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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需要用一种基于人权的方法来应对损失与损害，同时还需要谈谈军事排放及支出的问题，玛丽亚·赛义德写道。
▲ 在COP29现场，参会者呼吁更多气候融资。图片来源： Indigenous Climate Action / Flickr “只有贫穷国家才会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十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刚经历了“海伦妮”和“米尔顿”两场飓风，紧接着西班牙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洪水侵袭，这些事件表明与气候有关的损失与损害并不分贫富，并凸显了采取全球气候行动的迫切性。 在巴库召开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气候融资是讨论的焦点。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人们仍在某种程度上期待着更大胆的气候行动。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乔·拜登于2021年推翻了这一决定）。 特朗普的第二次胜选很可能会增加化石燃料产量，而且他还承诺“取消《通胀削减法案》下所有未使用的资金”。该法案旨在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减少化石燃料消耗，转向清洁能源。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3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词 中强调的那样：“世界承受不起拖延、优柔寡断或半途而废。” 一条潜在的新出路 过去二十年，尽管气候融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未达标。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工业化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较贫穷国家提供的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然而，如何履行这一承诺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工业化国家声称的筹资方法受到了激烈的批评。2022年，这一目标在推迟两年后终于正式实现，但路透社后来的一份报告揭示，资金的分配存在可疑之处，大量资金被投资于燃煤电厂、酒店、巧克力店、一部电影和机场扩建，这让目标的实现备受质疑。在缺乏官方指导方针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 此外，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2022年提供的1159亿美元气候融资中有219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许多资金更像追求短期利润和增长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基于人权的长期策略。 ▲ 在西班牙派波尔塔镇，志愿者们正在清理泥泞的街道。十月末，瓦伦西亚地区遭遇暴洪，造成200多人死亡。有关部门称，本次暴洪是西班牙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图片来源：Davide Bonaldo /ZUMA Press /Alamy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同意到2025年设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简称NCQG）。这将是本次气候变化大会的一个决定性问题。 NCQG的设立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害。例如，所罗门群岛每年都要遭受飓风的破坏，并且还要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可能会抹去其身份、历史和文化。 确保“新的和额外的”气候融资不会减损现有的发展援助。 财政资源与《巴黎协定》目标对齐，重点放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气候适应能力上。 尽管这些措施很重要，但1000亿美元的象征性目标未能落实，严重削弱了最近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国际政治互信，各国分歧明显，会议议程进展缓慢。 债务负担与公众支持危机 迟迟无法实现商定的气候融资目标，使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况之中。随着化石燃料投资的继续增长和清洁能源投资的不断增加，这也关系到了关于全球优先事项的更广泛辩论。 根据联合国2023年《全球贸易和发展报告》，化石燃料企业 61%的贷款来自发达国家的银行。报告称，其中大部分贷款用来支持面向全球少数消费群体的出口导向型项目。例如，非洲的油气主要是供欧盟消费，利润则流向了跨国公司。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仍在推行向公众收取减排费用的措施，这有可能削弱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 此外，2022年的910亿美元的公共气候融资中，有69%是以市场利率发放的贷款。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新分析 ，58个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当年将一半的气候融资用于偿还债务。负债可能导致国家削减公共服务，而用于偿还贷款的每一分钱都没有投资到可以应对损失与损害的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上。
错误的优先事项 今年的气候变化大会被东道国阿塞拜疆称为“和平大会”，但在有关损失与损害的讨论中，军国主义这一最紧迫却长期被忽视的议题仍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 与气候融资迟迟不能兑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军费开支不断飙升。正如经济学家玛利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言：“求胜心切是打仗从不缺钱的原因，无论是在世界大战、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中。资金似乎总能为此创造出来。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心态没有理由不能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2023年，全球年度军费开支前所未有地达到了2.24万亿美元。与之相比，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显得微不足道。美国去年军费支出约为9160亿美元，是其气候融资承诺拨款的五倍。美国既是最大的军费支出国，也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政府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有70%来自其军事行动。2021年，其军事行动至少产生了约1亿吨的排放量，超过了智利该年的总排放量。 然而，军事排放不受《京都议定书》国际报告要求的约束，而根据《巴黎协定》， 提交军事排放报告是自愿的。 最近的一份报告介绍了让发达国家每年为NCQG筹集5万亿美元的方式，其中建议将公共军事支出的20%重新分配并对武器销售征税。 军备竞赛不仅推高了国防承包商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还从社会和经济上加剧了对气候脆弱国家的压迫。 我们敢于改变什么？ 在巴库的NCQG讨论结束之后，下个月，国际法院将就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正义案件举行公开听证会。关键在于，二者都应采取基于权利的方法来解决损失与损害问题，这就要求优先关注融资改革的质量和透明度。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属于“气候融资”的贷款都必须用于绿色项目，而不是化石燃料。资金承诺和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之间的分歧亟需解决。与此同时，必须明确由谁来支付费用，以及谁应该优先获得支持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捐款的自愿性质。 这些融资承诺不应脱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中规定的责任。这两个国际协议都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对损失与损害的支持是当务之急。 最后，包括军事和武器部门在内的关键行业的脱碳必须被坚定地纳入议程，特别是在考虑到如何优先调配财政资源以支持损失与损害基金时。 只有通过这些果断行动，我们才有希望充分应对和气候有关的损失与损害带来的日益紧迫、日益艰巨的挑战。 ■ 玛丽亚·赛义德（Maria Syed），来自巴基斯坦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常驻柏林，交互媒体基金会（Interactive Media Foundation）气候正义运动 “不仅仅是摄氏度” （Not Just Celsius）的研究员。她还为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提供女权主义财政政策框架方面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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