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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他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他一直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拒绝黑板上的经济学，强调要把经济学的理论和原理，融入到真实世界之中。周其仁，男，1950年8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他在北大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多次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他在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产权与制度经济学”课程一直保持满分。01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的纠错，但我们存在一个悖论：
计划体制纠错能力不够强，问题积累越来越多才需要改革，但改革一旦取得成就，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一旦停止改革，我们将面临三大麻烦。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但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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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0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就会出问题，会让失望情绪弥漫，无法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03
第三，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因此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举一些很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如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不少城市都有“黑车”，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就会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却有市场，例如此等还有种种，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增长掩盖问题，下行暴露问题。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很多问题当然也存在，但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人财富的增长，可能会掩盖一些现实问题，例如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生产率、甚至是股市等等。
当下的经济形势是高位下行，有一句俗话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大致上说的就是高位下行这个问题。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股市十几年三千点左右徘徊，房地产的虚高和收入的不平衡，以及地方债务的风险，这些问题不是这几年才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就有所征兆。
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些问题，会重视这些问题？
是因为增长放缓了，增长一放缓，人就会去找原因，让过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重要了。
此时叠加的风险因素就会增多，久而久之，矛盾就会呈现连锁爆发的趋势。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大词汇”当头，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难以触动。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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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
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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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有明显的缺陷：
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
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
但高度的计划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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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实践中走出了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用最简洁的解释，即：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这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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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的路子，不是经济学家在课堂里讨论出来的，也不是庙堂上的老爷们拍脑袋出来的，而是农民在田间地头，商人企业家在市场交易中摸索出来的。2、路子一直有，办法一直在，不需要重复造轮子，尤其是不需要老爷们造一个方形的轮子。唯一要做的，就是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名，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它们是合法的。3、我们之所以有很多东西不合法，灰空间多，不是我们喜欢钻空子，而是法律、制度太落后。真正应该做的，是对那些对别人和社会不会造成啥伤害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确认，让它变得合法。4、我们改革之所以难，利益集团的阻挠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是依据不容置喙的理论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很僵化。稍不注意，改革就会碰上“大词汇”，就改不动了！（本文主要内容摘选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根据文章逻辑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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