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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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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往事
作者：石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上高一。那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运动一下就席卷到全国。我也很快被卷了进去，每天都在辩论、写大字报、破四旧。尽管当时对许多现象有疑惑，但形势发展之快，容不得你去仔细思考。8月27日，我参加了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组织。9月中旬，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作为总部纠察队的一员，住进了设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10月份，我又离开总部，和同学一起去北京串联。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很幸运，参加了两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第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我上了观礼台，整个接见过程看得比较清楚。第二次是毛主席乘敞蓬车接见红卫兵，车队正好路过我们住的接待站门口，所以又看了一次，但只是一晃而过。在北京的日子里，我和同学还游玩了一些名胜。记得有一次我和田海清、陈小锡等一伙人去香山，上了鬼见愁后，没有按原路下来，而且沿着山脊越跑越远，迷了路。天近黄昏时，我们发现山下有房子，就决定下山奔那里去。但荒山上都是灌木，根本没有路。为了防止衣裤被树枝刮破，我们把厚绒裤套在罩裤的外面，在灌木丛中硬往下闯。大约下山下到一半时，突然前后响起了“不许动”的喊声，这时才发现我们被解放军包围了。原来我们看见的房屋是一个军事基地，我们刚下山时，哨兵就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在半路设伏等着我们入笼呢。战士把我们带到营房后，一个当官的问了我们一些情况，了解到我们是误入禁区的一群上海红卫兵，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毛主席请来的小客人，他们就不紧张了，也客气了，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最后用车把我们送到石景山，我们才自己找回接待站。离开北京后，我和同学原本打算去天津看看。这时的火车已经不像去北京时那么有秩序了，车上挤得不得了，除了椅子上、走道上挤满了人外，行李架上、座位底下也躺满了人，更有甚者，躲在厕所里，关上门，独占一方净土。我们在天津下车后，发现天津也是乱哄哄的，一时兴致全无。加上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家这么久，也有点想家了，我们就又重新挤上火车回上海了。这时的上海，形势更乱了。韩烽火的父亲韩哲一当时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感到局面越来越难控制，怕我们在上海闯祸，就让韩烽火动员我们一起离开上海，去外地步行串联。并亲自为我们制定了串连路线：先坐火车到长沙，然后步行经韶山去广西桂林，再北上进入贵州，走红军长征的路线，最后到重庆乘江轮回上海。这条路线有贵州一段，传说贵州土匪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每个男生都准备了一把自制匕首。这种匕首是把锉刀用砂轮打磨成刀形，再装上有机玻璃把柄，非常漂亮，像工艺品一样。就在我们紧张的准备过程中，我家出了一件大事，父亲去世了。我的父亲石英，当时是负责财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曹荻秋市长把他从四清工作团调回来主持市人委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负责处理许多运动中的棘手问题。11月后，形势更乱，一批又一批名目繁多的造反队冲到市人委机关，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纠缠，达不到目的就揪斗干部。连续的围攻，使父亲一个多月得不到正常休息，经常是一整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只能啃几个冷馒头。有时晚上回到家，服过安眠药躺下后，还会有电话打进来，要他去批斗会场为一些单位的领导解围。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本来是要定期去华东医院注射胰岛素的，但在那些日子里，他忙得连打针的时间都没有了，有一次还晕倒在批斗会场上。时任市人委副秘书长的范征夫叔叔，见他因操劳过度，身体消瘦，精力渐渐不支，就劝他回家休息几天。父亲叹口气说：“现在这样乱糟糟的，市委那边压力太大了，我不能休息，要替市委负责同志分忧。”他的话使范征夫叔叔非常感动，范征夫叔叔和其他同志都想尽办法要减轻父亲的负担，让他多休息。这时，父亲尽管自己处境困难，身心憔悴，还仍然关心着金仲华、赵祖康等几位党外副市长的安全，派人去他们家保护，免受造反派冲击
