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律师为何跑到中国？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发达的花园城市国家，地理位置优越。自1965年独立以来，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同时也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拥有众多值得参考的先进经验，例如中国正在学习淡马锡经验。

关于新加坡，尹贻林教授说的一个故事让笔者印象深刻——新加坡有一知名建工律师在中国定居并工作，尹老师问，为何长期在中国工作而不是在新加坡？这位建工律师说，新加坡的官司太少了，所以毅然来到中国。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不可思议，但却是真人真事，这也侧面反映了新加坡作为“无诉之国”的事实。何能“无诉”？这与新加坡明确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作为一个制度之国，新加坡有很多的制度设计都非常完善，大到国家采购的法律制定，小到宠物饲养的相关规定都有其完备之处。当你行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就能感受到这些制度带来的好处。例如，新加坡大量建筑使用下水道U型管，能有效隔绝从下水道而来的污染物和飞虫。

再者，笔者在新加坡的街头晨跑，发现当地的宠物都相当“懂事”，不吵不闹。狗都不叫的，怎么这么“神奇”？网上一查才发现，这其实得益于新加坡严格的宠物管理体系。在新加坡养狗，不仅狗的数量、体型有限制，狗的行为更是被严格要求：在公共场合要带嘴套、不能大声吠叫、不可给他人带来麻烦。若违反，狗主人会被处以500新元的罚款。如果狗“重复犯罪”会被处以1000新币的罚款。为了让狗“乖乖听话”、不吵闹，狗主人就要对狗做好调教训练，或者对其声线进行手术处理。

这些规定清楚地告知了宠物主人的权利与义务，让宠物主人可以“按规定约定”对待宠物。同理在建筑领域，新加坡拥有严格的承揽工程项目程序，使“按规定约定”切实可行。其以明确的制度设计让承包商在投标时知道自身是否符合要求——例如，业主可规定承包商（供应商）若有诉讼就不能参加投标。

新加坡建设局承包商注册系统（CRS）

具体来说，新加坡政府的采购制度运用最佳财政支出价值(value for money)（类似中国的物有所值评价【笔者注】）的观念作为评估标准。其选商时除考量价格外，亦同时评估其他影响采购效益的因素，例如质量、相对风险、时间及可靠度。新加坡实行建筑商许可制度（Builders Licensing Scheme, BLS），承包商必须获得建设局建筑商许可（BLS）（类似中国的资质【笔者注】）。另外，若所承包的是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工程，承包商还必须在建设局承包商注册系统（CRS）注册（二次准入【笔者注】）。

正因为建立了严谨的承包商登记制度，新加坡政府采购部门无须每次招标都评估投标承包商资格及财务能力；而对于投标承包商而言，投标时可着重于规划执行方案和技术文件的制作；业主与承包商能够按规定约定各司其职，从而提高招投标的实施效率。

从招投标的严谨可见新加坡对前期工作的重视性。而除了招投标环节设有明确的规定外，新加坡在工程项目的前期阶段，亦倾注了大量心血于制度构建之上，确保前期工作的各个环节均能得到充分的时间与资源支持，从而为后续施工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前期的可研与设计阶段就占据了整个项目周期的显著部分，通常需要耗费1至3年的时间。但这一漫长而细致的筹备过程确保了项目得到充分的酝酿。

而招标、评标的时间，新加坡也耗时较长。其中，招标一般需要6到10个月的时间，且承包商交标后的澄清答疑工作量很大，业主多轮次发问若干个问题（数量甚至可达100多个），要求投标人将设计、施工、物资设备采购和项目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预判并提交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承诺，相当于在投标阶段对项目实施进行了详细策划和预演。而评标团队需遵循一套严谨细致的评标流程，对投标人进行综合打分，整个过程需时3-6个月。

可见，新加坡的工程项目从最初的筹备阶段直至招投标流程结束，需耗时长达2至4年。随后的施工所需的时间甚至可能短于前期准备的时间。但因前期工作充分，后期施工过程中只要做好提前预警并及时解决问题，一般都能较为顺利地进行，避免众多纠纷的发生。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在前期工作上效率更高，可研和初步设计一般在1年内。招标时间也较短，一般工程约为30天，特大工程也仅需45天。评标时间则更紧凑了，一般工程只要半天，特大工程最多也只需要3天。但是，项目的实际工期则比较难预计了，以下省略1万字……

为何如此？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和大人一起逛街，见到什么都要家长给他买，因为是大人的钱，他不心疼也不算账。但新加坡的模式则不一样，家长和小孩在买东西之前就事先约定了只能花多少钱，而且这些都是小孩自己的钱。于是，小孩就会掂量着怎么用得合适且不超支。

除了明确的投标条件设定、扎实的前期工作准备，新加坡建筑领域在合同管理模式上同样突出。在传统合同框架内，由于各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性显著以及缺乏促进长期合作的有效激励机制，往往容易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引发冲突与摩擦。而新加坡的协作式合同管理模式通过更好的风险分配、利益对齐、改善项目关系和鼓励创新，提高项目结果和生产力。

在协作式合同中，“提前预警”和“提前预警纪录”是重要的手段，确保各方都对风险作出预警，并采取主动行动。另外，为减少项目的纠纷，协作式合同管理模式通过委任争议委员会来实现。按照规定，争议委员会要在工程开工后60天内成立。至少委任1名争议委员会成员，一般建议委任多个争议委员会成员。

榜鹅数字园区合约成本部张经理作《新加坡协作式合同管理模式》的主题分享

除此以外，新加坡还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来减少纠纷的出现。新加坡建筑业付款保障法案 (Security of Payment Act，以下简称“SOPA”）正是突出的例子。法案规定了业主向承包商以及承包商向分包商、供应商及时付款的程序，并为支付争议规定了快速、低成本的裁决程序，从而为建筑行业的现金流提供了保障，可见新加坡政府是守信用的，业主的诚信度非常高。

与仲裁和诉讼相比，SOPA的裁决相对便宜且快速。如果双方在争议解决期内达成一致，那么整个付款争议的解决程序最多只需要经过21天。如果双方对争议解决期的金额有异议，可以申请裁决，裁决流程最多也仅需要经过28天。如果对裁决结果不满意，可以申请复审，复审流程最多仅28天。与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动辄1年以上的时间相比，SOPA法案中规定的争议解决程序可谓十分迅速。这可节省大量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律师和专家成本。此外，在裁决程序中支付给裁决员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在争议金额小于24000美元时，裁决员的费用会不超过2400美元；在争议金额大于24000美元时，裁决员的费用不会超过该金额的10%。

新加坡SOPA法案中付款及争议解决流程

综上所述，新加坡承包商登记、长时间的前期工作准备、协作式合同管理模式、SOPA裁决等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防未病”——减少合同纠纷的发生，进而促进项目顺利进展。就像“癌症的预防与治疗”，中国目前因处理的癌症手术多了，做手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且先进，但成本居高不下；国外从过去专注研究癌症手术转变为着重癌症预防，致力于从源头出发减少癌症的发生。同理，说到合同纠纷预防，我国还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众所周知，中国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法治建设要抓前端、治未病，建立预防纠纷的制度势在必行。敬畏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理念：良好的制度能够促使坏人转变为好人，而不良的制度却可能使好人沦为坏人。见贤思齐是中国智慧，引入国外在预防工程合同纠纷方面的经验与制度，相信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会遥远。

笔者在伟人邓小平铜像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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