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怀念哈尼亚
会有人怀疑以色列曾与这位巴勒斯坦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尝试过某种交易吗？如果这是一个不值得提出的问题，那么，到了7月31日，还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这一交易吗？基本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这是正确的，但绝对地认定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是真诚的，实质上出自对于人性的极端否定。
在距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中，除了像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极个别例子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像艾哈迈德·亚辛和伊斯梅尔·哈尼亚这样能够给他们的人民带来哪怕一瞬的自尊感。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样如此。
成功或失败并不是第一的更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这种自豪感首先来自他们敢于领导他们的人民同白人至上主义霸权秩序斗争到底。他们可能被描述为独裁者，但“民主”与“专制”、“独裁者”与“民主领袖”的定义标准首先是值得正视的问题——如果拒绝正视标准本身，那就只能是一种各执一端的代理律师描述。你指望代理律师能替对方当事人作出有利辩论吗？“民主”与“专制”本身并不是一对截然相对的概念，尤其是当前者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秩序的武器时，它只是武器。
即使在最资深的伊拉克研究者、西方政治学家约瑟夫·沙逊那里，萨达姆·侯赛因也不是一位斯大林式的独裁者。对于那种眼里只有“民主”与专制的你死我活，而完全无视更为根本的白人至上主义斗争的民主教信徒，就像他们对于我们将独裁者萨达姆列为阿拉伯民族英雄嗤之以鼻，我们对于他们的宇宙级愚蠢嗤之以鼻。
至于“恐怖主义”的桂冠，在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战线上，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并不值得羞耻。就像戴在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罗马士兵认为它一种羞辱的武器，但在上帝眼里它是真实的荣耀。
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来看，谁拒绝了以牺牲其人民利益为代价的可疑交易，谁便是值得敬重和支持的领袖。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谁继续坚持“我们绝不承认以色列”这一信念，谁就是真正理解了他们数代人最深痛苦的人——因为以色列人自从踏上巴勒斯坦土地的第一天起，就从未打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那些站在岸边上呼吁“巴以和平”的善良人们，其实是站在舆论战线上协助以色列完成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而已。
也因为巴勒斯坦人不仅在超过76年的历史中、也在眼前正在进行的现实中，正在被围困起来分批屠宰——这不仅证明了他们对其抵抗领袖的感情的合理性，也证明了他们的斗争的合法性。正如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正确地指出了眼前进行的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他的错误只是错在认为自己的政府和国家站在文明的一边。
当内塔尼亚胡如一名高超的驯兽师，娴熟地指挥着美国马戏团里的政客翩翩起舞、数十次为他起立鼓掌时，在享受着巨大而隐秘的快感的同时，他内心唯一且无法逾越的痛苦和恐惧并非来自别处，只是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伊斯梅尔·哈尼亚正是制造并使这一痛苦和恐惧不断增长的人物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必须杀害哈尼亚的原因——没有什么比反抗更能够给压迫带来痛苦的了。拒绝并坚决地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狂妄与傲慢，就是伊斯梅尔·哈尼亚所从事的事业。这一事业并不仅限于阿拉伯世界或穆斯林世界，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事业与纳尔逊·曼德拉的事业、与圣雄甘地的事业、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乌戈·查韦斯的事业是同一事业，也与今天的马杜罗总统的事业是同一事业。
这一点不仅由马杜罗在参加选举投票时高呼“自由巴勒斯坦万岁！”来表明，也由美国支持的反对党领袖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公开表示“我们的斗争就是以色列的斗争”来表明。后者在马杜罗竞选胜利后发动政变，只是表明了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全球性和这一斗争的严峻性。
因此，伊斯梅尔·哈尼亚的地位和价值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领袖或穆斯林英雄，他是数个世纪以来全球抵抗白人至上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的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最坚定、最纯粹的战士之一。他并未将斗争事业视为一项商业投资，也并未将个人得失置之于人民的利益和命运之上。
而我们对他的爱、对于他被杀害感到悲伤，也并非出于血缘亲疏或其它任何功利计算的理由，只是来自斗争的正义性本身。
