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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187年前的鸦片战争是一个不可能随时间流逝而消弭的彻骨之痛。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起点，中国由此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出这两个问题，绝非是作“事后诸葛亮”的清谈空论，而是促使今天的我们“以史为鉴”作必然反思。事实上，这个反思已经持续了将近两百年。鸦片战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总是要闯入中国的，这是他们帝国主义的本性使然；而天朝的抵抗也是必然的，尽管道光皇帝也有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而且其间还有“求和”“妥协”等“汉奸”言行的干扰，但皇帝的“爱国心”强烈而真诚——因为对他而言，“国”就是他的“家”，“家”就是他的“国”。道光的“家国情怀”无与伦比。而打的结果不言而喻，或者说，战争的结局一开始就没有悬念。中英两国的军力对比，不对，应该说是国力悬殊，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两国交战，清国无异于以卵击石。既然如此，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近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并反思鸦片战争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说，有什么意义？著名史学家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一部45万多字的巨著。按说，一部学术著作的读者应该很“小众”，但我看了看该书的版权页，2014年出版后，迄今已经24次印刷，总印书已达256000册！我的许多非史学专业的朋友都在读这本书，并互相推荐。可见这部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界。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英两国的碰撞是必然的，但未必是血与火的战争；从根本上说，中国并非败于军事实力，而败于清朝愚昧自大、封闭自守的体制。本质上看，清朝是被自己打败的。关键是，战败之后，清朝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近两百年之后的我们，已经进入被许多中国人称为“属于中国的21世纪”，又应该从鸦片战争“血的教训”中悟出点什么？在书中，作者以日本的“黑船战争”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做了一个对比——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策，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缺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眠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也就是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样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因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更加衰弱；而日本则由此迎来了明治维新，走向了现代化。![]()
这本来是简单明了但很多人都心照不宣的历史事实，但由作者点破了，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议——面对强敌，中国难道只能俯首称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滋养的民族，显然不会选择投降；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文化后代，不可能以牺牲大丈夫的浩然正气为代价换来屈辱的苟且偷生。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关天培、裕谦、葛云飞、陈化成、郑国鸿等清军将领，将彪炳千秋，永垂史册！但是，如果没有“妥协派”和“投降派”，没有“奸臣”和“汉奸”，凭着爱国将士众志成城、拼死抵抗，中国就能够胜利吗？对此，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但这里的否定不是激昂的慷慨陈词和冷峻的逻辑分析，而是用当时清朝实际的军事水平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向读者展示清军的军力。该书第二章的题目便是《清朝的军事力量》，在这一部分，作者以一组组精确的数据、一张张详细的表格，从武器与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几方面极为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清朝的军力状况，告诉我们——“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型制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两百余年。”“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至鸦片战争时，清军制造的火药，仍是按照明朝的配方，以手工业作坊或工场生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就简单的数字来看，这是事实。当时清朝总兵力达80万。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英国的兵力要小得多，总兵力仅20万。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大约是7000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110。后英国远征军的兵力不断增加，至鸦片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然而如此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未转化为战争中的绝对强势——连相对强势都没有。因为兵力分散很难调动，还因清军并非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而以防民和内卫为主，国防军的色彩最淡。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实力悬殊，决定了这是一场失败注定属于中国的战争。![]()
但中国并非仅仅输在军事的“硬实力”上，更是输在了自己的“软实力”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当时的清军，不但武器装备落后，而且士兵涣散，军官无能，训练废弛，军纪松懈，当然是一种很自然的常态。“当时士兵执行的任务犹如今日之警察，其生活亦如今日警察那样上班下班。”“军官只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成了军官的基本标志。”对于清军的腐败，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积极倡导禁烟的先驱者之一，与林则徐、邓廷桢齐名的禁烟名臣黄爵滋愤然痛陈——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京城旗营）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这样的军队，无论几位刚烈的民族英雄多么气势如虹、视死如归，想赢得战争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作者写道：“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军队的腐败源于政治腐败。