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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原则：
1、新鲜：西方最前沿的正念学习资料
2、真实：真实的修行感受和人生经历
3、科学：经过科学验证的正念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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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Dr. Dennis Tirch是一位以慈悲为取向的临床心理师，The Center for Compassion Focused Therapy (CFT) in NYC 纽约慈悲聚焦疗法中心的创始人，纽约的耶斯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教授。他做咨询和教学的同时，也发表了许多关于compassion慈悲的科研论文，我们选择翻译的这篇是代表经典作。Balinda认识Dennis是曾经在哈佛医学院冥想与心理治疗学院IMP 学习正念冥想与心理学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教学风格，推荐给喜欢“慈悲”和“自我关怀self-compassion”的小伙伴。如果你对“正念”与慈悲的关系很好奇，可以参考一下这篇的内容哦！全文近八千字，如果一次看不完可以收藏慢慢啃，本文包含了很多基础概念，适合入门阅读~嗯，翻译也很艰难！本文除了心理学知识，神经科学，也有大乘和小乘佛法的专业术语，我和芸郗讨论多次，才完成了这篇长文的翻译，如有翻译不妥帖之处，请在留言区不吝赐教。走之前别忘记点“喜欢”和“在看”，转发给大家传播科学的正念与慈悲知识。![]()
原文标题：Mindfulness as a Contex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assion
作者：Dr. Dennis Tirch
翻译：芸郗，Balinda
编辑出品：中加正念协会翻译小组
【摘要】正念训练和慈悲聚焦疗法都很重要，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围绕这两者进行的临床实践和研究都出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历史上发展了正念练习的佛法系统中，最初的正念禅修经常被解读为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悲心和慈心的具体训练。这种心理训练的顺序表明正念体验和慈悲体验之间存在关系，其中正念可以作为慈悲聚焦疗法的基础。因此，当前运用这些概念的认知行为疗法通常将正念的发展与新兴的慈悲心视角联系起来。如果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经得起科学实践的考验，那么我们期待看到正念体验和慈悲体验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的证据。此外，如果西方的心理疗法要负责任地整合这一系列操作，那么有必要探讨“正念作为慈悲聚焦疗法的前提”这个假设的科学依据。本文旨在探索正念和慈悲的内在机制，以及在培养过程中所涉及的神经生理学过程假设。对相关理论和神经影像学文献的研究表明，正念觉察和慈悲心可能是人类功能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它们随着人类的人际关系行为而进化。这与佛教哲学相一致，佛教哲学将‘正念觉知的体验’和‘产生慈悲的现象学’解释为与‘自我的直接体验’相关联，而自我的直接体验则是将自我作为一个与不断进化的更宏大过程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的认识。在过去10年中，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师显著拓展了影响他们研究和实践的科学文化影响范围。认知行为疗法(CBT)最近取得的显着进展从广泛的资源中汲取了概念和技术，包括佛教哲学、语言和认知的新行为描述以及情感神经科学(Hayes, Follette, & Linehan, 2004; Kwee, 1990; Mansell, 2008)。这涉及从CBT的一些传统中心焦点转移，例如认知的理性争论。越来越多的基于正念和接受的方法，如接受承诺疗法(ACT; 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MBCT; Segal, Williams, & Teasdale, 2002)和辩证行为疗法(DBT; Linehan, 1993)，已经成为CBT“第三浪潮”的公众代表。第三次浪潮的另一个增长趋势是聚焦于慈悲的方法的发展，例如慈悲聚焦疗法(CFT; Gilbert, 2005a)。总体来说，CBT中对慈悲的强调反映了在心理治疗中聚焦于慈悲的方法和佛法影响力更广泛的整合（Germer, Siegel, & Fulton, 2005）。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佛教传统中，正念训练通常是沙弥或居士修行的起点(Mingyur, 2007)。