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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的第一天，欧洲再次卷入了大陆冲突。与其他战争一样，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分析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存在诸多学说，有人认为缘自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并非独立事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历史学家P.M.H.贝尔广泛考察了对二战起源的各种解释，并对所有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并未强调某一特定人物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而是着重分析了一战为欧洲留下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他从“三十年战争说”、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和战略力量入手，全面廓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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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第三版）
P.M.H.贝尔 著
杨光海、丁山 译
ISBN：978-7-100-21958-7
定价：89.00元
作者简介
P.M.H.贝尔（P.M.H.Bell），英国欧洲近现代史专家，利物浦大学荣誉高级教席享有者，长于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著有《法国与英国（1900—1940）：协约与疏离》、《法国与英国（1940—1994）：长分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自1986年首版后多次再版，是其重要代表作。
译者简介
杨光海，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系教授，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参与翻译《二十世纪世界史》。
丁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一些根本性问题始终吸引着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为何德国会以如此坚定的意志和粗暴的方式推行扩张主义的政策？为何其他大国在如此长时间内采取忍让的态度，以至于最后不诉诸战争手段已无法遏制德意的扩张？
欧洲近现代史专家P.M.H.贝尔的这部名著，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形成时期以及相关争论的综合性研究。作者在书中致力于考察对二战起源的广泛解释，审视那些制约政治家、左右民众情绪的隐秘力量，从而促进有关战争根源的理论建构。
本书是研究战争起源的经典之作，自1986年首版以来，广受好评，常销不衰，2013年已出版至第三版。
本书目录
内容试读
所谓“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由于1914—1918年大战之后的形势所迫，另一场大战早已不言自明。“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不仅被用来解释这场大战，也被用来解释其他一些战争。这个观点尤其频繁地出现在民主德国出版的著作中，旨在揭示希特勒只不过是那些企图通过控制欧洲市场和资源来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和工业巨头的工具。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指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某个时候开始（至于具体何时，有人认为要早一些，另有人则认为要晚一些），大战看起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这种“大战不可避免论”一直受到不同意见的反对，其典型表现就是丘吉尔的“大战并非必然说”。他在其著作中写道：“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在就应该如何给这场战争定名公开征求意见。我脱口而出：‘一场并非必然的战争’。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更容易被制止住……”纳米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危机的爆发与其说在于危机自身的严重程度，不如说在于各国面对这场危机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当德国再一次踏上统治世界的征程时，它发现欧洲已虚弱无力，四分五裂。在多个紧要关头，原本无需做出过多努力和牺牲，德国的这一图谋就可以被制止住，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是欧洲政治的失败……欧洲以外的国家既无信心，也无意愿提供及时、有效的抵抗，甚至连足够的反感和抵触之心都没有……是忠实追随者和绥靖者们帮助了希特勒的事业。这是欧洲道德的失败。
丘吉尔和纳米尔都主张，从一开始就应当对德国采取抵抗行动。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在某些时刻采用武力威胁或是小规模使用武力的办法，那么德国的力量就有可能得到遏制。由此便有了“坐失机会”的理论观点。例如，如果能在早期阶段对德国重新武装的势头加以阻止，它就会因此失去所依靠的军事力量，其他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按照这一理论观点，最有利的一次机会出现在1936年3月德国进驻莱茵非军事区之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需采取一次“警察行动”就够了。如果法国当初——最好是在英国的支持下——派军队开进菜茵，德国人就会立刻撤退，希特勒就会倒台，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另一次机会出现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关于这一次机会，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如果当时西方大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能够对德国表达坚决的反对态度，就完全有可能迫使德国止步，而从最坏的结果看，即使这样做引发了战争，与1939—1945 年发生的战事相比，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会缩短，打赢的难度也会降低。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当时英国政府能够发表一项反对声明，就有可能引发德国国内的反对派发动一场针对希特勒的政变，从而把这位独裁者赶下台。针对这一观点近期的一位支持者帕特里西娅·米汉总结道：“1938年德国国内未能发动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政变，其悲剧就在于，此时成功的机会最大，失败的风险最小。”“坐失机会说”经常被引用的最后一个事例是 1939年5—8月英国、法国、苏联三国为结盟而举行的谈判，因为这场谈判本来可以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希特勒放弃发动战争。
“坐失机会说”对于事件的解释与“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一些说法实际上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归根结底都是时机问题。错过了时机，此前能够避免的也会变得无法改变。丘吉尔在他的著作中用简短的一两段文字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概括。他写道：“只要希特勒的德国被允许重新武装，而协约国及其以前的联系国又未能予以积极干涉，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几乎会爆发……到那时，法英两国所能做的几乎就只剩下坐等德国发动挑战了，然后再尽其所能，加以应对。”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坐失的机会”。这一把两种极端情况融合在一起的做法在英国人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这主要是受丘吉尔著作的影响，并且作为一种对“二战”起源的解释它已被广泛接受。这场冲突本来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被避免，但在错过之后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节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第四章第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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