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顾:中美气候合作的历程与启示

文摘   2024-11-06 08:00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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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贝蒂,泰勒·布兰德


回顾中美气候合作历程,我们能从中发现推动未来合作和全球进展的三个关键经验。

  
2014年11月,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参与中国国宴,此前中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在气候变化合作上的承诺。图片来源:Pete Souza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和美国促成了多项突破性的气候协议和政策创新。从1997年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到2023年签署《阳光之乡声明》,这一双边环境关系不断适应着政治变化。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年的合作揭示了三个对于未来双边关系及其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

  经验一:国内气候政策
建立和强化国内气候政策对推动双边合作至关重要。例如,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中国在解决国内空气污染危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包括减少煤炭使用,实施了首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这些努力也得到了中美两国广泛互动和支持,推动双方促成了2014 年和2015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2014年的联合声明是经过精心幕后外交的谈判成果,主要由约翰·克里和解振华推动。他们深知将该声明描绘为两国共赢的重要性:中国可以展示其国内空气污染治理改革,而美国可以加强其全球气候领导力。双方高层的承诺推动了中国提高了其对《巴黎协定》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并接受了该协定下的透明度措施。在美国,尽管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虽然最终被搁置,但它展示了美国对减少排放的坚定承诺,并为进一步展开国际气候合作铺平了道路。
中美两国加强国内议程时,也激励其它国家提升其自身的气候承诺。两国通过这些双边协议表现出的领导力不仅推动双方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还为《巴黎协定》的成功通过营造了势头。这种互动展示了国内进步可以推动国际合作,反之亦然,进而增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气候行动。
但它也有两面性。与信任一样,相互怀疑限制了双边合作的范围和效果。例如,在2021年和2023年约翰·克里访华期间,中国对美国履行气候目标的承诺明显表现出了疑虑。中国谈判代表指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于2021年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前车之鉴。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最近在减少煤炭消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美国仍对中国继续依赖煤炭表示担忧。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有责任通过强有力的国内气候行动继续展示领导力。这些行动可以进一步重建信任,并为双边和多边气候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经验二:双边协议和制度框架

中美气候合作深深植根于既往的双边协议和制度框架,这些协议和框架为合作提供了结构性和连续性。

1997年成立的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为两国持续互动奠定了基础,并将重点集中在双方共同的环境目标上。2008年,《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承诺,推动了长期合作,并解决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关键问题。
制度框架一直是维持中美气候合作的关键。2013年,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成立为气候问题的持续对话提供了正式框架。同年签署的国家发改委-加利福尼亚谅解备忘录(MoU)等次国家级的倡议,则激活了这一层面的合作。中国和加州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表明,地方层面上的努力可以绕过高层政治僵局,并推动国家履行承诺。
然而,地缘政治的波动考验了现有的中美气候合作基础“设施”。2022年,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对台湾进有争议的访问后,气候谈判暂停(次年重启)。尽管如此,次年的《阳光之乡声明》体现了双边协议在保持气候行动势头和设定新方向方面的持久重要性。
今年5月,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访问美国。紧接着,9月初美国最高气候外交官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访问中国,主持召开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会议。这进一步表明,尽管存在更广泛的政治紧张局势,制度框架能帮助保持频繁的互动。波德斯塔和刘振民之间的持续关系被视为在领导层更替和地缘政治变化中保持连续性的关键因素。尽管地缘政治挑战可能会干扰合作,但结构化框架为恢复和维持合作提供了途径。

  经验三:关键人物
每一项重大突破或协议的背后,都有着连接国家利益的人际关系。中美气候合作一直离不开关键人物关系和行动的支持。
约翰·克里和解振华的合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两位前气候特使在过去十年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即使是在地缘政治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刻也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当美中关系广泛恶化时,他们保持沟通的能力体现了个人外交的力量。他们努力促成《阳光之乡声明》,并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将该声明的一部分内容纳入到《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的成果文件中。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和中国前气候特使解振华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交谈。多年来,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是推动气候合作的关键力量。图片来源:周磊/新华社/Alamy
中美双边议程中都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并督促发布了2014年(中国在声明中预期了其2030年碳峰值目标)、2015 年和 2016年的联合声明。尽管双方在其他领域存在分歧,但都认识到气候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也促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
而在次国家层面,时任加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率先采取了州级气候行动,并将这项工作纳入了加州与中国的关系之中。2003年至2011年担任该州州长的施瓦辛格认识到在气候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积极寻求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地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担任州长期间,他与中国官员和地方干部进行了接触,以促进气候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和最佳实践交流。
中国和加州的气候合作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州长加文·纽森等人。去年访华时,纽森成功促成双方签署了一份有关进一步加强次国家层面合作的宣言。

  中美气候合作下一步怎么走?
近年来,将气候问题与双边关系中其他存在争议的问题分离开来越来越难。国家安全风险、贸易和经济竞争、技术争端和地缘政治不稳定都有可能限制中美气候议程。
但气候危机不会等待这些紧张局势平息。两国将更广泛的消极动态放在一边,支持气候行动已有先例可循。例如,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上,中国和美国在同一天成功地协调了各自的气候承诺,最终使大会免于失败。2023年的《阳光之乡声明》还包括了在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这两个双方都看好的领域开展创新合作的内容,即使当时双方关系正处于历史低点。
中美气候合作将何去何从目前还很难说,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双方仍有希望推进共同的气候目标。11月11日至22日举行的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将至关重要,这是美国大选后的首次重大多边会议。它既有可能为中美重启合作奠定基础,也有可能在两国未能统一目标的情况下加深分歧。
持续的挑战依然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供应链脆弱性、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破坏双边气候努力,阻碍全球气候进展。
然而,这些障碍中也存在着机会。在两国努力应对日益加剧的极端天气影响之际,气候适应和气候韧性的共同紧迫性可能会为持续的气候合作开辟一条新途径。这一共同点植根于共同的脆弱性,可以激发超越政治紧张局势的创新解决方案,推动有意义的全球气候行动。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两国的意愿,而这一点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王贝蒂,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气候项目高级官员。

■ 泰勒·布兰德,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中国气候中心高级项目官员,也是ASPI中国分析中心的气候与环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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