以此为基础，佛教徒将继续学习和练习更高级的方法，以培养对自己乃至对众生的慈悲心(Thurman, 1997)。许多佛教修行流派都是如此，包括上座部佛教、禅宗和藏传佛教。这种针对心理训练的顺序表明正念体验和慈悲体验之间存在关系，其中正念可以作为慈悲聚焦疗法的前提。如果这种关系经得起科学实践的审查，那么我们期待看到正念体验和慈悲体验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的证据。许多疗法都讨论了心理治疗关系中温暖和慈悲心的价值 (Gilbert & Leahy, 2007)。然而，CFT和其它聚焦慈悲的方法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强调患者在方法上的特殊训练，这种方法旨在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心。慈悲聚焦疗法假设培养慈悲心是情绪调节和成功治疗的核心过程，特别是在处理与羞耻感作斗争并表现出自我批评认知的患者时尤其重要（Gilbert＆Irons，2005）。Gilbert(2007)将慈悲心描述为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它是从人类父母照料行为和育儿过程中的“照顾者心态”演变而来的。因此，慈悲心涉及许多情感、认知和动机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关心他人的福祉、同情心、容忍痛苦、同理心、不加评判、对痛苦敏感，以及创造‘在温暖中改变、成长’这种机会的能力（Gilbert,2007）。吉尔伯特 (Gilbert, 2009)在他对慈悲的简明定义中断言，“慈悲的本质是一种基本的善意，对自己和其他生物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并希望并努力尝试去减轻痛苦”。CFT的基本理论将“心理治疗过程与进化的心理系统联系起来，尤其是那些与社会行为相关的系统” (Gilbert,2007, p.109)。借鉴进化情绪神经科学，Gilbert区分了在人类中运作的不同情绪调节系统。在这些系统中，聚焦于威胁为中心、以及聚焦亲和力的系统之间存在着对比，后者涉及舒缓和安全的感觉（Gilbert，2005a，2007，2009）。聚焦于威胁的系统来源于大脑中较古老的进化结构，例如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它会激活突发且最有效的防御行为反应，例如经典的“战斗、逃跑或僵化”反应。相比之下，聚焦于亲和力的行为涉及人类进化的能力，即在稳定、温暖、富有同理心的互动中能感受到“安全”和安抚的能力(Gilbert, 2009)。这种以亲和力为中心的“安全系统”涉及非语言行为，这些行为可能类似于敬业且有效能的父母可能与他或她的孩子建立的稳定、关怀的环境。CFT的目标之一是培训患者通过慈悲心的感受体验来体验并使用这种自我安抚系统。在类似的将慈悲心概念化操作中，Wang(2005)假设人类的慈悲心来自于由进化决定的“物种保护”神经生理系统。与较古老的“自我保护”系统相比，该系统是在相对较新的进化时间框架内进化而来的。这种“物种保护”系统基于“包容性的自我意识并引领我们与他人相互联系的意识”(Wang,2005,p.75)。相对于其他一些动物，人类的婴儿和儿童似乎没有防御能力，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照顾和保护。因此，特定的大脑结构以及神经和激素系统的元素已经进化出了促进保护和关心他人的行为。Wang对相关文献的回顾表明，前额叶皮层、扣带皮层和腹侧迷走神经复合体在结构层面上参与了这种“物种-保护”系统的激活(Wang, 2005)。这些结构都与健康依恋关系的发展有关，也可能与正念的培养有关(Siegel, 2007)。 在一个相关的方法中，Kristin Neff用佛教哲学的基本元素渗透了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了一种不同于“自尊”和对他人慈悲的“自我慈悲（即为自我关怀）”理论(Neff, 2003)。根据Neff的说法，自我关怀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自我友善，对共同人性的觉察，以及正念觉察。Neff开发了一种自我慈悲的测量方法，即自我关怀量表(SCS;Neff, 2003)，正积极应用于一项研究中。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自我关怀与较低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相关(Neff, 2003; Neff, Hseih, & Dejitthirat, 2005; Neff, Rude, & Kirkpatrick, 2007) 。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自我批评的影响之后，这些关系也会持续存在。Neff团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自我慈悲和一系列积极心理维度之间的正相关(Neff, Rude, & Kirkpatrick, 2007)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生活满意度，社会连结感(Neff, Kirkpatrick，& Rude, 2007)，个人主动性和积极情绪(Neff, Rude，& Kirkpatrick, 2007)。