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意味着什么？在当今世界上，美苏两超级大国以及一切反华的反动派，不能再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了！更重要的是，又隔二年零八个月后，中国又爆炸了第一个氢弹！正由于此，本号在今天特刊发率领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氢弹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的文章，以纪念这一不平凡的日子，以怀念于敏院士，以飨广大怀抱爱国之心的文友们！本文由原《工人日报》记者董玉琴执笔，另外几位参与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摄影记者为王光禄，该研究院的彭惠民、陆华明参与了沟通联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闪光的事业，闪光的人
——记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于敏
工人日报记者 董玉琴
通讯员 孙晓光 陈云尧
（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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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本文记述了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艰苦探索，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高风亮节，在待人接物中的平易近人，这一切都足以垂范后人，成为各行各业职工学习的榜样。![]()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个原子核有多大？10-13厘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百亿分之一。而一旦把一定数量的轻原子核聚合成新的原子核时，便会放出比相同重量的重原子核分裂成两半时更加刺眼的光，更加灼人的热，更强烈的冲击波。然而，轻核的聚变比重核的裂变要难得多，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尖端科学。科学本应造福于人类，但它一与军事结缘便成为不可告人的秘密。原子弹曾是那么骇人听闻，而制造氢弹更是那么秘不可宣，令人望而生畏。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的。核科学技术并不是能为某几个核大国封锁、垄断得了的。在中国的西北方——
全世界为之震惊。然而内行的人们感到震惊的还不仅仅是氢弹爆炸本身，更多的是这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差。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后来也研制成功了，但其间用了8年之久。而中国其中间隔仅仅为2年零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竟是一个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物理学家——于敏。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A·玻尔称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日本科学界的著名人士称他为：“中国的土专家一号”。去年“五一”节，这位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新华社发地点：原二机部副部长、原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办公室。钱三强向于敏交代：你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从事氢弹理论研究。于敏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大改行，更意味着隐姓埋名。对功名利禄，他向来就无所谓；改行，对他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了，他更清楚这次改行的意义。他二话没说，投入了新的探索。![]()
还在中学时代，他因数理化文史地门门成绩名列榜首而闻名全校。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他家境贫寒，毕业时纷纷解囊相助，支援他继续上大学。他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看中了这个人才，执意出钱供他到北京大学工学院读电机专业，条件是毕业后回到他的公司工作。但是于敏对物理更感兴趣。两年后，他领到了奖学金，便转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这是他的第一次改行。于敏时常提及此事，感激这位同学一家对他的帮助。在大学里，于敏又因成绩超群而成了全校的“明星”。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这是他的选修课程。这次考试就连数学专业最好的一位同学也只得60分，其余的都不及格，唯独于敏得了100分，老师和同学们都大为惊讶。在专业课的讨论中，只要于敏一发言，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他的观点常使同学们茅塞顿开，有时教授们也感到耳目一新。北大的老师们说，全校多少年来也没见到过这样的学生了。
50年代初，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人才奇缺。于是，这位在北京大学已经很有名气、潜心钻研基本粒子物理的于敏，因事业需要被调到了原子能研究所（当时名为近代物理所）。对于原子核理论，于敏和大家一样陌生。他勤奋地学习，敏锐地观察，周密地思考，在短短的10年之内，他的20多篇颇有见地的论文相继问世。他和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结构可以用玻色子近似的观念来逼近的思想，与在世界核理论方面颇有威望的日本物理学家有马朗人的学术思想非常相似。钱三强十分高兴地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处于英姿勃发的美好时刻，他从同行们的眼中消失了，他“藏”起来了，一“藏”就是20多年。![]()