12月12日晚上，父亲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开完干部大会后，坐大客车到兴国路口，和外贸局长齐维礼一起下车走回家。那天因为形势很乱，为了安全和保密，干部到市委开会，都不坐小车，一律用大客车集体接送。父亲回家后，一进门放下公文包就给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李研吾打电话商量事情，但这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话筒两次从他手里滑下来，不一会就昏倒在电话机旁。华东医院得知后，连夜赶到家里抢救。半夜一点多，父亲醒过来了，医生要他去住院检查治疗，但他拒绝了，因为第二天上午他要参加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第二天上午，范征夫叔叔为了让父亲休息，代替他去参加批判会了。秘书陶振祥叔叔就劝父亲在家休息，但父亲仍然坚持批阅了一些要急办的文件，交给陶振祥叔叔先带走。然后就对驾驶员卢伯伯说：“你等我一下，我休息一会就去机关”。在父亲休息时，有两个年轻人，好像是交通大学“反到底”组织的造反派，到家里来了，要带父亲去参加批判会，卢伯伯就叫他们在楼下客厅等。快到中午时，大妹妹石玲想去问父亲要不要在家里吃饭，因为那时是她在家里做饭。她进门后叫不醒父亲，就马上叫卢伯伯来看。卢伯伯上楼一看，发现父亲已经昏倒在床上，便立刻通知了华东医院。当华东医院的医生赶到家里，又用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华东医院时，父亲的生命已经抢救不过来了。12月13日下午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我们全家都被接到华东医院。市委领导王一平、杨士法、李研吾和裴先白、王鉴、范征夫等也都赶到医院。当时，华东医院有两派意见，无法确定父亲的死因。经王一平书记动员，母亲同意后，华东医院连夜给父亲作了病理解剖。第二天一早，秘书陶振祥叔叔就到家里来告诉我说，经解剖证实，父亲是患急性出血胰腺炎不治之症而逝世的。还说：“如果造反派来问，你们就照实说真相，他们要是不相信，就让他们到医院去查。”12月14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父亲逝世的消息。12月15日，市里为父亲开了一个追悼会。那天，因为有造反派组织要冲会场，市里为了能顺利地举行追悼会，就借用了警备区礼堂作为会场。王一平书记代表市委参加了追悼会，张承宗副市长致悼词。追悼会开得很匆忙，一结束，与会者就撤出会场，转到万国殡仪馆，向停放在那里的父亲遗体进行告别。遗体最后被送到很远的西宝庆路火葬场火化，这才平安地送走了父亲。父亲的骨灰盒在文革中一度下落不明，一直到1978年6月，郑小全陪母亲陈和阿姨去卫家角公墓领取他父亲郑平的骨灰盒时，突然在办公室里发现了我父亲的骨灰盒。原来民政局有一位好心的同志，一直收藏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几次办公室搬家都没有丢失。母亲知道后，马上去把父亲的骨灰盒领出来，送到了龙华烈士陵园，还登门去那位同志家表示感谢。处理好父亲的后事，我按原计划和韩烽火他们一起登上了步行串联的征途。参加这次步行串联的一共有17人，除了韩烽火，韩久凌、韩少昆、韩少燕一家，贺练平和他三个妹妹一家外，还有吴新、张洪生、蔡悦洪、梁晓皖、魏晓申、孔小明、高新勤、翁蔚兰和我。我们先乘火车到长沙，在长沙花了几天时间，参观了一些革命遗址。12月22日上午离开长沙，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长征。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背着一个背包、还挎一个书包。但第一天就遇上下雨，泥泞小路非常难走。贺练平妹妹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扭伤了，我们只好做个担架抬着她走。雨天路滑，满地泥泞，一天走不了多少路。12月25日下雪了，路一上冻，反而好走了一些，傍晚我们终于到了韶山。第二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七十三周岁生日，那天韶山人很多，大约有三，四十万人，我们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下午离开韶山时，天又下雪了，我们顶着大雪走了几小时，问路时碰到一人，带我们去了毛主席外婆家，当晚我们就住在毛主席外婆家。据说毛主席小时候曾在这里读过书。有一位长者还对我们说，毛主席以前说过，马克思是先知先觉，孙中山是后知后觉，我们是不知不觉。第二天，我们顶着雪开始往广西桂林进发。几天后天晴了，路也好走了。我们有时走在平坦大道上，有时走在山间小路上，穿山越岭，景观多变，倒也不觉得苦和累。沿途有很多接待站，管吃管住。住一般都是铺草垫，打地铺。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在作梦，梦中和我父亲交谈。