为什么必须坚持暴力抵抗
2023年10月7日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在反复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为 10 月 7 日的残酷袭击辩护。或许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意识到：10 月 7 日以来以色列所做的一切，都在为 10 月 7 日的袭击辩护。
以优选民理论为信仰核心的犹太复国主义不足论，事实上也无法与他们辩论。而拒绝对暴力的性质作出分析、笼统否定一切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要么他们根本是虚伪的，要么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他们是弱智儿——无论出于虚伪或者愚蠢，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是伪和平主义者。
半个世纪前，在回答“为什么不尝试对话”的记者提问时，烈士加桑·卡纳法尼反问道：“和谁？尝试和谁对话？”——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谈判、可以通过对话来实现政治解决的对象。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之下，种族灭绝是谈判桌上它能给你的唯一答案。“和平”主义者是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这一命运来换取他们想要的和平，对吗？
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是从10月7日才开始的，所以一切都该归咎于哈马斯的暴力袭击？不，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是从以色列人踏上巴勒斯坦人土地的第一天开始的——至今未能完全地实现这一目标，并非由于以色列人热爱和平或仁慈。种族灭绝进程并非不曾真实地存在于超过76年的漫长历史中，只是不存在于伪和平主义者对10月7日之前历史的虚假印象中。
之所以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为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这一目标奋斗不止，原因恰恰来自于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抵抗——不是暴力抵抗导致了种族灭绝，而是种族灭绝催生了抵抗。这不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思辨游戏，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现实。对于伪和平主义者而言，他们只是不喜欢听到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被炸断肢体、在被白磷弹烧得面目全非时喊疼。
这就是他们赞同从“奥斯陆协议”到“阿以关系正常化”、三十年来所有“和平进程”的唯一原因。隔离墙是不存在的，对加沙的十七年围困是不存在的，盗窃蚕食被占领土地是不存在的，非法殖民定居点是不存在的，种族隔离法律是不存在的，殖民侵占和压迫是不存在的……在“和平”主义者眼中，在10月7日之前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对于他们那只是落满灰尘的档案袋。
但对于巴勒斯坦人，那是每一天、每分每秒的痛苦现实——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所以，谴责10月7日袭击、诅咒哈马斯的人，并不是出于对和平的真诚热爱，他们只是厌恶听到巴勒斯坦儿童在炸弹下发出惨叫声，因为那打碎了他们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想象。向加沙投射百万吨炸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我们将屠杀数十万人，让他们憎恨哈马斯。”而戴着和平面具负责舆论战线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加沙人的苦难是哈马斯造成的，所以你们要憎恨哈马斯。”
但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和平的。相反，他们所承受的暴力决定了暴力抵抗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他们从小到大的经历告诫他们：暴力抵抗是唯一可能的出路。除了其中的极少数人，如热爱权力的权力机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或在迪拜享受着酋长顾问待遇的穆罕默德·达赫兰。
即使仅从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历史中，我们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巴勒斯坦斗争必须坚持暴力抵抗，否则就没有任何出路。和平抗议或许可以作为斗争方式的一种，如若雪·柯利或亚伦·布什内尔，但全面地否定抵抗、主张去暴力化一定是两个骗局中的一个：自欺或者欺人。
不只是加沙，巴勒斯坦斗争的暴力抵抗必须全境化、全民化和全球化。包括西岸，也包括耶路撒冷和被称作“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在一切巴勒斯坦的历史领土上，针对非法政府、占领军队和殖民定居者的暴力斗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不是一部分人袖手旁观另一部分战斗，也不可能是一部分人等待着另一部分人来解放自己。
在其它阿拉伯国家——如果认为现在统治的独裁政府是以色列的代理人政府，在西方欧美社会——如果认为西方国家联盟的不遗余力支持是以色列压迫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如果认识到巴勒斯坦斗争的本质是一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人类斗争，巴勒斯坦斗争必须暴力化。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制造破坏和混乱，对全球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发动攻击，以正义的暴力来对抗非正义的暴力。