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到核武器的研制，于敏深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特殊任务需要的。这一切需要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中子物理、计算物理等多学科的知识。一间住房，要容纳上有老母、下有儿女的5口之家，于敏只好把桌子让给儿女写作业，自己在床上摆开战场。睡觉的时间到了，他的“战场”又从床上转移到走廊，走廊里灯太高，光太暗，他就站着看书。贤惠的妻子担心他过度劳累伤了身体，星期天有意拉他去公园换脑筋，可他总是“掉队”。后来“逛”公园时他干脆找个幽静的亭阁坐下看书了。![]()
周光召、于敏、周毓麟、黄祖洽、秦元勋等科学家带领数百名科技人员对氢弹原理进行了多路探索，同时在计算数学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他们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一起不断地进行总结，不断地做出新的决策。科学的民主推进了氢弹研制的进程。一个又一个新的设想在闪现。每提出一个设想，都要编出几十、几百个程序，精确地计算出在每一瞬间内发生的复杂的物理变化过程。这一瞬间的变化，不是几十个、几百个数据，而是千千万万个数据。这种系统工程，不仅工作量大，而且精确度高。斗转参横，春去秋来，一箱箱打满数字的纸带记载着他们攀登的一座座高峰，记载着于敏和他的同志们一个个日益深入的认识，也记载着无数有价值的意见。![]()
就是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颠过来倒过去地排列着，组成各种不同的数据，密密麻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这些数字合在于敏的眼里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因为他透过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他看到了事物的内因，也看到了促使内因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这些外人看来是杂乱无章的数字，但里面贯穿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于敏仔细地看着，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成千上万的数字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原子、中子、流线……。抽象与形象，概念与推论，不时地转换着。上海1965年深秋的一天，于敏又提出一组参数请同志们计算。这回计算机也特别帮忙，没出一点故障，结果很快出来了。啊，正是理想中的模型。人们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奥妙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于敏向全体攻关人员讲解了整个过程。一条条原理、一步步推论，是那么顺理成章，是那么简单了，是那么浅显明白。规律一旦被人们所认识，看来十分神秘的东西却是那么直观。然而，其间花费了于敏和他同事的多少辛劳，真是难以计算。数学组、物理组、力学组……没有人再提出疑议。片刻的安静后，小伙子们拥上前去，把于敏团团围住。![]()
喜讯传到北京，邓稼先激动不已。第二天他就乘飞机赶到了上海。又是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整个理论设计确实无懈可击。兴奋之中，于敏计上心来。他要让大家好好闹腾一番，松松神经。他“挑动”大伙说：“有言在先，谁的工资高谁请客。以前是我请客，现在‘财神爷’驾到，咱们该改善改善生活了。”邓稼先早已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又是掏烟，又是拿钱……。欢声笑语洗去人们整整100个日日夜夜的疲劳。这是一曲大协作的赞歌。在它面前，“中国人只能单干，不能合作”的诬言不攻自破。![]()
1937年于敏（右一）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与小学同学理论上的突破还需要技术上同步配合，更需要实验来进一步验证。理论部的同志主张加快进度，着手实验。但也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技术上能办得到吗？加工条件是否具备？实验条件是否具备？不成功怎么办？是啊，理论毕竟是纸上谈兵，技术上和实验中的问题也并不亚于理论探索中的“碉堡”。于敏和其他理论部同志一起奔赴实验场地，和实验人员细致地研究每一个环节。为了确保实验的成功，当时担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作出了一个正确、及时的决策：两个方案同时进行，以新原理为主。![]()
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从测试报告中看到了极其清晰的特征信号。“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人们欢呼跳跃，奔走相告，这个时间仅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两年零两个月。又过了半年，我国在西北试验基地空投试验了第一枚氢弹，取得圆满成功，并向全世界发出了公报。氢弹的威力震撼着每个人，全世界都在议论着、赞美着中国，但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研制者是谁，更不了解他们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劳动。他们依然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在科学工作者面前摆着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难题，还有来自“左”的一次次干扰。早在1958年，年仅30出头的于敏就已才华横溢。但他万万没想到，才华竟成了“白专”的标志，才华给他招来大祸。他成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的批判对象。他的错误在哪里？现在回过头去看，可以这样说，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缺点、毛病来。于是，开会时不积极发言便成了他不太“红”的罪过。不太红就是粉红色，粉红色比白专更迷惑人。就这样，这位在1955年就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先进人物，竟成了“走粉红色道路的代表”屡遭批判。面对挞伐，他无言以对。![]()
10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一次冲击着他和他的同志们。彻底揭发，批斗，舌头，拳头，棍子，棒子。该说的，不该说的；该用的，不该用的，全都来了。人人触及灵魂，个个谨小慎微。正当林彪指派的心腹在于敏所在单位挖空心思挑刺找茬时，一个实验“卡壳”了。各级领导顿时感到大祸临头。当时身任部门副职的于敏，正是林彪心腹极力拉笼的对象。人们向于敏暗示：这是政治问题。“革命态度正确”就能顺利过关。“顽固不化”就是同样的下场：写不完的检查，挨不完的批斗……![]()