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在作梦，因为情景太清晰了。直到几年后，回想起来，才意识到当时是在作梦，但谈的问题又不像是作梦，真是太奇怪了。就这样，日行夜宿，我们于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终于走到了桂林。刚进桂林时，路过一个体育场，正赶上造反派在里面开大会批斗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我们就趴在围墙上看。不一会大会结束，造反派把韦国清押上卡车去游街了。本来我们走到桂林，大家都很高兴，但这一幕把大家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光。
当时的桂林，市场上空空如也，一片萧条景象，只有青山绿水如旧。我们乘在桂林休整期间，游玩了芦笛岩等景区。这时韩少燕不幸得了急性肝炎，不能再往前走了，蔡悦洪便自告奋勇要送少燕回上海。他们走后，我们准备继续向贵州进发。但有一天突然从宣传材料上得知，上海的造反派组织搞了个“一月革命”，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得到中央的承认。看到这条消息后，大家都担心家里的情况，无心再往下走了，加上中央发了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于是我们就乘火车打道回府。回到上海时，造反派已经全面夺权，原先的红卫兵组织也没有了。不久我们又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0827部队，这个名字的来历很简单，因为南洋模范中学第一批红卫兵是8月27日成立的，827就是纪念这个日子，前面加个0表示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0827的含义。又因为0827很像是一个部队的番号，所以后面又加了部队两个字。这个组织成立后，我记得好像只开过一次会，抄过一次家，其他什么活动都没有搞过，就自然消亡了。但社会上后来又传出许多0827部队的故事，把它说成是上海的“联动”组织，我想，不是谣言就是冒牌的。随着文革的进展，我们家的处境越来越难了。妈妈荣玉是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办公室副主任，加上受父亲关系的牵连，在所难免地被打倒了，每天到机关不是劳动就是批斗。1967年12月20日晚上，市人委机关造反派和大学造反派联合组织了一次大抄家，我们家也被抄了。抄家时，大妹妹石玲非常勇敢地和造反派在辩论，三妹妹石楚楚看见那些抄家的人在房间里找不到想要的东西，就跑到储藏室里，很可笑地用筷子在油罐里搅了半天，又弯腰伸胳膊到大米缸里摸来摸去的。可能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抄的东西，我房里有一把用钢锯条磨成的裁纸刀，还有一块一寸宽，一尺多长的三合板木条，上面写着“打狗板”三个字，也就都被当着“罪证”给抄走了。抄家后，我们全家被赶到一间房间里打地铺睡觉，其他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有一天，妈妈悄悄告诉我说，我们家所有的存折都在她原先睡觉的房间里，具体藏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下面。现在门被封了，拿不出来怎么办？我听后就说，我明天试试看能不能取出来。第二天，我先用水沾湿封条，再小心地揭下封条，开门进屋，取出了所有的存折，最后再把封条贴上。晚上，我高兴地把存折都交给了妈妈，大概一共是三百元钱。但当时已经不能到银行取款了，因为走资派的存款都被冻结了。也就是在那几天，湖南老家的奶奶因被停发生活费后，知道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悲伤过度，以至贫病交加而去世。山东的外婆也几乎同时去世了。南北二位老人相继故去，我们又是这种处境，妈妈坐在地铺上，一筹莫展。我们也无计可施，只好安慰她。不久，我们家就被扫地出门了。机关造反派通知我们，要我们从泰安路115弄6号搬到高安路14号3室。当时搬家没有汽车，只好借了一辆平板车，每天晚上一车一车的拖。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四个妹妹都还小，幸亏泰安路的老邻居后晓海、程晓明、顾达、顾晓等和高安路的新邻居靳立明等帮忙，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家搬完。以后整个文革期间，我们家都住在那儿。