由于Neff对慈悲的概念化明确地包含了佛教中正念觉察的概念，它代表了东西方思想的融通，这为观察和实验研究项目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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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悲”即将被运用于认知行为疗法时，它与来自佛教心理学的许多概念相关。第一个，也可能是最直接相关的术语是karuna，这是一个巴利文术语，翻译为“悲悯”(Rahula, 1959)。具体地说，karuna包括一种避免伤害和痛苦发生在他人和自己身上的愿望。这是一个通用的术语，可以很容易地翻译成西方对于“慈悲”的概念，包括关注期望他人远离痛苦，这是佛教教义中所需要的一种品质。 第二个与佛教慈悲相关的概念：metta，通常被翻译为“慈心”。Metta包括给他人和自己带来快乐和积极情绪体验的愿望(Rahula, 1959)。也许在当代西方佛教练习中，最常见的慈悲心训练形式是metta慈心冥想。在这种冥想中，练习者将站在第三方视角，并在身体、概念和想象方面训练自己对自我的慈悲(Kornfield, 199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出现在小乘佛教传统中，相应的禅修开始于正念练习，并继续进行更高阶的练习，包括培养Metta慈心的品质。在这个传统中，正念是进一步发展慈悲心的前提。 与发展慈悲心相关的第三个佛教概念是菩提心。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菩提心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因为涵盖了佛教对“我”的概念。佛教中对“我见”强调存在的相互依存的本质，认为所有现象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据说，这种具有伟大的联结感的冥想体验最终将产生利他主义的愿望，从而为减轻众生的痛苦服务。这种内心升起的势在必行的动机，被称为菩提心(觉醒的心;Chödrön, 2003)，是佛教修行的主要基础。Sheila Wang(2005)以一种反映神经生理学和佛教自我概念之间关联的方式定义了慈悲:“慈悲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对‘我们都是相连的、我们都是一体的’这一更深层现实的认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语术语“正念”被用来指代各种旨在调节身心的练习，这些练习主要来自佛教心理学。这种指代可能是有用的，因为正念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佛教教义 (Mingyur，2007)。然而，如果要清楚地审视慈悲和正念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准确地澄清“正念”的含义。Sati是原始的巴利语，被翻译成英语，意思是“正念”。Sati是一种包含注意力、觉知和记取的心理状态(Kabat-Zinn, 2009; Seigel, Germer, & Olendzki, 2009)。Samma-sati(译为“正念”)是佛教方法论的八个内容之一，被称为“八正道” (Rahula, 1958)。因此，Sati确实是历史上佛陀悉达多·戈塔马原始教义的基本元素，践行了2500多年。许多佛教方法，特别是在上座部(Elder Vehicle)传统中，以禅修和旨在培养正念的练习来开始心灵训练。有影响力的西藏法师，卓扬仁波切(2005)将正念描述为“佛陀教导的开始与心灵直接连接的方法” (第24页)。后来的佛教教义明确强调技术、伦理规范和哲学观点，旨在培养慈悲心。然而，这些练习都是基于正念的发展。 一些作家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将sati翻译为“正念”在佛教圈子里一直存在争议(Dryden & Still, 2006; Kabat-Zinn, 2009; Seigel, Germer, & Olendzki, 2009) 。不同的翻译使用了诸如“觉知”、“全然专注”和“自持”等术语(Dryden & Still, 2006)。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对正念练习现象学的不同方面有所启发。尽管如此，将sati翻译描述为mindfulness“正念”明显已经获得了不可逆转的关注度。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以两种方式普及了“正念”的用法后，“正念”一词更加突出地进入了西方心理学的讨论。首先，在他的正念减压(MBSR)课程中，Kabat-Zinn使用“正念”作为这一方法的“总称”(Kabat-Zinn, 2009)。这是他将冥想和心灵训练的方法世俗化，并努力做成更具实操性，他在佛教练习中发现冥想和心灵训练是有用的。也许更重要的是，Kabat-Zinn(1994)让正念具备了实操性，并成为了心理学写作和练习的标准。