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彦奎｜说古道今·漫话窦史

《元和姓纂》载夏帝相支孙以窦为氏，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则明言少康次子“龙”为窦姓始祖，人们尤其是窦氏族人并未过多注意这个问题，其说法也只好沉睡在浩瀚的史堆中。近几年来，窦氏族人特别是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对窦氏世系问题尤为重视，据史载将窦氏世系一下子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是值得十分欣喜的。现在又发现了流传在民间的宁阳资料，该资料记载窦氏出自帝尧少子窦尊曦。凡四十四代一谱，至六十四代又一谱。究竟以谁为我们的始祖，是否窦氏存在两支？有关尊曦谱中五十二代后裔与龙谱中六十九代后裔均为窦鸣犊，合在一起了。看来窦氏只能是一支，不存在尊曦、龙各为一支的问题。2006年8月云南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在有些问题未弄清前，仍以窦龙为我们的始祖。这就是说，在有关尊曦资料未有定论前，我们必须以龙为始祖。对于有关尊曦诸资料，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能轻易相信，也不能草率否定，而要通过认真探讨、分析、研究、论证，以确定其价值及意义，使问题有一个合乎逻辑和情理，又合乎客观的说法。同时也要对龙为始祖的有关资料进行相应的探讨研究，最后达到统一认识，使二者确定其一。

一、正确对待《史记》、《元和姓纂》、《新唐书》等史料中关于窦氏早期历史的记载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被称为正史。尽管大多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其修撰者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历史、处理历史问题，并由此而得出结论的，其间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疏漏，但还是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这是肯定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我们窦史，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都有记载，研究窦史当然也应以这些历史记载为蓝本，再结合我们窦氏历代流传下来的家谱、族谱，我们窦氏的历史是不难弄清楚的。据此，编撰一部系统的窦氏世系史也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如果对史载不加分析、辨别，一味唯史，一切以历史记载为准，那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窦氏历史文化的研究，最终也使历史资料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史载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编撰者的主观认识，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相信历史，以历史记载为据，但不搞唯史论，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来个去伪从真，切忌兼收并蓄，而应批判地继承。《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但《史记》中的记载亦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中载：“（禹）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对于史记中的这个说法，史学界历来予以否定，认为禹年老时，准备让位给伯益。但是，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利用已得的权势，杀死伯益，继承禹的位置，开始了“家天下”。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史学界有如是认识和结论，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和根据的。在当时，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奴隶制代替原始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再如，《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讲的是历史，不是神话。谁都知道妇女怀孕是由女性生殖细胞和男性生殖细胞结合而成。姜嫄践巨人迹怎么会生子弃呢？但那个时代人们就相信这说法，故司马迁记之。学者闻一多对周史颇有研究。他终于揭开了《史记》中这个说法的谜底。原来，在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初期，巫师及其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位置，一个男巫在前面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女子姜嫄及其许多人跟随其后以观之，后来随行的人越来越少，以至姜嫄与这巫师到了荒郊野外，两人交合，不巧姜嫄受孕，生下子弃，即周祖后稷。但周人后来成为统治者，能让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姜嫄与巫师野合而成么？能让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么？于是就杜撰了一个姜嫄践巨人迹而孕的故事，司马迁也就只好遵其说了。话说到这里，我们是相信史记所说呢，还是相信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成果？《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玄鸟陨卵”中有人类男性生殖细胞么？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史记》中关于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记载吧。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编集，历来说法不一。至于最后的编定，司马迁在《史记》中归之于孔子，但后代人多认为不可信，因为孔子自己曾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而且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鲁国乐工曾为吴公子季札奏各国风诗，其次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年仅八岁。可见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和今本《诗经》篇目大致相同的本子。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班固说得更为具体详细，但唐以后，学者多有异议。据《论语》记载，左丘明和孔子同时，而《左传》结尾所提到的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已有七十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作者该是战国早期某个熟悉历史掌故和了解列国情况的人，不一定是左丘明。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仍无定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人据此认为《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之手，而《左传》又是传《春秋》的，所以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其实，《国语》和《左传》两书，无论从体例或文笔上看，都存在很大差异。《国语》所记内容又多与《左传》重复、抵触，彼此之间往往详略互异。要说两书同出一人之手，实难令人置信。