这不是生与死的选择，但胜似生与死的考验，台上台下都在认真地听着于敏的发言：“整个实验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实验中出现的一点问题，只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们还不认识，这是科学研究过程中难免的。我们应当研究这个环节，解决这个问题。”于敏以极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科学态度。这个处理人际关系极不在行的人，此刻也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灵活处理”。他并不去当面驳斥个别人无关紧要的胡言乱语，他还表示要“多方采纳群众意见”。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却寸步不让。![]()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于敏获最高科学技术奖现在一些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都感慨地说，当时的批斗会何止是拳头、棍棒，现代化的轻机枪就架在会场上。于敏在这样强大的压力面前敢于坚持真理，避免了重大损失，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啊！科学研究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尽管有明察秋毫的本领，但也时常担心意外情况发生。他小心谨慎地查阅每一组计算，焦虑不安地守候着每一次试验。1983年，试验场地上阵容壮观。机械师、测试员……各就各位。悬在井口上方的试验装置正在徐徐降落……身在北京的于敏，心都悬在数千里之外的我国西部。他的头脑里在默默地清点着各个环节。突然，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因素闪了出来。“这个因素在历次设计中都无关紧要。”有人向他提醒。“自谓经过旧不谜，安知峰壑今来变。”这位有着相当文学素养的物理学家想起了王维诗中的两句话，这是多么深刻的辩证法。以往的情况是清楚的，但是现在条件变了，诸因素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在当前设计中，这个因素的影响会变大的，万一很大，比黄金还贵重的稀有材料，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一切努力就会全部白费了。试验本身就允许失败，美苏的失败还少吗？我们才做几次试验，每次试验都取得大幅度进展，这还不够吗？但是，这岂能成为沉默的理由。他不能允许有一星半点的疑团从自己手里滑过。因为这是科学，因为这是责任，因为一次试验就是几千万元的人民币和数以万计的工作日。为了确保试验的成功，应该暂停作业。这时场地来电，千军万马已经就位，实验装置已进入井口四米。而要停止作业，万一其间遇到雷雨闪电，后果不堪设想。暂停不好喊出口，解疑更难找答案。为了争分夺秒，于敏提议，兵分四各，同时进攻。所有机房彻夜通明，人歇机不停。于敏不时地查阅着数据。第二天凌晨，助理研究员老丁向于敏报告：“我们的结果出来了。”于敏立即拿出一张坐标纸说：“你念，我记。”随着老丁的话音，于敏在坐标纸上清楚地画出两条曲线。他又反反复复地分析了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环节后，一直提到嗓子口的心放下了。他在室内走了两圈。老丁知道，在这次试验中，问题不大了。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于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另一些试验中，这个因素果然变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请求“解冻”的汇报在更高级别的层次里进行。会议室里的气氛似乎比一天前决定“暂停作业”时还要紧张。各级领导先后向于敏发问：试验场地也打来长途电话：“结果如何？还要等多长时间？”问者咄咄逼人，答者神情自若。此刻，于敏胸有成竹。他说：“据我的经验，结果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可靠的。我想最终详细结果出来时，会和现在基本一样。当然这是科学研究，在未经实践检验前，我不能保证我的认识完全正确。如果发现问题，我会和以前一样再来汇报。”![]()
聂帅、钱学森、朱光亚、于敏、王淦昌签名纪念封一枚
于敏从不炫耀自己，可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在炎热的夏天，近百人挤在一个小会议室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也顾不上擦，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记笔记，原来于敏正在作学术报告。在寒冷的冬季，人们坐在大礼堂里，津津有味地听着于敏讲课，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裂变。聚变。光学。力学。枯燥的数字，乏味的公式，抽象的理论，可经他一讲变得那么生动形象，那么富有情趣，那么通俗易懂。![]()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于敏）科学也是一种美学。怪不得人们都说，听于敏的报告是一种美的享受。一次，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大礼堂里坐满了专家学者。当时于敏只有32岁。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作学术报告。这位专家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刚刚介绍完，于敏便和坐在他旁边的青年物理学家何祚庥说：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10-5—10-6。他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何祚庥大为惊讶。“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心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却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于敏的先见之明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多地是体现在工作实践中。一次，大家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个新的截面实验，数据非常理想。