这个具备实操性的定义如下:“专注于当下，有意识地、不加评判地觉察当下升起的一切”(第4页)。这个定义的另一种简单变体也是流行的用法是，“对当下体验的觉察与接纳”(Germer, Siegel, & Fulton, 2005, p.7)。 在行为疗法的“第三浪潮”和佛教练习中，这种正念状态是通过各种系统的方法来培养的，通常包括冥想、运动和瑜伽练习。虽然这些练习在正念训练中很重要，但正念的概念指向的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思想和身体的运作模式，不仅仅是通过练习学到的技能(Hayes, 2002; Kwee, 1990, Tirch & Amodio, 2006)。当被解释为一种独特的体验模式时，正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涉及减轻痛苦的基本核心机制(Corrigan, 2004; Fulton & Seigel, 2005; Martin, 1997)。正念的发展培养了一种有意识的觉察模式，是一种看似矛盾其实有道理的、与我们意识内容的分离，同时温和地允许对当下时刻进行非评判的、完整的体验(Segal, Williams，& Teasdale, 2002)。在练习的过程中，正念冥想可以带来“突破刻板印象”(Goleman, 1988)，从而更准确和彻底地经历生活的体验。![]()
通过神经生理学（进化衍生的，遗传传播的）和行为反应（在应对环境挑战中习得的）的相互作用，人类出现了情绪、认知、意识和元认知(Panskepp, 1994)。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正念的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到进化神经生理学模型的建立，这些模型与依恋、共情和与社会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有关。对这些神经生理模型的探索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正念作为进一步培养慈悲心的环境这一角色。 Daniel Seigel丹尼尔*西格尔(2007)基于他在人际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以及在正念训练中的主观经验，发展了一个正念理论，该理论将正念觉知视为一种与自我的特殊关系，运用大脑的社交硬件培养了对内部心理过程的协调意识，这促进了神经整合。这一观点的核心概念是，人们把类似照顾者在培养健康的依恋关系时给予孩子的那种集中注意力的品质(被称为“协调”)通过正念训练带给了自我。西格尔将正念觉知实践中的注意力质量描述为“好奇、开放、接纳和爱(COAL)”。西格尔在《正念大脑》(2007)一书中综合了其他研究人员的成果，概述了正念练习中大脑的社交回路中枢是如何参与并被激活的。这一观点与当前以基于慈悲心的治疗方法的研究完全一致，后者明确了类似的过程，并指向类似的神经结构(Gilbert, 2005b, 2007, 2009; Neff, Kirkpatrick, & Rude, 2007; Wang, 2005) 最近的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能影响的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大脑活动，实际上可能与大脑的结构变化有关。Sara Lazar及其同事(2005)进行了神经成像研究，发现中间前额叶区域和右侧脑岛的厚度都增加了。这种增厚现象在练习正念冥想较长时间的练习者中更为明显。如前所述，前额叶中部区域通常与照顾者的行为有关，并被认为与慈悲的体验有关(Wang, 2005)。脑岛是边缘系统和中前额叶区域之间的沟通通道。关于身体感觉、情绪和对他人的表征的信息被假设为通过脑岛的作用而产生联系和合成(Critchley, 2005; Siegel, 2007)。Lazar团队的研究是突破性的，因为它是第一个关于“经验依赖的皮质可塑性”与冥想训练相关的结构证据。Cahn和Polich(2006)在一项关于冥想的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综合综述中发现，在冥想过程中冥想会涉及到特定脑区域的血流增加。尽管Cahn和Polich(2006)并没有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正念冥想练习，但他们所研究的所有冥想练习都涉及到正念和集中注意力的一些元素，强调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冥想过程中大脑行为的观察特别有意义。总的来说，冥想会带来大脑前扣带皮层(ACC)和背外侧前额叶区域的变化。Cahn和Polich在冥想成像研究中发现，扣带皮层、前额叶和眼窝前额叶的激活增加与注意力的增加有关。然而，他们注意到Bartels和Zeki(2004)也将前扣带皮层的功能与“爱”的体验联系起来。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中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参与依恋和照料系统，以及注意力和决策过程(Siegel, 2007)。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培养冥想注意力能力与善心、以及慈悲心的出现之间的联系。