《国语》记事起于周初，远比《左传》、《春秋》为早，它和《春秋》显然不属同一系统，称作《春秋外传》是不恰当的。比较合理的看法，《国语》的作者大约也和《左传》一样，应该是战国早期某个熟悉历史掌故和了解各国情况的人。还有老子这个人，生卒年不详。《史记》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人。曾任周王室史官，晚年见周王室衰落，乃退隐着《老子》五千余言。近世学者对于老子和《老子》书颇有争议。现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老子》书成于战国时庄子之前，其基本思想仍应是春秋时老子的思想。成书于公元1716年的《康熙字典》，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的一部工具书，它收字46975个，它的出版问世，对于促进汉字规范化，进行科学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康熙字典》中的错误竟高达两千多处，而成书于1915年的《中华大字典》，则对《康熙字典》中的错误作了彻底的纠正。还是说一个现代的事情吧。几乎所有人包括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人，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看来这是不容否定的。但遵义会议的详细到底如何呢？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会者共二十人。会议集中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即王明错误路线。到会的许多人都发了言，毛泽东发言尖锐、深刻。通过三天会议的讨论，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三、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领导全党、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全部内容。在这以后，所有军事行动，周恩来都问毛泽东，都听毛泽东的。1935年2月5日，红军进至云、贵、川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工作，并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可说是“代理书记”吧。这以后，军事上仍由周恩来说了算，但周恩来事事仍以毛泽东的意见为意见。因为按毛泽东的意见办，就打胜仗。直到1935年3月11日左右，红军进至贵州省鸭溪、苟坝一带，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为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有了军事上的指挥权，党的领导仍由张闻天负责。文革中老帅一个个都受冲击，难以幸免，唯独周恩来未受冲击，原因只仅仅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跟得紧么？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句句都准，句句都必须照着去做。而必须与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在指导革命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革命不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中才能获得胜利。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太强大了，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处于这强大势力的包围之中。但列宁就不信这一点，他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首先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实际行动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列宁要是教条地相信马克思的话，等待这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么？唐高祖时，为了说明李唐的天下是神赐予的，就杜撰了一个称老子李耳是唐统治者老祖宗的故事。唐初有个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遇到个骑马的白胡子老人。老人让他转告唐朝天子说：“我是他的祖先，他子子孙孙都可以做天子。”于是高祖在羊角山为老人立了庙。李唐统治者也就以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道教在唐代也因此而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样的杜撰，不论记载在什么资料中，我们能相信么？老子是春秋时人，着有《道德经》五千余言。他在春秋时就已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族”了，而唐高祖李渊的祖先是在十六国北凉时才由鲜卑族归化为汉族的。所以说，我们读书，包括读史书，要做到像历史上东林党人那样，既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读死书，是所读的书有问题，当然也与读书人不无关系，明知是“死书”，为什么还要读，要相信呢？当然，读一读、看一看也可以；至于死读书，这问题可就大了，死读书是读书人的方法有问题，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我们死读书，一切都相信书本上所说的，那我们岂不成了古典戏剧《三滴血》中的五台县令晋（尽）信书了么？历史上死读书的例子和教训还少么？蜀汉大将马谡，就是一个典型的死读书的例子。他教条地理解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条文，将营扎在山巅上，以致被魏兵团团围住，断了水道，失街亭而遭军法处置。诸葛亮挥泪杀了马谡，方才想起刘备所说的“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话来，但为时已晚矣。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有关学术问题争论的故事，《孙子兵法》历来为中外军事家所重视，日本人就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拿破仑在失败后才见到了《孙子兵法》，竟十分气愤地埋怨他这么晚才见到这本书，可见《孙子兵法》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可孙子是谁？是孙武，还是孙膑？尽管《史记》有明确的记载，但史学界为此争论了数百年，喋喋不休，争论未有结果。甚至认为《孙子兵法》为孙膑所著的观点占了上风，还颇振振有词的。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同时也出土了《孙子兵法》，这才给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孙膑兵法》结合战例进行总结，而《孙子兵法》则属纯军事理论总结，不结合任何具体战例。话说到此，如何对待历史记载，如何对待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想必也已很明白了。那就是相信历史，相信史载，但不唯史论；一概否定史载，否定历史的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定其真伪。至于《元和姓纂》和《新唐书》，不管是记载早期窦史也好，还是记载其他历史事件也好，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认为其所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就研究窦史而言，也应该以历史记载为准绳，结合野史、秘史记载和历代一些笔记文记载，并尽量搜集民间窦氏族人世代流传的族谱资料（这是极珍贵且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综合分析之，以辨真伪，达到求真之目的，对于其中存在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甚或有争议的问题，更应该认真对待，不可草率马虎。