发明这一数据是突破氢弹设计难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做这一实验要花两三年的时间和大笔资金。做还是不做？人们其说不一。于敏广泛地查阅资料，他经过两天的分析、论证，在全所作了一次专题报告。他讲得有理有据。他认为，从核反应的基本原理出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这么大的截面，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耗费人力物力做这个工作。又过了一段时间，外刊报道说，这个实验数据是错误的。于敏不仅有深透的理论根基，洞察秋毫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平易近人的作风。这些就是于敏魅力所在。不管于敏走到哪里，领导者都愿意听取他的意见后再作决策。同行们愿意与他合作，青年人愿意向他请教，因为他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一次，青年小曾与室里同志讨论一道难题，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他刨根问底，于敏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接过一看，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言道，习武的不传绝招，行医的不揭秘方。可是，和于敏一起工作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在学术问题上，他的理论、思路、技巧、诀窍总是和盘托出，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他肚子里货多，讲完旧的，又装进新的了，没人能超过他？”“才华高，气度大，他从来就不妒嫉别人，还怕别人超过他？”对于这个问题，于敏是这样想的：天下之大，真理之多，每个人都有他用武之地。天生我才必有用。更何况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必须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我的想法告诉别人以后，别人的发挥反过来也会启发我，我也受益。有些人过份计较一时一事，自己把自己封锁住了，反而迈不开步子。我们应该算大帐，算总帐，这样水涨船高，问题解决了大家都有好处。![]()
1986年合影，前排由左至右分别为陈能宽、王淦昌、朱光亚、于敏一位名人说过：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什么是才智？真正的才智不是指已经拥有的才华，而是有能够不断掌握新的才华的能力。于敏在这方面的能力，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在掌握知识的深度上，他的线速度非常快，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而在知识的广度上，他的角速度也常使人瞠目结舌。他的一个个高见，开辟出一条条新路。他的一个个富有远见的建议，把科研工作引到了新的方向。![]()
在人们习惯的印象中，象于敏这样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一定是书呆子，孤欲寡欢，少有人情味……不，科学家不是神，而是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于敏的头脑里不光是数字、公式，还有许多唐诗、宋词、京剧、桥牌……但是，他的爱好、乐趣，更多的是服从事业的需要。有次实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于敏提出需要修改理论方案。这意味着向全体人员重新下达紧急任务。院领导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修改后，于敏在实验场地再次向各级领导汇报实验准备情况。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能诗会画的副院长陈能宽触景生情，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朗朗上口：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于敏一听更是感慨万分，他此时的忧虑不亚于当年的诸葛亮，于是接下去背道：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洗耳恭听。最后只剩下于敏一个人的声音：“夫难平者，事也。……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这哪里是才华的显露，这分明是心情的表达。他知道，我们实验的次数不能太多，因财力有限，可实验的进展一定要大，因为我国要加快步伐。每次实验到底把握在什么分寸上合适？步子小了，保守，步子大了，失败，这次修改，到底分寸把握的如何？自己是尽心竭力了，成败利钝，非我所能了。一颗忐忑的心，一颗赤诚的心。但是，人们注意力远非集中在他的情感表达上，更多注意到的是他的才华。他否认。他说自己的记性坏极了，有一次到场地外面去解手，回来时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绕了好远好远，总算回到了驻地。人们都笑了，他确实在有些方面无所用心。但不少人仍给他冠以“电子计算机”的美称。因为他讲课或作报告时，很少看讲稿，但总是逻辑严谨且妙语联珠。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于敏还特别爱看京剧，有时还哼上两句。有趣的是他和另一学者还带出了一个好学员——邓稼先。早在20多年前，于敏他们常拉着邓稼先一起去看京剧。他们白天没时间去买票，只好晚上在剧院门口等退票。为了提高“效益”，3个人还常常在一起交流等退票的经验。那位学者说：等退票关键要脸皮厚，嘴上要不停地问：有退票吗？于敏说：依我看，重要的是会察颜观色，来退票的人表情就和别人不一样……3个人成家之后，再加上事业上的压力越来越重，看戏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人都是有感情的，感情要有所寄托，而艺术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远。非志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呀。”“因为我经常在苦思。我既不放过每一个具体细节，又比较善于去抓最本质的东西。”“你的这种特点是否有什么家庭渊缘？”“将相本无种。能力、才智大都是后天锻炼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比较爱动脑筋，对我所感兴趣的事，我不但要知其然，而且一定要知其所以然。”这些回答都是他的原话，本文没加任何修饰。他确实是个宝贵的人才，但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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