1968年春节前，我刚搬到高安路新家不久，有一天，俞胶东问我去过苏州没有，我说没有去过。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去苏州玩。我们买的是八角钱一张的票，乘的是闷罐子火车。到苏州后，俞胶东带我住在苏州地委书记储江家中。俞胶东父亲俞铭璜原来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前已去世，俞、储两家是老战友，又沾点亲，关系很好。我们到时，储江家刚从原住处搬到一间平房内，屋内用木柜和布帘子隔成里外两间。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冲着门口的柜子上挂着林彪一家四口的照片，这在当时很有点挂门神像的味道。俞胶东告诉我说，叶群在苏州太仓搞四清时，树了一个老太太典型，叫顾阿桃。那时储江叔叔和叶群有过接触。后来又有人给他报了一个能背诵毛选的积极分子，是个瞎子。储江叔叔就说，刚树了一个老太婆，又来一个瞎子，好人都到哪里去了？有这样的言论当然会被造反派打倒。储江叔叔当时被红卫兵关着，有时晚上可以回来一会，所以我见过几次。有一次，他回来说，看守他的中学红卫兵要求和我们座谈形势，俞胶东没有答应。几天后，我们就回上海了。没想到这次苏州之行后来上了市专案办公室的简报。简报详细叙述了我们在苏州的住处和每天的活动情况，只是在谈到目的的时候，说我们是要和苏州红卫兵座谈形势，当然最后加了“未遂”两个字。这样的笑话还有，那年夏天，我经常和张洪生、白晓鲁、白晓苏、王榕屏、王海、康也非等去西郊公园拍照。记得有一次，王榕屏看到一个大熊猫盘腿坐在一棵枯树上，他就拿着相机跳进围墙，跑到枯树下给熊猫拍了张照，然后又爬出围墙。整个过程有点惊险，幸亏熊猫没理他。那张照片拍得很好，我收藏了好多年，可惜后来搬家弄丢了。这件事也上了市专案办公室的简报，说我们经常去西郊公园聚会，但目的不明。1968年5月9日至6月17日，我参加了徐汇区革委会主任黄克创办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学习班共有学员46人，他们都是原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一些造反派挑选的帮教人员，其实就是造反派。学习班的地址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的一座房子里，所以也叫北桥学习班。学习班期间，他们不许我们回家，也不许我们和外面联系，天天大会小会不断，逼我们揭发父母的“罪行”，要我们和父母划清界线，我们都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位学员在逼迫下，不无幽默地对造反派说：“你们说我父亲是走资派，可是他伪装得太好了，我没看出来”。造反派听了也无可奈何。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带我们去学员父母的单位，参加对学员父母的批斗会。比如有一次，上海汽轮机厂开大会批斗原厂党委书记龙跃，我们都被带到会场。造反派让龙跃当场跪在台上，并逼他的女儿龙江榕上台去念造反派准备好的批判稿，还让她带头喊打倒她父亲的口号，为此龙江榕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晚上回到学习班睡觉时，同寝室的王麦娜和周德枫怕龙江榕说梦话被别人听到抓小辫子，就一直不敢睡。果然龙江榕在梦里不断地说：“爸爸，我对不起你”。王麦娜她们一听，赶快把龙江榕叫醒了。那晚，她们谁都没敢再睡。
第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又办了第二期。第二期的学员人数更多，参加的批斗会也更多，我记得在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王一平的几次批判会时，我们第一期的学员也被叫去参加了。学习班结束后不久，我和几个朋友骑自行车去了一次黄山。出发时是陈丹辽、白晓鲁、刘隆生、王榕屏、史晨婴、黄安民和我七个人。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还带一条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我带了20元钱，临走时又从妈妈那拿了几卷胶卷，后来拍出来才发现都是发霉的胶卷。我们第一天骑到海盐，没有进县城，而是在海边找到一个水泥房子，就住了进去。那间房子很小，一半放自行车，一半打地铺睡觉，大家都像虾米似的挤在一起，谁也翻不了身，外面涛声不绝，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夜晚。第二天赶到杭州，我们在杭州玩了两天，第一天晚上好像是睡在火车站广场上，另一天晚上是睡在六和塔的二楼。六和塔里面是地板，睡的很舒服。早上五点多，突然来了一批工人造反派，我们拿出红卫兵考察社会的介绍信给他们看，他们就放我们走了。离开杭州时，我们成了七人六骑。原因是黄安民的母亲阎明光得知市里很关注我们这次出行，怕出问题惹麻烦，就叫康毅和刘恩恕坐火车赶到杭州劝我们回上海。我们问心无愧，没有听劝，黄安民因为难违母命，就跟着康毅骑车回上海了，刘恩恕却留下来和我们同行。我们是坐小火轮离开杭州的，轮船沿富春江一路开去，两岸美景折服了所有的人。在桐庐下船后，我们又去了新安江水库大坝和淳安县城。一路上时而骑车,时而坐轮船，时而还坐一段人工划的小船，最后进入安徽省。到达黄山下的汤口镇时，已是晚上，我们在山下一所学校的教室里睡了一晚。第二天进入黄山景区，景区内有个黄山宾馆，当时是八角钱一个床位，我们说服了服务员，让我们二个人挤一张小床，这样就省了一半房费。宾馆门口有一条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小溪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我们发现小洋楼的后门没有锁，就进去参观了。进去一看，才知道这地方是越南胡志明主席住过的地方，墙上还挂着许多胡志明和董必武的真迹条幅。在黄山宾馆住了一晚后，我们开始登山，第一天爬到玉屏楼就住下了，第二天住在北海宾馆，一路上饱览了黄山的奇峰异景。