二、如何看待民间传说及高龄老人们所提供的信息

民间传说也属于一种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它里面蕴藏了大量的历史知识，或与历史人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也寄寓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至于高龄老人们提供的有关信息，有些则为这些老人们亲历，有些则是这些老人们从前辈人那里听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管是民间传说也好，还是高龄老人们提供的信息也好，我们都应认真地加以分析、比较，通过研究论证，去粗取精，吸取其中一些合理的东西，舍去那些不合理甚至明显带有迷信、神话色彩的东西。比如雍地的窦王陵，雍地人都知道这是夏王窦建德陵墓，并说李世民与窦建德为甥舅关系。然在窦王陵所在的颜家河口，牛钵峪这个村子，许多人所说却与事实相去甚远。有的说是战国时楚国一宰相谋反，被赶至此，即使真如此，还能被赶到秦国腹地凤翔么，秦国强大的军队是干什么的；有的则说是南方一小国王姓窦，被追赶翻过秦岭而来，太离奇了，连朝代都没有，我们能相信这两种说法么？我撰《谒祭窦王陵》一文，涉及地名颜家河，因其谐音为“晏驾河”，与雍地有关窦王的传说有关。但颜家河如今人们已称袁家河，这“晏驾”的谐音如何交待，看来只有将其地名弄清了。我问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牛钵峪附近村庄的人，都说叫“袁家河”，也有说叫“延家河”“闫家河”的，但也有人说叫“颜家河”，难以定论。后几经周折，找到颜家河一王姓老人，他说叫“颜家河”，是民国时期颜家河一袁姓人当甲长时改为“袁家河”的，他还为我写了文字证明，这似乎可以下结论了。但老人所说有没有感情因素在里面呢？加之颜家河已没有一户颜姓人家了，我犯愁了，继续查。一次，与同族一老翁闲聊时，说起了这件事，老翁自信地说：“我知道这个‘颜’字。”“是哪一个‘颜’字，你写给我看。”老翁回答说：“我没有文化，也不会写，你写我给你看。”为不误导老人，我依次写了“延”“袁”“闫”“严”等字，均被老人否定。最后我写了一个“彦”字，老人停了片刻，也说不是。于是，我给“彦”加“页”，写成了“颜”，老人笑了起来：“就是这个字。”我问老人有什么证据，老人说，他青年时去颜家河运石料，颜家河村口路边有一两米高的石碑（系自然石），上刻“颜家河”三个大字。至此，这颜家河的村名最终为一个文盲老人所说清。还有那凤翔城的城址，传说是祥瑞之鸟凤凰，在天降瑞雪之后，绕城址走一圈，人们才据此筑起了凤翔城，并说以前几次选址筑城，都未成功。解放初期，在现凤翔城西北方几百米的地方，确实残存着一段未曾筑起的城墙。谁能相信凤凰划定城址的说法呢？那究竟是个美好的传说。但传说总是有原因的，可能在选城址的问题上有过分歧，后来有人借此说法将城址问题给解决了。我在了解辛亥革命老人窦应昌的事迹时，许多老人都说解放初期时任凤翔县委书记的邰光瑞曾两次亲临应昌家，邀其参加政协会议，对于这个说法如何理解呢？我想邰书记亲临应昌家是实，邀请参加政协会议有误，应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地方政协是1954年之后才成立的。至于窦应昌先生对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态度，他是很明确的。在凤翔汉封乡窦村一带流传着武则天入宫为妃前曾去窦村祭祖一事，经查，这件事历史无记载，但却在窦村北麻仙洞签谱序言中明明白白地记着这件事，好珍贵的一笔啊！这件事现在也被记载在《窦村志》中。就拿大家熟知的陕甘回民起义，凤翔尤剧。凤翔城被灵台、固原、张家川等地回民围困达十五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回民在城乡间到处抢掠烧杀，城西柳林窦家堡子被破，堡内所藏周围村庄民众无一人幸免，血流成河。回民起义距今已140多年了，这些细节仍在雍地流传着。原来回民围困柳林堡子数日，无法攻克，准备撤离。柳林干河村谢家底下一群众在堡墙上用土炮轰击回民，将一小头目打下马来，受了点轻伤，该头目怒极，发誓要破堡子。回民掘地道至堡墙下，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前些年在堡旁搞农田基建，挖掘出的尸骨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传说的历史在正史，在凤翔县志中当然是无法找到的，但这是铁的事实。因此，我们对有关窦史尤其是早期窦史，不论是民间流传的，还是高龄老人提供的有关信息，都应认真对待，深入研究，并结合实际予以探讨论证，理清来龙去脉，这是非常重要的。如能搜集到民间流传的有关窦氏早期历史的文字资料甚或家（族）谱，那就更好了。因为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窦史提供了资料，是很有意义的。

华夏民族的早期历史，尤是炎黄时代及以前，大多是由传说被后来的人记载下来的，许多也已得到了考古证实和支持。陕西日报2006年12月2日报道丁亥年（2007）恭祭华胥氏大典明春在蓝田县华胥镇举行。据考证，大约在8300多年前，我们的始祖母——华胥氏就在现在的蓝田县生活繁衍，她生育了伏羲氏和女娲，揭开了华夏民族文明的篇章。据史载，“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氏、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说明有史可考的华夏民族文明史从华胥氏开始。大典主题为“弘扬华胥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但我们细想，华胥氏至黄帝四代人，华胥氏生活在距今约8300多年前，而黄帝生活在距今约4000多年以前。黄帝至舜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间。这样看来，华胥氏至黄帝3000—4000年时间，四代人能成立吗？但谁能否定这些历史呢？我们能不承认这历史么？能一概否定么？其实，从华胥氏到黄帝三、四千年四代人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是能够成立的。因为那时的人名既是氏族（部落）酋长名，又是氏族部落名，一个氏族部落所持续的时间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代人所需的时间，这个问题下面接着讨论。

