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勇：西欧“封建”的起源、发展与衰落
文化
2024-12-06 21:25
安徽
随着日耳曼人南下入侵罗马帝国，在风雨飘摇的帝国废墟之上兴建起大量的早期蛮族国家，这其中尤以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最为强大。公元481年，克洛维成为法兰克国王，开启了墨洛温王朝统治，西欧封建制生产关系雏形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 “封建”在法兰克的起源历史悠久，在早期法兰克王国时期，国王就曾尝试将土地授予给自己的亲臣和修道院。到了墨洛温王朝时期，随着封建混战不断，大批自由的法兰克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和自由，这些资源不断被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农民不得不投身于贵族地主门下，成为他们的亲兵家丁，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委身制”的社会关系。委身者须向封建地主尽义务，庇护者则为他们提供膳食、武器等。到了王朝后期，逐渐又将王国土地分给他们，视为自己的封臣，允许其“食邑租税”，这便是早期封君封臣的最早雏形。但这种分封下，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关于这一时期的封建雏形，可见诸于日耳曼部落习俗明显的早法兰克王国时期习惯法汇编《萨利克法典》。 到了法兰王国末期，国王多沦为事实上的傀儡“懒王”，他们不理政事，作为王室管家的宫相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7世纪末，王国分裂为三块，来自法兰克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丕平战胜对手，成为全国唯一的宫相，至此，墨洛温王朝已名存实亡。 丕平一世虽然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但也只是名义上完成统一。法兰克自身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国内大贵族的叛乱势力依旧存在，国外势力也对王国构成威胁。715年，丕平之子查理·马特在危难局面下继宫相位，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开始推行“采邑”改革。首先是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分封给前线将领，供其终身食邑，但不能世袭，身死则收回，作为回报，受封者必须无条件服骑兵役。面对归降的将领，则允许其继续享用原有的土地，但前提是必须对国王效忠。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分封下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的弊端，打造了一支忠诚度极高的精锐军队。732年，在普瓦提艾战役中，马特的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军队，正是这场改革的最有力的成果检验。 741年，马特去世，其子“矮子丕平三世”在政治斗争中获胜，751年，在全国贵族会议上利用教皇斯蒂芬二世的声明，废黜墨洛温王朝末王“笨人”希尔德里克，推选自己当选为国王，开启了加洛林王朝统治。754年，教皇赠予其“罗马贵族”头衔，作为回报，丕平将拉文那等二十多左城池赠予教皇，从而奠定了教皇国基础，这也是世俗王权和教权第一次合作的典范。 加洛林王朝进入查理曼大帝时期到达极盛，也是封建制全面形成阶段。这一时期，“采邑”被“封土”一词取代，封土也不同于之前的采邑，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被受封者后代加以继承，直到十一世纪，更是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这种以土地、契约为纽带的金字塔层级关系，使得欧洲社会从古日耳曼部落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向为服从法律、忠诚君主，在长时期内对维系帝国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为中古时期的欧洲社会找到了一条“正确”、“有序”的道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但同时，这项制度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也成为导致中世纪欧洲陷入分裂割据的政治制度根源。843年，查理曼大帝去世，其帝国亦被一分为三。 封君封臣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其特有的庄园经济。随着罗马帝国陷入到“三世纪危机”，一股“逆城市化”潮流出现。这一时期城市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蛮族南下侵扰。为了自保，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城市，转而前往乡村，躲进城堡，乡村经济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庄园取代城市成为经济中心。这一时期的庄园构成了中古时期欧洲社会的基层社会秩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事实上一辈子都生活在庄园内，他们过着一种“独立自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中世纪欧洲庄园全面普及，其更类似于一个“独立小王国”，有着自己的土地、人口和行政管理体系，多以河流、悬崖峭壁为天然分界线，从而形成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封建生产关系。随着城市经济兴起，商品货币关系得到发展，十四、十五世纪的民族意识萌芽，尤其是以“阿维农之囚”为节点开启的世俗王权不断强化，庄园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制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序幕，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找到了一条“正确”、“有序”的道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正如法国史学家勒高夫所言，“中世纪固然是一个充满暴力，生活条件严酷的世界，但同时也是特别具有创造力，奠定西方文明发展基础的时代”。（作者：杨小勇，全文1871字）![]()