第三天经云谷寺下山后，没有休息，就直接登程回上海了。从黄山回来时，我们没有走水路，而是走的陆路。开始还很顺利，但自行车骑到临安时，被当地造反派扣住了。这儿的造反派有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他们见我们都是外地口音，二话不说，就扣下来审查。我们向他们如实讲了情况，他们就拍电报到上海学校去查询。但到下午五点多钟时，还没有接到回音，再看我们一付坦然的样子，不像坏人，就放我们走了。为了尽快离开这倒霉的地方，我们就连夜往杭州骑，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天朦朦亮时才到杭州。当我们坐在西湖边上商量下一步安排时，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把我们带到市区一座楼房内，这座楼房是一个造反组织的总部所在地，这个造反组织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他们让我们在楼梯拐弯处打地铺休息，所有上下楼的人都从我们跟前过。我看见好几个剃着大光头，上身赤膊，身上纹着龙图案，腰间系着大宽皮带的人，就像电影里旧社会的打手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案子，所以他们对我们还算客气，让我们到马路对面买羊肉包子吃。我们每人都过了一次堂，大家都如实讲了这次出来的目的和情况，其实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最后他们通知我们，说学校要来人领我们出去。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南洋模范中学的造反派接到查询电报，就造谣说我们到黄山是和北京联动的彭晓蒙秘密串联，开反革命会议的，要求当地造反派把我们扣下来。学校造反派的人来到后，我们把剩下的钱都买了车票坐火车回上海了。到上海站后，学校造反派的人要带我们去学校，并在车站上大声公布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同意，说要去就去徐汇区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刘隆生大怒，抡开了军用水壶，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打了出来。他们哪里知道，刘隆生长的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初中上体育课时，就曾把手榴弹扔出南洋模范中学操场的高围墙，掉到华山路上去了，当时吓得体育老师脸都白了。出了火车站后，我们就各自回家。此事以后也就没有下文了。1968年底，开始组织中学生上山下乡了，肖山山等几个初中同学给青海、内蒙、吉林、云南等许多地方写了联系信，要求去当地插队。后来只有吉林省蛟河县白石山公社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我们派人去谈。接到信后，大家就派陈丹辽、肖山山等四人赴吉林实地考察。白石山公社的领导本来不太相信我们会从大上海到他们那个偏远山区落户，一见真来人了，就表示欢迎，并打算把我们安排在条件好一点的地方。陈丹辽当时就问公社领导：“全公社那个大队交通最不方便。”公社领导在地图上指着南边的育青大队说，这儿离公社有20多里山路，交通最不方便。陈丹辽当即表示，那我们就去育青。一语即出，举座皆惊。那年头，许多人都在挑离家近、交通方便、经济富裕的地方插队，公社干部还没有碰到象我们这样找苦地方去的人。所以，一开始就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了。陈丹辽后来曾得意地说，这在兵书上叫作“置于死地而后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1969年2月18日，大年初二那天，我和陈丹辽、白晓鲁、刘隆生、裘锦心、王榕屏、韩少昆、肖山山、杨杏林、戚历生一行10个男生告别家人和朋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们10个人中，除了裘锦心的父亲是交通大学教授，当时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外，其余9个人的父母都是清一色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样一伙人不随学校统一安排上山下乡，却自由组合、自寻出路，不知当时有没有被列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和一些互相尊重的志同道合者，一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儿“大有作为”一番。所以，我们带的行李中，有大量的书籍和包括台钳在内的钳工工具。刘隆生把家里的缝纫机和手摇留声机也带上了，一副扎根落户、长期作战的架势。但前途会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预料，也没有去多想。