三、对炎黄时代人物、部落名称的理解问题

炎黄时代学术界有人称为传说时代，后世人们用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故事，有历史的内容，但并不完全等于历史。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加以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中摄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并尽可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互相印证，才可称为具有科学性的历史。对于炎黄时代的传说人物更应如此。我们常说的炎帝和黄帝，他们既是人名，又是部族名。传说中的人物很多，像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共工等人物，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不是虚拟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和他们共存的还有许多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在一起联盟，有的通婚友好，有的相互打仗。但是把这些“人物”当作一个具体的人那就错了。其实他们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部族。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的名字只当作一个部族的名称，那也就错了。原始社会往往人名和部族名是统一的。现举三例证明之。其一，《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和炎帝应为同一时期人物，但是《帝王世纪》中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只看成一个人，岂能在五百年以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哪有这么长寿的人，显然是指部族而言。其二，《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可是，《史记·秦本纪》中却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如果相信他们都仅是一个具体的人，根本就无法解释。少典生黄帝，颛顼为黄帝孙辈后代，女修又是颛顼的苗裔孙，可是女修的儿子大业又娶黄帝的妹子女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是可能的，因为少典是一个部族，只有作为部族看待，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第三，我们再看看共工这个人物，《淮南子·兵略训》中说，颛顼曾经与共工争为帝，又说共工与高辛（即帝喾）争为帝。《韩非子·外储篇》中说，尧举兵把共工杀于幽州之都（今河北省北部）。从颛顼到尧时都有共工，而最后尧把共工杀于河北省北部。共工是死了。其实还没有死。《荀子·议兵篇》中清楚地说，禹攻共工。这是怎么一回事，共工又活过来了？其实，共工被杀是真的，后代又有共工也是真的。这就是说，对这些传说人物，不仅要理解为一个部族，同时还要把他理解为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部落酋长。部落酋长的名字是有继承关系的。有的部落领袖的名字，在一定时期里一直保持不变，这就是杀了一个共工又来了一个共工的原因。炎帝也一样，陕西宝鸡有炎帝陵，湖南也有炎帝陵，其实都是真的。炎帝的发祥地在陕西，其后裔沿渭水东进，到过河南、山东，还有湖北、湖南等地，仍袭称炎帝氏或神龙氏。东汉末年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被尊为张天师，他的子孙后代，也都袭用“天师”这个称号。我们明确了人名与部族的关系，对于史书上经常说的某人生某人的真象，才会有个较正确的理解。对这个时期某个人的年龄说法也就有了一个较正确的认识。所谓某人生某人，不可全理解为现在的“父子关系”。当然是有父子关系的含义存在，但其基本含义还是氏族分支或部族分支的关系。只是到了禹之后，这真正意义上的父子血缘关系才明晰起来。禹之后，到了夏代，这种关系就基本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父子关系一致了。了解和明确这些与历史有关的知识，对于我们研究窦氏的早期历史，正确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元和姓纂》对早期窦史的说法

《元和姓纂》载，窦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帝之后”，相妃逃出自窦而生少康，“（帝相）支孙以窦为氏”，“至周世为大夫”，“窦犨为晋大夫”，并简略地记述了汉唐以来窦氏支脉的发展繁衍情况。《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为林宝等人所编纂。这部原著，早已因战乱而散佚，我们现在看到的《元和姓纂》，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而《永乐大典》又是明代那么多人编纂的。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为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统治，需要制订一个统一的等第。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等人编撰《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士族家谱，依据历史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字。可见唐代还是很重视门望的。“至周世为大夫”，汉唐以来又屡屡居宰相之位的窦氏家族，其世系问题自然也就尤为重要了。汉唐以来的窦氏世系脉络是很清楚的，时间又距唐元和年间为近，弄清这段世系应该不会存在问题。至于帝相支孙以窦为氏，要说具体也就颇为麻烦了。如果有窦氏族人记载翔实的族谱，那问题也就好办多了。夏少康距唐元和年间已2700多年，又如此遥远。即使有“逃出自窦”的故事，这帝相支孙以窦为氏的根据是什么，当然要靠窦氏族人的族谱记载，靠史载，靠传说。甲骨文在商代，夏代的历史是文字产生之后后人靠传说记载下来的。当然，我们现代人研究夏史，不光靠传说，靠已有的记载，还要靠考古来支持。唐林宝为什么不知道少康次子为“龙”，他比欧阳修距龙近得多了。如果知晓，这么重要的内容他怎能不明说呢？他又怎能只说是帝相的“支孙”呢？这帝相支孙是指少康的儿子呢？还是少康的多少代孙，从《元和姓纂》的文字中看不出来。这说明《元和姓纂》的作者当时没有见到夏商周数代的任何窦氏族谱。历史资料系统记载士族的世系是在唐代，但窦氏族人从汉唐以来多居宰相之位，就一般史载，其世系脉络也应该是清楚的。问题就出在汉之前，特别是夏商周三代。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周代的历史就更有十分确切的记载。但这三代的历史对窦氏族人的世系都没有系统的记载，窦氏族人的世系也就只有求助于商周时代特别是周代以后的窦氏族谱记载了，或靠传说了。也许从某些文字记载中能间接地找到一些有关线索。而这段时间的窦氏族谱应该说是研究早期窦史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周代人根据传说和有关信息将夏商周以来的世系编代，也应该是基本准确和可信的，起码不属子虚乌有的杜撰，要比在2700年之后唐代说这段历史可靠得多了。而贞观年间在收集士族有关资料的时候，如果收集到了商周时代特别是周代以后的窦氏族谱资料，《元和姓纂》的作者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说明唐代未曾见到较系统的窦氏早期有关世系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这样的资料。窦氏族人既然“至周世为大夫”，在商代就不可能一点仕宦踪迹也没有。“至周世为大夫”，仕晋者有窦鸣犊，但其他人名讳并不知晓，相互间世系关系更难以确定。从《元和姓纂》所载来看，姓纂作者根本无法弄清这些问题，这就只好把“窦”的含义与“相妻逃出自窦”联系起来。相妻自窦逃出生少康，少康复国成夏帝，以“窦”为氏便只能是少康以后的事了。究竟是哪一代，林宝自然无法说清，便有了“（帝相）支孙以窦为氏”的说法。姓纂的这个说法，为宋代欧阳修编撰早期窦史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线索。姓纂的作者无法弄清窦氏早期世系，但他知道窦氏“至周世为大夫”，还知道后来的窦犨，更知道汉窦婴为窦犨裔孙。至于婴为犨多少代孙，从姓纂也看不出来。商代有无窦氏仕殷，姓纂则只字未提。不论是未见到记录系统的窦氏族谱也罢，还是依据记载不甚完整系统的历史资料也罢，《元和姓纂》的作者对距自己2700多年的帝相支孙及夏商周三代窦氏世系是很不清楚的，根据是不充分的。于是，只好对这段窦史断断续续、简单笼统叙述。但《元和姓纂》的作者没有挖空心思杜撰这段窦史的详细，反倒是难能可贵的。