慈悲聚焦疗法旨在营造一种心理状态，激活特定的大脑系统，如与同理心相关的大脑系统(如脑岛、前扣带皮层)，以促进处理困难的情绪记忆或情绪的新方法。冥想和正念还能激活、刺激和发展重要的大脑系统，形成我们调节情绪、处理危机事件以及进行思考的新方式。 在一项关于前扣带皮层在正念练习中的作用的研究中，特别明确最近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熟练的冥想者在正念呼吸冥想中，与对照组相比，在正念呼吸练习时，双侧的吻侧前扣带皮层和背侧内侧前额叶皮层表现出更强的激活(Holzel et al.，2007)。有个假定是，这种群体差异可能归因于对分散注意力事件以及情绪的更有效处理。如上所述，前扣带被假设参与注意控制。然而，从理论上讲，前扣带皮层也参与了冲突的解决、情绪调节和对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性反应(Allman, Hakeem, Erwin, Nimchinsky, & Hof, 2001)。尤其是双侧的吻侧前扣带皮层的参与，表明在正念练习中发生了情绪调节的作用(Allman et al., 2001)。 据推测，前扣带皮层可能参与调节个体对痛苦反应的神经内稳态机制(Corrigan, 2004)。基于这一假设，在正念训练中培养的这种精神状态可以被视为在各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中减轻痛苦的核心机制(Corrigan, 2004)。此外，前扣带皮层的参与显示了注意力、情感体验和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构的激活。如前所述，长期佛教禅修者的主观叙述表明，高级正念训练有助于慈悲心的出现，并有助于改变对经验自我的强调。这一领域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正开始建立这种体验的神经关联性。 最近的神经成像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可能与经验自我的这种转变有关的神经生理变化。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对比了“叙事”模式的自我参照和“经验”模式的自我参照所涉及的神经关联(Farb et al., 2007)。“叙事”自我大致与西方传统的自我观相对应，认为自我是一种贯穿时间和环境的普遍的、持续的、独立的个人身份。研究发现，自我参照的叙事模式与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有关，该皮层与保持跨越时间的自我意识、将自己的特征与他人的特征进行比较以及保持自我认识有关(Farb et al., 2007)。自我参照的“经验模式”对应于在正念冥想中出现的专注于当下时刻的觉知，代表了被描述为“观察自我”的存在模式(Deikman, 1982)。此外，这种自我参照的经验模式类似于关系框架理论的概念，即“观察性自我”的经验，也就是说，这种自我的经验超越了诸如“我-它”、“这里-那里”、“当时-现在”等语言关系处理框架。本质上，这是一种自我的经验，它不涉及处理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和部分的经验。 Farb团队(2007)在一项为期8周的正念课程中，研究了有经验的冥想者和新手学员在这些自我参照模式中的神经活动。新手冥想者在保持体验专注的同时，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少，这可能反映了叙事性自我参照的减少。更有经验的正念练习者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减少更为明显。此外，受过训练的参与者还表现出更右侧化的皮层活动网络，包括外侧前额叶皮层、内脏体区和下顶叶。这种活动网络似乎与“观察自我”的现象学有关，表明了在正念状态下处理情绪记忆的一种更有效的模式。此外，新手冥想者的两个大脑区域表现出更强的耦合，即参与叙述自我参照(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前额叶皮层区域和可能参与把内心的情绪状态转化为意识的感觉的区域(例如右脑岛; Damasio, 1999)。更有经验的冥想者在这些区域之间表现出更弱的耦合，这可能反映出一种培养出来的能力，即阻断“跨越时间的自我认同”与“情感记忆的处理过程”之间的习惯性联系，从而产生了前面描述的正念体验的有益方面。![]()