列车好象开了两天两夜，终于到了吉林市和延边之间的白石山小站，这儿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生产队的大车已经等在车站了，我们一上车，车老板就扬鞭赶着车往山里跑去，2个多小时后，到了育青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的驻地三部落。育青大队一共有七个生产小队，分别坐落在四个自然部落里。四个部落沿山沟一字排开，地势东高西低。一部落在大队最西面，地势平坦，住有一、二两个生产小队。二部落居中，住有三、四两个生产小队，大队部也设在这里。几个月后，以韩烽火、康毅为正副户长，施小平、黄安民、张连云、康非非、康也非、孔小明、肖龙龙、刘小友为户员的另外10个同学到来后，就被安排在二部落的四小队。我们所在的三部落只有一个五小队，村子建在山坡上。四部落在最东面，靠山里，有六、七两个小队，这两个小队都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队里有猎户，常去山里打黑熊、野猪、狍子等野物。后来我们也常去四部落买野味改善生活。三部落和四部落之间还有一个小水库，蓄水可供下面三个部落种水稻。当晚，队里请我们吃了顿忆苦饭，这在当时是对知青最时尚的欢迎仪式了。饭后，安排我们住在打扫过的旧仓库里，后来又调整到农民家的空房子里住了一些日子，一直到秋天，才搬进生产队为我们在水库边盖的新房里。东北的冬天到处是冰天雪地的，大田里没有活干，生产队一般都安排到山里去抬木头、砍柴火。春天大地解冻后，开始下田干活了。记得我们第一次下田干的活是抓粪。前面有人刨坑，我们就抓一把掺了土的人粪放在坑里，后面还有人点下玉米种子盖上土。人粪化冻后，很粘，还有活的蛆在爬，但我们谁也没有退缩，一直把活干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社员一样，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没有一个人偷懒逃工的。我们很快就和社员打成一片，休息时，社员不分大小都喜欢到我们集体户来玩。我们也逐渐学会了农活，个个都成了壮劳力。有一次，戚历生到县知青办公室办事，知青办的干部和戚历生一握手便大吃一惊，马上抓过戚历生长满老茧的手仔细看了一会，然后举起戚历生的手冲着办公室的人大声说，你们看，这才是真正干活的手！很快，我们集体户成了全县的先进集体户，后来又成为吉林地区远近闻名的先进集体户，当时只要一提上海知青，就没有不知道的。我们10个人，各有特点。户长陈丹辽比较成熟，主意很多，一直想用我们学过的知识，为改变农村状况做些事。他经常仰着头，眨着眼在那儿苦思冥想。开始想搞发电，因为我们刚到时，生产队还没有通上电，晚上点的全是煤油灯。他带我们去水库考察，测量落差，想搞一个小水力发电，供生产队用。后来因为军工单位在三线建设时，顺路给大队通上了电，他才作罢。他还曾想设计一种在山坡地用的自动播种机。受他影响，在他参军后，我们在生产队推广了合理密植等一系列科学种田的措施，增加了粮食产量。副户长白晓鲁能说会道，擅长公关，他经常代表集体户外出开会，作报告，与各级政府领导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是我们集体户的代表人物。1971年入党后，担任育青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春被推荐上了大学。王榕屏表面粗犷，实则内秀，外号“野人”。秋天进山打松子时，他爬一抱多粗的松树，像猴子一样灵活，爬得比社员都快，他采的松子也是最多的。1969年底，部队征兵，公社干部问我们，有没有家里父母解放了，愿意参军的。正好王榕屏父亲刚解放，公社就搞了个电报政审，把他送去当兵了。转业后，曾在上海海运学院学习过，后来又自学成才成了摄影家，担任过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杨杏林性格温和，脾气特别好，是我们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很受大家欢迎。时隔三十三年后的2006年秋，我们重返生产队时，老乡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讲述着杨杏林当年是怎样给他们看病的事迹。杨杏林的母亲徐福静在延安时就是给中央领导看病的医生，建国后是中央警卫局第一任保健科科长和保健处处长，所以说他的医术和医德都有点“家传”。1973年大学招生时，吉林医科大学的老师曾动员我去他们学校学医，我就把杨杏林推荐给那位老师，说杨杏林是赤脚医生，又有医家渊源，比我更合适学医。后来杨杏林真的入了那所大学，现在已经是教授级的老中医了。我们户10个人，性格各不相同，但却特别团结。几年中没有红过一次脸，没发生过一次吵架事件。我们内部实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每天留一个人在家做饭，其余人都上工。年底分红时，大家一律平均分配，没有一个人斤斤计较算小帐的。特别是在招工上学等问题上，大家都很谦让，从来没人争过。比如1970年，文革中第一次大学招生时，我们推荐裘锦心上了吉林师大，因为他出身“书香门第”。第一次招工是1971年，我们推荐的是刘隆生和四队集体户的施小平、黄安民。原因是他们三人岁数偏大，而且家中状况不容乐观。刘隆生父亲刘慎之是当时“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成员，施小平和黄安民的父亲施平和黄宇齐，是华东局的干部，当时都被关押着。开始时，吉林自来水公司的招工人员看到他们三人篮球打得好，非常高兴，后来一看档案就吓住了，不敢收，想换人。