流传民间的有关族谱资料，你认真搜寻，反倒十分的困难，但有时也例外，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窦彦礼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认真和艰难之状可想而知，但谁敢保证窦氏族人中保存的珍贵资料和文字记载都被发现了，谁又能保证窦氏族人中不会有珍贵的族谱资料。现在浮出水面的资料仍微不足道，是极少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乘云南会议的强劲东风，在窦史研究和文献资料发掘上努力扬帆而进，力争有所获，有大获。对《元和姓纂》中所载“（帝相）支孙以窦为氏”的说法，应当寻求更多的资料证实和支持。这里再说一个与窦氏无关的他姓族谱发现的经过。唐节度使张九皋的后裔现在河南洛阳孟津张家寨，至今已传30多代。陕西凤翔有两户，宁夏有一户（系文革前由凤翔而去）。张九皋原籍长安，晚唐迁居成都，其后裔浚迁广汉绵竹，浚之后裔敬又迁洛阳，被称为迁洛始祖。1993年续编族谱时竟无法找到原谱，仅有传说而已。好在他们的许多墓碑、路碑文革中被族人偷偷埋在了地下，这时却派上了用场，挖掘出来后依据石碑所载整理编撰，上溯达15代，只好从迁洛始祖敬说起，编撰了张家寨村张氏简谱。但其先祖有灵，不久从一个老太婆长期埋藏保存的瓦罐中发现从唐代至今的原族谱，因年久受潮，一动即毁，其裔孙耀先（孟津高中教师），边翻边记，终于使原谱重见日光。族人依据碑载所撰内容，竟与原谱中后15代内容丝毫无差。我们窦氏族人“至周世为大夫”，商时也不会无人仕殷，汉唐为相者居多，难道不会有自己的族谱？有族谱岂能不会流传存世？难道永远不会被发现？

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早期窦史的表述

《元和姓纂》之后200多年，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对诸多位居宰相之位的家族作了世系记载，窦氏亦不例外。这为我们今天研究窦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依据。但问题仍在早期窦史上。欧氏世系表窦氏部分则明言少康次子“龙”以窦为氏，即“龙”为窦氏始祖，略去了《元和姓纂》中“至周世为大夫”的话，只说晋大夫窦鸣犊为龙69代孙，如不略去，这众多大夫是什么名讳？是龙的多少代孙？能说清么？欧氏知晓么？龙至鸣犊之间67代人则无，一片空白，鸣犊之后世系清晰。200多年前的姓纂作者尚不知少康有一个叫“龙”的儿子，而欧阳氏则了如指掌。《史记》中记载与伯益、禹同时代有一个叫龙的人，但与少康无关。欧氏笔下龙之后六十多代人一个也不知，只好空下来了。“龙”诸多史籍无载，《吴越春秋》载少康庶子祀禹庙，号曰无余。被称为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著作——《世本》，在战国时可能就有某种底本，最终完成于汉初。该书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作等。《世本·氏姓篇》载：“鄫，姒姓，子爵，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这里也未提及“龙”及受封之事。这少康的儿子杼继承了王位，“龙”成了窦氏始祖。这杼与龙二人在命名上的风格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么？没有。龙至鸣犊之间隔了67代人，具体一个也不知，却偏知这鸣犊为龙的69代孙，这69代的说法是如何得知的呢？龙至鸣犊1400多年，这69代就意味着每百年5代人，这合乎历史上人类繁衍规律么？华夏民族近万千族谱所反映的世代数均在每百年2.7至3代之间，很少超过3代的，个别时段还有慢至每百年2.5代人的。封建社会长期尊孔，为孔子后裔创造了一个较为安静的生存空间，孔子后裔2500多年间才70多代，每百年近3代人。这窦氏族人历史上屡经劫难，几欲断代，这人口发展速度怎么从龙至鸣犊竟高达每百年5代人。有人说为什么欧氏确定鸣犊为69代，而不确定为68代或67代甚或其他数字。看来这个问题只有欧氏自己知道了。在被称为六经之首，万道之源的《周易》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数字，即“六”和“九”。周易八卦六十四卦中每卦分为六爻，六爻又分为阴阳两大类。阴爻冠以“六”名之，如初爻为阴，即称初六，二爻为阴称六二，三爻为阴称六三……唯第六爻为阴，即称上六；阳爻冠以“九”名之，如初爻为阳爻，称初九，二爻为阳爻称九二，三爻为阳爻称九三……唯第六爻为阳爻称上九。而第五爻为阳爻则为九五之尊，为帝王之爻，在实际运用和预测中是极为重要的。“六”为阴，地为阴，静为阴；“九”为阳，天为阳，动为阳。这样，“六”为阴为母，“九”为阳为父，父母之道成矣。六和九阴阳结合，是个很不错的数字组合。欧氏乃至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文人，都是很精于易道的。但欧氏这69代的数字确定是否与《周易》中“六”和“九”有关，我们尚不能作任何猜测。不过欧氏忽视了龙至鸣犊1400多年69代这个极不切实际的数字，以至留下了让人怀疑的把柄。1400多年69代这反映的人类繁衍规律与数以万计流传在民间的族谱所反映的繁衍规律相差太大了，太离谱了。既知为69代，总得有根据，这69代之前为何要略去其中67代呢？谁能保证这“龙”不是欧氏笔下杜撰出来的人名呢？欧氏世系表中，比《元和姓纂》还多了一个内容，这就是“龙留有仍”，少康长子杼继位当了皇帝，这皇帝的弟弟“龙”留在有仍干什么呢？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渭河入黄处还有一顶点儿地方，这有仍远离夏统治中心，龙有可能留在这“逃出自窦”的祖母故乡么？逄振镐编撰的《山东古国与姓氏》是一部很有权威性的巨著，该书对山东夏商周三朝姓氏作了详细论述，有仍氏居于今之济宁，唯独没有窦氏。这又作何解释呢？是“以窦为氏”的“龙”没有“留居有仍”，还是本就没有这个“以窦为氏”的“龙”？相反，夏商周三代窦氏的传说，有关文字记载，史迹，俱在秦陇、中原与晋地，而非齐鲁，这又作何解释？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胡乱否定的好，对各种资料认真研究，以最后得出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且符合实际令人信服的结论为好。

