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时兴把自己崇拜的女性称作“女神”，而于漪老师就是我心中真正的“女神”。
2018年，于漪老师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光荣称号，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我和许多老师都为她高兴，都觉得她当之无愧。
但我视于漪老师为“女神”，与这个荣誉没有关系。我曾在一篇写她的文章中引用程红兵的话：“于漪老师心里全是孩子，她的希望全在青年教师！”是的，于漪老师对年轻教师的帮助、提携是不遗余力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于漪老师的风范》（点击可读），记录了她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这就是我敬仰于老师的原因。
（1999年暑假，在于漪老师家里。）
2019年2月26日，我和高万祥老师一起去于漪家里看望她。这是我第二次去于老师家，上次是1999年夏天和程红兵一起去的——距今刚好20年。当然，20年间，我也不止一次在一些会场或学术活动中见到于老师，时不时给她电话问候，但这样面对面的长时间聊天，机会并不多。
那天阳光很好，于老师的精神更好，特别是脸上的笑容，依然亲切慈祥，如阳光般温和。
我把拙著《爱心与教育》精装本赠送于漪老师，她说：“我读过，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于老师请我们在客厅沙发坐下。
“于老师，我记得你这个月上旬刚满90周岁，可你看起来完全不像90岁的人啊！”我说。
高万祥老师也说：“于老师，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九旬老人！”
我们聊了起来，于老师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激情洋溢。
我们的聊天是漫无边际的，但主题都是教育。于老师说：“一说到教育，我就来精神。呵呵！”
我问：“于老师，您爸爸妈妈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
她说：“我妈妈没什么文化，就是个家庭妇女；爸爸文化程度也不高，是做小生意的。”
啊？我和高万祥都很吃惊。我说：“我还以为于老师是书香门第出身呢！”
她说：“我十四的时候，爸爸就因病去世了，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生活。苦啊！”
我问她有兄弟姐妹几个人，于老师说：“五个。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最小的是妹妹，妹妹比我小十多岁。”
可以想象于老师少年时家庭的艰难！“是很苦啊！又是抗战的年代，兵荒马乱，我们到处逃难。几十年风风雨雨不容易，真的很难。”于老师说。
高万祥老师问：“您的弟弟妹妹后来怎样了呢？”
于老师说：“我的大弟是浙大教授，博导；二弟也是教授，后来当了北大副校长；小弟弟在中科院，是两院院士；妹妹也是浙大教授，曾任浙江省的科技厅的副厅长。”
我们都惊叫起来：“天啊！于老师兄弟姐妹五个全是精英啊！”
我说：“于老师，你们和弟弟妹妹五个人，全是大师啊！”
高万祥说：“你爸爸妈妈培养得好啊！”
于老师说：“其实我父母并不懂得什么家庭教育的理论，就是做好人，我们跟着学。”
我说：“你母亲太了不起了！”
于老师说：“她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就告诉我们，第一，要善良；第二，要忍让，多想着别人。就这么简单。现在的家庭教育越弄越复杂，这个理论那个原则的。其实，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做好自己，给孩子示范。就这么简单！”
我们祝贺于漪老师荣获“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她说：“这个我事先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是他们给我报上去的。”
我说：“于老师您当之无愧。”
于老师说：“我是从来不炒作自己的，我也不要任何人炒作的。我就想老老实实做个教师，把学生教出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非常简单。我爱人老是讲，人家太不了解你了，其实你这个人很简单、很天真，一天到晚完全是学生，除了学生就没有了。因为人家家长把孩子交给你教，你要对他们负责啊！”
我说：“这是一个良知，没有多大高深的理论。”