公社顶住了，知青办的陈玉林说：“他们是先进集体户的代表，你要不收，我一个都不给。”官司打到县劳动局，招工单位同样碰了钉子，只好把他们三人招走了。我在1970年初被选为生产小队的会计。当上小队会计后，我照样每天下大田参加劳动，所有的帐目都是晚上处理的。一年下来，没有因为下帐耽误过一天工，帐目也没有差过一分钱。1971年初又担任了大队会计，当时大队会计还要兼任信用社和税务所的代办，所以就很少有机会下农田了。除了到县里和公社开会，或陪大队书记、大队长下生产队检查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队部坐班。![]()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年底上面派来了工作队。在工作队干部的鼓励下，我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在当时对我这样身份的人来说，真是有点“斗胆”的味道。为此，组织上专门派人到上海去外调，带回了一份还没有批复的专案组报告，报告上对我父亲的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听说后来公社党委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面对这份报告，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公社党委书记朱克就说，我们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不唯成份论，再说这份报告还没批下来，就是批下来，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听后一致赞成。就这样，我在1972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树喜和副书记白晓鲁。后来，在县里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时，我被选为共青团蛟河县委委员，白石山公社团委副书记，育青大队团总支书记，开始做起共青团工作了。1973年，蛟河县委多次派人下来考察我，打算把我调到县里工作，作为接班人培养。但我因为家庭情况实在是不敢从政，后来县里就送我上了清华大学。我被清华大学录取的过程，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后来听舅舅告诉我的，我特别感动。1973年大学招生，我舅舅荣世芳是阜新煤矿学院的领导，他们学校也有到蛟河县招生的名额。我舅舅就请到蛟河县招生的老师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后来那位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舅舅，说我的情况很好，一点都不需要帮忙。那年大学招生是在“文革”期间，唯一要通过考试的一次。开头几天考试很正常，但最后一天考化学时，突然宣布停考、废考，招生仍然以单位推荐为主。当时我们很奇怪，但很快就知道是因为出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又是县里重点推荐的，招生老师都愿意录取我，吉林大学最先把我的档案取走了。县教育局的同志发现后，就找吉林大学的招生老师说：“这个人只有一个老母亲在上海，我们想把他往上海或南方送，你们就不要收了，把他放出来吧。”我的档案被吉林大学放出来后，没几天哈工大的招生老师到了县里，一看到我的材料就拿走了，准备录取我。这时许多学校的招生老师就不干了，找县教育局说，你不让我们收，为什么哈工大能收。县教育局的同志听后又去劝哈工大的招生老师把我的档案放出来了。最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蛟河县，县教育局的同志就把我的材料推荐给他，清华大学的招生教师一看就把我录取了。舅舅后来问我，当地对你们这么好，你们送了多少礼？我告诉舅舅，我一瓶酒也没有送过，我不抽烟，别说送，连递一支烟都没有。舅舅听后感慨地说，你们那儿的干部政策水平真高啊。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我们这样一批“可教育好子女”，在吉林省蛟河县那块土地上，居然没有受到歧视和迫害，反而受到尊重。20个人中，上大学的就有9人，参军的3人，进工厂的6人，调走2人，这在全国恐怕都是一个少有的特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特别怀念和感谢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闫同兹、朱克、张相臣、陈玉林、刘树喜、国长山、娄万增、张起、武传钢……等，是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收留了我们，保护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告别了插队五年的白石山后，我就动身去北京。沿途先去阜新看望了舅舅，等我到清华大学报到时，已是九月底，最后一天报到的日子了。我学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被分在计三（1）班。