六、宁阳资料对早期窦史的记录

人们所说的宁阳资料，即有关尊曦说资料。包括44世孙桓所撰序、世系图及64世孙统所撰世系序（缺世系图）。另还有山东人据此资料编撰的窦氏世系系统资料。这里主要讨论44代孙及64代孙所撰序及世系图。该资料原版为明永乐年间刊本，系手书雕版印刷而成。从书法角度看，前后两序文非一人所书。44代孙所撰序，世系图笔法开朗，且下笔有力，轻重有别。64代孙所撰序书法结构紧严，横竖均匀，下笔圆滑。这是明代刊印时两序书法之别，即非为一人所书，但这与原资料的作者及内容关系不大。44代孙所撰序及世系图文末标明撰序时间为大周桓王二年，即公元前718年。64代孙所撰序文末标明撰序时间为大汉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一在东周，一在西汉。1.从族系所历时间和世代数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夏470年，商554年，西周275年，至东周初年1350多年繁衍44代，加上夏前一段时间，人口繁衍速度在每百年3代左右。而从东周初年（前719）至汉太初元年（前104）615年间又增20代，每百年亦3代左右。再从夏到商盘庚迁都770年间（夏470年、商前期即盘庚迁殷300年）至伯比23世，亦每百年3代人口。而从夏到殷亡计1024年，为30代荣，亦每百年为3代。2.从两序对族谱重要性的说明文字来看，44代孙序主要从族谱的作用方面讲族谱之重要性，而64代孙序则主要从阴阳父母之道角度讲撰立族谱之重要，而这也是历代各家族谱的必讲内容及套话。3.64代孙序中提到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这在《史记》中也是这么说的，而此序撰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则从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二者或依据传说，或依据其他文字记载，其内容都是一致的。4.44代孙序中提到启逐伯益，尊曦耻其行径，归隐于伞盖山事，这与《史记》所记不同。《史记》载启受人尊敬而立。但现在史学界公认启杀伯益而自立，开始了“家天下”，对《史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44代孙序所言此事当据民间传说而来，也与史学界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5.44代孙谱序中言及先代祖公立有成命，至其年老之期令子孙刻其名讳于甲藏之赤椟。44代孙“遵奉曾祖严命，将先代所藏甲统书于简系之，成卷藏之秘府，置之赤椟防备遗失”，这些细节描叙也是令人信服的。6.商代文字刻于甲骨，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为竹简木牍所取代，而44代孙将先代所藏甲统书于简以便于保存，这也是符合历史上文字记载所用材料发展变化的实际的。7.64代孙谱序中所记31世始仕周至52世（鸣犊）仕晋顷公之朝，亦符合《元和姓纂》所说“至周世为大夫”。8.64代孙谱序中所叙长君少君及孝文皇后之事亦合历史事实。9.44代孙序中有“至大周，奉天命立国定鼎镐京……”段，64代孙序中亦有“至大周，奉天命立国定鼎镐京……”段，叙事内容基本相同，后序此段文字与前序略有文字上的不同，系后序承袭前序之说，因后序又“自始至终”简叙窦史，这也是合乎前后谱序撰写规律的。10.前后两序语言风格不同，前序短句多，间有长句，且叙事细腻，注重细节，绍介人名多用“讳”字。后序长短句交错，且语言铿锵有力，以精炼见长，绍介人物名多用“曰”，“讳”字出现极少。由是观之，前后序当不是一人所为。11.64代孙所撰序从尊曦至（鸣犊）为52代，而尊曦比欧氏世系表中“龙”早且多六、七代人，这样算下来，人口繁衍亦在每百年3代左右。