“是的。其实我早就讲了，教师的活是良心的活。你老老实实就这样，人家的小孩交给你，你要对人家负责任啊，你不能马马虎虎的，不能骗人啊！”于老师说，“我也教高三、初三。当然，初三教得很少，就教过两次，我大量的时间教高中，我从来不搞花架子的，要教出真的人才。学生现在那么不喜欢语文课，这个将来怎么得了？”
我说：“我们的语文课就是越上学生越不喜欢，他们自己读书倒还有兴趣的，你上语文课他却没有兴趣了。”
“对呀，你上课一定要上得让学生非常喜欢的。”于老师说。
高万祥问：“那你们‘改革先锋’这次有没有奖金的？”
于老师说：“现在不知道。那年‘教书育人楷模’就奖了一台电脑呀！不过上次上海市政府给我一个大奖是有奖金的，我是被评为唯一的一个上海的对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它实际上是对基础教育的一个肯定。这次是有奖金的，但我捐掉了。”
我和高万祥问：“有多少奖金？”
“二十万。”于老师回答。
我说：“噢，二十万对于老师您这样的杰出贡献者来说也不多。”
于老师解释说：“我为什么要捐掉了呢？因为捐掉了我就心安了。我捐给了中小幼基金会，因为中小幼基金会它是奖励到教师的。”
说到教师，于老师说：“教师的真本领是把最差的学生教好。我就一个意思，凡是你最乱的班，最乱的年级，最乱的学校，我都要把它带好。实际最乱的班让人苦不堪言的，付出太多，所以我一直都是超负荷的。那年有一个乱得全校没有办法上课的班， 我去把这个班带下来，带下来这个两个班百分之一百考上大学，一个班全是研究生，我就这点本领。”
说到这里，于老师非常开心地哈哈大笑，她为自己自豪。
高万祥说：“了不起啊，于老师！”
于老师说：“就是把学生教出来，得改变他的命运啊。他们成功了不是我的功劳，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奋斗，我不过是创造条件。我当时很难啊，‘文革’讲斗争，斗得很厉害啊！但我因为教高中嘛，我带这个乱班，我还是要抓学习，那我怎么抓学习呢？我第一抓语文，因为教材问题，有的文章不让讲，那我就把孩子组织起来，讲《共产党宣言》，一句一句讲，就等于教语文，又是语文知识又是政治理论，所以后来孩子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高万祥说：“现在学生负担太重，方向不对，拼命做题，这些问题很严重，学生辛苦，家长也苦死了。”
说到这个话题，于老师又滔滔不绝：“我在八十年代就讲过了，呼吁要减轻学生负担。当时开教育会议，那个时候的市委书记是陈良宇。座谈会上，陈良宇说，你们讲讲问题好不好？不要照着稿子念。我就说我来讲问题，我当时其实讲得非常重。我说我们现在是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我说，我们不能办没有灵魂的教育。我讲得很重啊，我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什么呢，叫育分不育人，求学不读书。我又讲，我们现在所有的学科教学，基本上都是失魂落魄！”
我忍不住说：“对，是没有灵魂的教育。”
“是呀！比如，学生为什么不喜欢语文课？关于语文，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了，语文就是工具吗？仅仅是学语法之内的知识吗？我语法一天也没有学过，但是我写文章写到现在。最近，还帮我出了一套全集。我本来也没想过出什么全集，上海市新来的市长春节他来看我，说于老师你的东西很多，我们帮你出全集。”
说着，于老师带我们看她书橱里的全集。
然后她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这个语文教学中真的是很多问题，我们教给学生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把语文能力跟语言知识等同起来，这是不行的！脱离了实际，剥离了生活，死记硬背，这哪是语文啊？我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写得很好，实际上就是自己读书。我小时候没有书读了就去借书读，同学有本书我去借来读，第二天要还的，就看个通宵。就是这样的，我是小说迷。书读多了实际上就通了。那时候老师教什么语法啊，没有讲的！我不是说语法不好，适当讲一点语言规律也可以的。但不要把语文讲成语言知识，语文重点是文化。”
于老师又谈到她当校长时对老师的培养：“其实老师呢，你要根据这个老师的特点来培养，我培养了几代特级教师，不是你要他来顺你，一个人一个样，要根据他的特点来引导。”
聊到学术腐败，于老师说到了一个“新概念”——“真的假文凭”。她说：“文凭是真的，但它是真的假文凭，因为没有含金量，看着是博士文凭，其实没学什么东西，一看就是假博士！”
我说：“于老师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真的假文凭’，比假的真文凭还可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