Farb及其同事(2007)所描述的两种独立存在状态的经验，可以被视为中观佛教哲学所假设的“两个真理”的现象学关联(Tirch & Amodio, 2006)。根据龙树的中观学说(2世纪)，现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种是对现实的有条件的表征，主观地建构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从本质上说，这代表着我们对大脑叙述故事的认同。也许，这种现实感和自我感强调了思想和大脑中的自我保护过程。这种观点被称为“相对真理”。第二种观点是事物“本来”的本质，没有感性的加工和认知的解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自我的感受可能与我们对存在的直接体验有关，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环境有关。这种观点可能更多地涉及到物种保护的心理和神经过程。这种观点在中观哲学中被称为“绝对真理”。虽然我们可能体验到自己是独立的存在，有一致的自我意识，但佛学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从佛教的“缘起”和karma (业力，即因果)的观点来看，所有现象的产生都是无数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世间万物不仅相互联系，而且无常;万事万物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缺乏“内在的存在”。换句话说，“在觉察了实相的终极本质之后，佛教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事物缺乏内在的存在，也就是说，万物之间没有自定义的、自证的特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任何物体中寻找事物的本质，都无法发现。”(Benson, Thurman, Gardner, & Goleman, 1991, 第23页)。 为了揭开这个观点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量子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假设中，物质最终可以被简化为能量和运动(Greene, 1999; Dalai Lama, 2005)。类似地，“两个真理”的运作假说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和神经科学范式来看待，它解释了所有人类现象学都是由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节点网络中扩散激活引起的(LeDoux, 2002)。认知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 2000)提出，正念和相关的产生慈悲心的现象和训练可能代表了一种“神经现象学”的形式，它允许我们“切断”条件感知的链条，揭示我们的具身认知的意识体验是一个巨大的，也许是无限的“相互存在”网络的实例化的和自我相关的方面。根据Varela的说法，人的思维是由主动具身认知的复杂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涌现属性，其中，“有机体作为一个完全共同决定元素的网络，使得我们的思维实际上不仅与外部环境不可分割，而且与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所说的“环境内部”不可分割，即我们不仅有大脑，而且有整个身体。”(Varela, 2000, 第74页)。 由理论、神经科学以及正念和聚焦于慈悲研究学科的练习提倡了广泛而相互关联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临床医生采用正念训练，慈悲心训练，或培养从消极认知内容中去中心化的干预措施，实际上是在把患者的意识引向一个更有功能的，可操作的体验，在这样的体验中，患者把自己作为一个生活过程的互动部分，存在于每时每刻中。正念和慈悲心训练的练习者正在以一种可能激活物种保护神经活动网络的方式部署他们的注意力，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个人内部协调和神经整合。在这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一种存在的核心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其根本的、自由的和令人敬畏的本质。事实上，对正念的科学检验可能是心理健康新模式的临床神经现象学的开始。将正念训练作为随后培养对自我和他人的慈悲的语境，人们可能开始接近一种彻底的理智，其中包括超越自我的感觉，以及与当下的接触，这两者都已被确立为有助于心理弹性和幸福感的心理过程(Hayes, Stroshal, & Wilson, 1999)。历史上的佛教哲学和技术著作指出了这种修行不可避免的情感涌现特性，即菩提心的产生，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苦难终止的利他愿望。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丰盈的慈悲，它来自于对所有现象之间密切联系的智力上的知识以及经验带来的智慧。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文标题：Mindfulness as a Contex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assion
作者：Dr. Dennis Tirch
翻译：芸郗，Balinda
编辑出品：中加正念协会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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