这比龙至鸣犊1400多年69代每百年5代人要更合乎人类繁衍规律。12.44代孙所撰序中23世窦伯比，为商代人，约生活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即商前期末与商后期初。与后世人所传的“窦伯比”不是一人。至于人们所传的“窦伯比”，当在春秋战国时期，窦学田会长说这个“窦伯比”实为“斗伯比”之误。如那时确有个“窦伯比”，也当在64代孙谱序45代至51代之间，与23世窦伯比非一人。13.如44代孙所撰序确为东周初年所为，那么44代孙所撰谱序内容涉及时间也已近1300多年，其内容也应是根据当时传说或简单的有关文字记载（有关文字记载也当据传说而记，因夏无文字）而记。即使44代孙努力于考证研究，也难免失误不出现，也不应排除因某些缺代谱撰作者进行处理的可能性。14.64代孙序计20代615年，这20代上溯十几代应该说不成大问题，但最远的几代也还是要费气力的。不过依据《元和姓纂》的说法，窦氏“至周世为大夫”，秦只十多年即进入汉代，该时段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据一般历史记载上溯20代应该说是可靠可信的。15.完善修撰谱序，应以族人的记载即族谱为主，结合历史记载，再加上一些可靠有据的传说（尤是夏代），通过对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论证，以编撰一部真实可靠的窦氏族史，应该说是受广大族人欢迎的。至于历史小说或演义中的人物，只能作为线索参考，不能以为演义小说中所说都是真的。这方面学田会长已说得很多很明确了。因为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包括历史小说，其题材内容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许多具体情节不乏虚构。如《三国演义》，以三国历史及人物为题材，但情节多有虚构。当以《三国志》所记为准去研究。像《三国志》中鞭打督邮明明是刘备，《三国演义》却将此事移在了张飞身上。让张飞动手打人，对其威猛性格非但没有影响，相反还有加强作用，而让刘备轻易动手打人，这就破坏了他忠厚老实的性格。

以上是对44代孙、64代孙所撰谱序中一些较合理的内容的粗浅认识，提出来与族人共同探讨商量。但该谱序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甚至存在一些让族人意见尚不能一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我们很有必要探讨的关键所在。我们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就是要对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尤是早期窦史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论证，以得出一个较科学，合乎实际，且又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结论，这也是我们众族人所期盼的。

七、窦史探讨

《元和姓纂》的作者距“龙”2700多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作者欧氏距“龙”2900多年，此次见到的44代孙、64代孙所撰谱序中44代孙（东周初）距尊曦约1300多年左右，64代孙距44代孙约610多年。这早期窦史的详细不见史载，恐只能是这三种资料的作者依据传说，再参考有关文字资料编撰而成。这有关资料即使有，也是据传说而记，特别是夏史段（即我们所说的始祖问题所涉时段）。《元和姓纂》开宗明义讲夏“（帝相）支孙以窦为氏”，“至周世为大夫”，接着便提到战国时的窦犨（犨之后各资料世系清楚，我们不必讨论）。究是帝相的何支孙以窦为氏，什么名讳，没有说，当然不知道。“至周世为大夫”，具体有哪些人，也没有说，可见作者也是不清楚的，否则还有必要这么含糊其辞么？又过了200多年，到宋代，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讲窦氏早期历史时，在《元和姓纂》的基础上，具体化了以窦为氏的帝相支孙为少康的儿子“龙”。在这一点上欧氏比林宝等人进步多了，讲问题也具体多了。“龙”正史无载，有关资料载少康庶子祀禹庙，少子曲烈封于鄫。但欧氏却略去了《元和姓纂》中窦氏“至周世为大夫”的说法。与林宝的说法相一致，“龙”之后一下子提出了其后裔窦鸣犊，所不同的是欧氏对鸣犊的世代数安排更具体，他确定鸣犊为龙69代孙，龙与鸣犊之间的其他67代人一概不知，一概不晓。且不说欧氏确定鸣犊为龙69代孙的依据是什么，也不说他不知鸣犊前67人的名讳，就只说他怎么知晓鸣犊是在这67人之后，是龙69代孙。单就69代这个数字来看，确实大有问题。1400多年繁衍69代，每百年5代人，这是国内其他任何家族族谱记载的任何时段都绝不可能有的事，包括窦族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但在欧氏笔下却变成了可能的事。这鸣犊就明明白白是龙的69代孙，时间也只有1410多年。就宁阳资料而言，有许多合理的内容，但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称为“总序”的和末尾有“陈士元书”字样的资料。学田会长在云南会议上也指出了其中一些问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研究。