这里的“腐败”是广义的，不只是指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而更是指整个国家体制、天朝制度的溃烂，当然也包括了整个官场乃至社会日益败坏的道德风尚。尤其讽刺的是，清王朝明明已经隔绝于整个世界，与文明潮流背道而驰，可皇帝大臣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他们理所当然地自以为中国就是世界。正如作者所说：“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闭关锁国，目空一切，欺上媚外……成了当时清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常态现象。许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书中不少细节与片段让人喟叹，让人愤怒，让人心痛——1883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投递文书，仅仅因为封面上没有“禀”字，两广总督邓廷桢当即“原封掷还”。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道光帝意向由“剿”转“抚”的原因，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皇恩浩荡的道光，焉能不“动情”？广州战败，“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犹如假日郊外野餐。”但守将杨芳并未受重罚，因为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他始终没有让道光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作者讽刺道：“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战败签约，因为清朝官员不懂得用近代国际法则去维护本国真正的利益，而是用“天朝”观念与英方交涉，就这注定了中国要经受一次新的灾难。本来《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合约。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不得再向战败国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换言之，此后清朝完全可以依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可是，从皇帝到大臣，天朝内外竟无一人知道这个常识。于是，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面前，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天朝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继续答应了丧权辱国的条款；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新的绳索。对此，作者写道：“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英国在中国轻而易举地得利，让其他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美国总统泰勒派特使顾盛前往中国，与清朝交涉缔约，要求享有英国同等的权利，即最惠国待遇，而且还要进京，向道光皇帝面递国书。以今天的国际惯例看，总统特使出访某国向该国元首递交国书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但按当时清朝的规制，皇帝是不直接与外国使者打交道的，而且不能让外国使者进京。因此道光帝当时就给两广总督耆英下旨，要求阻止美国特使进京。耆英面对美方的条约草案，明知“内多比不可行”，却以美国特使顾盛放弃进京作为签订条约的交换条件，并“强硬”地表示，若美使执意进京，他将中止条约谈判！对美方来说，本来进京见中国皇帝就是一个“虚事”，他们要的实质是签约，所以顾盛反过来将签订条约作为放弃进京的交换条件。如此一来，双方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因此做了一笔皆大欢喜的“等价交换”。作者愤怒地评论道：“顾盛胜利了！他以一纸国书换来了一项对美极有利益的条约。耆英也胜利了！他阻止了美使进京，消弭了衅端，只是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一年前他对美国领事的口头承诺。双方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居住17天的望厦村，各向其主子报功去了。只有中华民族须长久地蒙受在这小小村庄中达成的协定而带来的灾难。”如此愚昧，是天朝一贯警惕西方思想“渗透”的结果。美国的赠书被谢绝，法国的留学也被婉拒。1845年，俄国政府曾赠清政府各类图书800余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这些都是中国打开世界的窗口。可这些书仅仅是被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曾有人提议译书，却被严词拒绝：“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被拒绝于国门外的还不只是西方学术思想。美国特使顾盛来中国时，还带来了泰勒总统亲自审定的送给道光皇帝的礼品：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这些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却将视之为“奇技淫巧”，而谢绝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鸦片战争的真正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这是今天历史学界都会同意的观点。然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这样认为。虽然鸦片战争所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令中国人耻辱，但这个耻辱并没有换来中国的觉醒，相反，中国继续愚昧，进而继续受辱，签订条约……当然，简单地说“中国”也不准确，严格地说，没有也不愿觉醒的是天朝。今天，稍微清醒理智的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天朝的崩溃，是清王朝自己打败了自己。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崩溃的开始，还没有真正崩溃。但对于一个有了血的教训却不会汲取的王朝，彻底崩溃是迟早的事。果然，后来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又有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又有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又有了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这期间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大小小多达343个不平等条约！直到1911年清王朝彻底覆灭。当然，其间也有过洋务运动，有过戊戌变法，但因为最高统治者始终不愿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天朝终将没能避免崩溃的命运。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完全同意这个命题。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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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读——
01 直言不讳答网友：我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
02 不做“意见领袖”，不为“圈粉”写作
03 别老想着请教别人，只有你自己能够帮你自己
04 也许有一本适合你——为您推荐12本拙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