可能是因为我在农村的表现，学校还安排我在校学生会和系学生会做一些社会工作。“文革”中，“四人帮”把建国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批得一无是处。他们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帜，推行了一条极左的教育路线。我们入学不久，学校就说抓基础理论教学是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提出以典型产品带教学的方法。所以我们很快就下到天津市红星工厂开门办学。那是一家生产台式计算器的工厂，我们在那里边学习，边实践，一直到一年级结束才回到学校。二年级时又以DJS－130小型计算机为典型产品，学习了计算机的设计、生产、调试，最后还编写了培训教材。这种教学方法是实用主义的做法，可以学到一些技能，可是培养的学生根基很浅，基础理论不扎实，很难具备科研攻关的实力。但值得我庆幸的是，在清华大学我遇到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老师，如教英语的毕兆年老师，教数学的居余马老师，教计算机专业的黎达、史美林、梁英、王诚老师，特别是带我毕业实践的，有“器件王”之称的王尔乾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不但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还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这在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受益匪浅。我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多时间，也正好是文革的最后三年。当时“四人帮”的干将迟群、谢静宜把持着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的政治风向特别敏感，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学小靳庄，唱样板戏；一会儿又评《水浒》，批投降派。乱哄哄的，没一点章法。给我的感觉好像没人知道“文革”该怎么搞，“文革”就像一艘漂泊在大海上的船，漂到哪里算哪里。那时，我经常给妈妈和舅舅写信，传递这些信息。妈妈常把这些信给一些熟人看，以致于他们碰到妈妈就悄悄地问有没有我新的来信。舅舅后来见到我，说我的信写得有水平，信息很多，但看不出一点倾向，谁都抓不到把柄。
第三年，开始毕业实践了。我们班一共分二个课题组，我是其中一个课题组的组长，组员有赵兰所、解伟胜、曹索菲、石玉芬、黄美琴。指导老师是王尔乾、王诚、张喜英。我们的课题是I2L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就是用注入逻辑集成电路把小型计算机设计成微型计算机。这个项目即有计算机的设计，又有集成电路的设计，很能锻炼人。课题开始时，清华大学正在批判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之事。我和老师带着课题组有意避开这些政治活动，要么去外地调研，要么住到工厂去，专心搞课题。1976年清明节时，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我也和课题组的几位同学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后来追查时，我们谁都没说。在批邓时，学校又追查起1975年7、8、9三个月有关“四人帮”的“谣言”，要大家揭发在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过那些“谣言”。我们课题组没有一个人揭发。最后班里的组织委员来找我，说另一个组已经有人揭发了，你们组总得凑几条，好交差啊！我说：“这种事能凑吗？传谣言是坏事，不是好事，我们组没人传谣言是好事，不是坏事。”他无话可说，会心的笑笑，就走了。随着中央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清华校园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迟群、谢静宜经常信口就点名批评一些中央领导人，江青也跑到清华来活动。特别是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他们的活动更猖狂，言语更露骨，大有夺权坐天下的势头。学校还布置我们给江青写效忠信，在课题组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借口要等在唐山救灾的同学回来为由，把事情拖下来了。10月上旬，中央采取紧急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美梦，终于结束了为患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也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走上了正轨。.阅后请在下方点击【分享】【点赞】【在看】，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