关于宁阳资料，即44代孙64代孙所撰谱序，我们研究会的人如果有时间能来个山东行，与宁阳族人沟通、座谈，了解该二谱序及世系图的发现经过，弄清来龙去脉。如系今人据有关资料（这里说的是44代64代孙谱序）所撰，我们则应有一种具体的对待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如确系历史遗留下来的，是东周人和西汉人记载下来的，当然也不排除64代孙一次完成二谱序，那我们就应以另一种态度去对待了。起码应承认这是历史上窦族人撰写的族谱。族谱本就应该由历代族人来撰写，历史怎么会替老百姓记载族谱应记的内容呢？好在我们的先祖历史上居宰相之位者甚多，这就有机会进入宰相世系表得以记进历史。假如我们的先祖未居此位，为平民百姓，无史载，又无历代人撰谱以记，那我们的繁衍史岂不是无法得知？我们今天还研究什么？敢断言，族人中还会有历史上各地窦族有关人员撰写的族谱存在，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应多做工作，多深入窦氏居聚地区了解、调查这些信息。就目前我们能联系上的窦族人员及分布情况来看，还是很不够的，就已联系上的地方而言，也只是一两个人，这些人所在的地方的其他族人是否知晓此事，是否知晓还有个全国性的窦史研究会，宣传是否深入大多数人家，恐怕还差得很远吧。况且还有许多地方未曾联系上。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会的每一个人和对窦氏文化事业的热心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去从事这个众族人期盼的事业。这需要付出，付出心血，付出汗水，更需要经济上的付出，这是一件必须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去做的工作。学田会长还提到要培养一支撰写族谱的队伍，从基础抓起，把各地的族人发动起来，联系起来，自下而上，由点到面，最终完成我们窦史的编撰工作，这已经是很具体的指导意见了。我们每个窦氏族人，尤是研究人员，确实应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去做。像姓字错写的纠正问题，在学田、荣昌诸会长的倡导下，已将更“豆”写进了会议纪要，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说明这件事已引起了我们研究会的高度重视。但要具体实施还要靠我们各地与会的代表。这个问题，尤是西北地区要做的工作很多。兰州的窦家营已实施错写村名姓字的纠正，有关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这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各地都在撰写族谱，有些具体问题还是要注意的。这学田会长已讲得很多了。如果让周代人哼几句诗经的句子，未必不可，但要让他们唱上几句汉乐府，这就不合适了。如果让汉代的人再哼几阕西江月，可能也还是有问题的。这些看似不甚重要的问题，的确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至于到历史记载中寻线索，有时也难。比如我们凤翔的窦应昌吧，其事迹在民国许多资料记载中都找不到。李文编的《北洋军阀暨国民党新军阀简史》中自然没有；陈瑞云编的《现代中国政府》，从1912年直叙到1949年，洋洋35万字，可谓详矣，也找不到窦应昌活动的踪迹；只是在张玉法编的《民国初年的国会》（原载1984年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期）一书议员表中有窦应昌的名讳、出身等简单情况。是窦应昌在这段历史中的作为不值得一记么，不见得。窦应昌为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员，孙中山总统府顾问，陆海军大元帅府参议，非常国会议员兼陕西首席代表，他反曹锟贿选，在国会大会上痛斥议长吴景廉。孙中山授其一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1930年起任国民党党史编纂，负责编纂总理年谱，还任过冯玉祥、杨虎城城、胡景翼将军的顾问。你说这总统府顾问，总与高层决策有关吧，怎能在史料中无载呢。改革开放后陕西省人民政府确认窦应昌为辛亥革命老人，省文史馆在其故里立有纪念碑，新编凤翔县志记载甚详。历史上有些资料的湮没也很常见。窦应昌从南京带回30本石城诗社编印的诗集。全发在了凤翔，编县志时费了好大气力才在一个老教师的手中找到了一本，后来又遭火毁，但窦应昌十多首诗算是保存下来了。

在撰写族谱中，还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二十几代人一切都搞清楚了，但有一两人的名讳说不准，这问题也总是要弄清楚的，要解决的，我们总不能再来个一片空白。但世系关系必须搞清楚，不能乱，不能错。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楚可多费一些时间，多下一些功夫，不要急于求成。我们不能像欧氏世系表那样，一世之后便是六十九世，这算是什么族谱呢？鸣犊之后，汉、唐、宋代的谱系许多基本是清晰的，再加上各地搜集整理挖掘出来的宋以后至今的族谱资料，结合历史上的移民信息及历史有关记载，弄清有关脉络，编撰一部较为系统的窦氏世系资料应该说是可以的。但必须遵循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原则，实实在在地反映我们窦氏各支世系，这也是众族人所梦寐以求的。对于历史记载的东西和类似族谱资料的记载，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做具体的分析。所谓正史，所谓二十四史，也是不同时期的人撰写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大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说话，去看问题，去处理历史事件的，难道不是么？哪一部正史中不视历代农民起义为盗贼，他们的笔下能做到真正的“真”么？但我们从这些颠倒黑白的记述中，仍可看到历史的真面目。《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其父在蜀汉获罪，他自己作了晋朝的著作郎，晋继魏统，为公为私，陈寿是站在曹魏一边说话的，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则是站在蜀汉一方演义历史故事的。对于历代族人撰写的族谱，我们也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去分析，去研究。既不能忽视了撰写族谱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降低对族谱的基本要求，也不能要求太高。民间人士撰写的族谱，往往是“下里巴人”多，“阳春白雪”者少，要求过高，反倒使人无所适从，难以企及。像对44代孙（东周初）64代孙（西汉）撰写的族谱，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认识探讨的时间和过程为好。陕西窦会窦智礼副会长申明他对尊曦资料是不大相信的，但他说：“……作为信使资料，我个人意见：一方面不要一棍子打死。作为信息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因为中国历史太长了，未必国史就全部正确，也未必野史就一点正确的地方都没有。另一方面也不要全面肯定。关于尊曦是不是窦的祖先，窦姓以伞盖山石洞为姓氏起源也要研究。”正确对待不断发现的新资料，正确对待各地族人编撰的族谱，这是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有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在里面。否则，各行其是，各编各的，保存在各地，大家谁也见不上，错对谁也不知道，我们如何交流，如何予以正确的指导，如何研究，如何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最终将如何发挥我们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在窦史研究中，我们应该以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历史记载，对待已发现的族谱资料。对史载及族谱中的具体问题，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历史记载为依据，但不唯史论。积极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历史上族人编撰的族谱资料，但不兼收并蓄，一切唯资料是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通过分析、研究、论证，肯定并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剔除其不合理甚至错误的东西。肯定那些该肯定的事实，否定那些应否定的内容。否定应有充分可信的理由，肯定应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这样，才可从根本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失误，也不会影响我们对窦史研究的正常进行。相信我们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在云南会议精神的引导下，会更加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以上所谈，错误在所难免，希各位同仁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