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与内战干预 | 国政学人

与反叛组织相比，政府在内战中拥有结构性优势，其中之一是其更易做出可信的国际承诺，并可利用外交政策承诺激励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支持或拒绝支持反叛组织。

通过分析1975年至2017年间国际社会对内战的干预，本文发现不同类型的联盟与支持政府的干预存在关联，且在联盟间存在差异。拥有协商承诺的联盟与提供物资、培训、情报等非军事支持的干预有关联，而防御条约则与军事和非军事支持均有关联。非侵略和中立条约的成员国虽然不太可能干预以支持政府，但更不可能支持反政府武装。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联盟可以因国家内部威胁而形成，具体表现为旨在帮助政府击败叛军的具体协议，这些协议成功地激励了预期行为。联盟不仅仅是共同利益的产物，也可能是国际交易的结果。国家安全政策的宗旨既包括保护国家面受外部威胁，也包括保护统治者免受内部威胁。政府利用国际安全政策维护国内外现状，进而影响人们对内战和联盟政治的理解。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针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国内冲突动机进行文献回顾；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联盟之间的关系以及联盟对亲政府和反政府的内战干预的可能性提出假设；再次指出在大样本分析中评估假设的研究方法；最后介绍实证分析结果并得出结论。

文章指出，尽管内战主要在国境内展开，但其负外部性（如人口迁移、经济破坏和冲突扩散）使其常常波及国际社会。内战可能导致政府更迭，进而影响外部行为体的政策利益，因此外部行为体常常介入内战，支持政府或反政府武装。

本文将军事干预定义为：为增强一方军事实力和行动能力而提供的资源，需要具备自身主动性和接受方的默许。干预形式既包括派遣军队参与直接战斗，也包括提供训练、武器、情报和物资等非军事支持。大量文献已证实外部支持会影响内战结果和严重程度，理解内战离不开对第三方干预动机的理解，尤其是在绝大多数内战都存在国际干预的背景下。

以往研究虽然也指出盟国更可能干预内战，但通常将联盟视为多种共同国际利益的替代指标。本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军事联盟是明确的契约，能够在特定军事危机中提供或拒绝支持，有时也包含对内部威胁的回应。不同类型的联盟协议具有不同的效果，简单地将承诺差异巨大的联盟进行汇总，会得出对盟友协助政府应对内部挑战倾向性的误导性结论。某些联盟与内战干预几乎无关，而另一些联盟则旨在为干预铺平道路或阻止干预。换言之，某些联盟会增加内战国际化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则会降低这种可能性。

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将联盟分成协商承诺、防卫条约和中立/非侵略条约三种类型进行探讨，以检验其对内战干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后续的实证分析来验证，以解释为什么某些联盟会增加内战国际化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则会降低这种可能性。

研究旨在检验关于不同类型联盟与内战干预之间关系的假设，通过选取1975年至2017年间的内战干预案例，构建了“内战干预机会”样本，即在内战发生期间，所有其他国家对该内战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三个来源：（1）Uppsala冲突数据项目（UCDP）武装冲突数据库用于识别内战事件；（2）UCDP外部支持数据集 (ESD) 用于识别各国对内战各方的外部支持，区分军事支持（派遣军队）和非军事支持（物资、训练、情报等）；（3）联盟条约义务和规定 (ATOP) 数据集用于识别国家间的联盟关系及联盟协议中不同类型的承诺。

该研究的因变量为内战干预行为，分为三类：支持政府、支持反政府武装和不干预；进一步细分为：政府军事支持、政府非军事支持、反政府军事支持、反政府非军事支持和不干预，以更精细地考察干预行为。自变量为不同类型的联盟承诺：存在协商承诺的联盟、存在防御承诺但缺乏协商承诺的联盟、以及存在中立/非侵略承诺的联盟。研究中对联盟承诺的编码将多重联盟关系纳入考量，并确保只统计潜在干预国对内战国的承诺，以避免双向承诺或对第三方国家的承诺造成的偏差。

此外，研究还纳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实力（CINC）、与内战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与内战各方的族裔联系、前殖民关系、地理距离以及其他国家对内战的干预等，以控制可能影响联盟形成和干预决策的其他因素。由于因变量为多分类变量，研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运用多种方法（如倾向性得分匹配）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以提高结果的稳健性。

作者在研究中利用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基于表1-2的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联盟与内战干预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运用图1-3，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关键变量对干预概率的影响。

表1展示了联盟类型对政府支持和反政府支持干预概率的整体影响。结果显示，与没有联盟相比，防御条约显著增加了对政府的支持概率，而非侵略/中立条约则显著降低了对反政府力量的支持概率。协商承诺型联盟的影响介于两者之间。

表2则细化了分析，将外部支持细分为军事支持和非军事支持，分别考察不同类型联盟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防御条约显著增加了对政府的军事和非军事支持概率；协商承诺型联盟主要增加了对政府的非军事支持，对军事支持的影响较小；而非侵略/中立条约显著降低了对反政府力量的军事和非军事支持概率。

表1-2表明：拥有协商承诺的联盟显著增加了对政府的支持干预概率（支持假设H1a），尤其是非军事支持（支持假设H1b）；防御条约也显著增加了对政府的支持干预概率（支持假设H2a），并且增加了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支持假设H2b）；中立/非侵略条约对政府的支持干预概率影响不显著，但却显著降低了对反政府力量的支持概率（支持假设H3a和H3b），尤其是在明显可见的军事支持方面。

图1-3则展现了不同联盟对干预概率的具体影响程度和方向。图1显示了不同联盟类型对政府支持和反政府支持概率的影响，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不同联盟类型对政府支持和反政府支持中军事和非军事支持概率的影响。

图1-3表明，防御条约对政府军事支持的提升幅度显著大于协商承诺型联盟，而中立/非侵略条约对反政府军事支持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与表1、2的回归结果相互印证。

既往的内战干预研究没有关注联盟的内容及其与特定干预行为的关系。在联盟行为中，政府为获得自身主观所需的支持而进行谈判，并在必要时利用这种支持。联盟不仅倾向于维护国际现状，还是保持国内现状的重要工具。作者重申了其研究的重要发现，即不同类型的联盟对内战干预的影响显著不同。拥有协商承诺的联盟更可能促成对政府的支持干预，特别是提供非军事援助；防御条约则更可能导致军事和非军事支持；而非侵略/中立条约则显著降低了支持反政府势力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需要明显行动（如派遣军队）的情况下。这些发现支持了文章的核心论点：（1）联盟并非简单地反映共同利益，而是政府为应对内战威胁而与盟友达成的策略性安排；（2）政府可以通过缔结不同类型的联盟，影响其他国家的干预行为，以达到维护自身政权和国际现状的目的。

本文为内战和联盟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政策启示，同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文章提出可以深入研究不同类型联盟的形成机制和样本选择偏差，探索更多类型的内战干预行为，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其他冲突类型，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理解政府在内战中运用联盟机制的策略。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国际承诺

Pro-government intervention

亲政府干预

Consultation commitments

协商承诺

Defense pacts

防御条约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多项式对数回归

校对 | 高锐前 欧阳昉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颜鲁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