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元首出席2023年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开幕式。此类会议仍缺乏女性担任强有力的重要角色。图片来源：SOPA Images / Alamy随着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有一件事一如既往：男性在气候谈判中占据大多数席位。自1995年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柏林召开以来，近3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女性代表在与会者中所占的比例仍停滞在三分之一左右。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omen’s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在去年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女性在各国代表和代表团团长中的占比分别为34%和19%。相比之下，16年前的第1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4）上，女性代表占比为31%。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性别问题纳入气候行动主流，但进展微乎其微。 为何缺少女性代表？今年1月，COP29组委会提名了28名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男性，没有女性。在此举引发了人们严厉的批评之后，组委会新增了12名女性成员。成立于2020年的“女性改变气候”（She Changes Climate）是一个提倡气候谈判中性别平等的组织。该组织称，最初的决定是“一种倒退”，并要求女性在委员会中得到平等的代表：“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其中一半人。”专注报道气候变化、环境和性别问题的记者、媒体发展专家阿菲亚·萨拉姆（Afia Salam）告诉对话地球，确保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往往需要采取激烈的措施，例如巴基斯坦的“闯进委员会会议（gatecrashing committee meetings）”运动。萨拉姆说：“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国际气候谈判中男性代表的数量远多于女性，这与代表所在的国家的重要位置上和决策过程中往往缺少女性身影这个历史包袱有很大关系。”这全球领导层的性别失衡直接体现在了气候谈判中，各国代表团的性别构成反映了其国内政府的性别差异。在南亚，议员中女性的比例仅为16.6%。全球各国的内阁部长中女性仅占23.3%。更糟糕的是，她们负责的工作通常局限于性别、家庭与儿童、社会包容与发展，以及土著与少数民族等事务。尽管这些事务十分重要，但无法像金融和能源那样设定议程。与性别角色和责任相关的社会限制是一大障碍。新德里的琴坦环境研究与行动小组（Chinta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Action Group）创始人兼主管巴拉蒂·查图维迪（Bharati Chaturvedi）解释称：“女性不是一个同质群体，不同女性生活的环境不同，背景不同，工作职责、家庭责任也各异。”她还说：“谈判代表不一定是来自重要政府部门的女性，所以她们可能需要花好几个晚上作准备，然后离开两个星期，这会让她们有好几周的时间都无法承担家庭责任。”
女性能为气候谈判带来什么？在南亚地区，女性不仅是家务和照顾家庭的主力军，同时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占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43%，而农业对南亚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更高。这就更有理由让她们参与到气候行动中来。萨拉姆强调了气候变化政策和适应措施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忽视问题。“发生灾难时，类似救援包这样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女性的需求。”萨拉姆称救援包“通常不包括卫生巾、内衣、毛巾、化妆棉、肥皂等基本的卫生必需品，也没有孕妇和新手妈妈需要的特殊营养品和尊严工具包。面对救援包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人们已经开始介入填补这一空白。”萨拉姆指出，让更多女性参与气候讨论会为其他边缘群体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方案：“既然一直主要由女性来负责照顾别人，那么她们也会考虑儿童和老人。由女性制定的解决方案更可能具有包容性。”查图维迪说，女性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就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事关气候减缓战略、适应措施和倡议融资等问题关键决策的技术空间。这会让她们在决策中发挥重要的外交作用。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人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前巴基斯坦气候部长雪莉·雷曼（Sherry Rehman）就是杰出代表之一。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她作为七十七国集团主席领导了七十七国集团关于损失与损害的谈判。在此次大会期间，各国做出了设立专门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承诺。与此同时，来自印度的环境政策研究员苏尼塔·纳兰（Sunita Narain）曾在COP28主席苏丹·贾比尔（Sultan Al Jaber）的顾问小组任职。作为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的总干事，纳兰一直倡导在考虑温室气体排放时需认清历史责任。 不只是数字然而，仅仅让女性参与气候谈判并不能保证产生影响或带来系统性变化。查图维迪对让更多女性参加气候变化大会就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假设持谨慎态度，因为战略决策权往往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更好的结果是把性别利益纳入谈判。”她说。萨拉姆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女性在谈判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比数字本身更加重要。“以前也出现过具有强大领导能力的女性，但只是个别现象，不是常态。”更广泛的问题在于气候变化大会本身的性质。许多人质疑大会在推动气候行动取得实质进展方面的有效性，尤其是在民间社会团体面临限制的情况下。查图维迪指出：“打压抗议活动的时候，也打压了很多女性的声音，因为有很多女性参与了这场正义的对话。” 关键是合作没有区域合作，政治危机会加剧气候危机。萨拉姆强调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迫切需要展开跨境合作。“虽然大家都是独立的国家，但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们有河流跨境，所以面临类似的水资源问题。德里和拉合尔都有同样的空气污染问题。”尽管由于复杂的政府间关系，促成此类合作具有挑战性。但查图维迪认为，必须更多地投资于女性团结以及信任构建上。“民间社会的力量源自团结，而这种团结则来自小组讨论和对话。”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去年，COP28主席国敦促各缔约国组建性别平衡的代表团。各国还一致同意在本月举行的公约附属履行机构第61次会议上完成对加强版性别问题利马工作方案（Lima Work Programme on Gender）执行情况的最终审查。2014年在秘鲁举行的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0）通过了这一方案，目的是促进性别平衡，确保女性的平等、实质性参与。“女性与性别”组织（Women and Gender Constituency）通过一封公开信，敦促COP29的谈判代表们把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纳入气候政策，同时消除阻碍女性充分参与气候谈判的障碍。时间会证明性别平等是否真的在气候变化决策中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