暴力抵抗的理由只是一个：压迫是暴力的。暴力抵抗全球化的理由也只是一个：压迫者是同一个。这不是10月7日之后才被发现的道理，这是从切·格瓦拉到本·拉登，从艾哈迈德·亚辛到伊斯梅尔·哈尼亚从未被放弃的道路。
为什么说巴勒斯坦解放是必然的
把巴勒斯坦解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和平进程”或某个大国的支援上，这如同把这一希望寄托给阿拉伯民族主义、穆斯林宗教感情或者以色列大发慈悲，一样地荒诞。就像速胜论与悲观论一样地错误。
不仅在根本上，就从未存在过一个平等的国际秩序或什么公正的国际机构，而且从很早起，世界上已无国际主义，有的只是霸权的谋求或鸡贼的算计。至于民族主义或宗教感情（其实不过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它自身的自私基因决定了它的不可靠。否则，巴勒斯坦问题不需要等到今天。
至于相信美国的调解人角色并对之抱有幻想的人，可能忽视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即从去年10月7日以来我们一直在说的：这场种族灭绝事实上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以色列不过是一个执行单位。
地缘政治是一个现实，但要用好它需要雄才大略者的高瞻远瞩，而不是鸡贼小贩的鼠目寸光。西方文明优越论者和东方民族主义者总是恼恨我们不肯听信他们的婆心苦口，但听信了他们我们就傻了。我们也总是遗憾地意识到他们不仅不懂得民主和文明的真谛，也看不见全球化时代的实质。
巴勒斯坦解放所能依靠的根本力量或者决定性因素，依然只是巴勒斯坦人自身的抵抗。对此，我们不必盲目乐观也不必过分地悲观。眼下，巴勒斯坦人正在经历着一场可以称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几乎可以说这是自1948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但需要意识到：这更是一场韧性与意志的较量。事实证明了我们无法低估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韧性与意志。
像许多人一样，我们也曾犯了低估的错误。去年10月7日的当天，私下里我的判断是：以以色列的一贯凶残风格，哈马斯作为军事组织在加沙恐怕撑不过一周。对以色列的凶残程度我一点也没低估，但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韧性和意志大大地低估了——超过十个月之后，他们依然打得有声有色。
2024年8月5日，以色列军方称：有 15 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南部发射至边境附近的以色列非法殖民定居点
因此，不必过于专注于战地现场的一时胜败，如果能够用历史性眼光，从战略的角度来考察10月7日以来的事情，你将有惊人的发现：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所付出的残酷牺牲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不打折扣地，哈马斯完全实现了它最初的战略预期。
早在10月7日前一年里，策划并指挥了这场袭击的叶海亚·辛瓦尔就对这一行动的战略后果作出了预言性的判断：“在未来有限的几个月里，估计不会超过一年，我们将迫使占领者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我们迫使它执行国际法，尊重国际决议……要么我们将使这一占领处于与整个国际意愿相对立、相冲突的状态，迫使它陷于最大限度的孤立，结束它与整个地区、整个世界的融合进度，结束数年以来抵抗运动在各个战线上所面临的崩溃局面。”
眼前的事实已然证明：这一目标超出预期地实现了。以色列顺服地遵循了哈马斯的剧本设计，也遵循了过去数百年里一切欧洲定居者殖民统治灭亡的传统路径。不仅一次次把自己送上国际法院的被告席并一次次败诉，也实现了它在外交上的空前孤立，甚至连它忠实的代理人政权沙特阿拉伯最近也宣布：在下任美国总统上台之前，暂不考虑与以色列“正常化”议题。
但就停止支持以色列、结束巴勒斯坦人苦难而言，我们不对美国总统换届抱丝毫的幻想。因为我们宁愿相信美国实现了共产主义，也无法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将会抛弃以色列。然而，即使今天的全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治，美国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的主宰者——以色列灭亡、巴勒斯坦获得解放的历史进程不以美国政府的意愿为进退。
而此刻，全世界焦急等待的伊朗报复行动，除了可能给脆弱的全球安全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之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放巴勒斯坦。这好比历任以色列领导人都相信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所带来的威慑效力，却从未意识到：抵抗是事关巴勒斯坦人集体命运的事业，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事业。
历史仍在继续，沿着残酷但绝非悲观的既定路线——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继续战争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停止战争意味着吞下失败及其后果，后果包括以色列及其阿拉伯代理人政权的土崩瓦解。因为这场“报复战争”、特别是当卷入地面战争，已经对以色列自身及其阿拉伯代理政权产生了生存性影响。
战争继续，杀戮和压迫继续，抵抗也将继续——那么，巴勒斯坦的解放就成为了必然。
2024年8月5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